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深圳速度？

所谓“深圳速度”，源头是80年代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在应对这座中国从未有过的高层建筑时，负责施工的中建三局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效率记录，被深圳宣传为先进典型，几十年间反复宣传，用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上个月的人民日报社论还在回顾这个技术数据：

如果说，当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曾让世界惊叹，那么现在，令世人瞩目的不仅是一以贯之的“深圳速度”，更有持续提升的“深圳质量”。曾几何时，深圳被外界称为“山寨王国”“仿冒商品之都”；时至今日，“中国硅谷”“创新中心”已经成为深圳的新名片。

那么“深圳速度”的说法从哪来呢？还是看人民日报找结论：

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是一座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和深圳经济特区快速崛起的建筑。它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神话”——“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彰显了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

作为曾经的土木工程从业人员，我很好奇为什么“三天一层楼”会成为全国宣传的典型，好在80年代去今不远，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都比较齐全，下面就是“深圳速度”的诞生经过：

1 立项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唯一享受过“直接画圈”待遇的特区。再加上对面就是高楼林立的香港，深圳特区刚刚建立，就急需打造一项“看得见”的成果，完成“国际接轨”。

所以，1981年特区政府第一次换届后，新任领导班子立刻开始酝酿一座超高层商业办公建筑。当时深圳最高建筑物是只有20层的国际商业大厦。领导在全国众筹资金后，初步定了一个38层的小目标，目的是比内地最高建筑南京金陵饭店高一层。

但38层建筑放在内地是第一，和对面的香港比就不算突出，于是，主要负责的领导以“解放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在市委办公会上定了技术数据——做地下3层，地上50层，顶部停机坪的“国际范”超高层大厦。中南设计院总建筑师袁培煌为此拿出了一个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方案。

2 跃进

高度和层数是政治指标，更是全社会技术积累的体现。为了政治目标而定超高层方案，必然会有很多技术指标和社会脱节。但市政府从全市筹集的资金有限，跨越性的50层高楼，总高不到160米，平均层高少于3.2米，塔楼部分只有3.1米，和今天普通住宅高度差不多。扣除 结构层厚度，剩余净高只能勉强满足使用，几乎不可能再补充自动喷淋和空调系统。

内部消防设施先天不足，外部服务条件也有严重问题，从平面布局说，主体建筑四面都不靠街道，消防车无法靠近：

按今天的防火规范标准，深圳国贸大厦不仅在自动灭火喷淋指标上严重不足，平面布局也有严重问题：

更黑色幽默的是，超高层建筑屋顶停机坪的最主要需求是供消防救援直升机使用，深圳国贸在内地城市中第一个设置直升机停机坪，但中国首架城市消防救援直升机是2013年底才引进的，泵送百米级高度的高层消防车也是2010年后的产物。在此前几十年，先天不足的深圳国贸大厦在消防和防灾方面非常脆弱。

当然，1995年中国才有第一部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规范。深圳国贸的设计并不违反当时的国家规定，但灾难并不会因为国家未规定就自动消失。几十年来深圳国贸大厦只烧死过一个人人（1991年装修），可以说是管理上的奇迹。几十年来，这座大厦的管理方一直是当年的建设主体——国资委控股的深圳物业集团，属于市政府垂直管理单位。

3 投标

既然要修中国第一高楼，就必然要在无遮无挡的空间内，向全市乃至全国直播施工过程，这是一个和层数同样重要的形象工程。为了保证做出样板，深圳市政府特别引进了招投标制度，要求7家省级以上建筑企业竞争。

中建三局本来不是为国贸大厦来深圳的——当时中建三局已经拿到了港资金城大厦住宅项目。市政府为其开出了苛刻条件：要投国贸大厦的标，就必须放弃金城大厦。事实证明，中建三局的领导对深圳市委的需求理解的非常深刻，果断选择了这个超级样板工程，而且拿出了工期短、视觉效果好的现代化方案，拿下了国贸大厦的施工合同。

