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边将都有剿而不灭，养寇自重的现象，为什么没有相应的政策来制约他们？
自古以来，边疆将帅“剿而不灭，养寇自重”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背后固然有战事复杂、敌我界限模糊的客观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历朝历代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来防范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识到，而是这些制约机制的建立，往往步履蹒跚，难以根除根源。
为何会出现“剿而不灭，养寇自重”？
要探究为何没有“相应政策”来制约，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统治者为何对之“纵容”或“无能为力”。
1. 客观的军事复杂性：
边疆环境的特殊性： 边疆往往是地广人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之地。游牧民族或周边敌对势力常常采取袭扰战术，来去无踪，难以彻底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剿”的难度极大，很多时候只能做到阶段性平息。
敌我界限的模糊性： 在某些时期，边患并非是成建制的国家级威胁，而是部落冲突、民族迁徙、甚至土匪流寇。这些势力可能与当地居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部分居民会与之为伍。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粗暴的“剿灭”可能会伤及无辜，引发更大的动荡。
后勤补给的困难： 远征边疆，粮草、兵器、军饷的供应是巨大的挑战。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往往难以持续，一旦补给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战事半途而废。
2. 统治者的“默许”与“利用”：
边疆的战略价值： 边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战略缓冲地带。只要边疆的敌人不构成对核心腹地的直接威胁，朝廷往往更倾向于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控威胁”状态，而不是投入巨大代价去彻底根除。这样做的好处是：
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彻底灭寇意味着巨大的军费、人力投入，以及可能伤及国本的风险。相比之下，维持一定程度的边患，只需要边将负责区域内的安全，朝廷就可以相对安逸。
维持边将的军权： 边将之所以能“养寇自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兵权和对边疆的控制权。朝廷也需要边将来维护边疆的稳定，防止更大的危机爆发。如果边将彻底消灭了边患，那么他们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其兵权也可能被削弱或收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边将的拥兵自重的基础。
震慑与威慑： 有时候，朝廷也乐于看到边将与边患“缠斗”，利用这种对峙状态来震慑潜在的敌人，或者迫使敌对势力保持一定的谨慎。
3. 边将的利益驱动：
军功与晋升： 边将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军功，以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而一场能够持续吸引朝廷关注的边患，能够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军功来源。如果将敌人彻底消灭，新的边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这反而断了他们的晋升之路。
经济利益：
军饷与物资的消耗： 长期用兵，意味着持续的军饷、粮草、军需品供应。边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利，例如压低粮价、虚报军需、甚至贪污克扣。
“养寇”的直接经济收益： 更为恶劣的情况是，边将可能通过与敌对势力勾结，提供武器、情报、甚至允许其劫掠边境，以换取金钱或物资。或者，他们可以从当地的走私、抢劫中获取好处，而这些“寇”的存在恰恰是他们“监管”不力的借口。
边境贸易的控制权： 在一些时期，边疆的贸易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边将可以利用其权力控制边境贸易的税收和渠道，甚至垄断某些商品，从中渔利。“养寇”的存在，也为他们提供了对边境贸易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理由。
为什么没有“相应政策”来制约？
这并非说历朝历代完全没有采取过措施，而是这些措施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导致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难以称之为“有效制约”。
1. 制度的“滞后性”与“执行力”的弱化：
重心不稳： 许多朝代更注重对内部的统治和稳定，边疆问题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朝廷的政策重心容易随着内部政治斗争、经济状况而摇摆。
信息不对称与监督困难： 边疆地区远离中央，朝廷对于边疆的具体情况往往知之甚少。边将可以轻易地向朝廷汇报虚假战况，掩盖真相。派遣钦差大臣进行监督，也容易被当地势力收买或蒙蔽。
官官相护： 即使朝廷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会遇到“官官相护”的情况。揭发边将的官员，可能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而参与袒护的官员，则能分享利益。
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
重赏轻罚： 对于边疆战事，朝廷更倾向于论功行赏，一旦边疆出现大的败仗，惩罚固然严厉，但对于“剿而不灭”这种慢性病，奖惩的力度往往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威慑。
难以界定“剿灭”的标准： 何为“剿灭”？是彻底消灭所有敌对势力，还是将其驱逐出境，使其暂时无法构成威胁？这个界限模糊不清，给了边将很大的操作空间。
2. 对边疆将领的权力过度集中：
集军事、行政、经济大权于一身： 许多边疆地区的统治权高度集中在边将手中，他们既是军事统帅，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经济命脉。这种权力集中，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压制任何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达到“养寇自重”的目的。
