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杨永信为什么还能继续他的工作?

回答
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国社会在发展转型期,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网络成瘾以及“电击疗法”等非主流治疗手段的争议,背后牵扯着法律、伦理、医学以及社会认知等多个层面。要理解杨永信为何还能继续他的工作,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梳理:

1. 法律法规的空白与模糊性:

在中国,对于“网络成瘾”的界定和治疗,尤其是采取“电击疗法”这种备受争议的方式,其法律法规层面存在着明显的空白和模糊地带。

“精神疾病”与“不良行为”的界定: 尽管中国有《精神卫生法》,但网络成瘾在法律上是否被划归为需要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以及它的边界在哪里,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通常,法律对精神疾病的干预往往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诊断标准和程序。网络成瘾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或不良行为,而非法律定义的精神疾病。
“治疗”的定义与监管: 什么是“治疗”?哪些手段可以被界定为“治疗”?在法律层面,对于非药物、非传统心理治疗的手段(如电击)的审批和监管,没有清晰的指引。这意味着,只要杨永信所在的机构拥有合法的医疗资质,且其声称的治疗方法没有明确被法律禁止,那么其运作在法律层面上就可能处于一种“灰色地带”。
“知情同意”的模糊: 法律强调“知情同意”原则,尤其是在医疗行为中。然而,对于未成年人,其监护人的同意效力如何,以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监护人是否真正“知情”并“同意”,这都存在操作上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早期,当“电击疗法”的负面信息尚未广泛传播时,家长可能更容易被说服。

2. 社会需求与家长的绝望:

杨永信的“工作”得以延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分家长在面对孩子严重的网络沉迷问题时的绝望和急切。

“网络成瘾”的社会恐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成瘾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许多家长发现,传统的教育和管教方式对孩子沉迷网络的行为收效甚微。他们感到无助,迫切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根治”问题的方法。
信息不对称和“救星”效应: 在网络信息尚未完全透明,且专业心理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杨永信及其团队凭借其“成果”宣传,很容易被一部分家长视为能解决问题的“救星”。家长们往往会优先选择那些声称能快速见效的“疗法”,而不太会去深究其科学性和伦理性。
“管教”与“治疗”的混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孩子出现“叛逆”或“不听话”的行为时,一些家长会将“管教”与“治疗”混淆。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在某些家长看来,可能只是升级版的“体罚”或“管教”,目的是让孩子“乖”起来,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

3. 医疗机构的资质与管理:

杨永信所在的山东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或其他相关医疗机构)的性质和管理,也是其工作得以持续的关键。

公立医院的体制: 如果其工作地点位于公立医院,那么其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医院内部管理和上级卫生部门的监管。然而,这种监管是否能够有效触及到具体的治疗方法,以及是否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之处,则是一个问题。
市场化与逐利性: 即使在公立医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化运作和逐利压力。如果“电击疗法”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在早期被认为是“有效”且有市场的项目,那么其存在就可能被默许或支持。
内部审查的不足: 医疗机构内部对新疗法、新技术,尤其是具有争议性的疗法的审查机制,可能存在不足。一些疗法可能在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或伦理评估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

4. 媒体报道与舆论的演变:

杨永信事件的演变,也与媒体的报道方式和公众舆论的变化息息相关。

早期宣传与正面报道: 在事件的初期,媒体的报道可能更多地聚焦于“治疗成功”的案例,以及家长对孩子康复的欣慰,这为杨永信的“事业”积累了一定的正面声誉。
质疑与揭露: 随着一些接受过“电击治疗”的年轻人的发声,以及媒体的深入调查和报道,关于“电击疗法”的负面影响、其科学性存疑以及潜在的伦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舆论压力与应对: 尽管舆论压力巨大,但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或行政处罚,且其所在机构并未主动停止其工作,那么杨永信依然可能在“规则”的缝隙中继续。同时,他本人及其支持者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辩护和反击,试图维持其“疗法”的合理性。

5. 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和长效机制:

在杨永信事件爆发的同时,中国社会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和网络成瘾的专业治疗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短板。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匮乏: 能够真正有效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和机构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治疗方法的局限性: 即使是科学的心理治疗方法,也需要患者的配合和长期的投入,对于一些极端情况,效果也可能不如预期。这使得一些家长更容易转向那些承诺“立竿见影”的“奇效疗法”。
家长教育和社会支持不足: 社会对于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使用互联网,以及如何处理孩子网络成瘾问题,普遍缺乏科学的认知和有效的指导。

