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不是情商低，为何不去温和的批评李世民？
关于魏征的情商问题，以及他为何选择直接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方式来批评李世民，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如果简单地说他情商低，未免过于片面，也忽略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魏征个人的独特考量。
首先，我们得理解“情商”这个概念。在现代语境下，情商通常包含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和人际关系管理等几个方面。用现代的眼光去套用古代人物，本身就容易产生偏差。但如果我们将“情商”理解为理解他人情绪、管理自己情绪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进行人际互动和达成目标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魏征。
魏征为何不“温和”批评李世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历史背景：君臣关系的本质
在唐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臣子则以“忠君”为首要原则。在这样的体制下，“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稍有不慎，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满门抄斩。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开明的君主，但他的权力依然是绝对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魏征能够屡次直言不讳，甚至在李世民大怒时面不改色，这本身就说明了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也反衬出魏征行为的“不寻常”。
二、 魏征的政治理念与责任感
魏征并非一个意气用事、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他之所以选择直言不讳，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理念支撑：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这是李世民自己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能够成为“明君”的重要原因。魏征深谙此道，他认为作为臣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君主“鉴”和“明”。如果他选择委婉曲折的说法，而李世民没有领会，导致决策失误，那么魏征认为自己是失职。
“事不至君，臣罪也”： 魏征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做了错误的事情，而臣子没有及时劝谏，那么这个错误就如同臣子犯下的罪过一样。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驱使他必须将自己的意见清晰、直接地表达出来。
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 魏征的谏言很多都关乎国家大政、民生疾苦。例如，他曾多次劝谏李世民要节俭，避免劳民伤财，尤其是在征伐高句丽等问题上，他的反对立场非常坚定。他认为，如果因为顾忌“温和”而耽误了国家的大事，那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
三、 李世民的性格与政治需要
李世民并非一个刚愎自用的昏君，他更希望得到真诚的、有见地的建议，而不是阿谀奉承。
李世民的“求谏”文化： 李世民即位后，大力提倡“求谏”之风，他身边也确实聚集了一批敢于直言的臣子，其中魏征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虽然有时会因为魏征的直言而龙颜大怒，但事后往往能够反思，甚至采纳魏征的意见。这说明李世民内心是渴望被纠正的，而魏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魏征的“度”： 尽管魏征说话直，但他并非没有分寸。他的批评往往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并且能够看到李世民的优点，在批评的同时也肯定他的功绩。例如，他会在李世民英明的时候赞扬，在犯错的时候指出。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反而让李世民更能接受。
四、 魏征的“说话之道”：直接是其策略
反过来想，魏征选择“温和”批评，真的就能达到目的吗？
“温和”可能被忽视： 在那个讲究等级尊卑的时代，如果魏征用非常委婉、含蓄的方式提出意见，李世民可能根本听不进去，或者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甚至认为魏征在敷衍。
“惊醒”君主： 魏征的直接往往能起到“惊醒”的作用。当李世民在某个问题上沉迷或者考虑不周时，一句直白的话语，如同醍醐灌顶，能够让他立刻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问题。
树立榜样： 魏征的敢言，也为其他臣子树立了榜样，激励更多人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营造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开放政治氛围。
五、 魏征的“个人魅力”与“安全感”
魏征与李世民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君臣关系的默契。
“不杀之恩”： 魏征早年曾效力于李建成为太子，与李世民是政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本可以除掉他，但他选择招揽并重用。这种“不杀之恩”是他们之间信任的基础。
“知己”： 在某种程度上，李世民是懂魏征的。他知道魏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谏，而是出于公心。这种“知己”的情感，使得李世民能够容忍魏征的“直”。
总结来看，魏征的情商，我认为不宜用“低”来简单概括。
他更像是一位深谙“为臣之道”的政治家，他懂得在特定环境下，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履行自己辅佐君主的职责。他的“直”，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基于对国家和君主负责的觉悟。
他之所以不“温和”，是因为他认为“温和”在某些时刻反而会适得其反，无法达到警醒君主、规劝过失的目的。他的“硬”，是为了“软”——为了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为了君主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魏征的谏言，虽然有时让李世民下不来台，但事后李世民往往能从中受益。这恰恰说明了魏征的“情商”并非体现在圆滑世故，而是体现在他能够深刻理解君主的需求，并以一种“不惜冒犯”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从而最终实现了君臣共治、国家昌盛的目标。他的“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情商”的体现，是一种以大局为重的智慧。
首先，我们得理解“情商”这个概念。在现代语境下，情商通常包含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和人际关系管理等几个方面。用现代的眼光去套用古代人物，本身就容易产生偏差。但如果我们将“情商”理解为理解他人情绪、管理自己情绪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进行人际互动和达成目标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魏征。
