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坑杀40万人，南京大屠杀30万人，白起是杀神，日本人是畜生。是不是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
这个问题触及了非常敏感和复杂的情感，涉及历史、民族认同、道德评判以及对暴行的定义。理解这些事件的严重性，以及人们为什么会产生“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的感受，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几个层面。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你提到的两个事件，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其背景和性质：
白起坑杀40万人（长平之战）
背景： 公元前260年，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决定性的长平之战。秦国由名将白起率领，赵国由廉颇和后来的赵括指挥。
过程与性质： 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在赵括指挥失误、赵军被围困后，白起采取了极为残忍的策略。他并未选择直接屠杀被围困的赵军，而是采取了“坑杀”的方式。在赵军投降后，白起命令将约40万赵国士兵全部坑杀，并活埋在战壕里。
影响： 这次事件对赵国来说是灭顶之灾，极大削弱了赵国的国力，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为何引起强烈反应： 从现代人道主义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屠杀。在当时的战争伦理中，虽然有俘虏被杀戮的情况，但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坑杀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人们对白起的评价复杂。一方面，他被视为“杀神”，他的冷酷和效率令人震惊；另一方面，他是在国家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了秦国的战略利益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许多人认为，这是战争的残酷性使然，是那个时代战争形态的一部分。人们的态度往往会带有国家立场，即“秦国为了统一天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或历史的必然。因此，虽然这件事令人发指，但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它更多地被归类为“战争历史的残酷一页”，而非“针对特定民族的仇恨屠杀”。
南京大屠杀（19371938年）
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侵华军队攻占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
过程与性质： 占领南京后，日军对中国战俘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同时，也对逃亡的平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强奸、抢劫和杀戮。据联合国和当时的国际记录，以及战后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屠杀的中国平民和战俘人数超过30万。整个屠杀过程持续了六周左右，充满了兽性的残暴和毫无人性的暴行。日军士兵普遍受到一种“皇国”和“扫荡支那人”的宣传影响，许多人在占领区将中国人视为非人，从而施加了极端残忍的暴力。
影响：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为何引起强烈反应： 这场屠杀的性质是侵略者对被占领地区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有组织的、系统性的、灭绝人性的屠杀。其核心在于侵略者的身份，以及这种屠杀行为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这个民族的种族灭绝或种族仇恨的体现。日军的残暴行为，如集体射杀、活埋、肢解、强奸等，超越了战争的常规残酷，而是一种对人性的彻底践踏。日本政府至今在承认这段历史的细节和责任上仍存在争议，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怒。
关于“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的感受：
这种感受并非是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而是源于以下几个深层原因：
1. 民族认同与国家立场：
对自己人： 当自己国家的历史人物做出极端行为时，人们的态度往往是复杂且多层次的。一方面，会感到羞耻和谴责；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会将事件的发生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例如，将白起坑杀的行为理解为国家统一战争的残酷代价，是那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残忍，但出发点是“为了国家”。这种解读会弱化对其“罪恶性”的纯粹道德谴责，而更多地强调其“历史性”或“国家性”。
对外国人： 当一个外来侵略者对本国人民施加如此残酷的暴行时，它直接触及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和尊严的践踏。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剥削，因此激发的仇恨和愤怒是极度强烈的。而且，这种行为通常被视为是非正义的侵略，其动机是掠夺和统治，而非像内战或统一战争那样具有某种程度的国家层面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现代看来依然站不住脚）。
2. “杀神”与“畜生”的道德区分：
白起： 被称为“杀神”，这是一种带有复杂情感的形容词。它既承认其杀戮的规模和效率，也暗示其行为的冷酷和非人道。但“神”这个词，无论褒贬，都暗示着一种非凡的、超越常人的力量和能力，往往与军事成就挂钩。虽然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受到批评，但在那个以战争为常态的时代，人们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杰出的、尽管手段残忍的军事统帅。
