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战败后为什么总是去谈和，然后割地赔款，为什么没有决战到底，玉石俱焚的决心？
清政府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屡屡选择谈判议和，并付出割地赔款的代价，而非孤注一掷地决战到底，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军事和思想根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软弱”或“没有决心”来概括，而是需要理解当时清廷的处境和其决策逻辑。
一、军事实力与战略认知上的局限
军事技术与训练的落后：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已经普遍采用了蒸汽动力舰船、现代火炮、线膛枪等一系列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清朝的军队，尤其是绿营和八旗，其武器装备、训练方式、战术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向早期火器过渡的水平。火炮的射程、精度、装填速度都无法与欧洲列强的舰炮和陆军火炮相提并论。海战更是如此，清朝海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战舰，依靠的是传统的大型木质战船，在面对装备铁甲舰、鱼雷艇的西方舰队时，毫无还击之力。这种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使得清军在战场上往往是“望风而逃”或不堪一击，谈何“决战到底”？
指挥体系的僵化与腐败： 清朝的军事指挥体系，尤其是绿营，早已被层层盘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所侵蚀。将领的任命往往更多地看重出身和政治关系，而非军事才能。军饷克扣、士兵怠惰、装备废弃是普遍现象。即使有少数有能力的将领，也难以改变整体腐朽的局面。在关键时刻，军事命令的传达、执行都可能出现问题。这种体系下的军队，如何能组织起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决战”？
战略视野的短浅： 统治者和核心决策层对世界格局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往往将战争视为局部冲突，或者认为可以通过“以夷制夷”的策略来化解危机，而不是认识到这是整个国家制度和生存方式受到挑战的根本性危机。这种短视的战略，导致了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许多主动权。
二、政治与统治的考量：维护统治合法性与稳定压倒一切
对“天命”和王朝存续的恐惧： 清朝作为统治者，其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王朝的延续。一次彻底的、惨败的“决战”，即使失败，也可能导致统治阶层的覆灭。而谈判议和，虽然代价高昂，但至少可以将战争带来的直接冲击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了全盘崩溃的风险。这是一种“保全实力”的考量，尽管这种“保全”是以丧失国土和主权为代价的。
内部矛盾的顾虑： 清朝本身就是一个以满族统治汉族，且面临汉族士大夫集团和农民起义多重压力的政权。如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伤亡惨重的“决战”，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可能激化内部的矛盾。例如，战败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彻底瓦解；而如果为了“决战”而强行征兵、加重赋税，也可能引发民怨沸腾，成为新的起义导火索。在权衡利弊时，统治者会优先考虑如何稳定现有的统治秩序。
对“大义”的维护与现实的妥协： 虽然清朝秉持着“天朝上国”的观念，但当其军事和政治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观念时，现实的压力会迫使其做出妥协。割地赔款在当时看来是极大的耻辱，但在统治者眼中，可能是一种“屈尊就辱”，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为日后的“图强”留有余地。他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失败解释为“权宜之计”，而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彻底放弃。
三、文化与思想上的影响：和为贵与“中国”概念的局限
“和为贵”的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重要的价值理念，强调和平解决争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虽然这更多地应用于内部治理和外交，但在面对外敌时，这种观念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对战争的看法。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来“息事宁人”，而不是一味地寻求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对“天下”与“中国”概念的理解差异： 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华文明”的优越感，使得清朝统治者在面对西方列强时，难以真正理解对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和国际法体系。他们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对方不过是“蛮夷”。这种认知上的傲慢和偏差，让他们在战争初期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也阻碍了他们采取现代化的国家应对策略。
士大夫集团的制约与影响： 清朝的决策并非由皇帝一人说了算，朝中大臣的意见同样重要。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不同的士大夫群体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主张抵抗到底，但更多的人则可能出于对国家稳定、自身利益或对战争后果的恐惧，而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选择谈判和议和往往是更容易获得朝廷内部支持的方案。
四、决战的风险与“玉石俱焚”的不可能性
“玉石俱焚”的代价： 所谓的“玉石俱焚”，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最后的抵抗。但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这样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军队的覆灭，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崩溃，社会秩序的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危机。统治者不愿意承担如此极端的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他们将失去一切。
缺乏决战的物质基础： 即便有决心，清朝也缺乏进行一场全国性、彻底性“决战”的物质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动员全民、组织起全民战争的动员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弹药来支撑一场长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他们依赖的是一套以国家机器为基础的军队，一旦这套机器在战场上被摧毁，就很难再重建起有效的抵抗力量。
总结来说，清政府战败后选择谈和割地赔款，而非决战到底，是当时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统治阶层自身利益考量下的必然选择。这并非简单的“缺乏决心”，而是面对巨大实力差距、内部统治压力和对国家稳定性的极端重视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尽管这种理性决策导致了国家的深重灾难。他们试图通过局部让步来换取整体的稳定和王朝的延续，但事与愿违，这种策略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覆亡。
