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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何要推倒魏徵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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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太宗李世民推倒魏徵墓碑的说法,虽然在一些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中流传,但正史中并没有确凿的记载证明李世民真的做过这件事。 所谓的“推倒墓碑”更像是一种带有后世解读和情感投射的说法,用来衬托李世民爱恨交织、复杂矛盾的心情。

如果我们要尝试详细地“讲述”这个故事,并且尽量避免AI的痕迹,就需要从历史的背景、人物性格以及可能的动机出发,进行一番比较合理的推演和想象。

首先,我们得理解魏徵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与李世民的关系。

魏徵,字玄成,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以敢于直言进谏、批评朝政而闻名,被后世誉为“一代名臣”。李世民在位期间,魏徵是他的重要谋臣和谏官。他们的关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堪称是“亦师亦友”,或者说是一种“君臣共治”的典范。

李世民年轻时,在玄武门之变中登基,政治上存在一些瑕疵。而魏徵,恰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避锋芒,多次对李世民的施政提出尖锐批评。例如,他曾直言李世民在某些事务上的“过失”,甚至在李世民感到恼怒的时候,也毫不退缩。

这种“敢谏”的精神,无疑对李世民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世民也确实非常看重魏徵的意见,多次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得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史称“贞观之治”。可以说,魏徵是李世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作为君主的不足,也帮助他成为了一个更加贤明的君主。

然而,君臣之间,尤其是权力核心中的君臣,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

李世民虽然敬重魏徵的才华和品格,但他也毕竟是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魏徵的直言,有时候也可能触及到李世民的“龙鳞”,让他感到不适,甚至颜面扫地。特别是当一些谏言,在李世民看来,可能过于尖锐,或者未能完全顾及到统治的实际困难时,他内心必然会有波澜。

那么,为何会有“推倒魏徵墓碑”的说法呢?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几层复杂的含义:

1. “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感: 史书上记载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魏徵向李世民进献了一篇《群臣论》,其中批评了一些官员的弊端。李世民读完后,大为赞赏,认为魏徵批评得有道理,并将《群臣论》赐给了诸位大臣阅读。然而,当魏徵退朝后,李世民却换上常服,气冲冲地对身边的随从说:“我一定要在朝堂上羞辱魏徵一番!”(“吾必于朝堂上,加之以羞辱!”) 结果,魏徵听说皇帝发怒,赶紧脱下官服,披头散发地跑到李世民面前请罪。李世民见他这样,反而觉得魏徵是“忠臣”,于是握着他的手说:“你我君臣,以道相待,何必如此。”(“君臣之义,以道相待,何必如此。”)

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李世民的性格:一方面,他欣赏魏徵的直言,并以此来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他也有作为皇帝的傲气和情绪。当魏徵的进谏让他感到“丢面子”或者“触怒”了他的时候,他也会有强烈的反应。

如果将这个故事引申到“推倒墓碑”上,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宣泄。在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或许会回想起他们之间曾经的针锋相对,那些让他在朝堂上尴尬或不悦的时刻。在极度的悲痛和复杂的情感交织下,当他独自面对魏徵的墓碑时,也许会有一瞬间,他想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对魏徵“既爱又恨”的情感——爱他为国贡献,恨他让自己难堪;怀念他,又忍不住想起那些被他“教训”的时刻。

2. 对“盛名”的感慨与反思: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给予了他极高的哀荣,亲自撰写了碑文,并在墓前设享。然而,也正是因为魏徵的“盛名”,和后世将他塑造为“完美谏臣”的形象,反而可能让李世民在某个时刻,生出一种“功高盖主”的忧虑,或者对这种“名声”本身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

试想,在李世民的晚年,他回首自己的一生,虽然开创了盛世,但也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过去。魏徵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旁证。如果他认为魏徵的“名声”过大,或者对后世产生了某种“不当”的影响,他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想要通过“打倒”这个象征,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历史评价?这是一种对自身历史定位的焦虑,也是一种对“名”的权衡。

3. 失去后才懂的“痛”: 另一种可能性是,魏徵去世后,李世民确实感到巨大的失落。失去了一位能够直言不讳、帮助他看清自己、引导他走向正确道路的“诤友”,这种失落感是难以言喻的。在巨大的悲伤和孤独中,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想象一下,李世民在魏徵的墓前,曾经是多么依赖这位老臣。当这位老臣不在了,他可能感觉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无助。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他也许会在某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想要“推倒”这块墓碑,仿佛这样就能将一切重新回到“还没有失去”的状态,或者,他只是想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宣泄这种失去的痛苦。

但请记住,以上都是一种基于人物性格和历史情境的推测。 正史中,李世民对魏徵的评价是极高的:“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这里的“人”很明显指的是魏徵。李世民甚至在魏徵死后,还因为听信谗言,认为魏徵生前构陷了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而下令将魏徵墓中的陪葬品全部取出,又挖出尸骨,搬离了墓地,并且后悔地说:“魏徵若在,必不令我为是事。”

注意,这段记载是“挖出尸骨,搬离墓地”,而不是“推倒墓碑”。 这件事发生在魏徵去世后不久,李世民因为听信谗言而产生的追悔和迁怒。即便如此,在知道自己错了之后,他又立刻后悔,并将魏徵的尸骨迁回了原来的地方。