深圳国贸大厦的塔楼为筒中筒结构。除了核心筒，还有四周28根柱子围成的“外筒”。传统施工需要用翻模法或者爬模法。翻模法是以混凝土结构为支撑主体，下层模板支撑住上层模板，待上层结构硬化后，将下层拆下，翻到更上一层；爬模法是固定在结构上的导轨与爬架交替上升，每浇筑一层，待干硬后拆除模板、提升爬架，再搭建新一层模板进行浇筑

除此之外，还有比较新式的滑模法，即在结构主体中预埋钢管，依靠钢管而不是新浇筑的混凝土支撑滑模平台，待混凝土具备一定硬度后即抬升平台浇筑更高一层，是施工速度最快的方案。

当时香港与深圳还有其它的筒中筒结构工程使用滑模法，但基本都是内外筒分开滑模，结构体量也远小于国贸大厦。中建三局决定用内外筒整体滑模法进行施工，能缩短工期，同时也可以减少滑模平台的支撑钢管，节省用钢量，是个快、好、省的法子——虽然中标的工程师从未在高层建筑上实践过这个方案。

4 奇迹

传统工艺中，局部爬模浇筑量小，混凝土的搅拌与运送都可以靠半手工作业完成。但到了深圳国贸大厦，大核心筒浇筑量巨大，超高层的材料运送困难困难，整体滑模施工需要的混凝土浇筑速度超出了原有模式的供应能力，效率和质量很难兼顾。中建三局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三次整体爬模试验均告失败，连续推倒了三个整层的结构，几乎要闹出丑闻。

成套进口设备救了中建三局一公司。

原来的施工模式是多台小型搅拌机集中搅拌、分批运送，现在需要改为自动搅拌与泵送，为此进口了意大利“探险者”自动搅拌站，与两台联邦德国（西德）的BP300HD-15型混凝土输送泵。

原来的运输模式是国产单一塔吊，现在额外加装了臂长50m的意大利E955型塔吊，又利用核心筒电梯井，做了三个井架弥补垂直运力不足。甚至运送人员也用上了英国进TuMAC牌双笼电梯。

有了自动搅拌机源源不断产出并泵送到作业面的混凝土，中建三局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性能指标统一的浇筑作业，整体滑模才不会出现干硬程度、强度不均问题。国贸大厦避免了施工中坍塌或拽裂的威胁。随着进口设备运用越来越熟练，中建三局的滑模作业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在快周转状态下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当时的新闻联播平均每周都要报道一次特区新闻，新闻背景中深圳国贸大厦的高度提升肉眼可见，果然如特区政府期望的那样，成了特区经济发展的名片。在30层以上部分，中建三局将每层滑模时间缩短到3天的时候，新华社直接用中国高层建筑史的奇迹来形容。深圳速度就此诞生。

作为具体执行者，中建三局的领导层也得到了奖赏——工程现场总指挥、中建三局副局长李传芳在大厦完工的1984年直接破格调任深圳市副市长。

5 细节

进口设备创造了“深圳速度”，但如果一定要把奇迹归结为制度问题，也可以在细节中找到一些答案。

当年第三次施工失败后，深圳市政府的甲方人员大骂中建三局“头脑发热”，打算赶他们“滚出”深圳。但市政府意识到，中建三局的失败就是自己的失败，所以坚决支持他们搞第四次试验。

按照正常手续，中建三局应该向主管部门申请外汇额度进口设备，但分局长张恩沛认为周期太长，而且上级也未必会为这个“大跃进”项目批外汇，所以对主管部门封锁消息，让深圳市政府替自己担保，拿到外汇券再到香港贷款60万港币买设备，以挪用公款、违规使用外汇的方式买到了设备。这才有了“三天一层”的全国样板。

就事论事，张恩沛挪用公款，并没有进自己的账户，但是，紧随其来的就是各单位争相“洋跃进”，公然倒卖外汇券，国家外汇储备迅速下滑，基建规模盲目膨胀。80年代末，价格闯关引发全国危机的时候，调查组找到了始作俑者张恩沛，最后给出结论：“功大于过，下不为例”。

这是“深圳速度”背后“制度优势”得到的官方评语。只是三年后，这座标志性建筑顶楼的旋转餐厅又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所以“深圳速度”长期以来只有“三天一层”和“计件工资”两个模糊的概念，背后的细节只在具体人物的回忆中才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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