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法院审理涉外案件，法官经过分析后往往适用中国法作准据法？
在中国法院审理的涉外案件中，法官选择适用中国法作为准据法，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偏好”，而是由一系列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法律原则、实践考量以及国家政策所驱动的。这背后隐藏着对国家主权、司法效率、法律稳定性以及国家利益的考量。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准据法”。在国际私法（或称冲突法）的语境下，当案件涉及外国因素，例如当事人国籍不同、合同履行地在国外、侵权行为发生在境外时，法院需要决定应该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这个案件。这个被选定的法律就是准据法。准据法的选择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司法行为，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
那么，为什么中国法院在分析后，常常倾向于适用中国法呢？这可以从几个主要维度来深入探讨：
1. 司法管辖权的基础与主权体现：
“中国法院有管辖权”是前提。 并非所有涉外案件中国法院都有权审理。中国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是首先要确定的事项。一旦中国法院依法对某涉外案件取得了管辖权，这意味着中国主权在司法层面的延伸。
主权原则的体现。 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对本国法院管辖的案件适用本国法律，通常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一个国家有权在其境内通过其法律体系解决争端，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独立性的基础。如果法院在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随意适用外国法律，可能会被解读为对本国法律权威的削弱，甚至是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程度的让渡。
2. 明确的法律渊源和确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指引。 中国有专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律适用法》）是法院选择准据法的核心依据。这部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的连接点（Connecting Factors），例如合同的履行地、侵权行为的发生地、物权所在地、人身关系等，这些连接点最终指向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
适用中国法的可能性。 《涉外法律适用法》在设计时，就为适用中国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例如，在合同纠纷中，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或者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或者签订地在中国，或者标的物在中国等等，都可能导致适用中国法。在侵权案件中，如果侵权行为地在中国，或者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或者侵权人是中国公民或法人，也可能适用中国法。
避免外国法的适用障碍。 另一方面，适用外国法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法官可能对外国法律的规定不熟悉，理解上存在偏差。要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需要进行“外国法查明”，这个过程可能耗时、耗力，并且其准确性难以保证。如果外国法的查明结果存在疑问，或者外国法本身存在模糊之处，那么基于外国法作出的判决就可能不稳定。相比之下，适用本国法律无疑更加便捷和确定。
3. 司法效率和成本考量：
效率是重要的司法价值。 法院作为国家公共服务机构，也需要考虑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效率。适用本国法律，法官可以依据其熟知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程序进行审理，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查明和理解外国法律。
降低诉讼成本。 准据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如果需要长时间进行外国法查明，或者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都会显著增加当事人的费用。适用中国法可以简化程序，从而降低整体的诉讼成本。
4. 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法律的保护功能。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在涉外案件中，当中国当事人（自然人或法人）与外国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如果适用外国法，可能会导致本国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或者其权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维护经济秩序。 当案件的连接点（例如合同履行地、财产所在地）在中国时，适用中国法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例如，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纠纷，或者在中国进行的交易，适用中国法律是维护中国经济环境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5. 法律适用中的“衡平”和“公共政策”原则：
公共政策保留（Public Policy Exception）。 即使按照《涉外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连接点指向外国法，但如果该外国法的规定与中国的公共政策相悖，中国法院也有权不予适用，而转而适用中国法。这是为了防止适用外国法而损害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利益。例如，如果外国法允许某些在中国被严格禁止的商业行为，法院就可能基于公共政策拒绝适用。
其他衡平考量。 在某些复杂情况下，法院在选择准据法时，也可能综合考虑案件的整体联系，包括当事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合同的协商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以寻求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法律适用方案。在这种综合考量中，如果中国法的连接点更为紧密且能实现更佳的公平，则可能倾向于适用中国法。
举例说明：
设想一个中国公民与德国公民在中国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在中国履行。如果发生纠纷，中国法院审理时，依据《涉外法律适用法》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可以考虑以下连接点：
当事人选择： 如果合同明确约定适用中国法，则适用中国法。
合同签订地： 合同在中国签订。
合同履行地： 合同在中国履行。
标的物所在地： 房屋在中国。
在上述情况下，多个连接点都指向了中国法，而且中国法也明确了在这些情况下适用本国法的可能性。法官在分析这些连接点时，会发现中国法是与本案联系最为紧密、也最方便适用的法律。适用德国法不仅程序上复杂，而且可能不如中国法能够更好地保障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交易和不动产的权益。因此，最终选择适用中国法作为准据法，是符合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选择。
总结来说，中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倾向于适用中国法作为准据法，并非是“盲目”或“偏见”，而是基于：
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授权（《涉外法律适用法》）。
国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体现。
对司法效率和成本的现实考量。
保护本国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公共政策保留和综合衡平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院就绝对不适用外国法。当案件的连接点明确指向外国法，并且适用外国法并不违背中国公共政策时，法院也会依法查明和适用外国法。但是，从实践和上述多重因素的考量出发，中国法往往成为中国法院审理涉外案件时，分析后更常被确定的准据法。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准据法”。在国际私法（或称冲突法）的语境下，当案件涉及外国因素，例如当事人国籍不同、合同履行地在国外、侵权行为发生在境外时，法院需要决定应该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这个案件。这个被选定的法律就是准据法。准据法的选择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司法行为，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
