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美军的燃烧轰炸那样惨烈，日本民众为何不要求政府投降？
二战后期，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的确异常惨烈，尤其是东京大空袭等一系列燃烧弹攻击，造成的破坏和人员伤亡触目惊心。然而，即便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日本民众却并未如人们想象般普遍要求政府投降。这背后有着极其复杂且深刻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原因，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日本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宣传机器的强大作用。昭和天皇在民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现人神”。军国主义政府极力将战争的责任和道德制高点都与天皇的尊严和日本民族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天皇的权威受到挑战或威胁，在日本国民看来，那将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因此，即使个人生活遭受极大苦难，大多数民众仍然将“侍奉天皇”和“效忠国家”视为最高信条，反对投降就等同于反对天皇，这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长期的战争宣传塑造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形象。从珍珠港偷袭得手，到早期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日本民众被灌输了一种“日本民族是战无不胜的”以及“精神力量可以压倒物质力量”的观念。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他们经历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情绪被放大，并被用来合理化战争的持续。当战争局势急转直下，政府和军队为了维持士气，依然继续鼓吹“一亿玉碎”（即全国人民宁愿牺牲也不投降）的口号。这种宣传不断强化“抵抗到底”的决心，即使在被燃烧弹蹂躏的城市里，许多人也只能选择相信政府的宣传，认为美国人的暴行只是为了逼迫日本屈服，而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信息隔绝和审查制度使得民众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虽然轰炸的惨烈不容忽视，但政府通过严格的信息控制，对外面的真实世界以及战争的全局性走向，都进行了选择性传播。民众很难了解到盟军的强大实力、苏联即将参战的潜在影响，以及日本在各个战场上已经遭受的决定性失败。被炸毁的城市当然是悲惨的，但这种悲惨被解释为敌人残暴的证据，而非战争失败的信号。很多人可能认为，尽管城市被毁，但战争还有希望，或者，敌人之所以如此残酷，正是因为他们惧怕日本的抵抗。
第四，对战败后果的恐惧和误解是另一重要因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仅宣传“一亿玉碎”，还极力渲染战败的恐怖后果。他们向民众灌输，一旦战败，国家将被占领，国民将被奴役，天皇会被审判，日本文化将被摧毁。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宣传，让许多普通民众对投降后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们宁愿承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面对一个他们被告知会更加可怕的未来。
第五，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的局限性。在当时高度集权的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非常有限。即使有人开始质疑战争，也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或声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个人的反战呼吁很容易被压制或被视为叛国行为。更多的人可能专注于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例如寻找食物、庇护所，以及照顾家人。在生命的威胁面前，政治诉求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
最后，也不能完全忽视一部分民众的“幸存者偏差”。虽然大部分城市被轰炸，但总有一些地区受到的直接影响较小，或者幸存者们在巨大的创伤后，会更加倾向于将目光放在眼前的生存，而不是去深究投降与否的政治议题。对于经历了空袭的人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而不是去挑战那个让他们遭受苦难的政府。
直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炸，以及苏联对日宣战，这些具有压倒性、不可抗拒的事件发生后，才最终打破了日本政府维持战争的最后一层幻想。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其性质与燃烧弹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超乎想象的恐怖。这种摧毁力，加上苏联的参战，使得军国主义政府的抵抗逻辑彻底失效，最终才促使天皇做出“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因此，日本民众在二战后期不要求政府投降，是日本特殊的政治文化、强大的宣传机器、信息隔绝、对战败后果的恐惧以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对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结构、国民心理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反映。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日本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宣传机器的强大作用。昭和天皇在民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视为“现人神”。军国主义政府极力将战争的责任和道德制高点都与天皇的尊严和日本民族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天皇的权威受到挑战或威胁，在日本国民看来，那将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背叛。