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法国大革命的那笔债务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我们得把目光投向七年战争。这场战争，从1756年持续到1763年，是当时欧洲列强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法国虽然是传统强国，但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在欧洲大陆战场还是在海外殖民地，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巨大的军费开销，包括部队的装备、补给、士兵的薪饷，以及在海外殖民地与英国的争夺，都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国库。战后的法国，本应休养生息，却发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雪上加霜的是，紧随其后的美洲独立战争，法国为了削弱宿敌英国的势力，选择了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这笔“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笔精明的战略投资，但实际上，法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军费和物资。虽然成功地帮助美国独立，但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的财政危机。士兵的调动、舰船的派遣、武器弹药的输送，以及对美国革命者的直接经济援助，都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雪上加霜。
除了这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法国的财政体系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税收体系的极度不公：当时的法国，贵族和教士这两个特权阶级几乎不受任何直接税的约束，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却缴纳的税款微乎其微。而绝大多数的税负，都压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身上，尤其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这种极度的税收不公，不仅剥夺了国家本应获得的收入，更在社会底层激起了普遍的不满和仇恨。税收的征收过程也充满了腐败和低效，包税人制度盛行，他们预先向国家支付一笔钱，然后自己去向民众征收，在此过程中渔利，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收入的损失。
王室的奢靡开支：法国王室，尤其是路易十六时期，虽然在某些方面试图改革，但王室本身的开销依然十分庞大。凡尔赛宫的日常维护、宫廷的宴会、贵族们的俸禄和津贴，以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认为的过度消费，虽然不一定是导致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无疑是公众眼中法国财政混乱的活生生写照，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怨恨情绪。
无效的财政改革尝试：历任财政大臣，从杜尔哥到内克尔，都曾试图进行财政改革，但都收效甚微。他们的改革方案往往触及到特权阶级的利益，例如尝试向贵族征税，但都因为保守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推行。这种改革的失败，既暴露了旧制度的僵化，也让人们对国王和政府改革的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那么，这笔债务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用“解决”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因为更多的是一个混乱、激进且充满牺牲的转化过程。
当革命爆发，尤其是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旧有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了。
1. 财产的没收与充公（纸面上的“清债”）：革命初期，国民议会采取了极其激化的措施——没收教士财产。从1789年11月开始，天主教会作为法国最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和财富拥有者之一，其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宣布为“国家财产”。这批财产的价值是巨大的，其中包括大量的土地、庄园、教堂、艺术品等等。国民议会决定出售这些财产，用所得的收入来偿还国债。为了方便交易，他们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指券”（Assignats），作为购买这些被没收财产的凭证，同时也可用于支付国债和日常流通。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资产变现”来偿还债务。但实际操作中，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和糟糕。
价值的严重缩水：由于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数量庞大，而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有限，在短时间内集中抛售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
指券的滥发与贬值：为了应对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战争开销，国民议会和后来的政府不断增发指券，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指券的面值迅速缩水，购买力急剧下降，人们宁愿持有实物也不愿意持有贬值的指券，这进一步阻碍了教会财产的有效出售和债务的真正偿还。最终，指券变得一文不值。
购买者的局限性：能够购买这些被没收财产的，主要是那些拥有现金和资本的富裕阶层，包括一些投机者、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少数能够及时变现资产的贵族。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富的分配格局，反而可能让一部分人趁机发财。
2. 取消旧税收体系，建立新税制（重新开始）：革命推翻了旧的、不公平的税收体系。国民议会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统一的税收制度，基于财产、土地和收入征收。新的税收制度虽然比旧制度更进步，但在战乱和动荡时期，其征收效率也受到很大影响。
3. 债务的转移与承担（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名字）：教会财产的出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眉之急，但要完全清偿革命前积累的巨额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革命过程中，尤其是为了支持战争和镇压反革命，又产生了新的巨额债务。这些债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移到了新的法兰西共和国身上。
4. 革命的成本：需要强调的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内战、恐怖统治时期的经济破坏、大规模的征兵以及与欧洲列强的持续战争，都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资源。革命“解决”债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激进的资产转移（没收教会财产）和发行注定要失败的纸币来应对，但它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真正填补财政黑洞。
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前的那笔债务，并没有一个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国民议会通过没收教会财产并发行指券来偿还债务的尝试，最终因指券的恶性贬值而宣告失败。这笔债务并没有被“清零”，而是与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债务一起，被新的国家政权所继承。可以说，革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打破了旧的财政束缚，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和混乱。最终，法国财政的真正稳定，是在经历了多轮改革和政治动荡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革命解决了不公平的税制和旧的债务负担，但新的财政体系的建立和债务的管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新的挑战。
网友意见
关于拿破仑打仗缓解财政压力的问题...他打赢了还好，要是输了那就太惨了。就算打赢了，实际上获得的额外收入也只能勉强填补上因战争增加的额外开支。在战争时期，拿破仑的军费开支占政府财政总支出比例高达60%～80%，所以即使是拿破仑自己也并不想打仗，他也知道和平状态下的财政明显要比战争时期压力小得多...
