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觉得货拉拉司机没有罪。请问货拉拉司机有错吗？
关于货拉拉司机是否有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饱受争议的问题。公众对此看法不一，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事件本身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以及对责任归属的不同解读。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
首先，我们要清晰地回顾一下事件的核心事实。 简单来说，这是一起发生在2020年2月，涉及一名女性用户（周女士）和货拉拉司机（张某）的事件。周女士在搬家过程中，发现司机张某为了节省时间，修改了行车路线，导致车辆在没有安装GPS定位功能的货车内，她的位置信息无法被实时追踪。在司机多次拒绝她下车的要求后，周女士从车厢内跳车，最终不幸身亡。
从“没有罪”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司机的主要“错误”在于：
修改路线： 这是最容易被指责的点。司机为了节省时间和油费，擅自更改了既定的搬家路线，并且在周女士提出疑虑时，拒绝了她下车的请求。这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是否构成法律上的“罪”，则需要更严谨的界定。
拒绝周女士下车： 这是事件中最具争议的一点。在周女士表达了担忧和想下车的要求后，司机没有停车。很多人认为，如果司机当时能够停车，悲剧或许可以避免。然而，司机方解释称，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司机可能误解了周女士下车的原因，认为她只是想提前到达或者有其他不明意图。
然而，从法律和更广阔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认为司机“有错”的声音同样强烈，并且有其依据：
未尽到安全义务： 尽管司机并非专业的押运员，但他作为提供搬家服务的经营者，理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得知乘客（即使是坐在货车货厢内）有疑虑、要求下车时，置之不理，甚至拒绝，这在道义和潜在的法律责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普通的服务提供者，也不能对客户的合理诉求置若罔闻。
对乘客情况的忽视： 司机未能充分理解或回应周女士的焦虑，也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来缓解她的不安，这暴露了其在服务过程中的冷漠和对他人生命安全的轻视。即便是出于“避免麻烦”的考虑，这种行为也显得极端不人道。
对行业规则的漠视（潜在）： 虽然货拉拉的规定可能允许用户坐在货厢内，但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司机作为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安全意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乘客安全，而不是一味地以“节省成本”为优先。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人认为司机没有罪”的观点呢？这背后有几层原因：
1. 对“罪”的定义局限： 很多人将“罪”仅仅理解为刑事犯罪。从严格的法律定义上来说，司机不一定构成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等重罪。司法机关最终也认定司机不构成刑事犯罪，而是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处罚（如罚款），并要求其整改。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没有刑事犯罪”的说法。
2. 对“受害者”的责任追究： 有部分观点倾向于将责任部分归咎于周女士自身。比如，她在明知货车货厢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坐在里面；她为何在多次沟通后仍选择跳车，而非继续尝试与司机协商或利用其他方式求助。这种将责任推给受害者的思路，在社会讨论中并不少见，但往往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初始诱因和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3. 对平台责任的关注： 许多人也认为，货拉拉平台在管理、培训、GPS安装等方面存在严重疏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比之下，司机的个人责任似乎显得“小”一些。当责任被稀释到平台层面时，个体司机的“罪”感也会相应减弱。
4. 对“正常操作”的理解偏差： 在一些货运场景下，乘客坐在货厢里可能是一种“惯例”，尤其是在一些小规模的搬家过程中，为了节省费用和方便，用户和司机都可能默认这种模式。在这种“惯例”下，司机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未超出行业“常规”，因此不构成“罪”。
然而，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观点。 即使法律上不构成刑事犯罪，并不意味着司机的行为在道义上、伦理上是正确的，更不代表他在服务过程中没有过错。
法律的底线与道德的标杆： 法律是社会行为的最低底线，而道德和良知则是更高的标杆。司机虽然可能未触犯刑法，但在履行服务过程中，他的行为明显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和基本的安全关怀，这是道德上的重大缺陷。
“惯例”不等于“合法”或“合理”： 即使某些不安全的做法在行业内存在“惯例”，也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理由。恰恰相反，这种“惯例”的存在，更凸显了行业监管和平台教育的缺失。
