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徐增平被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团队的核心成员联名向中央举报其欺世盗名?
事件的背景与起因：
首先，我们得回到“瓦良格”号的故事。这艘前苏联海军的重型载机巡洋舰在苏联解体后，因各种原因留在了乌克兰，并最终被乌克兰以一艘废船的价格出售。而将它带回中国并最终改造成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就是徐增平和他旗下的创律集团。
在当时，中国海军尚无航母，而拥有先进航母技术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至关重要。“瓦良格”号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徐增平抓住这个机会，以一种略显传奇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商业运作，成功地从乌克兰手中购买了“瓦良格”号。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购买和运输过程中，徐增平的团队在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不乏一些在航母技术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核心成员。
举报的内容与核心争议点：
举报的核心在于“欺世盗名”。简单来说，就是指控徐增平在这次收购航母的历史性事件中，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甚至独占了功劳，而忽略或压制了其他真正做出关键贡献的团队成员。
具体来说，举报可能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 指出徐增平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凭借一己之力、孤身闯龙潭虎穴般将航母带回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实际上，这只是他商业行为的一部分，并且背后有团队的支持和国家层面的默许。
团队贡献的忽视： 强调购买航母并非徐增平一人之功，而是由一群在航母技术、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等领域有着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核心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人可能在谈判、技术评估、物流协调、风险规避等方面承担了关键角色，但他们的名字和贡献在后来的宣传中被淡化。
商业利益与国家叙事的混淆： 认为徐增平将商业收购行为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利用国家对于航母的渴求，将自己塑造成爱国者的形象，以抬高其个人地位和商业价值，甚至可能从中谋取了不当的利益。
信息不对称的利用： 在当时的媒体环境下，普通民众对航母的了解甚少，对商业运作的细节更是不知情。徐增平的团队成员可能认为，徐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将自己塑造成了唯一的功臣。
举报者的动机：
举报者的动机通常是复杂的，可能包括：
追求真相与公平： 核心成员可能认为，自己的辛勤付出和专业贡献被埋没，这是对他们劳动的不尊重，他们希望历史能够真实地记录下每一个人的功绩。
维护个人声誉： 在一些成功案例中，参与者往往会因为合作不愉快或利益分配问题而产生矛盾。举报也是一种维护自身在行业内声誉的方式。
反对个人过度邀功： 看到自己的努力被他人“偷窃”并转化为个人名利，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心理。
对国家叙事的担忧： 如果他们认为徐增平的“欺世盗名”行为可能会扭曲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认知，他们可能会出于爱国情怀而选择举报。
事件的解读与影响：
对于这件事，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
1. 商业行为的复杂性： 任何大型商业项目，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都会伴随着复杂的利益考量和合作博弈。徐增平作为发起人和主要出资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他也需要一个团队来执行具体事务。将整个事件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对团队的贡献是不公平的。
2. 国家战略的推动： “瓦良格”号的收购无疑是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个人商业行为往往会与国家战略目标相结合。徐增平的行动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和默许，这使得他的商业行为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也因此更容易被公众视为国家层面的“壮举”。
3. 历史叙事的塑造： 媒体和宣传在塑造公众认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瓦良格”号回归的叙事，很容易被简化和英雄化，以满足公众对国家崛起和民族自豪感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细节和贡献者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牺牲”。
4. 真相与公众认知的差距： 商业谈判的细节、团队成员的分工、背后的风险承担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高度不透明的。公众往往只能从媒体的报道中获取信息，而媒体的报道往往倾向于简洁、戏剧化和英雄化。
看待此事，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区分商业与政治： 徐增平是以商业公司的身份进行收购的，虽然这件事最终服务于国家战略，但其本质上是一笔商业交易。商业行为的利润分配、合作机制等方面，与国家层面的政治考量是两回事。
承认团队的贡献： 任何伟大的成就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能达成的。在“瓦良格”号的背后，必然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运作。承认他们的贡献，是尊重历史和事实的态度。
警惕过度神化和简化： 在涉及国家重大项目时，公众很容易被宏大叙事所裹挟，将复杂的事件简单化，并过度神化其中某个个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去探究事件的细节和不同方的声音，是重要的。
信息的来源与验证： 面对各种信息，尤其是举报和反举报的说法，我们需要对其来源和可信度进行审慎的判断。举报本身是一种主张，不代表就是绝对的真相。
总结来说， 徐增平被购买“瓦良格”号航母团队核心成员联名举报“欺世盗名”，这件事的出现，很可能反映了在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商业运作背后，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功劳分配、责任承担以及话语权争夺。这暴露了在一些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如何平衡个人商业利益与团队贡献，如何准确而真实地记录历史，以及如何避免过度英雄化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争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不应简单地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而是需要理解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和多重因素。历史的真实往往比故事版本更加丰富和复杂。
网友意见
幸好有大驱，把海军风水掰正了一点点。
其实很多时候，钱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把事情办成。
就当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几个亿算什么，几十个亿又算什么？
如果有人百分之百能买到光刻机，但是说明要吃100个亿的差价，还是刀勒，你是办还是不办？
徐是掮客啊，这种交易肯定要找掮客从中间牵线搭桥，你说掮客自己拿钱买那当然不可能，掮客也会借这个机会自己赚钱，但是你没掮客哪来的渠道呢？
悄悄说一句，我们太行发动机的核心机也是掮客搭桥从美国买的。
一看是那个李忠效，我就笑了
此人之前公开反对黄旭华的核潜艇之父称号
反正国家认可，今年的《功勋》原型也是黄旭华，李作家你的信用不行啊……
别拿什么海军一级专业作家说事，这是啥职位啊？别拿海军贴金了行不行？
至于李作家力挺的吴巍……看了半天没看出起啥关键作用了，弄得好像没他我党管不了个白手套似的。徐增平有徐得问题，但论功劳……比吴大个100倍有余。
第一，国家和军方层面没有明确要购买，这是论述的基础。
第二，海军方面持购买意见的賀某，在未经授权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协调香港商人徐某代为购买，过程中未提供资金，未提供国家一定会接受的承诺性书面文件。贺某个人行为不是太合适。
第三，购买前期的确是徐主导，并达成协议，后来徐资金出现危机是事实，就比如老板有100亿拿出10亿爱国奉献可以，但只剩10亿情况下，再拿出10亿奉献的确有难度。而且隐性成本无非计算。
第四，邵淳的华夏证券是国有控股，拿国有资金做爱国行为称赞，但国有资产使用必须处于国家监管之下，显然其行为有违国家相关规定，国家的钱不是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和花钱的理由没关系。
第五，吴淳等其使用的资本仍为国资，等同于上一条。
第六，万事开头难，前期有了合同才有后面的事，没合同想爱国，想花钱，也没途径。
第七，前期的顺利，间接推动了后期的政策，航母中后期，国家层面，国有资金层面都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假设前期没有合同，后期根本没有动力扭转原有政策。
第八，香港商人，约等同于外国商人，政府对起影响有限，且仅仅是军方以个人名义，以爱国情怀感召，投入没有明确收益资金，并奔赴乌克兰以抄底价格完成合同签订。后期遭遇金融危机，资金出现断链，在国企资金支援下，一部分救活自己，一部分继续推进合同旅行。后来将权益大部分转交国企，并配合完成交易。总体上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当然自己也受益了。但时不待我，你现在用五倍价格买个航母试试？不是没人卖，是没得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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