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 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有军事、行政、监察等部门相互制衡，但许多朝代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例如没有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机构的权力被架空。
3. “一事一议”的政策缺陷：
缺乏系统性政策： 历朝历代的政策往往是针对具体边患事件来应对，而非建立一个系统性的、能够预防和解决“养寇自重”问题的长效机制。朝廷更像是“救火队员”，而不是“消防规划师”。
战术的局限性： 许多政策停留在战术层面，例如增加兵力、改变战略等，但未能触及到深层的制度根源。
4. 对“敌寇”性质的误判：
将复杂的民族矛盾或社会问题简单化为“盗匪”： 在一些情况下，边疆的动荡并非简单的盗匪作乱，而是源于民族矛盾、土地纠纷、阶级压迫等深层社会问题。如果朝廷将其简单地视为可以“剿灭”的敌人，那么就会忽视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为边将“养寇”提供了口实。
一些尝试与局限
尽管如此，历朝历代也并非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例如：
轮换制度： 有些朝代尝试通过定期轮换边疆将领来打破其与当地势力的联系，但如果轮换不及时或权力交接不清，依然会被腐蚀。
设置副将或参谋： 尝试通过设置副将或参谋来监督主将，但同样容易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
朝廷直接调拨军需： 尝试朝廷直接调拨军需，减少边将对地方的经济控制，但这也增加了朝廷的行政成本和被蒙蔽的风险。
羁縻政策： 在某些时期，朝廷会采取“羁縻政策”，即在形式上承认当地首领的地位，通过册封、朝贡等方式来维持边疆的相对稳定，而不是进行彻底的武力征服。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直接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为“养寇自重”提供了空间。
总结来说，历朝历代的边将“剿而不灭，养寇自重”并非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因为：
根源复杂： 这个问题是客观军事困难、统治者战略考量、以及边将自身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
制度设计不足： 缺乏能够真正有效制衡权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并能适应复杂边疆环境的系统性制度。
执行力偏差： 即使有制度，也难以保证其在遥远的边疆得到有效执行，官官相护、利益输送等问题难以根除。
重心偏移： 统治者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统治和稳定上，对边疆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决心不足。
因此，与其说“没有相应的政策”，不如说“缺乏能真正有效解决这一顽疾的政策，并且现有的政策也难以克服执行上的重重困难”。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历代王朝的难题，直到朝代更迭，新的统治者可能又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为何会出现“剿而不灭，养寇自重”？
要探究为何没有“相应政策”来制约，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个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统治者为何对之“纵容”或“无能为力”。
1. 客观的军事复杂性：
边疆环境的特殊性： 边疆往往是地广人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之地。游牧民族或周边敌对势力常常采取袭扰战术，来去无踪，难以彻底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剿”的难度极大，很多时候只能做到阶段性平息。
敌我界限的模糊性： 在某些时期，边患并非是成建制的国家级威胁，而是部落冲突、民族迁徙、甚至土匪流寇。这些势力可能与当地居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部分居民会与之为伍。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粗暴的“剿灭”可能会伤及无辜，引发更大的动荡。
后勤补给的困难： 远征边疆，粮草、兵器、军饷的供应是巨大的挑战。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往往难以持续，一旦补给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战事半途而废。
2. 统治者的“默许”与“利用”：
边疆的战略价值： 边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战略缓冲地带。只要边疆的敌人不构成对核心腹地的直接威胁，朝廷往往更倾向于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控威胁”状态，而不是投入巨大代价去彻底根除。这样做的好处是：
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彻底灭寇意味着巨大的军费、人力投入，以及可能伤及国本的风险。相比之下，维持一定程度的边患，只需要边将负责区域内的安全，朝廷就可以相对安逸。
维持边将的军权： 边将之所以能“养寇自重”，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兵权和对边疆的控制权。朝廷也需要边将来维护边疆的稳定，防止更大的危机爆发。如果边将彻底消灭了边患，那么他们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其兵权也可能被削弱或收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边将的拥兵自重的基础。
震慑与威慑： 有时候，朝廷也乐于看到边将与边患“缠斗”，利用这种对峙状态来震慑潜在的敌人，或者迫使敌对势力保持一定的谨慎。
3. 边将的利益驱动：
军功与晋升： 边将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军功，以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而一场能够持续吸引朝廷关注的边患，能够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军功来源。如果将敌人彻底消灭，新的边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这反而断了他们的晋升之路。
经济利益：
