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很多汉学家连现代汉语都讲不好,还研究古代汉语?

回答
这确实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疑问,甚至让一些学习汉语的国人感到费解:为什么一些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汉学家,在现代汉语的听说读写上反而显得有些磕磕绊绊?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啃那些古籍,为什么不能先把现代汉语练好,再来研究那些“死”的文字呢?

其实,这个问题触及了汉学研究的本质,也揭示了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论,并非简单的好坏之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 研究对象的根本差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隔阂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

古代汉语(文言文):它是一种高度凝练、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差异巨大的书面语言。其词汇、语法、句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口语大相径庭。例如,“之乎者也”这些虚词的用法,词义的古今演变,以及文言句子的倒装、省略等现象,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训练才能理解。它更像是一种“代码”,需要解码才能读懂。
现代汉语:我们日常交流使用的语言,虽然与古代汉语有传承关系,但在发音、词汇、语法和语感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就好比一个人想研究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他首先需要掌握的是古希腊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而不是先去精通现代希腊语。虽然两者有关联,但后者并不能直接帮助他读懂柏拉图的原著。同样,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其主要工具和研究对象就是古代汉语本身,他们需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语言进行精准的解读,而不是用现代汉语去“翻译”或者“套用”。

2. 学术的深度与广度:选择的专攻领域

汉学研究并非只有一个统一的“现代汉语水平”标准。很多汉学家选择的是古代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包括但不限于:

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这些作品的语言魅力和思想深度,往往蕴藏在古朴的字句之中。
历史文献:官方史书、地方志、碑铭、奏折、书信等,这些是还原历史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哲学思想: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著作,其思想精髓往往通过文言文得以表达。
艺术与工艺:古代书画、青铜器铭文、佛教造像题记等,都蕴含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信息。

要深入理解这些领域,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汉语功底。这就像历史学家要研究罗马帝国,他需要学习拉丁文,而不需要把现代意大利语说得像母语者一样流利。他的目标是还原那个时代的文本和思想,而不是去和现代罗马人聊天。

3. 学习的路径与侧重点不同

西方学者学习汉语的路径通常是从基础的现代汉语(拼音、发音、基本词汇和语法)开始,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入门,能够接触到一些基础的中文材料,并与中文使用者进行基本的交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古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

语言工具的优先级:对于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来说,掌握古代汉语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是首要的,而口语交流能力则不是其研究的必要条件。他们可能需要阅读大量古籍,分析文本的细微差别,考证词义的演变,理解古代作者的写作意图。这些都需要极高的古代汉语能力。
精通 vs. 流利: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精通”,是对特定领域细致入微的理解和分析,而不是“流利”的口语表达。一个能用流利的现代汉语交流的人,不一定能准确地理解和解读一段文言文中的微妙之处。反之,一个在文言文研究上极其深入的学者,可能因为研究重心不在口语表达上,而导致其现代汉语口语不够地道或不够流利。

4. 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古代汉语正是承载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汉学家研究古代汉语,不仅仅是为了理解文字本身,更是为了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社会和历史。

历史语境的重要性:理解一个词语的意义,需要将其置于它所出现的历史语境中。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往往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等紧密相连。例如,某个朝代的官员称谓,或者某个宗教术语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文化的“味道”:古人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审美情趣,都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汉学家试图捕捉的,是那种“古意”,是现代汉语所无法完全承载的文化“味道”。这需要他们沉浸在古代汉语的语境中,去体会那些字里行间的韵味。

5. “汉学”的定义和范畴

“汉学”(Sinology)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对中国一切文化现象的研究,从古代到现代,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尤其是在西方早期发展过程中,更侧重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早期的汉学家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古老文明,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打开这些古籍的大门,解读那些深奥的文本,将中国的古典文明介绍给西方世界。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学研究的范畴也在不断拓展,如今的汉学研究也涵盖了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研究。而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汉学家,其现代汉语能力往往是相当不错的。

总结来说,很多汉学家研究古代汉语,而不以现代汉语流利为首要目标,是因为:

研究对象不同:他们钻研的是古老而独特的语言体系。
目标需求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对古代文本的深度解读和文化理解,而非日常交流。
学术分工不同:汉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不同的学者选择不同的专攻方向。
语言与文化的关联:古代汉语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金钥匙。

