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面对四十万赵降卒，白起有没有比坑杀更好的办法？
一、坑杀的“合理性”与白起的考量
首先，我们得理解白起选择坑杀的“逻辑”。
后勤压力与不稳定因素： 战败的四十万赵军，虽然投降了，但他们依然是实实在在的个体，需要吃饭、饮水、住所，甚至还要时刻提防其反抗。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如何有效管理和供给如此庞大的一支降卒，是极为困难的。长平战场地处偏远，供给线拉长，强行带走这四十万人，无疑会给秦军的后勤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成为战场上的不稳定因素。
政治与战略考量： 赵国是当时秦国统一六国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长平一战，秦军几乎全歼了赵国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如果放任这四十万降卒返回赵国，他们很可能重整旗鼓，成为秦国未来攻赵的巨大阻碍。更何况，秦国长期与赵国征战，积怨已深，白起可能认为，通过彻底铲除赵国的有生力量，可以极大地削弱赵国的国力，为秦国进一步吞并赵国扫清障碍。
震慑作用： 坑杀如此大量的降卒，其残酷性无疑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强大震慑。秦国以武力统一天下，这种雷霆手段能够有效地打击敌方的士气和抵抗意志。
二、除了坑杀，白起可能有哪些“更好”的选项？
尽管坑杀在当时似乎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如果白起能够跳出这种“一劳永逸”的思路，或许有其他更具长期利益的方案：
1. 收编与分化利用：
具体操作： 白起可以将一部分赵国降卒收编入秦军。这并非完全陌生的概念，历史上很多统一战争中，胜利者都会吸纳一部分战败国的士兵作为补充兵力。
如何实现：
严加甄别与清洗： 首先对降卒进行严格的审查，清除那些意志顽固、对秦国仇恨极深，或者在赵国担任重要职务、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个体。这些人风险最高，需要特别处理。
编入杂牌军或作为辅助部队： 将大部分降卒编入秦军的辅兵、劳役部队或者远征部队。这些部队通常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不直接参与主力决战，但可以承担后勤运输、修筑工事、守备城池等任务。
利用其熟悉赵国地理和风俗的优势： 如果秦军计划进一步进攻赵国，这些降卒可以成为宝贵的“向导”和“翻译”，尤其是在深入赵国腹地作战时。
加强思想改造与激励： 对收编的赵国降卒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强调秦国的强大和统一的好处，并且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许诺，如土地、爵位等，以激励他们为秦国效力，同时也分化他们对赵国的忠诚。
潜在好处：
缓解后勤压力： 收编部分降卒，可以减少一部分需要直接供给的口粮和资源。
补充兵力： 在漫长的统一战争中，兵员损耗巨大，收编降卒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充秦军的兵力空缺。
削弱赵国力量： 将赵国青壮年男性的一部分转化为秦国的劳动力或士兵，直接削弱了赵国的人力资源。
降低后续作战的阻力： 至少一部分赵国士兵被秦国所用，在未来攻赵时，对秦军的敌对情绪会相对减弱，甚至可能出现倒戈情况。
长远来看更符合“统一”的根本目标： 真正的统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也包括对被征服民族的整合。将战败者转化为自己人，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
2. 分散遣返，但附带限制条件：
具体操作： 将降卒分散遣返到赵国各地，但并非毫无约束地放回去。
如何实现：
解除武装，但保留一定的“身份标志”： 剥夺他们的兵器和战甲，但可以保留一些低级的官职或者士兵的身份标识，以便于日后追踪或管理。
强制性劳动或流放： 要求他们回到家乡后，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例如为秦国修建工程，或者将他们流放到秦国边疆地区，作为劳动力使用，同时也将他们与赵国核心区域隔离开。
严密监控： 通过在赵国境内安插间谍或利用投降的赵国贵族，对遣返的降卒进行监控，一旦发现有组织反抗或鼓动叛乱的迹象，立即进行镇压。
部分人员作为人质： 挑选一部分赵国降卒中地位较高的或者家族成员中有重要人物的，作为人质留在秦国，以震慑其家族或地方势力。
潜在好处：
避免集中管理的大麻烦： 分散开来，管理成本相对降低。
继续消耗赵国的资源： 遣返的降卒回家后，仍然需要赵国负责供给，加剧赵国的经济负担。
间接削弱赵国： 即使被遣返，这四十万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重组为军队，且可能因为战争的创伤和对秦国的恐惧而消沉。
3. 作为攻城的“炮灰”或劳动大军：
具体操作： 如果秦国计划继续进攻赵国其他城池或地区，可以将这些降卒作为攻城时的“肉盾”或劳役力量。
如何实现：
强令他们攀登城墙或挖掘壕沟： 在攻城战中，让降卒冲在前面，承受敌军的箭雨和刀枪。
作为运输和建设力量： 在占领的地区，让他们承担修建道路、城墙、粮仓等工程。
潜在好处：
减少秦军的伤亡： 利用降卒的生命去消耗敌军的防御力量。
加速工程进度： 利用大量的劳动力快速完成战略建设。
局限性： 这种方法同样会消耗大量降卒，且一旦降卒试图反抗，可能会给秦军带来更大的麻烦。而且，这也同样是非常残忍的手段，只是将“杀戮”的方式改变了一下。
三、为什么白起最终选择了坑杀？
尽管上述方案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但我们也要理解白起当时的处境和秦国政治的现实。