因此，即使个人生活遭受极大苦难，大多数民众仍然将“侍奉天皇”和“效忠国家”视为最高信条，反对投降就等同于反对天皇，这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长期的战争宣传塑造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形象。从珍珠港偷袭得手，到早期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日本民众被灌输了一种“日本民族是战无不胜的”以及“精神力量可以压倒物质力量”的观念。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他们经历了巨大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情绪被放大，并被用来合理化战争的持续。当战争局势急转直下，政府和军队为了维持士气，依然继续鼓吹“一亿玉碎”（即全国人民宁愿牺牲也不投降）的口号。这种宣传不断强化“抵抗到底”的决心，即使在被燃烧弹蹂躏的城市里，许多人也只能选择相信政府的宣传，认为美国人的暴行只是为了逼迫日本屈服，而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信息隔绝和审查制度使得民众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虽然轰炸的惨烈不容忽视，但政府通过严格的信息控制，对外面的真实世界以及战争的全局性走向，都进行了选择性传播。民众很难了解到盟军的强大实力、苏联即将参战的潜在影响，以及日本在各个战场上已经遭受的决定性失败。被炸毁的城市当然是悲惨的，但这种悲惨被解释为敌人残暴的证据，而非战争失败的信号。很多人可能认为，尽管城市被毁，但战争还有希望，或者，敌人之所以如此残酷，正是因为他们惧怕日本的抵抗。
第四，对战败后果的恐惧和误解是另一重要因素。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仅宣传“一亿玉碎”，还极力渲染战败的恐怖后果。他们向民众灌输，一旦战败，国家将被占领，国民将被奴役，天皇会被审判，日本文化将被摧毁。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宣传，让许多普通民众对投降后的生活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们宁愿承受眼前的痛苦，也不愿面对一个他们被告知会更加可怕的未来。
第五，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的局限性。在当时高度集权的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非常有限。即使有人开始质疑战争，也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或声音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个人的反战呼吁很容易被压制或被视为叛国行为。更多的人可能专注于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例如寻找食物、庇护所，以及照顾家人。在生命的威胁面前，政治诉求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
最后，也不能完全忽视一部分民众的“幸存者偏差”。虽然大部分城市被轰炸，但总有一些地区受到的直接影响较小，或者幸存者们在巨大的创伤后，会更加倾向于将目光放在眼前的生存，而不是去深究投降与否的政治议题。对于经历了空袭的人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而不是去挑战那个让他们遭受苦难的政府。
直到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炸，以及苏联对日宣战，这些具有压倒性、不可抗拒的事件发生后，才最终打破了日本政府维持战争的最后一层幻想。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力量，其性质与燃烧弹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超乎想象的恐怖。这种摧毁力，加上苏联的参战，使得军国主义政府的抵抗逻辑彻底失效，最终才促使天皇做出“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因此，日本民众在二战后期不要求政府投降，是日本特殊的政治文化、强大的宣传机器、信息隔绝、对战败后果的恐惧以及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对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结构、国民心理以及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反映。
网友意见
其实日本国民和各界人士已经有过结束战争的要求，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近卫公爵在在2月14日就觐见过天皇，并且强调日本应当立刻终战来保存国体，结果在重臣奉答会议上被其他重臣一致否决。
连近卫公爵的上奏都被当作了放屁，请问日本国民的发言有什么用吗？
日本的国民第87届临时议会在6月9日召开后，议会就已经开始强烈提议内阁立刻展开停战工作，然而针对这种情况，左近司国务相和其他的内阁大臣却表示：
“完全不能同意众议员委员会的报告，这种毫无用处的国会还不如休会了好。”
看见没有？你临时议会和帝国底下的屁民发言几句根本就没人听，还要被内阁嘲讽一顿，所以说昭和帝国的“民意”和“议会”有什么用么？
而《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外务省方面在研究之后将其移交于内阁，并关于在日本国内是否发布此消息进行了激烈争论，内阁最后决定，不告知于国民。
看见没有？内阁直接无视底下的国民，谁在乎你们这些屁民的意见？有些事情屁民还不如干脆不要知道比较好。
而且在7月末时，这件事情被消息灵通人士捅出去之后，原议会议员上下又是一片跳腾、要求内阁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结果又被内阁直接无视。
所以说？对帝国的内阁与陆海军来说，日本国民的发言和要求有什么理睬的必要吗？
最后顺带一提，从小矶内阁开始日本就已经开始不断寻求谈和机会了，不过如果是“为了减轻日本国民痛苦”而投降的话，内阁和大本营不到穷途末路都是不可能接受的。
旧日本帝国的军政府通过消极对待疏散，消防救护工作划水等事实，让只会正面战场富二代式发狠的美国人明白了一个无奈的真理：
“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你们，死一个美国人比死一千个日本平民严重多了。这就是大义！神州不灭，大义永存！”
哦，呵呵，那我们陆航也很无奈。
我绝不是说日本平民活该，而是他们就算哀求停战，要求停战，或者因为这种要求被特高课枪毙，都无法让这种诉求作为“自己发出的声音”被历史记录，还会被喷“原子弹下无冤魂”。
因为旧日本帝国不把他们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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