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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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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时代变迁下的文化瑰宝与人性解放

魏晋风度,一个承载着深刻历史印记和独特文化内涵的词语,它不仅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精神风貌的概括,更是对那个风云变幻时代下,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人性解放与思想碰撞的生动写照。评价魏晋风度,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其成因、表现、影响以及其复杂的多面性。

一、 时代背景:乱世出英雄,也造就了魏晋风度

要理解魏晋风度,首先要审视其所处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政治动荡与社会变迁: 汉末的黄巾起义、军阀混战,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以及西晋短暂统一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最终导致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战乱。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动,使得士族阶层在夹缝中求生存,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和等级秩序遭受严峻挑战。
思想解放与文化碰撞: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玄学应运而生,成为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玄学主张“清谈”,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自由,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超越了政治功业和家族延续。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涌入,也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
门阀制度与士族崛起: 汉末以来,士族逐渐取代豪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成门阀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拥有特权,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精神层面的自由和自我实现。

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思想观念多元激荡的时代,传统的束缚开始松动,人们开始反思人生、追求自我,这种背景催生了魏晋风度。

二、 魏晋风度的主要表现与内涵:

魏晋风度并非单一的模式,而是多种特质的集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玄学与清谈:
核心: “谈玄说理”,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要研讨对象,探究“有”与“无”、“名”与“实”、“体”与“用”等哲学命题。
表现: 在士人聚会中,围绕着人生、宇宙、生死等抽象问题进行辩论,推崇理性思辨和逻辑分析。典型的代表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
意义: 这是一种对僵化、虚伪的儒家伦理的批判和反叛,是对被压抑的个体精神的解放。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外在的政治功业引向了内在的精神世界。

2. 崇尚自然与放诞不羁:
核心: 追求自然本真,反对世俗的矫揉造作和名利束缚。
表现: 许多士人崇尚老庄思想,追求“逍遥游”的境界,行为举止往往不拘礼法,甚至表现出狂放不羁、率性而为的特点。
饮酒: “魏晋名士,莫不嗜酒”。饮酒成为他们释放情感、激发灵感、摆脱忧愁的一种方式。如刘伶“宁为刍狗,亦不为槁木矣”,喝醉后就脱衣裸体,认为“天地者,万物之大钟也,虚中也,而吾居之,若虚亦亡若亡也。”
放浪形骸: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行为孤高,不事权贵。阮籍“但饮酒,但歌,但哭”,以放诞的言行掩饰内心的痛苦和对现实的不满。
不慕荣利: 许多士人拒绝出仕,或隐居山林,或游隐于市井,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3. 重视个性与生命自觉:
核心: 强调个体价值,肯定生命本身的意义,关注人的情感和欲望。
表现: 魏晋士人将人的生存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生命过程,反对将人的价值完全寄托于政治地位、家族荣耀或社会责任。他们更加关注个人的感受、体验和情感表达。
对美的追求: 不仅是文人墨客,许多名士在仪表仪态上也极尽风采,追求“翩翩少年”的形象,甚至出现了“美姿容者,多入仕”。
对爱情的表达: 相较于汉代隐晦含蓄的表达,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更加大胆和真挚,如潘安的“掷果盈车”。
对生死哲学的思考: 在乱世中,人们对生死的思考更加深刻,一些士人开始探讨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本质,如嵇康的《养生论》。

4. 文学艺术的繁荣:
核心: 魏晋风度的精神追求,直接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尤其是诗歌和散文。
表现:
诗歌: 建安文学奠定了基调,曹操、曹丕、曹植“三曹”的诗歌慷慨悲凉,充满阳刚之气。而“建安风骨”也逐渐转向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如阮籍的《咏怀诗》、潘岳的《秋兴赋》等,都充满了深沉的个人情感和对时代的感慨。
散文: 魏晋时期散文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如曹操的《短歌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虽然在主题上有所不同,但都展现了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书法: 王羲之的行书,飘逸洒脱,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正是魏晋风度的写照。
绘画与音乐: 同样也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更加注重写意、写神。

三、 评价魏晋风度:赞誉与争议并存

对魏晋风度的评价,并非一面倒,而是充满复杂性和辩证性。

赞誉与肯定之处:

反思精神的解放: 魏晋风度是对中国传统僵化伦理的有力冲击,是思想解放的里程碑。它将个体从宏大的政治叙事和道德说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人性的回归与丰富: 它肯定了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价值,允许人们表达真实的情感,追求内心的自由,丰富了人性的维度。
文化艺术的繁荣: 魏晋风度孕育了灿烂的文学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对后来者的启示: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对后世的文人志士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激励。

争议与批评之处:

