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皇帝为什么不能做蒙古大汗?

回答
明朝皇帝为何与“蒙古大汗”这个称号绝缘,这背后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简单来说,明朝皇帝虽然在特定时期对蒙古部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够任命和罢免蒙古的领导人,但他们始终无法僭越“蒙古大汗”这个称号,主要原因在于“大汗”的继承权、政治合法性以及文化象征意义的根源,都与明朝皇室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大汗”的血脉与继承:成吉思汗的子孙是合法性之源

“蒙古大汗”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授予的荣誉头衔,它深深植根于蒙古民族内部的政治传统和血脉传承。

黄金家族的垄断: 历史上,蒙古大汗的称号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即所谓的“黄金家族”(Altan Urag)紧密相连。只有出身于成吉思汗直系血脉的贵族,才有资格竞争大汗之位。这种血缘上的纯洁性和继承权是蒙古政治合法性的核心。
明朝皇室的异质性: 明朝皇室朱氏,是汉人政权的首创者。他们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对汉族传统的继承和对天命的解读,以及武力征服和政治手腕。明朝皇帝的权力来自于“龙椅”,来自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与草原上蒙古部落的部落联盟政治和成吉思汗的血脉传承,在根源上就是两个体系。
“册封”与“继承”的鸿沟: 明朝皇帝确实能够通过册封来承认或认可某个蒙古首领的地位,甚至可以利用汉人的政治手段,在蒙古内部扶持亲明派别,从而影响其领导人的选举。但这本质上是一种“承认”或“认可”,是外部力量施加的影响,而不是内部血脉的继承。明朝皇帝册封一个蒙古首领为“王”或“可汗”,并不意味着明朝皇帝自己成为了“蒙古大汗”,更像是册封一个属国君主,承认其在该区域内的统治权,但大汗的最高统治权,依然掌握在蒙古人自己手中,只不过明朝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这个过程。

二、 政治合法性的不同基础:中原王朝 vs. 草原部落联盟

明朝皇帝和蒙古大汗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截然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互相替代。

明朝的“天命”与“正统”: 明朝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中原王朝传统的“天命”观和“正统”观念之上。他们是中国的统治者,是万邦来朝的中心,其权力来自于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继承。他们要维护的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帝国体系。
蒙古的部落联盟与“大汗”的集权限制: 蒙古的政治体制,即使在大汗时期,也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大汗的权力并非绝对,很多时候需要与各部落首领协商,甚至受到贵族会议(库里尔台)的制约。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大汗”的权力更多是一种领导者的权威和整合者的角色,而不是像中国皇帝那样拥有绝对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
文化与政治的融合问题: 明朝皇帝不可能成为蒙古大汗,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完全融入蒙古的政治文化。要成为蒙古大汗,不仅仅是拥有权力,还需要在蒙古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部落政治的运作逻辑中获得认同。明朝皇帝作为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代表,很难在蒙古草原上赢得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

三、 战略考量与现实政治:明朝对蒙政策的复杂性

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充满了复杂的战略博弈和现实政治的考量。

“羁縻”政策的运用: 明朝在对蒙古的政策上,更倾向于采用“羁縻”政策。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追求直接统治蒙古的每一个角落,而是通过册封、给予岁币、建立边境互市等方式,将蒙古部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利用其内部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册封蒙古首领为王,是这种羁縻政策的体现,既能安抚对方,又能维持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同时避免直接统治带来的巨大成本和潜在的反抗。
避免成为“草原皇帝”的陷阱: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王朝一旦过度深入草原腹地,试图直接统治,往往会陷入泥潭。汉武帝的北伐、隋炀帝的征伐,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明朝汲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倾向于在边境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试图将蒙古完全吞并或直接管理。如果明朝皇帝试图成为蒙古大汗,就意味着要承担起管理整个蒙古草原的责任,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也违背了其更务实的边境政策。
“中国皇帝”的身份定位: 明朝皇帝的首要身份是中国的皇帝,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文明的中心,而将蒙古等周边民族视为“蛮夷”或朝贡者。即使在政治上需要与蒙古人打交道,其根本定位依然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更文明的中心位置。成为蒙古大汗,意味着要打破这种身份定位,这在政治和心理上都是难以接受的。