“疑兵”战术的成功： 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已经成功地运用了计谋，让赵括误入绝境。如果这时候再进行复杂的收编或遣返，可能会让这种“谋略”的效果打折扣，也可能让赵国人觉得秦国没有那么可怕，降低其对秦国的畏惧。
秦国统治的残酷性：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以严酷的法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著称。其统治方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法家”色彩，不排除白起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认为对敌人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是理所当然的。
白起个人的性格： 白起被誉为“人屠”，本身就是一个以果断和残酷著称的将领。他在战场上往往不留余地，追求彻底的胜利。这种性格也可能促使他选择了最“一劳永逸”的方式。
“疑虑”的权重： 也许在白起看来，收编这四十万赵军，潜在的风险（如叛乱、消耗秦国资源、难以彻底控制）远远大于直接坑杀的短期效益。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对于一个面临统一大业的秦国来说，消除所有潜在的威胁，即使代价惨重，也可能是更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
结论：
从纯粹的战略和统治层面分析，白起确实有可能找到比坑杀更好的办法。收编、分化利用或者有条件的遣返，理论上可以更好地解决后勤问题，补充兵力，并且在长远上更有利于秦国对赵国的统治和整合。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白起选择坑杀的“合理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虑到后勤的压力、政治的需要、对敌方的震慑以及白起个人的行事风格，坑杀或许被视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或者是一种极端情况下能够最大化战果的“效率”选择。
最终，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坑杀虽然带来了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却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道德污点，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秦国与被征服地区的矛盾，为日后的秦朝二世而亡埋下了伏笔。如果白起能够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包容的心态去处理这四十万赵国降卒，或许历史的进程会因此而有所不同。但我们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去推测，而无法真正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去改变白起的决策。
网友意见
坑杀就狠毒了吗？其实还有更毒的方案，我不信武安君没有考虑到。
譬如将这四十万降卒分批遣散，但每人砍下两只手。考虑到被释降卒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在半路，可改为每人砍下两根大拇指。
方案优点：
1. 秦军无杀降恶名。且在肉刑泛滥的战国时代，砍手指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
2. 被释降卒绝大多数会从上党返回赵国，但少了两根大拇指后这些青壮很难再抓握和运用工具或武器（各位可以试试不用大拇指来抓握），中短期内赵国兵源/劳动力将被极大削弱。（为什么不是长期，下文讨论）
3.四十万残疾人依旧要吃饭，要安置。而赵国此时经历长平之战已接近三年，大量人力囤积在上党一带，国内无暇农耕收获的同时，前线耗粮奇巨，国力已经巨量消耗。若大量残疾战俘被遣返，将进一步消耗赵国国力。
方案缺陷：人口反弹。
长平之战秦国的战略目的就是消耗赵国实力，使其从此再无法与自己抗衡，所以在战役后期昭襄王亲驾河内郡，动员全国之力来合围四十五赵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的就是打得赵国永远无法翻身。可若是使用以上方案，这四十万残疾人虽然无法再战斗和劳动，但依旧保有生殖能力。短期内赵国国力（青壮劳力）的确是严重受损，可男女性别比例依旧大致平衡。除非是遭到灭国直接game over，否则从长远看十多年后赵国人口依旧会恢复到战前水平。
所以若是采用以上方案，站在秦国角度，将降卒致残之后下一步的最佳方案是挥师邯郸，在敌方有生力量得以恢复前一鼓灭赵。但是考虑到当时秦国内外因素：武安君在国内遭疑、前线士卒死伤疲敝，后备力量所剩无几，秦军也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灭赵在短期内并无必胜把握。
因此以上方案不可行。
短期灭赵无望，长期赵国兵源又将恢复（仗就白打了）。那么为了一劳永逸，仗不白打，只能选择破坏赵国性别平衡，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去减少赵国人口。
再次讨论可行方案：
1.阉割降卒
2.杀降
可阉割降卒的操作难度远远大过杀死降卒，原因有：
失血
后续感染
抵抗情绪（抵抗情绪可能超过砍头）
操作难度（砍头一刀就够了，活埋更快，阉割。。。？）
考虑至此，摆在武安君面前的唯一选择只有杀降。叹气。
据《战国策.中山策》的记载，白起杀赵降卒的一大目的在于“趁其振惧而灭之”，换言之，在这位“武安君”作决策时，他想要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形成“赵卒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的结果，从而一鼓作气袭灭赵国——这纯是一种恐怖战术，白起因之背负千古骂名，理所应当。