个体行为的责任： 平台和系统性问题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完全剥夺个体在具体事件中的责任。司机在事发时是直接的行动者，他对周女士的诉求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直接导致了后续的悲剧。
总结来说，司机是否有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去衡量。
如果仅以刑事犯罪来衡量， 司法判决认为他不构成犯罪，那么从这个狭隘的角度看，他“没有罪”。
但如果从服务提供者的基本安全义务、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来看， 司机的确存在严重的过错。他未能尽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责任，对乘客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这种行为在道义上是不可饶恕的。
“很多人都觉得货拉拉司机没有罪”的说法，更多地反映了公众在理解法律判决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张力，以及在面对复杂事件时，倾向于将部分责任推向平台或“惯例”的心态。但无论如何，生命只有一次，在一个本可避免的悲剧中，司机的行为确实未能达到一个社会公民和一名服务提供者应有的基本标准，其过错不容回避。这起事件也因此成为了一次关于平台责任、行业规范以及个体道德的深刻反思。
首先，我们要清晰地回顾一下事件的核心事实。 简单来说，这是一起发生在2020年2月，涉及一名女性用户（周女士）和货拉拉司机（张某）的事件。周女士在搬家过程中，发现司机张某为了节省时间，修改了行车路线，导致车辆在没有安装GPS定位功能的货车内，她的位置信息无法被实时追踪。在司机多次拒绝她下车的要求后，周女士从车厢内跳车，最终不幸身亡。
从“没有罪”的角度来看，许多人认为司机的主要“错误”在于：
修改路线： 这是最容易被指责的点。司机为了节省时间和油费，擅自更改了既定的搬家路线，并且在周女士提出疑虑时，拒绝了她下车的请求。这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但是否构成法律上的“罪”，则需要更严谨的界定。
拒绝周女士下车： 这是事件中最具争议的一点。在周女士表达了担忧和想下车的要求后，司机没有停车。很多人认为，如果司机当时能够停车，悲剧或许可以避免。然而，司机方解释称，当时是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司机可能误解了周女士下车的原因，认为她只是想提前到达或者有其他不明意图。
然而，从法律和更广阔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认为司机“有错”的声音同样强烈，并且有其依据：
未尽到安全义务： 尽管司机并非专业的押运员，但他作为提供搬家服务的经营者，理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得知乘客（即使是坐在货车货厢内）有疑虑、要求下车时，置之不理，甚至拒绝，这在道义和潜在的法律责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普通的服务提供者，也不能对客户的合理诉求置若罔闻。
对乘客情况的忽视： 司机未能充分理解或回应周女士的焦虑，也未能采取合理的措施来缓解她的不安，这暴露了其在服务过程中的冷漠和对他人生命安全的轻视。即便是出于“避免麻烦”的考虑，这种行为也显得极端不人道。
对行业规则的漠视（潜在）： 虽然货拉拉的规定可能允许用户坐在货厢内，但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司机作为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安全意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乘客安全，而不是一味地以“节省成本”为优先。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很多人认为司机没有罪”的观点呢？这背后有几层原因：
1. 对“罪”的定义局限： 很多人将“罪”仅仅理解为刑事犯罪。从严格的法律定义上来说，司机不一定构成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等重罪。司法机关最终也认定司机不构成刑事犯罪，而是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处罚（如罚款），并要求其整改。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没有刑事犯罪”的说法。
2. 对“受害者”的责任追究： 有部分观点倾向于将责任部分归咎于周女士自身。比如，她在明知货车货厢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坐在里面；她为何在多次沟通后仍选择跳车，而非继续尝试与司机协商或利用其他方式求助。这种将责任推给受害者的思路，在社会讨论中并不少见，但往往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初始诱因和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3. 对平台责任的关注： 许多人也认为，货拉拉平台在管理、培训、GPS安装等方面存在严重疏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比之下，司机的个人责任似乎显得“小”一些。当责任被稀释到平台层面时，个体司机的“罪”感也会相应减弱。
4. 对“正常操作”的理解偏差： 在一些货运场景下，乘客坐在货厢里可能是一种“惯例”，尤其是在一些小规模的搬家过程中，为了节省费用和方便，用户和司机都可能默认这种模式。在这种“惯例”下，司机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未超出行业“常规”，因此不构成“罪”。