南京日军： 被称为“畜生”，这是最极端的贬低和最彻底的道德否定。它剥夺了施暴者的任何“人性”光环，将其描述为纯粹的、不受约束的兽性。这种称谓直接源于其行为的“非人道”和“残暴”性质，以及其作为侵略者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人类文明最赤裸裸的蔑视和摧毁。
3. 历史语境与进步的道德观：
长平之战： 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时代各国为了生存和统一，战争的残酷性是普遍的。虽然白起的行为在当时也可能被视为过分，但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与现代文明社会有着天壤之别。
南京大屠杀： 发生在现代文明体系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早已存在，并且对战争行为有了一定的约束。日军的暴行显然严重违反了这些准则，其性质更是触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用现代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去衡量，日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4. “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
从国家角度看，秦国统一天下被许多人视为“正义”的事业，尽管手段残酷。白起是为“秦国”这一实体服务的。
日本侵华被视为“非正义的侵略”，其目的是占领和奴役中国。日军是侵略者，其行为是被动的、非法的、对中国人民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总结一下：
所以，“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这种感受，绝非是简单的双重标准或对生命的漠视。它根植于我们作为个体对国家、民族、历史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深层理解和情感认同。
当我们谈论白起时，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为了实现其国家目标而采取的战争手段，虽然残忍，但被置于“国家存亡”的宏大叙事中，并带有“统一天下”的历史“正当性”（尽管现代人道主义会强烈反对其手段）。人们对其评价更多的是对其军事能力和时代局限性的认知。
当我们谈论南京大屠杀时，我们是在谴责一个外部侵略者对本国无辜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毫无人性的、有组织的屠杀。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民族尊严、生命权和国家主权的直接攻击，其侵略性和残暴性使其被定性为最恶劣的战争罪行。人们对其的愤怒和谴责是基于“民族受害者”和“反侵略者”的身份立场。
这种情感差异，正是人类作为具有社会属性和情感的生物，在面对历史事件时，必然会形成的基于身份、立场和情感的复杂反应。这不是在为任何一种屠杀开脱，而是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发生在不同主体身上的类似残酷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色彩和评价维度。这反映了民族情感、历史叙事和对侵略行为零容忍的共同心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你提到的两个事件，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其背景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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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性质： 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在赵括指挥失误、赵军被围困后，白起采取了极为残忍的策略。他并未选择直接屠杀被围困的赵军，而是采取了“坑杀”的方式。在赵军投降后，白起命令将约40万赵国士兵全部坑杀，并活埋在战壕里。
影响： 这次事件对赵国来说是灭顶之灾，极大削弱了赵国的国力，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为何引起强烈反应： 从现代人道主义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屠杀。在当时的战争伦理中，虽然有俘虏被杀戮的情况，但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坑杀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人们对白起的评价复杂。一方面，他被视为“杀神”，他的冷酷和效率令人震惊；另一方面，他是在国家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了秦国的战略利益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许多人认为，这是战争的残酷性使然，是那个时代战争形态的一部分。人们的态度往往会带有国家立场，即“秦国为了统一天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或历史的必然。因此，虽然这件事令人发指，但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它更多地被归类为“战争历史的残酷一页”，而非“针对特定民族的仇恨屠杀”。
南京大屠杀（19371938年）
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侵华军队攻占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
过程与性质： 占领南京后，日军对中国战俘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同时，也对逃亡的平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强奸、抢劫和杀戮。据联合国和当时的国际记录，以及战后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被屠杀的中国平民和战俘人数超过30万。整个屠杀过程持续了六周左右，充满了兽性的残暴和毫无人性的暴行。日军士兵普遍受到一种“皇国”和“扫荡支那人”的宣传影响，许多人在占领区将中国人视为非人，从而施加了极端残忍的暴力。