所以,下次再看到一位汉学家在用现代汉语交流时显得有些磕磕绊绊,不妨想想,他可能正是在用他毕生的精力,去解读那些凝聚着中华民族千年智慧的古老文字,去触碰那段更加深邃的历史。他们的付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国。这是一种对学术的执着,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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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韦氏拼音Chiang Kai-Shek)先生的大名,被无厘头地整成“常凯申”,让这个绰号从此替代“委座”一词行销海内外,是当代中国文史学界的一个经典笑话。


这个闹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王奇教授。她算业界名咖了,2008年出了一部专著,题为《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依然故我地堂哉皇哉。但就是这部鸿篇,因为“回译”不慎与学养太陋,不仅将“蒋校长”的大名玩出了新花样,各种低端错误更是花团锦簇——以至于当我听说,3年前因遭遇电信诈骗被撸去1760万元而再上热搜的“某清华教授”就是她时,刹那间竟有幸灾乐祸之感。



此事见诸报端后,不断有吃瓜群众感叹,百年清华光辉的学术传统,真是有枝枯叶败之状了。但问题是,这岂是某校某人个案,“常凯申事件”实是当代大陆学者不争气、大搞滑稽事之一显例而已。实际上,要不怕自揭疮疤,近些年诸如此类的学术荒诞秀,那是既低端又层出不穷,而且基本都是“大牌教授”粉墨主演。

这里面,有北大教授把孟子混成“门修斯”的,有南大学人将孙子及其《孙子兵法》搞成“桑卒的《战争艺术》”的,有同济哲学系大佬认毛先生名作《念奴娇·昆仑》为“作者昆仑”的,还有著名博士出书,硬生生把中山大学英文校名“Sun Yat-sen University”介绍为“双鸭山大学”的,搞得人家师生至今常搬来自嘲。我还当场听过,某著名“大师”,张口就说“春秋时的齐桓公是齐宣王祖先”的,但依然不妨碍他是顶级名校的“国学院院长”。



这些例子,都是中国当代学术圈,那么一大帮学者,衣冠光鲜头衔吓人,却几乎不学无术一皮再皮的经典案例。


这些笑话,沉吟起来,其实根本不好笑,反倒显出了我们眼下学界的一种可悲性。

它们多少印证了,国内学界尤其是文史圈的一个难堪“共识”:民国后出生的几代本土学者,大体都生活于文化断层时期,旧学根基不稳,西学又浮光掠影,整体功底与成就,到国际上是拿不出手的。诸如复旦葛兆光先生这般,勉强有点“资格”,能与人家“对话”也还能被接纳的,环顾海内看有几人?



这并非咱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现如今,业内普遍认为,研习中国文化,最强高手聚落并不在大陆,而是在日本、在美国、在欧洲、在港台,甚至连了不起眼的韩国都迎头赶上了。一个已被证实的著名段子:在日本,汉学家们只订阅《考古》、《文物》等两三种登有“第一手材料”的期刊,几乎从不看大陆同行们所写论文与著作,因为他们轻鄙,认为不值一顾。北大陈平原文章也说过,有位德国教授很直率地告诉他,自己学汉学30年,未曾买过1本中国学者的作品,“我只买你们的资料集”。

是的,事情由此变得特别诡异而荒诞:表面上,早在2010年,就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每年的学术论文生产总量,就已超越美国,霸居世界No.1,但是被引用率却排在100名之外。这数据到底是一个喜讯呢,还是个莫大讽刺?难不成真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国人最擅这一条”?


已故名学者饶宗颐

大概也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学术界,就有了一个很怪异的状况:研究中国学问,几乎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坐镇最高端席次的,基本都是海外汉学家。“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太多蓝眼珠黄头发的洋人,竟赫然成了中国学界iso9001质量认证的宗主,岂非咄咄怪事?譬如,我们的学林泰斗饶宗颐先生,何其自负何等人物,竟也会因被日、法某汉学家夸赞几句,就喜不自禁写进回忆文章,以为无上光荣。细想,这到底是他个人的荣光呢,还是中国学界的耻辱?

学院中人,应能体会我所说这些,绝非夸大其辞:试看我们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各类学术资格或荣誉认定,哪一回中国学者不是如龟孙子似的,屁颠屁颠鞍前马后,惟海外汉学家马首是瞻的?