消极避世与享乐主义: 一些人认为魏晋风度中的放诞不羁、不事权贵,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表现,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过于追求个人精神的自由,可能导致对现实政治的漠视,甚至走向享乐主义,沉溺于感官刺激。
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不拘礼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可能引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名士”的虚伪性: 一些所谓的“名士”,可能只是在表面上装扮得风流洒脱,内心却未必真正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甚至利用“风度”来包装个人私利。
与政治责任的矛盾: 在动荡的时代,士人如何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许多士人虽然不事权贵,但其行为也可能因政治斗争而受到牵连。

四、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与影响:

魏晋风度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 魏晋玄学为后世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佛教的兴盛也与魏晋的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文学艺术的里程碑: 建安文学以及之后诗歌、散文的发展,都受到魏晋风度的深刻影响,其自由的情感表达和对人生境况的深刻描绘,成为后世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士人精神的传承: 魏晋风度中所体现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成为中国士人阶层一种重要的精神追求,对后世的隐士文化、文人风骨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文化自觉的体现: 在外族入侵、文化碰撞的时代,魏晋士人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重塑,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体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总结:

魏晋风度是一面多棱镜,它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冲突性与创造性。它既是乱世下个体对精神自由的呐喊,也是对传统束缚的突破,更是中国文化在转型时期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

评价魏晋风度,我们不应简单地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而应理解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复杂性。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了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生命、自由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人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对个体内在价值的尊重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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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根本谈不上风骨、风度、风流。

如果说陈子昂、杜甫、范仲淹、王安石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么魏晋名士们不过是一群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不甘心被现实摆布却又被现实无情左右,无力反抗之下,彻底躺平,他们认清了自己,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成了乐子壬。

春秋末年,孔子讲学授课,开私学之先河,打破了贵族知识垄断的特权,成为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夫子周游列国,百折不挠,不退不悔,也给士人入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自此之后,士人阶层崛起,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墨子、孟子、庄子、杨朱、邹衍、荀况、韩非,求学讲学,游说入仕,不管他们对孔子如何评价,他们所走的,都是孔子曾走的路,飞蛾扑火,一往无前。

战国三百年,塑造了昂扬向上的士人性格,不管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自信自己的主张,自信自己的能力,自信时代终将为他们左右,而这股蓬勃之气魄最终成就了大秦与两汉气吞山河的国势。塑造一种精神面貌可能需要三百年、四百年,然而摧毁他却只需要一百年(公元166-266年)就够了。


桓帝时,黄河水清。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200余名士下狱。

168年,灵帝初践祚,窦武陈藩谋诛宦官,事泄被杀,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李膺、杜密等百余名士被处死,700余名士下狱。“望门投止”的张俭,一路逃亡,牵连灭门者数十家。

宦官威压之下,颍川荀氏托庇于中常侍唐衡,外戚何家也托庇于中常侍张让、郭胜,连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都托庇于中常侍袁赦,另一位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则与袁家联姻、希图自保。

189年,八月,袁绍屠尽宦官,董卓上洛废立。九月,董卓为党锢之祸平反。十一月,董卓僭越。次年关东起兵,天下大乱。

适逢乱世,建安七子,慷慨悲歌,仍有生气,即便曹操先后杀了边让、孔融、崔琰。

217年,连年大战,尸曝于野,天下大疫,带走了建安七子之五。同年,曹操加紧称帝步伐。

219,魏讽之乱,曹丕借机大清洗,带走了邺水朱华。

220年,曹魏代汉,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的德才品状悉决于上,官府又与地方豪强互相妥协、私相授受,如果之前还有郑玄之类求得名师、得人器重的啬夫寒家子,鲤鱼跃龙门,那么之后想都别想。王朝更迭,士人焉敢异议?非议朝廷,则列为品级末流,家族数代人也不可能翻身。在此之下,士人无不谈玄论道,浮华矫作,正始名士之流滥觞。

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指洛水为誓,收政敌十余家,夷三族。之后淮南三叛,司马氏高压统治,士人为之心胆俱裂,只得玩行为艺术,消极逃避,谓之竹林七贤。然而效忠不绝对等于绝对不效忠,狂狷的阮籍被压弯了腰、上书劝进,清高的嵇康被砍掉了脑袋、广陵失传。

266年,晋王篡魏。士人经过一百年的“层层筛选”,由“三君八俊”到“建安七子”,再到“正始名士”、“竹林七贤”,至此士人完成了彻底蜕变,羊车望幸,石王斗富,梓泽金谷,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再也没有士人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时值太康盛世,大家只有感恩。只是……这样的“和谐”又禁得住几许风浪?