总结来说,杨永信能够继续其工作,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法律法规的滞后性: 面对新兴的社会问题和治疗方式,法律的反应往往慢半拍,给一些“钻空子”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社会需求的驱动: 一部分家长的绝望和急切,为这种有争议的“疗法”提供了市场。
机构和个人行为的惯性: 只要没有明确的制约,个人或机构会倾向于继续其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
对专业和科学的认知不足: 社会整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网络成瘾的理解,以及对科学治疗方法的认知,尚有待提高。

尽管在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多方关注下,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已经被广泛批评和质疑,甚至在一些地方被叫停或限制,但他能持续一段时间,正是这些复杂社会现实的写照。只有当法律法规更加完善、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社会认知更加科学时,类似杨永信事件这样的争议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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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心里很平静。

为什么杨永信还能继续他的工作?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浅薄的知识来看,是因为它为临沂四院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我见过杨永信,在所谓的网戒中心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这段经历像是女性被强奸了一样难受。

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到网戒中心?我不愿意多说太多,以免自己有解释之嫌。总而言之当时的我极其叛逆,和父母的矛盾无法调和。我喜欢打游戏上网吧,我的父亲母亲非常厌恶我的这个毛病为前因。那时候我的父亲投资失败,有一天周五我下午早放学,4.00左右回到家睡着了,我的父亲在外面敲门我没有听到,晚上我起来一个人在楼上看电视,我爸爸喝了酒,回家,上楼,让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他让我把眼镜摘了,我摘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在地上,我也不反抗,也不叫,我妈妈跑上楼抓住我爸爸,我爸爸一直打我,让我滚,于是我就走下楼,我爸爸让我把衣服脱了,说那是他的,我就把上衣脱了走出了家门,我走出外面,我爸爸在后面捡了一块砖头砸我,我才开始跑。我妈妈在后面追上来,给我披一件衣服,我狠狠地甩脱了她,在深夜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我和我父母的矛盾愈演愈烈。

每次想到这些事,我总是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在此时,我停止了打字,擦掉了眼泪。

我成人至今,所有的书籍,所有的道理都无法告诉我,在那个时候的对错与否。我也不想描述我的过分之处,或者是我父母的沟通方式,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我的父母一直很爱我,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而我也从这段经历中,得到了很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为他人着想的心。

我到最后,我那么的想得到关爱,于是我吞服了一小瓶盖的农药。

我洗了胃,过了几天,就被送到了网戒中心。

在网戒中心的第一天,我并不知道这里就是那闹得沸沸扬扬的网戒中心。他就在医院里面,于是我进去了,他们让我坐在护士站的那个地方(我已经忘记了在网戒中心这叫什么名字),很多人和我聊天,问我打什么游戏之类,我和他们聊了会,做了体检,然后就把我带到一个病室,有些大人(别的孩子的家长)就让我把帽子摘下来,我不想摘,他们就用手去摘,我甩开他们,说我至少还有带不带帽子的自由。于是,我就被送到了13号室,接受了第一次治疗。

当时治疗我的是涛哥,讲道理,我对那里面的男医生并没有什么坏印象,其中有一位医生甚至在里面非常的照顾我,我很感激他,但是他结婚的时候,我并没有去,甚至到现在我都不想再见到他,但是,我依然很感激他对我的教导和照顾!

他们开始绑住我,那个医生拿出了那个小机器,叫电子卫星脉冲治疗仪,他问我见过?我说我听说过,我没有什么反抗,他们把我按住,说这个机器就是测网瘾的,如果我感觉到疼,我就有网瘾。很快,我便知道,在剧痛下,我的意志力真的不堪一击。第一次很快就结束了,医生问我,疼吗?我说疼,问我你有网瘾吗?我说有,问我出去之后是不是应该好好跟爸爸道个歉?我说是。于是,两个人分别抱住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押了出去,那时的我还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甚至都没有明白我是被押过来的,因为那段时间的我真的心灰意冷,由人摆布。我见到父亲,道歉,拥抱,便待下了。