在我看来,承认不如人家并非坏事,能进而冀望迎头赶上更该鼓掌,道理不言自明。但问题是:对内过度自卑,于外过份迎合,又何尝不是走上另一种极端的扭曲之路?

本来,卑己自牧膺膺服善,永远向更权威、更强者取经,确是学术进益的一桩法门,无需置辩。但是,这种推崇一旦过了分寸,内傲外谄,只唯洋人是尚,都到了有失自尊的地步,肯定是不正常的,是缺乏常识、缺乏判断能力的病症显现。实际上,近些年来,我们的学术圈,不只是推尊无度,连神化汉学家的倾向,都早已若隐若现了。贻笑大方的“外国月亮论”阴魂不散,岂不谬哉!


费正清.当代西方中国学的开创者

是的,研究中国学问,海外汉学界有很多优胜处,他们的大学制度、学者待遇、研究环境、治学理念等等方面,足以让我们羡慕不已。汉学家们的勤勉不怠,我们也应表钦佩,理当致敬。整体水准上,对方的汉学研究,比咱们更严谨、更有开拓性、也更具公信力,这也差不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人世间的所有“学习”,都不该是照单全收的,更不该神化的。对待汉学界,一旦“学习”成了“迷信”,不加思索就认定“外来和尚更懂念经”,甚至迷之谬误地认为,只要是洋人写的东西,就是”好书“,就是“权威”,就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显然是不足为法,更是不足为训的。这一不正常状态,实际也日益引起敏感者警惕。


北大陈平原教授夫妇

葛兆光老早就说,国人对于西洋汉学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取双重标准,搞得洋人拥有“治外法权”似的,很是荒诞。而就在3天前,身居海外的著名学者汪荣祖老先生,更是发了一篇题为《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的万字长文,予以痛批,引发震动。

他认为,“我们在欣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宜一厢情愿,认为海外的研究就比较高明,甚至不辨良莠,尽情翻译,几乎照单全收”。他说,那些“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的外国人著作,我们竟奉为圭臬,是荒谬绝伦的。


名史家汪荣祖

实质上,无需多复杂去想,举出一个事实,就够让我们深思了:现今海外汉学家,排除华裔的,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大多典籍、中文史料甚至都无力看懂,这种能力我们一般高校研究生都不屑收,如何个个“大师”模样,都反成了我们的“老师”?


是的,我们国内教授,是常闹点将老蒋整成“常凯申”之类的学术笑话,不断给吃瓜群众提供揶揄谈资。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低端闹剧,高大上的海外汉学家,又何尝幸免?


季羡林:中国学术何以失语?

如果阅读细致一点的朋友,一定可以胆战心惊地看到,海外汉学家群体,即便是那些最权威、最有声誉的大佬级,也和我们的“王奇教授”一样,屡屡弄出一些“常凯申式”的逸事,令人啼笑皆非。翻这些旧账本,用意自然不是比烂,否认我们还不够好的事实,无非想从侧面讲点事实:海外汉学虽较严谨,但也绝非吐唾沫都是仙露,不必神化,不要迷信。兹记忆所及,随手举例数则如下:

比如Jonathan D. Spence(即史景迁):

耶鲁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史景迁,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国内公众中也大名鼎鼎。他不仅因长相酷似肖恩·康纳利而得“汉学老王子”徽号,更可说是西方当代汉学圈,于史学方面的头牌人物。



他著述等身,迄今写了大量中国史相关著作,亦庄亦谐,趣味横生,也陆续被引进大陆,风行海内外。但就是此等人物,这样的汉学大咖,研究方向又是中国古代史,却看不大懂中国古籍,阅读文言文要连蒙带猜,以至于作品中太多愚不可及的错误赫然纸上。

比如,他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会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成“与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意义很浅显,就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有如鼠饮”。比如,他会把朱熹的《通鉴纲目》理解为“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似乎完全不知道这是一部常见书。



比如,他的《康熙与曹寅》,考论曹寅生平,论据居然可以抛开史料,那《红楼梦》这等“小说家者言”作推论——史大佬,《红楼梦》作者是谁都在争的你死我活嘞,咋能这么公然违悖史学家基础守则的呀。比如,他似乎完全懵逼西湖的岳王坟是干嘛的,竟理解为“古代越王们的墓”。太多辣眼睛的字眼,真是一行接一行,扫之不尽。

他的大作,我闲来也总会翻看,但也常常疑虑,史老人家当年是否也是贿出650万美元,被耶鲁大学东亚系录取的?