除了恐怖战术的考虑之外，白起杀降还有另外两大原因，一为恐惧，一为复仇。这两者皆源自于赵军的勇猛卓绝的战斗表现。在今人的脑海中，赵括指挥的这场战争似乎是窝囊的，赵国的战士似乎都是羔羊般任人宰割的，其实不然——在粮尽援绝46日之后，赵括仍“出锐卒自搏战”，使得秦军遭受此战中最大的损失，以至于“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等到赵括被射杀，赵卒投降后，白起和秦军便陷入了恐惧与憎恨交织的心态中：他们无法保证这些降卒从此甘心为虏，更无法释怀在突围战中大量死亡的袍泽——人类并不总是理智的动物，地狱中鏖战的军人更不是，因此，白起最终作出了“挟诈而坑杀之”的决定，他的士兵们也听命举起屠刀杀降，并不是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史书上一直说赵卒是被“坑杀”，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这更加惨烈，今人在95年发掘长平之战遗址的将军岭一号坑时，发现集中埋葬的百具遗骸中，带有斩斫痕迹、箭簇，甚至是无头的白骨比比皆是，足证并非活埋，乃是刀劈箭射的大屠杀。）
回到题主的问题，“面对四十万赵降卒，白起有没有比坑杀更好的办法？”若从战后白起的角度来看，答案的确是“舍此无他”——但这并不是可以就此轻飘飘放下、“冷静地”停止思考的答案，虽然时间不能倒流，历史无法假设，我仍幻想有“不杀”的办法，毕竟那些只是饿了46日的毫无反抗力的降卒（能战的“锐卒”已经在突围战中死尽了）——实际上，白起从此以后也备受着内心的煎熬，他在杜邮自杀前，曾经问天自己何罪当死，而后悔悟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可看作是白起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吧。
（ps：长平之战确实大量消灭了赵国的抵抗力量，可白起的恐怖战术并没能顺利起到效果。噩耗传到赵国后，赵人“泣涕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当秦再次意欲灭赵时，白起料到赵人“守备亦以十倍”，不肯打这艰苦之战，结果秦人果然“失利，亡五校”，遭遇重大挫折——往更远看，秦国即便凭着虎狼之师扫平了六国，却也埋下了憎恨复仇的种子，到头来子婴素车白马出降，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可谓报应不爽。明代吕纯如有《长平吊古》一诗，颔联为：“竖子无谋终覆赵，将军有勇亦亡秦。”诚为至论。）
很难有更好的办法了，不杀这四十万，被打断脊梁的不知道是谁呢。
因为不能孤立的看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之后还有邯郸之战，这是一场战争中两场战役的关系。
而这场战争秦国输了。上党并没有拿到，最后还是被韩国夺回去了。晋阳也没有守住，被赵军收复了。连占了几十年的河东都被魏国夺回了，还有东边的陶邑也便宜了魏国。在湖北方向也丧师失地，被楚国打到郢都之下。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平坑杀40万，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说商鞅变法以来在东方的战果几丧失殆尽可能有点夸张，白起这几十年那可真就白打了。
宣扬共产主义思想，成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对象，吸纳先进分子，把四十万赵军变成红色的海洋！
叹息一些给长平屠俘竭力辩解的理由。
按此逻辑，六国联军复国后破函谷关屠灭三秦，在新安坑杀二十万秦军，秦国王室贵族死无遗类，秦国政权永久消失于历史舞台，实在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再公道也没有了。
如果说站在所谓历史的高度，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大一统，连长平杀俘四十万都成了可以洗白的不得已行为；
那么为了远远比秦朝辉煌、历史作用更远过之的大汉王朝的建立，新安坑杀的二十万秦军，三秦被屠灭的千千万百姓，岂不成了更加理所当然应该去死的存在？——此天下之大谬矣！
哪怕再过几百年一千年，暴行就是暴行，长平如是，新安如是，官渡如是，扬州、嘉定亦如是，
这个是非道理，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华夏文明，之所以远远优越于纯粹弱肉强食,「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的游牧文明的关键所在。
连杀神白起自己临死时都知道的不可赦罪恶，感慨杜邮之诛是自己的报应。宋太祖赵匡胤一句「此人杀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更从此将白起逐出了武庙。
数千年来华夏历代先贤一致批判的恶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今人却每多为之曲意粉饰，如此却又何必？
2020年4月更新：由是亦可看出，很多人自称“爱国”，其实早已忘却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优秀传统，沦为欧美文明的信徒而不自知，其种种冷血谬论，骨子里就是欧美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论的信奉者，正与当下欧美国家完全抛弃得病老人的行径如出一辙。
白起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部队缺乏一名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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