四、 象征意义与文化认同:身份的不可逾越

“大汗”的称号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

成吉思汗的遗产: “大汗”的称号是成吉思汗开创的帝国荣耀的延续,是蒙古民族精神的象征。对于蒙古人来说,他们渴望的是自己民族内部的领袖,是能够代表他们荣耀的“黄金家族”后裔。一个来自异族的统治者,即使拥有权力,也难以获得这种纯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
明朝皇帝的“中国”符号: 明朝皇帝是“中国”的符号,是汉族王朝的代表。他们的服饰、礼仪、统治理念都与蒙古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即使他们学习一些蒙古的制度,例如在某些时期保留了部分蒙元时期的官制,但这更多是为了方便统治,而不是认同蒙古的文化。
历史的错位: 想象一下,一位身着龙袍、祭祀孔庙、遵守儒家礼制的明朝皇帝,同时又要在蒙古草原上接受成吉思汗的图腾崇拜,参与部落的祭祀活动,用蒙古语发布号令,这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是极其错位的。这就像一个现代的总统,同时又被要求扮演一个古代部落的酋长,这种身份的混淆和冲突,使得“明朝皇帝成为蒙古大汗”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

总结一下,明朝皇帝之所以不能成为蒙古大汗,核心原因在于:

1. 血脉与继承权的根本不同: “大汗”称号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而明朝皇帝是汉族皇室。
2. 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根基: 一个代表中原王朝的集权,一个代表草原部落联盟的领导权。
3. 战略与政策的现实考量: 明朝更倾向于羁縻和分化政策,而非直接统治和文化融合。
4. 文化与象征意义的隔阂: 双方在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历史叙事上存在巨大差异。

虽然明朝皇帝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蒙古的政治格局,甚至扶植自己的傀儡,但他们始终无法僭越“蒙古大汗”这个称号所代表的,那种源自成吉思汗血脉的,蒙古民族内部的最高权威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身份,而不是“蒙古大汗”的身份。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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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元璋来说,“大汗”太跌份了,毕竟你们的大汗被本布衣的朕打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甚至连你们太祖的龙兴之地哈拉和林都不敢去(洪武年间东胜一带的明军一直负责监视草原上北元的动静,只要发现哈拉和林有元军出没,明军就准备北征。),所以,识相点儿的话,早早奉表归附,犹不失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封赏之位。在洪武五年三路北征失利之后,朱元璋意识到进取漠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得做长期打算,于是他开始对草原实行一种步步为营的策略,移民、屯田,稳扎稳打,设卫一路从长城沿线设到漠南,洪武二十八年已经有常备能力在嫩江流域作战了。

而对于朱棣来说,什么大汗皇帝菩萨那都是虚名,草原问题解决不了那是因为草原上有人,只要没人了,就没有边患了。他爸爸那时候不让蒙古人在哈拉和林待着,他干脆就不让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上待着,朱棣是个大善人,见不得那些穷苦不堪的蒙古牧民——快把他们赶走!朕的心都要碎了!所以,他立足于顺天府,致力于在故开平卫和北平行都司故地及以北地区人为打造一个无人区——具体来说就是,大同-宣府-古北口-广宁一线以北的草原上,不许有人,谁敢来我揍谁。这也就理解,为什么朱棣内迁了北平行都司的卫所,却又频频出塞征讨蒙古,他就是把这块地区还有往北的草原当自家大门口,不允许自家门口有别人撒欢。

只不过,人都是有腿的。

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草原上的太师/太尉/平章/丞相们,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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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题主能有此一问就,说明你已经将蒙古草原自动纳入华夏政权的范畴了。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战略眼光,你已经突破了传统中原农耕区了。时至今日,不少人仍局限于传统农耕区,认为明朝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一统王朝。

