西方盟军对德国“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意义即影响是什么？
西方盟军对德国“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与其说是对个体行为的简单定性，不如说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思潮的一次深刻的诊断与清算。其意义和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触及了战后德国的重建、德国与世界的关系，乃至国际社会对战争责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一、 定性“年轻的追随者”：不仅仅是年龄，更是被洗脑与被动参与的标签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西方盟军使用“年轻的追执者”（Young Followers/Junior Followers，具体翻译可能略有差异，但核心含义一致）这个词，并非仅仅指涉德国年轻一代的普通士兵或公民。它更侧重于那些在纳粹宣传和军事动员下，缺乏独立判断能力，被灌输了纳粹意识形态，并积极或消极参与到纳粹体制中的年轻人。
这个判定包含了几个关键层面：
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盟军认识到，在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下，教育系统、宣传机器和社会环境都围绕着纳粹主义展开。许多年轻人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缺乏接触其他思想和信息的渠道，因而被动地接受了纳粹的仇恨言论和极端思想。将他们视为“追随者”而非“积极的倡导者”，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他们是历史洪流的被动承受者。
缺乏选择的困境： 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德国青壮年被大规模征召入伍，很多年轻人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或者为了所谓的“保家卫国”的责任而参战。他们可能并非出于深刻的纳粹信仰，而是迫于形势或集体压力。
责任的区分： 这一判定也暗示了一种责任的区分。与那些纳粹核心领导者、狂热的纳粹党员以及直接犯下战争罪行者相比，“年轻的追随者”的罪责可能被认为相对较轻，或者更侧重于“思想改造”而非严厉的惩罚。
二、 判定意义与影响：重塑德国，也影响世界
这种判定对战后德国和社会产生了多方面、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对战后德国的重建与改造：
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的策略调整： 在初期，盟军的去纳粹化政策旨在彻底清除纳粹思想和相关人员。但随着对大量年轻士兵和公民的审视，盟军意识到简单地将所有参与者一概视为罪犯是不切实际的，也无助于国家的稳定与重建。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为去纳粹化策略的执行留下了更大的灵活性，区分了不同程度的责任，将重点放在了对被动参与者的教育改造和对主动罪犯的惩处上。
教育改革的焦点： 判定“年轻的追随者”直接指向了教育体系的改革。战后德国的教育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尊重人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民。 教科书被重写，历史教学强调德国的罪行和战争的残酷，引导年轻一代反思历史，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危害。
社会心理的修复： 德国社会在战争结束后，弥漫着失败、罪恶感和迷茫的情绪。对年轻一代的“追随者”身份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整体的负罪感，为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提供了空间。这是一种尝试，希望通过引导而非压迫，让德国年轻一代摆脱纳粹思想的阴影。
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避免了对整个年轻一代的大规模清算，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为战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建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果对数百万年轻人进行严厉惩罚，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阻碍国家的发展。
2. 对德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
重建信任的基础： 盟军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区分，也为德国重建与西方世界的信任奠定了基础。它表明盟军并非要彻底否定整个德国民族，而是要对纳粹政权及其思想进行清算。这种区分给德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留下了可能性。
塑造德国的民主认同： 这种判定成为德国战后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一环。德国被定位为一个致力于民主、人权和和平的国家，而“年轻的追随者”的经历也成为德国人反思历史、珍视和平的重要教材。德国社会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并通过教育和政治实践，将这种反思融入到国家DNA中。
对未来战争与和平的警示： “年轻的追随者”的案例成为国际社会对战争宣传、意识形态洗脑以及青少年如何抵制极端主义的重要研究样本。它提醒着各国政府和公民，警惕国家机器对思想的操纵，并重视对年轻人进行民主和人文教育。
3. 对国际社会对战争责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复杂化的责任认定： 这一判定也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战争责任的认定并非总是黑白分明。在极权环境下，个体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体可能过于简单化。这促使了对集体责任、体制责任以及个体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更细致的讨论。