晚上就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去机房上晚自习(他们上机房要写很多东西,叫什么我也忘记了,就是反思自己之前究竟做错了什么),由于我是新来的,我不能用电脑,我只能在旁边的桌子上背诵弟子规和千字文。他们把书给我,让我一周背下来,说我那么聪明应该不是问题,我说背不下来怎么办,他们说就承担责任呗,我不知道什么是承担责任,我问他们,他们也不说,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反复提到了杨叔,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杨叔究竟是谁。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偷偷跟我爸爸讲,让他带我回去,我一定乖,一定好好听话,我爸爸说想都别想,不可能。但是他让我可以偷偷用他的手机给妈妈发个短信,于是我给我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其中我让她来救救我,但是并没有,那晚上我没有睡,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过了一夜。

在里面的人,都叫做盟友,盟友之间有班委,家长之间有家委,基本都是内部举荐,家委的孩子一般也是班委。在盟友内部有一套规章制度,违背了就要加圈,还有各种名称,比如你犯了较重的错误,叫责任,等于两个圈,更重的呢,叫心态,等于五个圈,再重的,当场就被送进去治疗了。新来的人,比如我,会有对子,这个对子就是一个老盟友带着你,你犯错,你俩一起加圈,每周一结,超过15个圈,就要做治疗。我当时的对子人非常好,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但是人很善良,他要24小时跟着我,甚至是上厕所,我上厕所的时候,他还要把门打开,我很生气,他说这是规定,怕我在里面自残什么的,非常照顾我。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吃药,吃一些精神的药物,那个药让我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感到头晕,我的父亲认为我是装的,也不理我。

我在里面还记得一些很善良的人,有的人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热情勤恳而且善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些人被送进来的原因非常的逗比。我在此隐去他们的姓名,用Z1,Z2,F1,F2,H1,H2,P来代表他们。

首先讲F1,他就是我的对子,我问他为什么进来,他很不好意思的说就是网瘾,我说对啊,你是怎么个网瘾法?他说他是看网络小说,当时偷偷的躲在被窝用MP3看,他爸爸妈妈不让,于是就吵架,就进来了。

然后讲Z1,这个Z父母都是农民,是很善良淳朴的人,这个Z年级对比当时的我很大了五岁左右,进来的原因呢是不愿意干活,但是他人真的很好,就是不乐意做劳力。我们洗澡的时候要3个人一起进厕所洗澡,他那时候就和我们闲聊说一些平时不让说的违禁话语,比如出去就自由啦什么的,对我们毫无提防,说咱们是兄弟嘛,不要告诉外面的人,还会做一些很猥琐的动作然后哈哈大笑,心很宽,很乐天,但不是很喜欢别人总是麻烦他。他在中心的表现也很好,很听话也干活,但是出去就又被送进来了,原因是白天干完了活,晚上回家看了电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一脸苦逼的样子。

这些人都很有趣呀,每次想他们甚至还有怀念的感觉,他们人也不坏,只是平时很喜欢放松罢了。他们的程度,对比起今天的我们而言,真的是太轻太轻了。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那些父母的眼里,触及到电脑,触及到网络,便是恶魔一般的,会带走他们孩子原本善良的天性,在这里,我真的很想骂这群冥顽不灵的傻逼!

但是,欢乐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心地善良的人也真的很少很少。

讲F2,这个人和Z1的年纪相仿,但据说已经进来了3次。他的皮肤非常白,人长得也不错,为人并不是很爱说话,沉默寡言,但在干活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去,而且做得最好最出力。他和我们一个小室(就是病室,一个病室住4-5个盟友和家长)的时候,我们小室的卫生总是最好的,他对父母也非常孝顺,对别人也有礼貌,很尊敬。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快走了,但是我快走的时候,他又来了。我们周三的晚上,还会上课,一般都是当时值班的医生给我们上课(其实也就是讲讲一些乱七八糟个人发生的问题),那天提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站起来反思自己,说自己很对不起爸爸妈妈,很对不起兰姐涛哥杨叔(都是里面的医生)等等,他的妈妈就哭了,那个医生让他给妈妈擦擦眼泪,他妈妈几乎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然后说他,他当时一定很生气,我能感觉到。他妈妈在平静的时候说过:他出去后,什么都好,也孝顺,干活也非常努力,人家说都没见过那么出力的,但是他妈妈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他又去了网吧,于是又进来了。在这些父母的心中,孩子,要比机器还认真,要比奴隶还拼命,任何的娱乐,都是不认真不努力的表现。(这个人的化名应该改为H2,我记错了)