比如Stephen Owen(即宇文所安):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是如今国际汉学界,最享盛名的唐诗研究专家——我们的大教授蒋寅先生还说“宇文所安开创唐诗史新范式”云云。可就是此等大师级人物,所出作品不可理喻的也不知反几。


宇文所安,1946年生,现哈佛东亚系教授

比如,他的名作《追忆》一书,李贺的名句“我寻平原乘两马”,“平原”二字他都能理解为“level plain”,国人一看就即知是指“平原君”;而论及沈复名篇《浮生六记》,其中一句“卵为蚯蚓所哈”,乃吴言吴语,意为小男孩穿开裆裤蹲看草中虫斗与癞蛤蟆吃虫,竟然被宇文先生这“老司机”理解为人家小屁孩在“自慰”:“当他在花园里自渎的时候,阳物为蚯蚓所哈”。这不是比“常凯申”还扯犊子么?

看他的大作《晚唐》,似乎于唐代最基本常识都缺乏,竟然唐文宗年号“开成”理解为“完结的开始”;张祜的名诗《到广陵》,最末句“不堪风月满扬州”,生生被他记录为莫名其妙的“不堪明风满扬州”;到了《初唐诗》那本,荒诞似乎更变本加厉了,沈佺期的《入鬼门关》一诗,“昔传瘴江路,今至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竟因“土地无人老”这句,把“鬼门关”理解成为了“仙境”,我当初看到差点挖掉自己眼珠。


著名的“北大才女”、“神童”田晓菲教授

若得赐机会,我真想请教下宇文大师,难道您在写这些猫屁不通的东西时,您那真正博学多才的妻子田晓菲教授,都懒得查阅一遍吗?

再比如前些年,一个海外汉学界更怪异的笑话:

汉学界那些人的那些常识性错误,几乎是说不完的。太多谬误,因为太平常,实在不必承认是吹毛求疵。


中国学界何以落后于外,是王国维、傅斯年时代就盘旋的追问

比如慕唯仁(Viren Murthy)将《史记》译为“Book of History”,不知这早为《尚书》译名;比如,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写《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能将湖南写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将成语“拔乎其萃”译作“离开他的亲戚”(apart from his kin),把“不容于尧舜之世”译为“不能容忍尧舜那种人”(Yao and Shun’s kind he won’t tolerate),似乎连尧舜是何许人也都不晓得。

日本汉学界够顶牛了吧,可他们的顶级学者,依然笑话连连。某位大佬,竟然把唐代景教文献中的“移鼠”二字,望文生义地理解成“移动的老鼠”。而对于研究唐史兼宗教学的人来说,“移鼠”压根不难懂,而且是常识,无非就是唐人“耶稣”的音译。诸如此类玩笑,汪荣祖文章也多有论列。

永远有更为滑稽的。话说2008年,德国一等一的马普研究院 (MaxPlanckInstitute),出版院刊《马普研究院期刊》,爱心弥满地专门弄了一期中国专题。可在这一期,似为了更“专业”地附庸风雅,院方将有着五行中文字的一首“古诗”,华丽丽印成封面。结果一出刊,汉学界大哗然。


德国《马普研究院期刊》封面

何以故,因马普研究院所取这几行中文字,原来是来自儿童不宜场所的传单。该诗是这样的:“重金礼聘长驻日场,KK加美主任亲率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即日登场”。

最后,研究院公开致歉,称“对于中国汉字蕴含的相关深层意义,不是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士,实难马上意会”云云。呵呵,咱们的“常凯申”终于扳回一局。


以上所谈的这些学术笑话,都是不可一世的海外汉学家们,也会频频出现的一些难以理解的错误。诸如此类,也确实不是这么几则而已。有心的朋友,高明的人士,只怕都懒得说了。


以钱钟书、陈寅恪之大才,生前都念兹在兹欧美、日本汉学界压迫力量

当然,我们也需明白,这些纰漏,终究只是一些零星失误,洗垢求瘢则不必,更不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学术地位与贡献。我特意强调,私心也仅是想论证一个同样该是常识的学术伦理:对于海外汉学家,我们是应继续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可也不必只懂抬轿子,一心抬他们上“神主牌”,一味地磕头捣蒜。