因此,“推倒墓碑”更像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或者说是后人对李世民复杂情感的一种具象化表达。 这种说法,或许是想告诉我们,即使是伟大的君主,也难免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在面对一位如此重要的臣子,一位既是他政治上的砥柱,又是他个人情感上的某种支撑时,他的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和所产生的波动,是多么的复杂和难以理解。

如果我们非要“讲述”这个故事,可以这样描绘:

“魏徵辞世,长安城中为之肃穆。皇帝御驾亲临,撰文悼念,赐葬隆重。然而,在那寂寥的秋风中,有人低语,说皇帝曾因魏徵平日直言,几度拂逆龙鳞,在魏徵死后,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皇帝独自一人来到魏徵墓前,面对那块为爱卿亲笔题写的碑文,心中百感交集。忆起那些令他既钦佩又恼怒的箴言,想起那些让他寝食难安的批语,他或许会有一瞬间,被积压的情绪所吞噬。那块象征着君臣情谊、也象征着无尽规谏的石碑,在颤抖的双手下,可能真的被推倒过。这并非出于对故人的憎恨,而是出于一个帝王,在失去一位如此重要的‘镜子’后,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的宣泄,是对那些曾经的‘难堪’和如今的‘孤寂’的一种笨拙而绝望的回应。”

总而言之,李世民推倒魏徵墓碑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和情感的解读,正史并没有确凿的记载。它折射出的是君臣关系中,权力、情感、理智与冲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尤其是在面对一位敢于挑战权威的伟大谏臣时,这种张力会显得更加突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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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我猜一下吧:

爱之深,恨之切。加上被撕开了心口最深的隐痛:太子逼宫。

故,李世民会对魏征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李世民一生至险之事,是玄武门之变。从此兄弟反目,海舟逼宫。这是他心口永远的阴影。

涉及这件事时,李世民很容易失去理智。玄武门前,他怀疑房玄龄们有观望倾向,甚至都打算直接杀了的。

其他时候,他是个豪迈的明君。但在人伦夺权问题上,李世民一辈子都紧张。


魏征,是太子建成的人。

王夫之吐槽过魏征,认为他先是观望,等太子一死,就去向李世民请见投效,是功名之士。

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请见,尤义之所不许也,斯则其不得与管仲均者也。夫魏征起于群盗之中,幸自拔以归唐,功名之士耳。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重用魏征,是因为他的才华,也是因为要向天下昭示:我用人不疑,不念旧恶。这是个姿态。

此后他们君臣互相撕扯,千古佳话,彼此姿态都很好,不提了。

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从最初的彼此心怀芥蒂,到一个敢言,一个纳谏,他俩磨合出了不错的君臣关系,至少对外如此。虽然还是会私下里彼此骂骂咧咧,欢喜冤家。直到魏征死,李世民还痛哭流涕,“以人为镜”之类的言论,亲写墓碑。又是看画像,又是赋诗。

到此为止,就是君明臣贤的模样。

然后关键的来了。

徵嘗荐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纖人遂指為阿党;又言徵嘗錄前后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

魏征曾经说,杜正伦与侯君集的才华,够宰相。

杜正伦是谁?太子左庶子。是辅佐太子承乾的。当时李世民私下里跟杜正伦说,我儿子似乎不亲近好人。杜正伦去劝谏太子时,把这话说了,太子跟父亲生气:你这么说我?李世民反过来生杜正伦的气:怎么传小话呢?

于是李世民贬黜了杜正伦。

侯君集是谁?凌烟阁功臣之一,与太子承乾策划兵变,完蛋,被处决。

所以魏征真正的问题,不是推荐错了宰相,而是他推荐的人,都与太子谋反有关。

太子承乾谋反,是李世民的终身逆鳞——他当年就是在海舟上软禁了父亲,才玄武门成功的。


李世民的性格,后世多称宽仁,的确如此。但他有性格冲动热情的一面,毕竟武将出身。史书上,他大怒、流涕之类的细节,数不胜数。侯君集要反他,临死前嚎哭一番,太宗都流泪了。就这个性格。

想象魏征死时,李世民四十五岁。他对魏征,是从本来忌惮,再成为君臣,成为好搭档。虽然许多次冲动地要杀他,所谓“杀此田舍翁”,最后还是算了。终于到他死了,思念不已

忽然有人提醒他:

陛下,这人跟杜正伦、侯君集有染。是不是也跟太子谋反有关呢?他私下里还编纂进谏语录,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呢!

后一件事,打击了李世民对魏征的信任。

前一件事,是李世民的逆鳞、隐痛,谁都不能碰。

“魏征可能伙同太子一起谋反我?!”这是李世民一辈子的阴影。

所以砸碑去了。

顺便,魏征死那一年,即公元643年,是贞观朝转折的一年:太子承乾事发。李世民连有谋夺太子位的李泰也一并扔一边,立了李治。

所以他对魏征的这些举动,都和太子有关。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之举措。


到这事稍微冷一冷之后,李世民重新为魏征立碑:

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禮加焉。

风头过了,恩遇又回来了。


宰相推荐错人、私下里留点语录,最多让唐太宗不爽。

但涉及到太子谋反,才是李世民一时怒发,无法抑制的决定性事件。

毕竟,诸王夺嫡、以兵逼宫,是他一辈子最不愿意提的事。

实际上,对古今中外一切君王,立嫡都是极敏感的事,跟错皇子都可能要被秋后算账,何况还牵涉到一个谋反的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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