那么，为什么中国法院在分析后，常常倾向于适用中国法呢？这可以从几个主要维度来深入探讨：
1. 司法管辖权的基础与主权体现：
“中国法院有管辖权”是前提。 并非所有涉外案件中国法院都有权审理。中国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是首先要确定的事项。一旦中国法院依法对某涉外案件取得了管辖权，这意味着中国主权在司法层面的延伸。
主权原则的体现。 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对本国法院管辖的案件适用本国法律，通常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一个国家有权在其境内通过其法律体系解决争端，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独立性的基础。如果法院在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随意适用外国法律，可能会被解读为对本国法律权威的削弱，甚至是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程度的让渡。
2. 明确的法律渊源和确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指引。 中国有专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律适用法》）是法院选择准据法的核心依据。这部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的连接点（Connecting Factors），例如合同的履行地、侵权行为的发生地、物权所在地、人身关系等，这些连接点最终指向一个特定的法律体系。
适用中国法的可能性。 《涉外法律适用法》在设计时，就为适用中国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例如，在合同纠纷中，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法，或者合同的履行地在中国，或者签订地在中国，或者标的物在中国等等，都可能导致适用中国法。在侵权案件中，如果侵权行为地在中国，或者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国，或者侵权人是中国公民或法人，也可能适用中国法。
避免外国法的适用障碍。 另一方面，适用外国法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法官可能对外国法律的规定不熟悉，理解上存在偏差。要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需要进行“外国法查明”，这个过程可能耗时、耗力，并且其准确性难以保证。如果外国法的查明结果存在疑问，或者外国法本身存在模糊之处，那么基于外国法作出的判决就可能不稳定。相比之下，适用本国法律无疑更加便捷和确定。
3. 司法效率和成本考量：
效率是重要的司法价值。 法院作为国家公共服务机构，也需要考虑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效率。适用本国法律，法官可以依据其熟知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程序进行审理，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查明和理解外国法律。
降低诉讼成本。 准据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如果需要长时间进行外国法查明，或者聘请外国法律专家，都会显著增加当事人的费用。适用中国法可以简化程序，从而降低整体的诉讼成本。
4. 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法律的保护功能。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在涉外案件中，当中国当事人（自然人或法人）与外国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如果适用外国法，可能会导致本国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或者其权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维护经济秩序。 当案件的连接点（例如合同履行地、财产所在地）在中国时，适用中国法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例如，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纠纷，或者在中国进行的交易，适用中国法律是维护中国经济环境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5. 法律适用中的“衡平”和“公共政策”原则：
公共政策保留（Public Policy Exception）。 即使按照《涉外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连接点指向外国法，但如果该外国法的规定与中国的公共政策相悖，中国法院也有权不予适用，而转而适用中国法。这是为了防止适用外国法而损害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利益。例如，如果外国法允许某些在中国被严格禁止的商业行为，法院就可能基于公共政策拒绝适用。
其他衡平考量。 在某些复杂情况下，法院在选择准据法时，也可能综合考虑案件的整体联系，包括当事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合同的协商地、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以寻求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法律适用方案。在这种综合考量中，如果中国法的连接点更为紧密且能实现更佳的公平，则可能倾向于适用中国法。
举例说明：
设想一个中国公民与德国公民在中国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在中国履行。如果发生纠纷，中国法院审理时，依据《涉外法律适用法》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可以考虑以下连接点：
当事人选择： 如果合同明确约定适用中国法，则适用中国法。
合同签订地： 合同在中国签订。
合同履行地： 合同在中国履行。
标的物所在地： 房屋在中国。
在上述情况下，多个连接点都指向了中国法，而且中国法也明确了在这些情况下适用本国法的可能性。法官在分析这些连接点时，会发现中国法是与本案联系最为紧密、也最方便适用的法律。适用德国法不仅程序上复杂，而且可能不如中国法能够更好地保障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交易和不动产的权益。因此，最终选择适用中国法作为准据法，是符合法律规定、司法实践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选择。
总结来说，中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倾向于适用中国法作为准据法，并非是“盲目”或“偏见”，而是基于：
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授权（《涉外法律适用法》）。
国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体现。
对司法效率和成本的现实考量。
保护本国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公共政策保留和综合衡平原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院就绝对不适用外国法。当案件的连接点明确指向外国法，并且适用外国法并不违背中国公共政策时，法院也会依法查明和适用外国法。但是，从实践和上述多重因素的考量出发，中国法往往成为中国法院审理涉外案件时，分析后更常被确定的准据法。
网友意见
谢邀。昨天有人给我看了一个最新出炉的最高院判决。由于判决本身还未上网，我先不透露相关事实。不过最高院对待高院一审中对于该（涉外）案件适用中国法一事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摘抄相关判决如下（已做脱敏处理）：
一审法院认定相关合同适用香港法：
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款的规定，要求主张适用香港法的一方提供或证明香港法律的相关内容。双方均针对相关香港法的问题提供了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然而一审法院认为，因为两份法律意见书内容互相矛盾（这不是废话么，原被告意见一致还用打官司？）所以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
对此，最高院在上诉判决中做了纠正：
相信等到这个判决上了公报以后，地方法院随便适用中国法的问题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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