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病毒当时到底有多恐怖？
1. 突然的、未知的敌人：
全球首次出现： SARS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在此之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过。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对其一无所知，没有现成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种对未知病原体的恐惧是巨大的，因为它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
“非典型肺炎”的神秘感： 最初，疾病的命名就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典型肺炎”意味着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肺炎类型，其症状、传播途径和病程都充满了神秘。这种模糊性加剧了人们的猜测和担忧。
2. 高传播性和难以控制的传播模式：
高效的呼吸道传播： SARS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当感染者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病毒会释放到空气中。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它还能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例如门把手、电梯按钮）而传播。
无症状或轻症传播： 最初，人们认为只有出现严重症状的患者才最具传染性。但后来发现，一些感染者在症状出现前或症状轻微时就已经具有传染性。这使得隔离和控制变得异常困难，因为你无法轻易识别出潜在的传染源。
“超级传播者”现象： SARS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超级传播者”。少数感染者能够感染大量他人，远超一般感染者的传播能力。这种现象常常与特定场合（如医院、密闭空间）以及特定的行为模式相关，而这些“超级传播事件”往往是疫情失控的关键节点，极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难度和恐慌感。例如，香港淘大花园的爆发就成为了一个经典的“超级传播事件”案例。
3. 致命的病情和高死亡率：
严重的临床表现： SARS患者的症状通常很严重，包括高烧、干咳、呼吸困难等，并且病情进展迅速。许多患者需要呼吸机支持，甚至出现多器官衰竭。
较高的死亡率： 虽然SARS的总死亡率（全球约9.6%）相对于某些其他传染病（如艾滋病）不算非常高，但在特定人群和特定地区，死亡率可以达到20%50%甚至更高。例如，在年龄较大、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中，死亡率显著上升。这种高死亡率，尤其是对于一些看似健康的中青年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打击。
长期后遗症： 一些康复者出现了长期的后遗症，如肺部纤维化、骨质疏松、疲劳综合征等，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
4. 医疗系统遭受的巨大压力和崩溃风险：
医院成为重灾区： 由于对病毒的认识不足，以及早期防控措施的不完善，许多医护人员感染甚至死亡。医院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场所之一，这导致人们对就医产生恐惧，也加剧了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
医疗资源短缺： 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对医疗资源（病床、呼吸机、防护设备）造成巨大挤兑，一些地区的医疗系统几乎瘫痪。
医疗信任危机： 当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自身也面临生命危险，并且医院成为疾病传播的“放大器”时，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感会受到严重动摇。
5. 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
封锁与隔离： 为了遏制疫情蔓延，许多城市采取了封锁、隔离等措施，这严重阻碍了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学校停课、企业停工，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旅游业和国际交往的停滞： SARS的全球传播导致国际旅行几乎停滞，旅游业遭受重创。人们因恐惧病毒而避免长途旅行和国际交往。
恐慌蔓延与社会混乱：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谣言传播等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6. 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恐慌：
跨国界传播： SARS迅速从最初的爆发地（中国广东）传播到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最终蔓延到北美、欧洲等地，成为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疫情。这种跨国界的快速传播，让人们意识到病毒的全球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对SARS的全球旅行警告，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也凸显了疫情的严重性。
总结起来，SARS的恐怖之处在于：
未知性： 一个全新、未知的敌人，让人类在黑暗中摸索。
高传染性与隐匿性： 难以捕捉的传播途径和无症状传播，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
高致病性与致死性： 严重的症状和较高的死亡率，直接威胁生命。
对医疗系统的摧残： 医院成为战场，医护人员成为高危人群。
对社会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封锁、停滞、恐慌，让社会秩序面临挑战。
SARS的爆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也促使全球在疾病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当时人们感受到的恐惧，是对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是对社会稳定秩序的动摇，也是对人类在自然面前脆弱性的深刻体验。
网友意见
香港医生非常赚钱，一线医生月薪差不多16万港币，如果是私家名医，周薪可以达到100万港币。
我有个香港医生朋友明明资历很深，却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转到后台做病理。
年纪不小了却动不动就gap year，成天笑哈哈讲着冷笑话，不务正业，也不结婚。
最大爱好是跳阿根廷探戈，跳了很多年，也经常参加各地比赛。
有时也会不计成本的港深两边跑，去深圳传播探戈舞蹈。
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夜宵，聊起当年非典。
他突然沉默了。
低着头说当年他是威尔士亲王医院的一名一线医生。
非典来袭，各科损失惨重，他们科除他以外全部中招，医院人手严重不足，他临时转去了病理科。
非典期间死亡病患都是他做的病理报告。
他为了研非典，更亲自解剖了他牺牲的同事…
最后就这么留在病理科了。
非典过后对很多香港人羡慕的一线工作再也没了兴趣。
认为每天开心最重要。
我听完后当时不知该如何言语，今日看到这个问题，特此写此文。
纪念非典前线的一名小人物。
四月下旬，卫生部张部长、北京市孟市长被撤职，官媒宣传口径发生180度逆转，开始公开报道疫情、北京老百姓的情绪，从疑惑/质疑，转变为恐慌。
此前北京市民是疑惑/质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官府一直在粉饰太平，尽管官媒都没有报道疫情。但是从2003年1月开始，社会上已经有各种传闻，说南方开始闹“怪病”了。过了春节，2~3月间，尽管官媒再怎么捂着憋着，越来越多的传闻还是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疫情在香港扩散、有山西人在北京住院，染病，感染别人，某某医院收治大量肺炎病人等等消息，都在北京社会上传播。
所以说，疫情这东西，舆论这渠道，不是官府一控制，就能完全封死的。官方故意压制隐瞒，只会让流传传播的更快，更受民众欢迎。
到了四月中下旬，官方终于面对现实后，换市长，召开发布会、每天公布新增确诊/疑似/死亡病例数据后。社会立即陷入恐怖的气氛。
造成恐怖气氛，我觉得，原因有二：
1、之前故意瞒着挡着，现在突然开诚布公，老百姓突然接受一个异常严峻的形势，肯定内心难以接受，
2、每天公布新增确诊/疑似/死亡病例数据，这些数据给人造成压迫感。警、医、社区，各个部门开始动员，封学校、封社区、严格隔离，社会氛围让人压抑紧张
4月下旬，我走三环回家，快到金台路，就是今天央视大裤衩楼附近，前面有一辆急救车。北京的三环路，尤其是位于CBD的东三环，以拥堵著称，本来因为疫情，车流已经不多了。当天下午，该路段车流略多，急救车响着警报器。前面和相邻车道的社会车辆，全往两边躲避。
三环路桥上单向就三条车道，救护车在中间走，两边车道的车海拼命往内、外躲，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在内测车道开切诺基，我前面是一辆捷达，中间车道邻车也是切诺基。当救护车响着警报器、从中间车道后面来的时候，切诺基司机的脸都白了，副座是个女的，居然伸胳膊要去抢方向盘。
切诺基司机先往左边猛打轮，打算抢到内测车道。但是我前面那辆捷达一脚油冲上去，按喇叭，就是不让。切诺基着急，先是吧他前面的车后屁股顶了以下，然后又改向右打轮，和右边一辆依维柯发生剐蹭，然后贴着依维柯的屁股，冲到外侧车道里去了。
切诺基先往左边拐，然后又往右边拐，根醉汉一样，全程都没打转向灯。
救护车开过去很久，中间车道没车敢走，就那么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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