老话讲,学术是天下公器,任何学者,不分国界、不分领域,在各自精益求精的同时,也当有审视“他者”之心胸、辨别“良莠”之能力,优秀者固然要好好学习,可不经之谈也无妨无情丢弃。这是所有以学者自命者,都当有的“自我修养”。

也就是说,我们学术上,要善于学习强者,但不要陷入迷失自我,没有尊严的歧途,不该盲目地“崇洋媚外”。如果真需要有崇和媚的地方,也应当是“崇优媚好”。即不分人种、不分国度、不分地位,只就事实与成果说话,只要人家做得好,就虚其心讨教吧。


所谓“中国”,是文化中心之国

大道理是浅显的:自大,可能是自毁;但自卑,也是在关门自戕。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应该还剩有这份清醒,与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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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代汉语”,就是那个“普通话”吧。严格来说,应该叫“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中介语”。爸爸是满族人,妈妈是蒙古和汉族混血的“中原音韵”。只有四分之一的汉族血统。讲不好那个话,跟研究汉学有啥关系?《回乡偶书》和《满江红》能用汉语族内的很多语言读押韵了,但是,那个“现代汉语”,作为只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的语言,实在读不通。于是,语文老师骗你们,说她教的是文明人讲的“现代汉语”,而贺知章、岳飞,以及今天南方(含北方山西)人家里讲的,都是野蛮人的“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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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一个Q群里有人问洪业这本书怎么样,我就找了个作者对原始资料误解的例子。随后又在下方的这个链接里继续摘录了两三个。

魏斐德犯的文言文解读错误按照中国中学生的标准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他是外国人,那就不对他吹毛求疵,只要他的理解不是与原文完全相悖就算他蒙混过关。我只能期望的是,中文历史工作者能够校正他的错误;像我这样的键史爱好者能够感觉出他的书里有这样的问题。这里把他当靶子挂出来只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所谓汉学家的文言文功底能有多糟。

关于现代汉语讲不好,能不能研究古汉语这个问题,我是个文盲答不上。就我接触到的会外语的人来说,向他们请教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乃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法露波语文献甚至是二十一世纪的日语论文时,他们也会觉得看起来很吃力。真要研读古文献的话,那么相应的语言训练必然是不能少的。

能不能跳过该现代外语直接通过别的语言学习古外语,我想也是有可能的,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破解就可以作为相关例子。至于西方人读出来的古埃及历史是不是正确,我是不得而知了。也只是希望西方的东方学家们不要也犯魏斐德这般囫囵吞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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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题主说了这么多,一句靠谱的都没有。

例如,研究王弼的德国人瓦格纳的作品,就是由北大的中哲教授杨立华老师亲自翻译的。

这是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边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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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知乎上一些人反对汉族人拥有民族意识的现象,背后涉及到的讨论相当复杂,也触及了不少敏感的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去解读:1. 对“民族意识”的理解差异与历史包袱: “民族意识”被曲解或污名化: 一部分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将“民族意识”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甚至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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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字旁,也就是“忄”或“⺗”,作为汉字偏旁部首,确实出现在不少含义偏向消极的字中。这并非偶然,而是汉字在漫长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将“心”与人的情感、精神状态、意念等紧密联系起来的结果。而人类的情感光谱中,负面情绪和状态往往比正面情绪更复杂、更易引发关注和思考,也更容易被记录和抽象为文字。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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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人可能会观察到,在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节日庆典、重要场合,甚至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会穿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服饰,而汉族人则似乎更倾向于穿现代、大众化的服装。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我们可以从历史、文化、社会认同等多个维度来探讨。一、 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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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到文化认同、历史叙事以及群体力量的复杂 interplay。你提到越南人同化了汉族移民,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认为汉族同化能力很强,这其中的矛盾确实值得探究。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上,越南确实有过被汉文化深刻影响的时期。唐朝时,越南北部曾被直接统治,汉字、儒家思想、官僚体系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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