反思意识形态的危险： “年轻的追随者”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强大塑造力和潜在危险。它促使国际社会更加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煽动仇恨的言论，并认识到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和健全的民主制度是抵御这类意识形态侵蚀的关键。
人道主义考量与国际法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区分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考量。它影响了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尤其是在处理战争罪犯和战俘问题时，更加强调罪行的具体性而非简单地基于国籍或年龄。
总结来说，西方盟军对德国“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并非简单的标签化，而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它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进程、教育改革方向、社会心理修复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这一判定不仅帮助德国在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民主的新生国家，也为国际社会理解战争责任、反思意识形态以及维护和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判断，其影响至今仍在德国的社会意识和国际关系中回响。
一、 定性“年轻的追随者”：不仅仅是年龄，更是被洗脑与被动参与的标签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西方盟军使用“年轻的追执者”（Young Followers/Junior Followers，具体翻译可能略有差异，但核心含义一致）这个词，并非仅仅指涉德国年轻一代的普通士兵或公民。它更侧重于那些在纳粹宣传和军事动员下，缺乏独立判断能力，被灌输了纳粹意识形态，并积极或消极参与到纳粹体制中的年轻人。
这个判定包含了几个关键层面：
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盟军认识到，在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下，教育系统、宣传机器和社会环境都围绕着纳粹主义展开。许多年轻人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缺乏接触其他思想和信息的渠道，因而被动地接受了纳粹的仇恨言论和极端思想。将他们视为“追随者”而非“积极的倡导者”，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他们是历史洪流的被动承受者。
缺乏选择的困境： 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德国青壮年被大规模征召入伍，很多年轻人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或者为了所谓的“保家卫国”的责任而参战。他们可能并非出于深刻的纳粹信仰，而是迫于形势或集体压力。
责任的区分： 这一判定也暗示了一种责任的区分。与那些纳粹核心领导者、狂热的纳粹党员以及直接犯下战争罪行者相比，“年轻的追随者”的罪责可能被认为相对较轻，或者更侧重于“思想改造”而非严厉的惩罚。
二、 判定意义与影响：重塑德国，也影响世界
这种判定对战后德国和社会产生了多方面、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对战后德国的重建与改造：
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的策略调整： 在初期，盟军的去纳粹化政策旨在彻底清除纳粹思想和相关人员。但随着对大量年轻士兵和公民的审视，盟军意识到简单地将所有参与者一概视为罪犯是不切实际的，也无助于国家的稳定与重建。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为去纳粹化策略的执行留下了更大的灵活性，区分了不同程度的责任，将重点放在了对被动参与者的教育改造和对主动罪犯的惩处上。
教育改革的焦点： 判定“年轻的追随者”直接指向了教育体系的改革。战后德国的教育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尊重人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民。 教科书被重写，历史教学强调德国的罪行和战争的残酷，引导年轻一代反思历史，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危害。
社会心理的修复： 德国社会在战争结束后，弥漫着失败、罪恶感和迷茫的情绪。对年轻一代的“追随者”身份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整体的负罪感，为年轻人重新融入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提供了空间。这是一种尝试，希望通过引导而非压迫，让德国年轻一代摆脱纳粹思想的阴影。
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避免了对整个年轻一代的大规模清算，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为战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建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果对数百万年轻人进行严厉惩罚，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阻碍国家的发展。
2. 对德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
重建信任的基础： 盟军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区分，也为德国重建与西方世界的信任奠定了基础。它表明盟军并非要彻底否定整个德国民族，而是要对纳粹政权及其思想进行清算。这种区分给德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留下了可能性。