魏征为何不“温和”批评李世民？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历史背景：君臣关系的本质
在唐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臣子则以“忠君”为首要原则。在这样的体制下，“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稍有不慎，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满门抄斩。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开明的君主，但他的权力依然是绝对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魏征能够屡次直言不讳，甚至在李世民大怒时面不改色，这本身就说明了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也反衬出魏征行为的“不寻常”。
二、 魏征的政治理念与责任感
魏征并非一个意气用事、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他之所以选择直言不讳，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理念支撑：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这是李世民自己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能够成为“明君”的重要原因。魏征深谙此道，他认为作为臣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君主“鉴”和“明”。如果他选择委婉曲折的说法，而李世民没有领会，导致决策失误，那么魏征认为自己是失职。
“事不至君，臣罪也”： 魏征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做了错误的事情，而臣子没有及时劝谏，那么这个错误就如同臣子犯下的罪过一样。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驱使他必须将自己的意见清晰、直接地表达出来。
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 魏征的谏言很多都关乎国家大政、民生疾苦。例如，他曾多次劝谏李世民要节俭，避免劳民伤财，尤其是在征伐高句丽等问题上，他的反对立场非常坚定。他认为，如果因为顾忌“温和”而耽误了国家的大事，那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
三、 李世民的性格与政治需要
李世民并非一个刚愎自用的昏君，他更希望得到真诚的、有见地的建议，而不是阿谀奉承。
李世民的“求谏”文化： 李世民即位后，大力提倡“求谏”之风，他身边也确实聚集了一批敢于直言的臣子，其中魏征是最突出的代表。他虽然有时会因为魏征的直言而龙颜大怒，但事后往往能够反思，甚至采纳魏征的意见。这说明李世民内心是渴望被纠正的，而魏征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魏征的“度”： 尽管魏征说话直，但他并非没有分寸。他的批评往往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并且能够看到李世民的优点，在批评的同时也肯定他的功绩。例如，他会在李世民英明的时候赞扬，在犯错的时候指出。这种“刚柔并济”的方式，反而让李世民更能接受。
四、 魏征的“说话之道”：直接是其策略
反过来想，魏征选择“温和”批评，真的就能达到目的吗？
“温和”可能被忽视： 在那个讲究等级尊卑的时代，如果魏征用非常委婉、含蓄的方式提出意见，李世民可能根本听不进去，或者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甚至认为魏征在敷衍。
“惊醒”君主： 魏征的直接往往能起到“惊醒”的作用。当李世民在某个问题上沉迷或者考虑不周时，一句直白的话语，如同醍醐灌顶，能够让他立刻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问题。
树立榜样： 魏征的敢言，也为其他臣子树立了榜样，激励更多人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营造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开放政治氛围。
五、 魏征的“个人魅力”与“安全感”
魏征与李世民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君臣关系的默契。
“不杀之恩”： 魏征早年曾效力于李建成为太子，与李世民是政敌。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本可以除掉他，但他选择招揽并重用。这种“不杀之恩”是他们之间信任的基础。
“知己”： 在某种程度上，李世民是懂魏征的。他知道魏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谏，而是出于公心。这种“知己”的情感，使得李世民能够容忍魏征的“直”。
总结来看，魏征的情商，我认为不宜用“低”来简单概括。
他更像是一位深谙“为臣之道”的政治家，他懂得在特定环境下，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履行自己辅佐君主的职责。他的“直”，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基于对国家和君主负责的觉悟。
他之所以不“温和”，是因为他认为“温和”在某些时刻反而会适得其反，无法达到警醒君主、规劝过失的目的。他的“硬”，是为了“软”——为了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为了君主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魏征的谏言，虽然有时让李世民下不来台，但事后李世民往往能从中受益。这恰恰说明了魏征的“情商”并非体现在圆滑世故，而是体现在他能够深刻理解君主的需求，并以一种“不惜冒犯”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从而最终实现了君臣共治、国家昌盛的目标。他的“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情商”的体现，是一种以大局为重的智慧。
网友意见
魏征……其实挺温和的。
我来讲一个不温和的故事吧，同样就在唐代，离魏征劝谏没多久的时候。
贞观十七年三月，齐王李佑反了。
李佑造反的原因非常搞笑——他的老师、齐王府长史权万纪是个热爱劝谏的老古板，看不惯李佑的一切爱好，经常不分场合地怼李佑，轰走李佑的狐朋狗友，还不让李佑出去浪。
权万纪没有魏征的水平，李佑也没有李世民的心胸，于是两人的梁子越结越大。
终于，权万纪使用了教师的最终技能——叫家长，他把李佑在齐州的破事全告诉了李世民。
李佑不出意料地被李世民臭骂一顿。
感受到父爱的疼痛，李佑一怒之下准备谋杀权万纪。
然后又让权万纪知道了，并再次通知了家长。
李世民让这二位回长安当面对质，权万纪二话不说就上路了。
为了不让权万纪顺利上路，李佑决定，送他上路。
李佑截杀了权万纪。
这下彻底不能回长安了。
为了不回长安，李佑想了一个办法——造反。
于是李佑就在无战略无兵将无粮草的三无状态下谋反了。
哭笑不得的朝廷派兵平叛，结果兵还没到，李佑就被本地一个兵曹拿下，叛乱就此结束，总时长不超过二十天。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
不，叛乱失败的李佑被押回长安，很快牵扯出一堆人，其中有一个人叫纥干承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时逢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争位，于是审问很快有了新的进展，直接带走了太子李承乾，陈国公侯君集，汉王李元昌，杜如晦的儿子杜荷，以及……刚刚去世的太子太师魏征。
你去翻翻《贞观政要》，看看原文，就知道魏征对太宗的批评是非常讲艺术的，根本不是那种垮起个批脸指着鼻子骂。很多时候都在说“陛下说得对啊”“陛下说的和古代圣人是一个意思”“陛下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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