一、军事实力与战略认知上的局限
军事技术与训练的落后：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已经普遍采用了蒸汽动力舰船、现代火炮、线膛枪等一系列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清朝的军队，尤其是绿营和八旗，其武器装备、训练方式、战术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向早期火器过渡的水平。火炮的射程、精度、装填速度都无法与欧洲列强的舰炮和陆军火炮相提并论。海战更是如此，清朝海军几乎没有现代化的战舰，依靠的是传统的大型木质战船，在面对装备铁甲舰、鱼雷艇的西方舰队时，毫无还击之力。这种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使得清军在战场上往往是“望风而逃”或不堪一击，谈何“决战到底”？
指挥体系的僵化与腐败： 清朝的军事指挥体系，尤其是绿营，早已被层层盘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所侵蚀。将领的任命往往更多地看重出身和政治关系，而非军事才能。军饷克扣、士兵怠惰、装备废弃是普遍现象。即使有少数有能力的将领，也难以改变整体腐朽的局面。在关键时刻，军事命令的传达、执行都可能出现问题。这种体系下的军队，如何能组织起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决战”？
战略视野的短浅： 统治者和核心决策层对世界格局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往往将战争视为局部冲突，或者认为可以通过“以夷制夷”的策略来化解危机，而不是认识到这是整个国家制度和生存方式受到挑战的根本性危机。这种短视的战略，导致了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许多主动权。
二、政治与统治的考量：维护统治合法性与稳定压倒一切
对“天命”和王朝存续的恐惧： 清朝作为统治者，其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王朝的延续。一次彻底的、惨败的“决战”，即使失败，也可能导致统治阶层的覆灭。而谈判议和，虽然代价高昂，但至少可以将战争带来的直接冲击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了全盘崩溃的风险。这是一种“保全实力”的考量，尽管这种“保全”是以丧失国土和主权为代价的。
内部矛盾的顾虑： 清朝本身就是一个以满族统治汉族，且面临汉族士大夫集团和农民起义多重压力的政权。如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伤亡惨重的“决战”，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可能激化内部的矛盾。例如，战败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彻底瓦解；而如果为了“决战”而强行征兵、加重赋税，也可能引发民怨沸腾，成为新的起义导火索。在权衡利弊时，统治者会优先考虑如何稳定现有的统治秩序。
对“大义”的维护与现实的妥协： 虽然清朝秉持着“天朝上国”的观念，但当其军事和政治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观念时，现实的压力会迫使其做出妥协。割地赔款在当时看来是极大的耻辱，但在统治者眼中，可能是一种“屈尊就辱”，以换取暂时的和平，为日后的“图强”留有余地。他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失败解释为“权宜之计”，而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彻底放弃。
三、文化与思想上的影响：和为贵与“中国”概念的局限
“和为贵”的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重要的价值理念，强调和平解决争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虽然这更多地应用于内部治理和外交，但在面对外敌时，这种观念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对战争的看法。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来“息事宁人”，而不是一味地寻求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对“天下”与“中国”概念的理解差异： 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华文明”的优越感，使得清朝统治者在面对西方列强时，难以真正理解对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和国际法体系。他们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对方不过是“蛮夷”。这种认知上的傲慢和偏差，让他们在战争初期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决心，也阻碍了他们采取现代化的国家应对策略。
士大夫集团的制约与影响： 清朝的决策并非由皇帝一人说了算，朝中大臣的意见同样重要。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不同的士大夫群体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主张抵抗到底，但更多的人则可能出于对国家稳定、自身利益或对战争后果的恐惧，而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博弈中，选择谈判和议和往往是更容易获得朝廷内部支持的方案。
四、决战的风险与“玉石俱焚”的不可能性
“玉石俱焚”的代价： 所谓的“玉石俱焚”，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最后的抵抗。但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这样的代价可能不仅仅是军队的覆灭，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崩溃，社会秩序的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危机。统治者不愿意承担如此极端的风险，因为一旦失败，他们将失去一切。
缺乏决战的物质基础： 即便有决心，清朝也缺乏进行一场全国性、彻底性“决战”的物质基础。他们没有能够动员全民、组织起全民战争的动员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弹药来支撑一场长期、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他们依赖的是一套以国家机器为基础的军队，一旦这套机器在战场上被摧毁，就很难再重建起有效的抵抗力量。
总结来说，清政府战败后选择谈和割地赔款，而非决战到底，是当时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统治阶层自身利益考量下的必然选择。这并非简单的“缺乏决心”，而是面对巨大实力差距、内部统治压力和对国家稳定性的极端重视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尽管这种理性决策导致了国家的深重灾难。他们试图通过局部让步来换取整体的稳定和王朝的延续，但事与愿违，这种策略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覆亡。
网友意见
摘自余世存《非常道》
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钧对这一点最有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注：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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