塑造德国的民主认同： 这种判定成为德国战后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一环。德国被定位为一个致力于民主、人权和和平的国家，而“年轻的追随者”的经历也成为德国人反思历史、珍视和平的重要教材。德国社会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并通过教育和政治实践，将这种反思融入到国家DNA中。
对未来战争与和平的警示： “年轻的追随者”的案例成为国际社会对战争宣传、意识形态洗脑以及青少年如何抵制极端主义的重要研究样本。它提醒着各国政府和公民，警惕国家机器对思想的操纵，并重视对年轻人进行民主和人文教育。
3. 对国际社会对战争责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复杂化的责任认定： 这一判定也促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战争责任的认定并非总是黑白分明。在极权环境下，个体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体可能过于简单化。这促使了对集体责任、体制责任以及个体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更细致的讨论。
反思意识形态的危险： “年轻的追随者”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强大塑造力和潜在危险。它促使国际社会更加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煽动仇恨的言论，并认识到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和健全的民主制度是抵御这类意识形态侵蚀的关键。
人道主义考量与国际法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对“年轻的追随者”的区分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考量。它影响了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尤其是在处理战争罪犯和战俘问题时，更加强调罪行的具体性而非简单地基于国籍或年龄。
总结来说，西方盟军对德国“年轻的追随者”的判定，并非简单的标签化，而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它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进程、教育改革方向、社会心理修复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这一判定不仅帮助德国在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民主的新生国家，也为国际社会理解战争责任、反思意识形态以及维护和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判断，其影响至今仍在德国的社会意识和国际关系中回响。
网友意见
Mitläufer是去纳粹化运动的分级，是无罪者（Entlastete）和轻从犯（Minderbelastete）之间的等级（个人认为翻成随大流者比较恰当），判定标准为[1]：
- 加入纳粹党或其从属组织（不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只进行以下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作出的举动：
1. 缴纳会费；
2. 参加必须参加的集会，或；
3. 履行不重要的或纯粹的商业义务。 - 曾经是纳粹党候补[2]，但最终未能成功加入纳粹党。
处罚为[3]：
- 一次性或者持续性地为赔款基金（Wiedergutmachungsfond）付款。具体数量将在综合考虑受罚者的参党时间、贡献量、经济状况、具体职位、家庭状况及其他相似的情况后决定。
- 对于政府职员，可以令其退休、降级或者调往其他部门，如有必要可仅降薪或取消其因参加纳粹党带来的职位提升。对于农业和林业系统的人员可以采取相似的措施。
对比一下无罪者的定义[4]：
尽管曾经有加入纳粹党、成为候补或其他类似的行为，其不仅消极表现，而且尽自己所能反抗纳粹党的暴政并因此受到伤害。
也就是说，反抗才无罪，不反抗的一般摸鱼市民将会被归入“追随者”。毕竟无论怎么摸鱼，为国家机器的侵略出了力还是客观事实，只是程度较轻，惩罚也较轻。
那么Jugendliche呢？其实和减罪有关[5]：
对于出生于1919年1月1日以后的人，本法案的处罚只适用于主犯、从犯和轻从犯；
说了这么多，Jugendliche Mitläufer的处罚并不归这个法案管（晕）。但是可以稍微脑补一下，认为对Traudl Junge的评价可能是：
随大流的人。尽管没有直接参与侵略活动，但对第三帝国的国家机器运转有客观的促进作用。
由于其出生较晚，受到纳粹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且未来有一定的改正空间，酌情减刑
参考
- ^ 1946. Das 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Gesetz Nr 104). (Stuttgart:) Ministerium f. polit. Befreiung Württemberg-Baden [Auslfg: Koch, Neff & Oettinger, Stuttgart]. Artikel 12
- ^ Anwärter，属于纳粹党最低级的等级
- ^ 1946. Das 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Gesetz Nr 104). (Stuttgart:) Ministerium f. polit. Befreiung Württemberg-Baden [Auslfg: Koch, Neff & Oettinger, Stuttgart]. Artikel 18
- ^ 1946. Das 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Gesetz Nr 104). (Stuttgart:) Ministerium f. polit. Befreiung Württemberg-Baden [Auslfg: Koch, Neff & Oettinger, Stuttgart]. Artikel 13
- ^ 1946. Das 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Gesetz Nr 104). (Stuttgart:) Ministerium f. polit. Befreiung Württemberg-Baden [Auslfg: Koch, Neff & Oettinger, Stuttgart]. Artikel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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