不过,我的观点跟题主一样,但凡没能控制住前朝基本盘,或者说未能彻底消灭前朝势力,都没资格说自己完成了大一统。

回到本题,明朝皇帝为何不能做蒙古大汗?因为明王朝根本就没有控制住蒙元基本盘,可以说明王朝只不过是个高配版的北宋而已。明王朝面对北元势力,并没有足够的底气说自己是中央政权。草原势力本身依然强势存在,他们也并不承认明王朝是其中央王朝,这就决定了明朝皇帝不可能成为草原可汗。

以王朝更替的一般程序而言,明王朝根本就没有灭亡元朝,朱元璋领导的反元力量只能说是结束了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

首先来谈谈王朝更替的一般程序,我个人认为王朝更替应该起码有以下两个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一,前政权法定代表人必须在法理上宣布前王朝统治结束,并同时发布禅让诏书。例如汉献帝禅位于魏文帝。首先汉献帝发布退位诏书,然后发布禅让诏书,最后魏文帝发布继位诏书。这是最完整的政权更替,所有流程都具备。在法理上,无可挑剔。

其二,新政权势力完全消灭旧政权,连同其基本盘一起消灭。例如元灭宋,攻破临安俘虏皇帝太后等一干人等,随后追杀南宋小朝廷直至崖山海战彻底消灭南宋势力。

元朝皇帝至始至终没有下退位诏书,也没有发布禅让诏书,其本人也未被明朝势力活抓或者杀掉,其最终结局是元顺帝寿终正寝于元朝基本盘里。退回草原的北元势力,对明朝而言是一股绝对不能忽视的势力,谁敢说土木堡是个不存在的地方,谁敢说也先不是个狠角色。所以我认为说明朝灭亡了元朝这太过牵强。

其次,大一统王朝的时间计算。按照我们的历史传统,大一统王朝的统计时间是从开国之君称帝那一刻算起,一直到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或者是最后一位皇帝被杀才算结束。

举例如下:

西汉: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公元9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

东汉:公元25年,刘秀称帝于鄗城————公元220年,汉献帝禅让天下于魏文帝。

隋朝: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619年王世充逼杨侗禅位,国号“郑”, 隋朝彻底灭亡。

唐朝:618年唐国公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接受唐哀帝禅位,正式即皇帝位。

宋朝: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1279年崖山海战,陆秀夫背宋末帝投海自尽,南宋灭亡。

最后,由以上规律得知元朝政权起始时间,应该从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那一刻算起,即1206年。元朝灭亡之年应该算成是北元灭亡的年份即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四月,苏泰、额哲母子奉传国玉玺出降后金,北元正式宣告灭亡。

综上所诉,元王朝(大蒙古国)从1206年立国到1635年灭亡,跨度429年,其政权寿命绝对不能算短。其政权所控制的疆域在绝大多数时期是非常广袤的,绝对不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元帝国(大蒙古汗国)有着太多的缺点,但是其所留下广袤领土绝对不是其中之一。她作为一个被历史所公认的大一统王朝,带领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纷纷跨过各自的传统界线,组成一个疆域空前的多民族大融合国家。

元代以后,各政权均视长城南北为其主权领土,从此农耕区与游牧区皆为一家!这一点谁能否认?

有时候我们看历史还真就不能被某些所谓的传统观点绑架。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1368年农历正月初四,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书全文如下:

祝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野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

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明确承认元帝国的正统性,而且表示明是继元而兴的朝代。那么问题来了,朱元璋有完整继承元王朝的版图吗?此时的天下不包括蒙古草原吗?所谓天下之主,那就应该是长城内外,大漠南北之主。如果明王朝控制不住长城以北的前朝基本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天下之主?