简单来说，旧债靠赖账，支出靠新债。
革命政府对债务是继承的，政府完全承认旧债务，而这笔债务也确实引起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于是政府首先通过抵押没收的教会财产来缓解财政危机，并通过著名的“指券”的形式来向债权人进行发放，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问题。后来由于大量超发以及经济的不稳定，指券的实际价值疯狂贬降，1793年1月初大约相当于面值的65%，2月就差不多只有原价值的50%了，而且还在不断贬值。1794年中旬时就只剩下面值的5%了，到督政府时期，100法郎面值的指券实际价值差不多只有15苏（不到1%）。因此，纸币信誉彻底破产，指券也被放弃。实际上，因为指券的大幅度贬值，一大部分旧制度时期的债务已经被变相赖掉了。
然后，1797年的时候督政府又用新的银行券取代了大约2/3的债务，这部分债券在发行时被赋予了购买国有土地的权利，因此很有价值。但是1798年，政府就规定国有土地要用金属货币购买，把这部分债券变成了一堆废纸，债务也随之一笔勾销，这一事件被称为被称为“拉海尔清账”。然后，政府还增加了大量的税收项目，如营业税、印花税等等。这些税收许多都长期有效，但是并不能立即解决财政吃紧的问题。因为增税、战争、动乱、金融混乱等原因导致了法国国民经济的凋敝，这些税款并不能短期直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从长远看，这些保留下来新税将在未来为法国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
因此，政府还是要大规模举债，而且这些债务利息非常重，长期贷款的利息高达10%，而短期借贷也有7%作右的利息。所以，尽管督政府赖掉了一大笔的旧债，也增加了很多财政进项，督政府依然需要靠举债来满足财政需求。问题中问到的如何召集军队进行战争，答案也很简单，就是靠借贷。1799年为了进行对英战争，督政府就增加了一笔高达八千万法郎的债务。
所以，从大革命伊始到督政府时期，新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想要解决财政上的困境，但是最多都只能在短期内解决财政负担，并不能完全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
到拿破仑政府时期，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小了很多。有人提到大量的战利品，确实不假，拿破仑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掠夺确实为法国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现金收入，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建立的傀儡国不仅有为法国提供仆从军队的义务，同时还要承担巨额的法国财政支出。1807年，法国有差不多1/3的财政支出要由自仆从国承担，新成立的华沙大公国有3/4的年财政预算要用来承担法国大军的开支。同时，短期的和平也为法国政府带来了喘息的机会，使得法国有时间恢复生产和经济秩序。在1812年以前，拿破仑政府的财政收支基本上都还能保证平衡，1810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7.82亿旧法郎，支出约7.85亿旧法郎。这一点上，已有的一个回答算是说对了一半，拿破仑的对外掠夺确实极大缓解了法国的财政危机，但是和平对于法国来说仍然是更重要的，因为战争时期法国的军事开支将占到总财政收入的60%～80%，只有和平时期，拿破仑才有机会裁撤军队，解决棘手的财政问题。
总结一下，旧制度时期欠下的旧债基本上靠指券和金融混乱赖掉了，开支依靠新债，而新债则又靠财政清算赖账以及靠更新的债务填上。到拿破仑时期则依靠仆从国来承担财政负担，以及依靠短暂的和平来加紧解决财政问题。
主要参考：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
林恩·亨特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http://esfdb.org上的有关财政数据。
谢 @波菲里奥迪亚斯 @土豆烧牛肉贴木儿 @枫丹白露邀，最近被邀请了好多关于法国财政史经济史的问题，但是其实其实我对这方面了解确实不多，我个人会更关心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史多一些，不过这个问题被邀的实在太多了，不好好答一下都有点不好意思，首先建议大家先去看一下 @勃艮第的猫战车 的回答，写的非常好了，我这里做一点补充吧，本回答正文分为三个部分：旧制度末期法国的财政危机、革命者与拿破仑的财政措施以及问题简介里提到的法国财政与战争的关系。
首先先来直接回答一下题目：他们真的还了（当然通货膨胀后还值多少就两说了，至少他们没赖账）。我之前和 @lbq 白猫讨论的时候都觉得大概率应该是内债靠通货膨债，外债等到一打仗就不认了，结果我翻了一下理查德·邦尼的《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发现他们真的没有赖债，直到拿破仑时期他们依然坚持在还钱，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拿破仑除了要求战败国支付赔款以外，也要求他们强制接受延期支付债务，这好像债务人上债主家里把人家揍了一顿，临走之前还特意强调“这钱我会还的，但是得晚两天”，我要是欧洲各国，这钱我不能要……
闲话说完了，来正经说说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引起大革命的那笔债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据财政总监卡隆在1786年8月20日作出的报告，当年法国的财政收入大概有4.75亿里弗尔，然支出则达到了5.87亿，赤字达到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举债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776年开始法国一共借了12.5亿里弗尔，其中最主要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财政大臣内克借来的5.2亿里弗尔，这些债款都是不到二十年的短期借贷，每年的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为了偿还这些债务，来年的财政收入已经预支了2.8亿里弗尔。