军饷与物资的消耗： 长期用兵，意味着持续的军饷、粮草、军需品供应。边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利，例如压低粮价、虚报军需、甚至贪污克扣。
“养寇”的直接经济收益： 更为恶劣的情况是，边将可能通过与敌对势力勾结，提供武器、情报、甚至允许其劫掠边境，以换取金钱或物资。或者，他们可以从当地的走私、抢劫中获取好处，而这些“寇”的存在恰恰是他们“监管”不力的借口。
边境贸易的控制权： 在一些时期，边疆的贸易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边将可以利用其权力控制边境贸易的税收和渠道，甚至垄断某些商品，从中渔利。“养寇”的存在，也为他们提供了对边境贸易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理由。
为什么没有“相应政策”来制约？
这并非说历朝历代完全没有采取过措施，而是这些措施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导致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难以称之为“有效制约”。
1. 制度的“滞后性”与“执行力”的弱化：
重心不稳： 许多朝代更注重对内部的统治和稳定，边疆问题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朝廷的政策重心容易随着内部政治斗争、经济状况而摇摆。
信息不对称与监督困难： 边疆地区远离中央，朝廷对于边疆的具体情况往往知之甚少。边将可以轻易地向朝廷汇报虚假战况，掩盖真相。派遣钦差大臣进行监督，也容易被当地势力收买或蒙蔽。
官官相护： 即使朝廷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会遇到“官官相护”的情况。揭发边将的官员，可能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而参与袒护的官员，则能分享利益。
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
重赏轻罚： 对于边疆战事，朝廷更倾向于论功行赏，一旦边疆出现大的败仗，惩罚固然严厉，但对于“剿而不灭”这种慢性病，奖惩的力度往往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威慑。
难以界定“剿灭”的标准： 何为“剿灭”？是彻底消灭所有敌对势力，还是将其驱逐出境，使其暂时无法构成威胁？这个界限模糊不清，给了边将很大的操作空间。
2. 对边疆将领的权力过度集中：
集军事、行政、经济大权于一身： 许多边疆地区的统治权高度集中在边将手中，他们既是军事统帅，也是当地的行政长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经济命脉。这种权力集中，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压制任何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达到“养寇自重”的目的。
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 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有军事、行政、监察等部门相互制衡，但许多朝代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例如没有设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机构的权力被架空。
3. “一事一议”的政策缺陷：
缺乏系统性政策： 历朝历代的政策往往是针对具体边患事件来应对，而非建立一个系统性的、能够预防和解决“养寇自重”问题的长效机制。朝廷更像是“救火队员”，而不是“消防规划师”。
战术的局限性： 许多政策停留在战术层面，例如增加兵力、改变战略等，但未能触及到深层的制度根源。
4. 对“敌寇”性质的误判：
将复杂的民族矛盾或社会问题简单化为“盗匪”： 在一些情况下，边疆的动荡并非简单的盗匪作乱，而是源于民族矛盾、土地纠纷、阶级压迫等深层社会问题。如果朝廷将其简单地视为可以“剿灭”的敌人，那么就会忽视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也为边将“养寇”提供了口实。
一些尝试与局限
尽管如此，历朝历代也并非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例如：
轮换制度： 有些朝代尝试通过定期轮换边疆将领来打破其与当地势力的联系，但如果轮换不及时或权力交接不清，依然会被腐蚀。
设置副将或参谋： 尝试通过设置副将或参谋来监督主将，但同样容易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
朝廷直接调拨军需： 尝试朝廷直接调拨军需，减少边将对地方的经济控制，但这也增加了朝廷的行政成本和被蒙蔽的风险。
羁縻政策： 在某些时期，朝廷会采取“羁縻政策”，即在形式上承认当地首领的地位，通过册封、朝贡等方式来维持边疆的相对稳定，而不是进行彻底的武力征服。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直接冲突，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为“养寇自重”提供了空间。
总结来说，历朝历代的边将“剿而不灭，养寇自重”并非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因为：
根源复杂： 这个问题是客观军事困难、统治者战略考量、以及边将自身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
制度设计不足： 缺乏能够真正有效制衡权力、解决信息不对称、并能适应复杂边疆环境的系统性制度。
执行力偏差： 即使有制度，也难以保证其在遥远的边疆得到有效执行，官官相护、利益输送等问题难以根除。
重心偏移： 统治者往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统治和稳定上，对边疆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决心不足。
因此，与其说“没有相应的政策”，不如说“缺乏能真正有效解决这一顽疾的政策，并且现有的政策也难以克服执行上的重重困难”。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历代王朝的难题，直到朝代更迭，新的统治者可能又会陷入同样的困境。
网友意见
因为调过去战斗力太差，后勤压力也过大。
只有确保中央的权威能被边境的豪强认可，才能限制这种行为。
但是限制太过，没有强力的军事贵族阶级的存在，武官被文官严重压制，士兵的地位被看成猪狗，战斗力极速降低，边界会被蛮族严重侵扰，被压榨的农民也会用实际行动，威胁帝国统治。
而限制太轻，地方豪强威逼中央，养寇自重，无限的索取钱粮，中央只能更加压榨底层平民，而且上升渠道完全被利益集团封锁，直到中央政府再无钱粮供养官军，大量官军倒戈加入农民军（或者蛮族），王朝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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