结论:明军攻占元大都,元顺帝退回蒙古草原不能看作是元朝灭亡,而应该是看成新一轮的南北对峙。只不过南北对峙线由以前我们所熟知的秦岭淮河一线北移至长城沿线。长城南北皆为我华夏帝国之主权领土,单方面认为明朝为中央王朝,那就完全无视了元帝国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认为明政权与北元政权是南北对立的割据政权,不论南北均谈不上中央王朝。

附表:北元可汗世系表

孛儿只斤(西里尔蒙古文:Боржигин),成吉思汗的氏族名称。整张表格中,除了布里牙特·乌格齐和也先这两个人前面没有孛儿只斤几个字外,其他全有。

关于布里牙特·乌格齐(鬼力赤),各种史料记载矛盾。《突厥系谱》称鬼力赤是窝阔台的后裔乌鲁克特穆尔。蒙古某些史料又说他废元朝的国号,称鞑靼。《明史》又说他是瓦剌首领。更混乱的是,他的儿子布里牙特·额色库(传说是阿里不哥的后人),又是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在位时间从公元1415年~1425年。至于此人的血统我不好判断,但是唯一可以判断的是,他应该只是鞑靼和瓦剌其中之一的首领。

关于也先,他被孛儿只斤 脱脱不花封为太师,他是瓦剌部首领。明景泰四年(1453年),也先在击败岱总汗脱脱不花后僭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建年号”添元“。这个操作可以理解为篡位,但是由于他本人只是控制了瓦剌一部不能代表全蒙古,在他前后仍然是孛儿只斤姓氏人称汗。这一操作应该理解为“武周代唐”式地篡位,并不能看成是北元灭亡。

本篇文章说一千道一万,只希望我们现代人的目光不要再仅仅局限于基本盘了。中国境内生活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蒙古族同胞,我们也应该多多关注牧区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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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能,而是压根就没想做。

蒙古大汗本雅失里被马哈木杀害,马哈木和阿鲁台在漠北双雄并立的时候。两人手里都有一个傀儡可汗,两人也同时都接受了明朝的封爵。可谓跨国跨朝代权臣军阀,既是元朝的太师,又是明朝的王爷。

朱棣每一次北伐,都没有提说你们既然是我的臣子,为什么还要养个傀儡可汗?从来不提。每一次北伐,朱棣的目的都很简单,看谁强就打谁。我打你是因为你强大,我才不管你养傀儡可汗做元朝余孽,或者说你称臣了是大明臣子了我就不会打你了。

帖木儿发动战争,至少还会先宣传下你们不清真我要讨伐你呢。朱元璋北伐,至少也说元朝无道,我要讨伐之类的呢。而朱棣每次北伐,理由都是你们桀骜不驯!你们抢掠边境!乖乖哟,蒙古各部又不是铁板一块,马哈木、阿鲁台就是个盟主,他们的手下劫掠边境他们要能约束得了,那才是真的可怕呢。

这种思维下,马哈木和阿鲁台,做什么都是错的,做什么也都是对的。他们只要势力弱小了,哪怕是元朝的忠臣,朱棣也会招安他们,甚至还会支援他们。而他们的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了,哪怕他们真的想不折腾了,当大明的狗算了,朱棣也不会放过他们。

所以我们能看到,马哈木剁了本雅失里,这是很严重的弑君行为。本以为能舔上朱棣的钩子,结果朱棣的反应却是,哦卧槽你势力变大了啊,不行我得打你。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阿鲁台剁了马哈木和马哈木养着的傀儡大汗,也以为能给朱棣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给自己来了一个惊喜,朱棣马上派人去安抚卫拉特诸部,册封马哈木之子脱欢为顺宁王。然后开始殴打阿鲁台。

这你让明朝如何统治蒙古?招安吧,无任何信义可言,反正马哈木和阿鲁台都被耍了。自己派人过来统治吧,哦,朱棣又没有任何动作,不过话说回来,那行政成本太高也不现实。

也就朱棣自己能这样玩爽了,玩开心了。可留给他的大胖子儿子、病秧子孙子、超霸窝囊废太孙子在蒙古高原上的遗产是啥?