当然，如果认为是“债务”引发了大革命虽然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不够全面，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财政危机”，因为比起财政支出，法国的财政收入问题更大。根据理查德·邦尼的统计，直到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债务绝对值仍然少于英国，债务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也少于英国，然而法国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应对这些债款，这就需要归结于法国落后的财政理念与财政体制。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内克，按照今天的观点，他的举债行为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时的法国人却将其称为“奇迹创造者”，因为只有这位银行家能借来这么多的贷款。这种尊重甚至延续到大革命时期，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们听说内克遭到了解雇。
就财政体制而言，法国保留了很浓的“封建”色彩，农业税仍然是所有税种的大头，财政活动被诸如内克这样的私人财政家把持，，他们会向审计法院定期上交账目报告，但是也仅限于此，他们如何处理账目内的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甚至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钱借给政府，也就是说：国王是在借自己的钱，并且还要支付利息。财政大臣以下，财政部被划分为30个部门，雇佣了200多名官员，他们之间权责界限并不分明，尤其是当卖官鬻爵成为旧制度末期的普遍情况时，他们的冗杂性和低效性就更加突出了。而在地方上情况则更糟，除了基本的行政区划外，各个区域还叠加了复杂的“总监税区”以及各种形式的包税人，到了三级会议前夕，取消财税不平等几乎成为代表们为数不多的共识——包括那些拥有特权的贵族同样如此。
而在大革命时期，革命者们对财政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首先在1789年的6月17日宣布原有税种非法，不久后就废除了间接税，在8月4日贵族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封建特权，在1791年的宪法中，革命者将整理了重叠繁复的行政区划，使之成为现代法国的雏形，而到1793年以后，雅各宾派进行了重整了政府结构，使其进一步理性化和现代化，但是最终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1789到1815年税收收入几乎没有增加，也正是因此，1804年，拿破仑在未经议会正式批准的情况下恢复了被革命者废除的间接税，间接税由此成为之后几代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政来源。毋宁于说革命者所作的一切更多是法国财政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是也正是由于税收的匮乏，革命者们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
首先是臭名昭著的“指券”，这种革命时期发行纸币的一生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1790年8月，在他诞生不到一年时他便增发了相当于19亿里弗尔的面额，而在1792年4月战争爆发后，为了应付军费开支，他的通货膨胀便无法控制了，到了1793年8月，指券只剩下面值的22%，随着罗伯斯庇尔颁布全面限价令，11月指券面值回升到33%，12月回升到48%，而当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指券又在一年之内的1795年5月疯狂贬值到面值的8%。最终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再然后督政府干脆选择了实质性破产——这是法国自1720年来的首次破产，连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没脸这么做。
其次对于教会地产与流亡者财产的没收，实际上指券正是产生于没收的教会地产，而这也是革命者被欧洲各国攻击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他们指责革命者不尊重私有财产，包括路易十六在上断头台的半年之前也否决了没收流亡者财产的提案，然而对于革命者而言，他们尊重有人要的私有财产，但是你跑了那就是不要了。最后到了拿破仑时期，流亡者逐步回到了法国，如果他们的财产有幸没被花光的话，那么皇帝很愿意让他们以显贵、名流的名义继续统治法国。
最后是关于战争，从财政角度而言，战争对于法国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旧制度时期法国军队一般不超过20万，但是到了1794年9月，革命者成功动员了117万人参与战争，这也意味极为巨大的军费开支，尤其是拿破仑时期，财政支出从5.49亿增加到了9.75亿，几乎翻了一倍，与之同时，战争却也成为维持拿破仑政府的重要途径，1806年和1807年的战役创造了超过预算支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换句话说，战争在拖垮法国财政的同时，也让法国财政比任何时候更依赖于战争，一旦战争失败，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崩溃，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财政角度审理解第一帝国的崩溃的视角。
当然，大革命时期军事规模的扩张更主要的还是在于动员模式的变化。他包括卡诺的全面征兵法案、进入地方的雅各宾特派员，甚至是革命理念的动员作用，丹东在鼓励巴黎民众上前线时就曾呼吁：“要拯救国家，我们就要勇敢、再勇敢、还要更勇敢！”，前线的将军也曾略带夸张的说道：“给我派一千人，或者一支《马赛曲》。”从这个角度而言，不是革命政府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动员军队，而是新的动员规模逼迫革命者去寻找军费来源，从此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再也停不下来了。
无论如何，对于法国财政体制而言，大革命与第一帝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被复杂的国际局势搞得焦头烂额，但是他们留下了一架崭新的国家机器，从1793年到大革命结束，政府规模从5万人扩张到25万，各个职能部门的关系被厘清，一个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体制被建立起来，在1815年之后的一百年内，法国的财政规模增长了444%，如果我们想要从财政领域寻找现代法国的起源，那么大革命与第一帝国无疑是无法忽视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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