然而，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观点。 即使法律上不构成刑事犯罪，并不意味着司机的行为在道义上、伦理上是正确的，更不代表他在服务过程中没有过错。
法律的底线与道德的标杆： 法律是社会行为的最低底线，而道德和良知则是更高的标杆。司机虽然可能未触犯刑法，但在履行服务过程中，他的行为明显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和基本的安全关怀，这是道德上的重大缺陷。
“惯例”不等于“合法”或“合理”： 即使某些不安全的做法在行业内存在“惯例”，也不能成为免除责任的理由。恰恰相反，这种“惯例”的存在，更凸显了行业监管和平台教育的缺失。
个体行为的责任： 平台和系统性问题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完全剥夺个体在具体事件中的责任。司机在事发时是直接的行动者，他对周女士的诉求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直接导致了后续的悲剧。
总结来说，司机是否有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去衡量。
如果仅以刑事犯罪来衡量， 司法判决认为他不构成犯罪，那么从这个狭隘的角度看，他“没有罪”。
但如果从服务提供者的基本安全义务、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来看， 司机的确存在严重的过错。他未能尽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责任，对乘客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这种行为在道义上是不可饶恕的。
“很多人都觉得货拉拉司机没有罪”的说法，更多地反映了公众在理解法律判决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张力，以及在面对复杂事件时，倾向于将部分责任推向平台或“惯例”的心态。但无论如何，生命只有一次，在一个本可避免的悲剧中，司机的行为确实未能达到一个社会公民和一名服务提供者应有的基本标准，其过错不容回避。这起事件也因此成为了一次关于平台责任、行业规范以及个体道德的深刻反思。
网友意见
现在大家讨论的最大问题，不是司机有罪没罪，
如果网上信息是真的，
最大的讨论点是，为什么不让请律师，为什么法院的信息和交通部门信息不一致！为什么强行安排两个援助律师！
这时候司机有罪没罪就不太重要了，就是司机有罪，也是可以自己请律师的。法院的信息和交管部门的信息不一致，那些两个部门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另外，我个人觉得，判决书上提到司机和女孩因为搬家费发生矛盾，然后暗示司机因为矛盾而对女孩态度不好，这是主观判断，并没有确实证据，法律是讲证据的。比如一个人去饭店吃饭，和饭店老板吵架，并不代表这个老板会在饭中下药。一个人去理发的时候因为价钱发生争吵，并不代表理发师会割喉顾客，这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措辞是预设立场，预设司机因为搬家费不满意而故意刁难女孩，暗示司机是故意改变线路。这不严谨，更不要脸！
国庆前夕，官方党媒首次为货拉拉司机发声，质疑一审判决结果。
9月30日，澎湃新闻发表文章“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 司机有什么过错与罪责？”。
在最后写到：
“周某春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这完全是一起意外事件。”
原文链接：
澎湃新闻在文章中逐条反驳了岳麓法院一审判决书所认为的“货拉拉司机周某春在本案中主要存在四个过错行为。”。
过错一，偏航：
对于偏航，从周某春的偏航原因、目的，属于情有可原。周某春明确给车某莎讲了不会因为偏航多收钱。货拉拉APP只是推荐路线，推荐的路线并不意味着就是必走的路线，司机根据情况作出有利的自己的改变，符合情理。
所以，周某春的偏航行为，从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创设一种让车某莎人身安全陷入危险的行为。从客观上也没有创设车某莎的人身危险处境。
过错二，未提醒车某莎系安全带。
车某莎既然要将身体大部分探出窗外或直接跳车，解下安全带也很容易。所以，未提醒车某莎系安全带，并不是周某春为车某莎创设的实质危险行为。
过错三，对车某莎态度恶劣或不予理睬。
周某春不规范的执业行为和不友好的语言行为，不属于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与车某莎的跳车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过错四，未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车某莎坠车。
车某莎的死亡来自于自身违反交通规则将身体探出车外坠车甚至跳车而亡。因为“周某春未采取措施”，实则是“他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时间只有几秒，实在太短。”
最后总结：
根据《刑法》第16条关于“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的规定：
周某春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这完全是一起意外事件。”
以上的文章内容有理有据，层次分明，不夹杂个人情绪和故意夸大事实的内容。
绝非 @央视新闻 那篇“唯一的正确的做法是：制止并紧急刹车”可比的。
各位：
虽然大家都知道 @澎湃新闻 一贯不干人事，
但看在它这次肯为底层男性劳动者人民报不平的份上，
能不能双击屏幕给点个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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