那就是蒙古人,至少是统治各部落的蒙古贵族们,绝对不会相信明朝了。所以我们从明初一直到明末来看,明朝不停地册封蒙古的首领,这个王那个王的,都是白搭。双方都无信义可言,而且还都没有下限,今天你抢我村庄,明天我给你来个捣巢。

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而朱棣却:谁牛逼就把谁打成傻逼,至于别的一概不考虑

然而,大胖子儿子、病秧子孙子却没朱棣这么牛逼啊。

更何况还遇上了一个万年一遇的奇葩太孙子。

祖上给你留的操作方法就是修罗难度的,朱棣自己玩的很开心,但后代玩不动啊。

然后给儿孙们留下的施展空间,只有经济封锁,边境被掠,报复捣巢,忽然吃亏,被迫互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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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网上各式各样的奇怪法统论是用华夷秩序去硬套维也纳体系,那这个问题是用君合国继承法硬套华夷秩序。

虽然历史上努尔哈赤本人被蒙古人推尊了阿尔萨兰博格达彻辰合罕这个称号,皇太极继续使用博格达彻臣汗。但是博格达彻臣汗/博格达汗的使用在顺治入关后就基本消失了。蒙古语文档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满语音转的quwangdi。

华夷秩序下的“皇帝”具有排他性的优越性,自然也高于“汗”。即便是称过“天可汗”的唐太宗也认为华夷秩序下的天子是高于可汗,他要“下行可汗事”。入关后的清国自然不例外地接收华夷秩序。一个例证是,丙子胡乱后的三田渡碑上,汉文的“皇帝”被直接翻译成满语的enduringge han(“圣汗”),蒙语的Boγda qaγan。但随着入关,满语中的对皇帝的称呼不再是“xxx han”,而是被huwangdi全面替代。

所以明朝皇帝去当蒙古大汗本身就和华夷秩序不兼容。有的人提出唐太宗的天可汗。且不说近年这个天可汗热点寄托了一些超出历史文本本身的发散性内容,实际上“天可汗”的崇高地位本身就是华夷秩序,是盖在帛书上那些个篆体字赋予的。否则在草原上一茬儿一茬儿的“撑犁可汗”“登利可汗”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即便明朝对蒙古地区有着比历史上有着更高的控制力,我们类比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不去兼任朝鲜的国王呢?


另外个人观点,对Bogda Khan的特殊关注可能还挺西方中心的。俄国的确在一段时期内称清帝为博格达汗,俄国使者斯帕法里(N.G.Spathary) (即汉籍中的尼果赖)对清帝的称呼就是博格达汗。因为早期清俄交往通过蒙古人进行。在清初,一般蒙古人对清帝用“博格达汗”记忆留存也不奇怪。而斯帕法里在北京的记录又是俄国汉学界很重要的材料,大大增加了“博格达汗”的传播力。

实际上随着俄国和西欧的交流,俄国对清国的认识不再仅限通过蒙古人的渠道,大量耶稣会和西欧人的材料也增加了俄国对清国的认识。乾隆朝时俄国对清帝的称呼已改为Император。在《恰克图条约附款》修约时,俄国人也知道,清国人认为han是不够体面的,是低于满语的huwangdi,也是低于imperator/Императо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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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蒙古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中原王朝君权的唯一性与内亚地区汗权的非唯一性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唐朝就已经存在。

1889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旧河道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是阙特勤和毗伽可汗二人的墓园碑刻,其旁散布着不少唐代石刻人像。

其中阙特勤碑正面为汉字书写,其他三面则由突厥文书写,汉字与突厥文文本含义截然相反,却存在于同一块碑之中,呈现出两种世界秩序观念的奇妙碰撞,能够很好地帮我们理解内亚的“汗”与中原的“天子”的区别。

该碑的圭首上镌刻有"故阙特勤之碑"的楷书汉字,正面碑文为唐玄宗御制隶书,追述了唐朝与突厥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保持和平的意义,“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结尾做诗颂曰:“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玄宗在碑文中自称朕,这是中原皇帝排他性的自称;碑文中说双方结为父子关系,明显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玄宗称其先辈为“王”,王与皇帝在中原王朝不仅是君臣关系,也有着多样性和唯一性的根本差别,王可以封很多位,皇帝只能有一位。