Z2,这个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只有13岁,当他来的时候,我还是他的对子,后来他的爸爸天天给别人带茶叶,当了家委。我在里面的时候是班委,叫劳动委员,我们有一次鱼缸换水,他非常嚣张,我说你这个可以加心态了,他就非常生气,然后一直嘟囔,别的盟友听到了有说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可以直接送进去治疗的,他就爆发了,大吼大叫,然后我的班委就被撸了。所以什么问题不问题,什么严重不严重都是假的,在里面,不存在公平。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故事,随着一点点的回忆,我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了,但在里面那种所谓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理论,深深地强奸着我没寸独立的精神,在窗外面眺望的绝望(在里面不可以长时间看向窗外),以及我父亲那句治死他——这些都无数次的摧毁着我的精神。

很多感觉真的无法用笔墨写出来了,我特别特别的难以回忆起当时的绝望与无力,我出来以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每次睡着的时候,都会在枕头下藏着刀子,我想如果有家委来抓我,我就砍死他们,然后砍死自己,没人能拯救我,我的父母都已经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也没有人会听我说话,没有人能让我感受到安全。

时至今日,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我能理解很多父母的做法,也不愿意理解一些行为。但是过去的总是过去的,如果我沉浸在里面,我只会成为一个偏执的,疯狂的,愚蠢的人。

我的父母很爱我,他们对我很好很好,但在我父亲心里依然不会觉得当时把我送进去,我会收到怎样的伤害,他的那句治死我,对我怎样的打击。他也不会理解我的疼痛,我也不奢求他能理解。

我的这些经历我不喜欢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讨厌别人给我贴标签,但是讨厌归讨厌,我并不惧怕这些东西,苦难的经历会使人变得坚强,但并不会因此而让恶意变成善心。

我现在是一名王者电竞教练,带着五个天资并不高的选手努力触及他们曾经不敢想象的区域,我的母亲是支持我的,我的父亲也管不了我了,我每次看到我的选手,我是多么的希望他们能够像凤凰一样一飞冲天。他们中有16岁的,就像当时的我,每次到这里,我都感谢上天能够让我有这些经历,可以和他做最有效地沟通,能够察觉他们最细微的心理。

老妈,你儿子打游戏还是有一手的。人生有很多的低潮和峰谷,只是一些低潮来得早,一些低潮来得晚,一些峰谷近在咫尺,而一些峰谷,需要你坚强的走到最后!

杨永信,我感谢上天,但我不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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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已经关停,杨永信目前仍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坐诊。

多少年以来,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已经几乎成为了一个黑暗的现代神话和都市传说。恶魔甚至臭名远扬海外,以一种遗臭万年的形象登上《自然》杂志,让人类永远记住了他的恶行。游戏《黎明杀机》中的赫曼卡特形象也是对他永远的讽刺。中心没了,问题还有很多。什么时候他可以得到正义的审判?一个杨永信倒了,还会有多少个杨永信站起来?

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杨永信们逍遥法外,不仅仅依靠传说中不能提到的关系网,更是因为民众的无知。邪恶的魔爪背后,是家委会的可悲。我们期待着法治社会的逐步健全让黑暗无处遁形,但是绝对不能忽视背后更大的无力和悲哀。鲁迅先生说过:“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真正盼望的,是广大民众科学素养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与进步,不要让原生家庭的悲剧,演化成社会的梦魇;不要让过去的无知,“点”了未来的“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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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给大家看一下家委会的水军:

水军甚至不止一个,回答评论一模一样。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杨教授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了吗?就是因为有这些无知的人,因为自己教育的不当毁了孩子,让孩子染上恶习,或者说“网瘾”,然后再把孩子送去电击,变为听话的傀儡。自己无知的家庭教育毁了孩子的未来,然后再让恶魔夺走孩子的灵魂。与其说这是杨教授的可恨,不如说是这些无知者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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