影响：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为何引起强烈反应： 这场屠杀的性质是侵略者对被占领地区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有组织的、系统性的、灭绝人性的屠杀。其核心在于侵略者的身份，以及这种屠杀行为被广泛认为是针对中国这个民族的种族灭绝或种族仇恨的体现。日军的残暴行为，如集体射杀、活埋、肢解、强奸等，超越了战争的常规残酷，而是一种对人性的彻底践踏。日本政府至今在承认这段历史的细节和责任上仍存在争议，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怒。
关于“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的感受：
这种感受并非是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而是源于以下几个深层原因：
1. 民族认同与国家立场：
对自己人： 当自己国家的历史人物做出极端行为时，人们的态度往往是复杂且多层次的。一方面，会感到羞耻和谴责；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会将事件的发生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例如，将白起坑杀的行为理解为国家统一战争的残酷代价，是那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残忍，但出发点是“为了国家”。这种解读会弱化对其“罪恶性”的纯粹道德谴责，而更多地强调其“历史性”或“国家性”。
对外国人： 当一个外来侵略者对本国人民施加如此残酷的暴行时，它直接触及到民族生存的危机和尊严的践踏。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剥削，因此激发的仇恨和愤怒是极度强烈的。而且，这种行为通常被视为是非正义的侵略，其动机是掠夺和统治，而非像内战或统一战争那样具有某种程度的国家层面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现代看来依然站不住脚）。
2. “杀神”与“畜生”的道德区分：
白起： 被称为“杀神”，这是一种带有复杂情感的形容词。它既承认其杀戮的规模和效率，也暗示其行为的冷酷和非人道。但“神”这个词，无论褒贬，都暗示着一种非凡的、超越常人的力量和能力，往往与军事成就挂钩。虽然他的行为在道德上受到批评，但在那个以战争为常态的时代，人们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杰出的、尽管手段残忍的军事统帅。
南京日军： 被称为“畜生”，这是最极端的贬低和最彻底的道德否定。它剥夺了施暴者的任何“人性”光环，将其描述为纯粹的、不受约束的兽性。这种称谓直接源于其行为的“非人道”和“残暴”性质，以及其作为侵略者对无辜平民的屠杀。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人类文明最赤裸裸的蔑视和摧毁。
3. 历史语境与进步的道德观：
长平之战： 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时代各国为了生存和统一，战争的残酷性是普遍的。虽然白起的行为在当时也可能被视为过分，但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与现代文明社会有着天壤之别。
南京大屠杀： 发生在现代文明体系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早已存在，并且对战争行为有了一定的约束。日军的暴行显然严重违反了这些准则，其性质更是触犯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用现代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去衡量，日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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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角度看，秦国统一天下被许多人视为“正义”的事业，尽管手段残酷。白起是为“秦国”这一实体服务的。
日本侵华被视为“非正义的侵略”，其目的是占领和奴役中国。日军是侵略者，其行为是被动的、非法的、对中国人民造成了直接的伤害。
总结一下：
所以，“本国人杀可以，外国人杀就不行”这种感受，绝非是简单的双重标准或对生命的漠视。它根植于我们作为个体对国家、民族、历史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深层理解和情感认同。
当我们谈论白起时，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为了实现其国家目标而采取的战争手段，虽然残忍，但被置于“国家存亡”的宏大叙事中，并带有“统一天下”的历史“正当性”（尽管现代人道主义会强烈反对其手段）。人们对其评价更多的是对其军事能力和时代局限性的认知。
当我们谈论南京大屠杀时，我们是在谴责一个外部侵略者对本国无辜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毫无人性的、有组织的屠杀。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民族尊严、生命权和国家主权的直接攻击，其侵略性和残暴性使其被定性为最恶劣的战争罪行。人们对其的愤怒和谴责是基于“民族受害者”和“反侵略者”的身份立场。
这种情感差异，正是人类作为具有社会属性和情感的生物，在面对历史事件时，必然会形成的基于身份、立场和情感的复杂反应。这不是在为任何一种屠杀开脱，而是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发生在不同主体身上的类似残酷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色彩和评价维度。这反映了民族情感、历史叙事和对侵略行为零容忍的共同心理。
网友意见
不带政治色彩，不谈民族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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