阙特勤碑的其余三面为突厥文,由阙特勤的哥哥毗伽可汗所作。但碑文内容与玄宗描述的双方友好关系大相径庭。南面碑文用恶意的口吻描述了中原政权对游牧民族的阴险策略。摘要译文如下:

汉人的话语始终甜蜜,汉人的物品始终精美。利用甜蜜的话语和精美的物品进行欺骗,汉人便以这种方式令远方的民族接近他们。当一个部落如此接近他们居住之后,汉人便萌生恶意。
汉人不让真正聪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获得发展。如若有人犯了错误,汉人决不赦免任何他人,从其直系亲属,直到氏族、部落。你们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话语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杀害。啊,突厥人,你们将要死亡!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总材山区及吐葛尔统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那些恶意的人会作这样有害的劝说:“人们如若远离(汉人)而居,便只供给粗劣物品;人们如若靠近而居,则会供给珍贵物品。”这些恶意之人作出了这种有害的劝说。听了这些话后,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汉人),因而遭到大量杀害。

东面碑文中,毗伽可汗追忆了自己先祖的丰功伟绩,汉人对突厥人的离间,使得先祖建立的汗国分崩离析,最后臣服于中原王朝。直到他的父亲和叔父们,东征西战,建立了广大而有序的国家。最后部分是自己和弟弟阙特勤四处征伐过程中弟弟的英勇和功绩。

以及汉人的诡谲奸诈,由于他们狡猾地制造了弟兄们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伯克和大众的相互纷争,突厥人遂使他们先前建立的国家走向毁灭, 使他们先前拥戴的可汗趋于垮台。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 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为了汉人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然后,突厥的普通民众 如此清楚地说道:“我们曾是一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谁的利益征服这些地方?”“我们曾是一个拥有自己可汗的民族,但如今我们自己的可汗在哪里?我们现在在为哪个可汗效劳?”
承蒙上天的恩宠,他夺取了曾经有国之人的国土,俘获了曾经有可汗之人的可汗
突骑施可汗(及其民众)乃是我们突厥人。(由于他们的愚蠢) 以及对于我们的背叛,他们的可汗被杀了……是我们给予了他“可汗”的称衔,并将我妹公主嫁给他。但是,他背叛了我们。结果,可汗被杀,人民也成了奴婢。

北面的碑文则是继续追述阙特勤的功绩以及自己对他去世的悲痛之情。这段碑文的末尾,记录了唐朝、吐蕃、突骑施、黠戛斯等使者前来吊唁和陵墓建设情况。碑文对这四者的君主均称为可汗。唐玄宗被称为“汉人可汗”,其他则称为“吐蕃可汗”、“突骑施可汗”和“黠戛斯可汗”,被称为可汗的玄宗与吐蕃等部的首领地位并无高下之分。

作为吊唁者,代表契丹人和地豆于人的 乌达尔将军来了。从汉人可汗那里则来了拾遗吕向,他带来了大量珍宝金银。从吐蕃可汗那里来了一位论。从西方日落之处的粟特之阿拔柘羯以及布哈拉人居地的居民那里来了伊捺将军与乌姑勒达干。从我的十箭子孙那里,从突骑施可汗那里,来了掌印官摩诃罗支与掌印官乌古斯毗伽。从黠戛斯可汗那里,来了达头伊难珠啜。汉人可汗的皇姨弟张将军,则来建造陵墓,处理雕刻、绘画事宜,以及置备铭文石碑。

在内亚民族看来,可汗并不是自己的君主的专属称呼,中原皇帝也是“汉人可汗”,其他部落的首领也可以是可汗,他们接受天下不同地方由不同的可汗治理。这种世界观是中原王朝无法接受的。

这里要说下其他答案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汗号。《满文老档》中记载在后金立国的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就被称为“天授养育诸国英明汗”,天命年号中的“天命”也是13世纪以来成吉思汗常用的别称之一。根据学者哈斯巴根的研究,努尔哈赤的“阿尔萨兰博格多车臣合罕”、“崑都仑合罕”等汗号中,皇太极继承了车臣合罕这个汗号,这是蒙古语读法,满语为“淑勒汗”,汉字写作“天聪汗”,元代译为“薛禅汗”,是忽必烈的汗号。注意,这些汗号都不是蒙古“大汗”,只是内亚地区的众多汗的其中一位而已。