元康九年,江统上书《徙戎论》,力劝当权者防微杜渐,且不论其“徙戎”主张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具有可行性,但至少看到了问题,然而西晋统治集团颟顸自负,自诩华夏千年,此等言论无异杞人忧天,完全无视之,只忙着争权夺利、内斗内耗去了,造成无法挽救的恶果。永嘉南渡,避祸成皋,江统眼睁睁看着铁蹄践踏、华夏沉沦,自己预见了,劝谏了,努力了,却什么也做不了,目睹自己曾经的灾厄预言一点点变成现实,又是何等绝望?

曾与阮籍齐名的江东狂生张翰,又岂不知八王内讧、五胡入华之凶险?不过身为东吴亡国之臣,弄词求宠,人微言轻,失望之极,恐惧之下,寄托莼鲈之思,飘然而去。

一百年的“大洗礼”下,总会还剩下几个有见闻的,剩下的不过石王之看客,司马贾氏之帮凶,三杨八王之帮闲。嵇康的儿子嵇绍,八王之乱,撺掇着废晋惠帝,末了死在晋惠帝跟前,所谓“嵇侍中血”,一个叛臣莫名其妙成烈士了;刘琨祖逖,闻鸡起舞,俱是贪乱之辈,憋着天下大乱的野心家,结果天下真的大乱了,他们悲剧的发现他们收拾不了了,一个中流击楫,“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一个困守孤城,“何意百炼刚, 化为绕指柔!”,也许他们宁愿回到少年时的洛阳,也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真有时光穿越,他们即便磕碎头颅,又岂能劝动严惩异议的西晋朝廷?

《过秦论》曾言: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究竟是士人清谈误国,还是当权者逼着士人清谈而误国?望诸君三思之!把人逼得穷途之哭,把人逼得莼鲈之思,结尾还要问责他们为何清谈务虚、不切实际?他们涉世务实又焉有命在?你看《世说新语》,诸公潇洒倜傥,为什么我只看到极端的绝望与满满的求生欲?而在这衮衮诸公更早以前的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董卓李郭兵乱,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弃世者——石德林。他完全躺平了,不做任何反抗了。中国的读书人是非常质朴的,为了功业抛妻弃子的有,为了大义毁家纾难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人,为了父母妻子的性命生活,他们什么都肯干,然而什么也不能干的时候,又能干什么呢?我常以为,愤世嫉俗者都是积极的乐观主义者,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只会成为乐子壬,他们无可挽回,随波逐流,石德林卒年不详,他死后,还有无数的石德林。

(建安)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不治产业,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二十五年,还长安,独居穷巷小屋,人与之衣食,不肯取,号之曰寒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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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私以为,魏晋风度不可学。

魏晋名士狂放、嗑药、酗酒、自由,这一切被传为美谈的前提是才学,没才学,一切都不成立。

魏晋风度,说到底,是一小撮人的选择,并非一个时代的缩影。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百姓悲苦,名士不试图造福一方,而选择消极避世,虽守住了个人的风骨、信念,实则是舍大义而全小义。当然,这种论断有些儒学了。

竹林七贤中,只有山涛算得上才学济世,因为他为官,也因此,显得与其他六人有些不协调。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临死前却把自己后人托付给山涛。

若非要学魏晋风度,当学山涛,心怀高远,但老老实实做事。人需仰望星辰,也要低头走路。

当然,论才华,嵇康阮籍毋庸置疑是头筹。

嵇康是真狂士,阮籍有种不得已的装疯。

我能理解一代才子在精神极度苦闷中选择放浪形骸,使人怜惜,却不可效仿,效颦者,一不留神,就是堕落。

历史上,每逢乱世必思想开放,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先前的传统产生质疑,并希望以新的主张重回太平。

春秋百家如此,隋唐改制如此,明末如此,清末民国如此,但魏晋时期的名士却差一点,只破不立。

嵇康阮籍也好,陶渊明也罢,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去反抗,但他们的反抗止步于反抗,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去解决这一切,所以,魏晋风流只成了一种态度。态度是可以模仿的。

当然,这么说有点说风凉话的感觉,因为司马氏初期为巩固政权,确实大范围迫害不合作的士人,可哪些封建王朝的名士不是冒着被杀的风险勇于提出主张呢?

嵇康不怕死,可他也没提出任何实际的主张。是嵇康才华不够?非也。是因为魏晋名士普遍存在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他们选择避世清谈。

细想这些人,有钱(别信什么生活潦倒困苦的话,嵇康吃五石散,阮籍豪饮,这两样都是烧钱的活动,他们比绝大多数人活得都滋润),有的是二代,整天就是喝酒,吃药,聊闲天,耍酒疯闹事,精神上又虚无主义,这样的生活恐怕不应是年轻人的首选。

人都希望追求自由,很可贵,但心有风流,无碍俗尘。

有自由的心就够了,那种生活还是不过为好。才子学来是疏狂,凡夫照搬成笑柄。

个人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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