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大部,又得到了蒙古本部察哈尔部的玉玺,满、汉、蒙古王公大臣请求皇太极加尊号,《满文老档》对于上了什么尊号,改了什么年号都没有记载,只有《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

“宽温仁圣皇帝”蒙古语写法就是“博格达汗”,“博格达”意为神圣,这可以与《满文老档》在这之后称其为“圣汗”相对应。改元建号的主要原因是“混一蒙古,更获玉玺”,故而一些自媒体文章和有些著作认为这是蒙古部落在盛京共尊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车臣)汗”,这种理解不尽准确,“博格达彻辰汗”只是科尔沁部一个首领对努尔哈赤的尊称,崇德元年皇太极加尊号只是“博格达汗”。且上尊号只有一次仪式,由满蒙汉王公参加,而非单独召开蒙古忽里台。他成为蒙古共主仅仅是这次即位仪式的一部分含义,是在蒙古语境下的理解。

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去看,考虑到皇太极多次一定要求朝鲜来参加即位仪式,结合他第一次入关时祭奠金太祖的行为,可以认为他并不满足成为满蒙之主,这个即位仪式又有改元建号,分封诸王等中原政权开国时的常见程序,结合三田渡碑的汉字碑文部分明确称皇帝,所以对于朝鲜和明朝而言,就是称帝。

总得来说,皇太极加尊号的一瞬间,同时成为了皇帝、满洲之主、蒙古的共主,后者又可以被理解为蒙古的大汗,所以是十分特殊的。

努尔哈赤的车臣汗号和皇太极的博格达汗号,在满洲语境下没有高低区别,都是满洲之主。而皇太极称帝之后,清朝的皇帝再也没有新的草原汗号,最多也是作为皇太极博格达汗号的继承人,在某些文书中被称为博格达汗。而且终清一朝,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首领的汗号一直保留。

蒙元汗统尚未断绝的蒙古人不会拥戴从未征服草原,从未身秉汗号的明朝皇帝为共主;登基就是天下之主的明朝皇帝也不会自降身份去做蒙古的大汗。

中国君权的排他性更有一种唯一性,这在与西方皇帝的对比中尤为明显。西方皇帝可以兼领某国国王,某领地公爵、某侯爵、某伯爵、某子爵甚至某男爵等一系列爵位;中国皇帝则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头衔,其登基前拥有的一切爵位官职在登基后均会舍弃。

太师,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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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朝皇帝不会像清朝皇帝一样,搞“满蒙一家”联合蒙古人(准确来说是察哈尔部等部分蒙古人,喀尔喀部等过得不咋地,准噶尔部等还是被满清屠灭的)压迫汉人,娶那么多蒙古女且禁娶汉女,设蒙古八旗并把汉军大量出旗,给蒙古八旗仅次于满八旗的特权待遇,养那么多蒙古王公。


而且清朝皇帝严格来说只有称帝前的皇太极是真的被蒙古诸部按照草原传统立为“博格达彻辰汗”的,其他皇帝只是被蒙古诸部称为“博格达汗”,清朝皇帝不会自称也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的蒙古大汗,在大一统的中华谁吃饱了撑着把自己的帝国分裂成两部分?

认为清朝皇帝是中华皇帝+蒙古大汗的说法根源可能是在欧洲历史学者,因为他们在近代以前搞的是封建君主制,确实可以有西班牙王国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种搞法。

明朝皇帝也被蒙古诸部称为可汗,例如“朱洪武可汗”、“永乐可汗”等,但是这就能说明朝皇帝是蒙古大汗吗?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皇帝依然被草原诸部称为“天可汗”或者“桃花石可汗”。


另外明朝对蒙古诸部也是有过宗主权的,土尔扈特部的渥巴锡东归,献给清朝皇帝的第一件东西是明朝永乐八年敕封玉印,意思是您再封给我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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