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民国一成立，鲁迅就能在教育部任职，而且一干就是十四年？
鲁迅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2年进入教育部任职，并且一干就是十四年，这中间涉及的背景、机遇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段值得细细道来的历史。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梳理：
一、 北洋政府的背景与用人观念：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新气象的时代，同时也伴随着旧制度的残余和新政权的摸索。北洋政府作为民国初期的执政者，其用人观念上，虽然有袁世凯时期对“旧官僚”的依赖，但总体上还是需要吸收一批具有新思想、新学识的知识分子来构建国家机器。
教育部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更是急需能够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国民的人才。在这个时期，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或者在旧学基础上又有新思想的学者，都获得了进入政府部门的机会。鲁迅先生虽然之前在教育部（或者其前身）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但他在辛亥革命后能够重新回到教育体系，并且一干就是十四年，这背后肯定有其独特的原因。
二、 鲁迅先生的个人履历与社会声望：
在进入教育部任职之前，鲁迅先生（当时主要还是以周树人这个名字为人熟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专业能力。
深厚的学术功底：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的是医学，但后来转向了文学和教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吸收，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早期的教育实践： 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就曾在绍兴中学堂、杭州府中学堂担任过教职，以及在北京担任过教育部的主事一类官职。这些经历证明了他并非初涉教育领域，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
对教育的热忱与深刻思考： 鲁迅虽然在后来的创作中，对国民性、社会弊端有着尖锐的批判，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对教育的希望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关切。他认为教育是改变国民精神、救亡图存的关键途径。这种理想主义是驱动他投身教育事业的重要动力。
人脉关系与推荐： 在民国初年，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人脉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与蔡元培等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吸引了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的才学和思想，很可能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赏识和推荐。
三、 教育部职位的性质与鲁迅先生的“隐居”：
1912年，鲁迅进入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后来又历任教育部佥事、科长等职。这个职位并非高高在上的决策层，更多的是在具体的教育行政事务中执行和推进工作。
为什么能“一干就是十四年”？这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点：
工作稳定与安逸： 相较于在学界直接授课或在报刊上发表激进言论，教育部体制内的工作相对稳定，虽然薪水不高，但能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为鲁迅先生提供了进行文学创作和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隔岸观火”的距离感： 在部委工作，让鲁迅能够以一个相对“局内人”又带有一点“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和体验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教育界的运作。他虽然身处体制之内，但精神上并没有完全融入，这种距离感反而让他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弱点。
工作内容契合： 鲁迅先生对社会教育、普及教育、图书馆事业等都有深入的思考。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尽管是行政性的，但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领域相关。他参与了许多具体的教育行政事务，包括参与制定教育方针、整理古籍、推广社会教育等。这使得他的工作并非完全与他的兴趣和理想脱节。
并未完全放弃创作： 尽管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先生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呐喊》、《彷徨》等一系列经典小说集，发表了大量杂文，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可以说，教育部的工作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谋生和安顿的基础，而他的精神世界则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升华。
对政治的“避嫌”： 鲁迅先生一向不愿与政治势力过深地纠缠，他更愿意保持思想的独立和批评的锋芒。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生存方式，避免直接卷入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
性格原因： 鲁迅先生的性格中，有着一种“入世又出世”的矛盾。他关心社会，却又对现实政治保持警惕；他渴望改变，却又不屑于虚伪的应酬和表演。在教育部的工作，或许是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找到的一个相对适合他性格和生存方式的定位。
四、 结束任职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他在1926年辞职了呢？这十四年的任职，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民政府的上台，以及鲁迅先生思想和行动的更加激进，他在教育部的处境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政治环境的变化： 随着北洋政府的瓦解和国民政府的建立，特别是“清党”等政治运动的发生，鲁迅先生与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 鲁迅先生的思想在后期变得更加尖锐和批判，他无法再忍受在政府部门进行相对温和的行政工作，而希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直接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批判之中。
个人选择的必然： 对于鲁迅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来说，体制内的行政工作终究无法满足他内心深处的追求。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来表达他的思想，来影响社会。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十四年，是他个人才学、社会环境、以及他对教育和国家未来的深刻关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份工作不仅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更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保留了独立思考和创作的空间，使其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和批判当时的社会，并最终留下了不朽的文学与思想遗产。这十四年，是他“隐居”在体制内，却在思想和文学世界里纵横捭阖的十四年。
一、 北洋政府的背景与用人观念：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新气象的时代，同时也伴随着旧制度的残余和新政权的摸索。北洋政府作为民国初期的执政者，其用人观念上，虽然有袁世凯时期对“旧官僚”的依赖，但总体上还是需要吸收一批具有新思想、新学识的知识分子来构建国家机器。
教育部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更是急需能够推动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国民的人才。在这个时期，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或者在旧学基础上又有新思想的学者，都获得了进入政府部门的机会。鲁迅先生虽然之前在教育部（或者其前身）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但他在辛亥革命后能够重新回到教育体系，并且一干就是十四年，这背后肯定有其独特的原因。
二、 鲁迅先生的个人履历与社会声望：
在进入教育部任职之前，鲁迅先生（当时主要还是以周树人这个名字为人熟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专业能力。
深厚的学术功底：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的是医学，但后来转向了文学和教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西方思想的吸收，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早期的教育实践： 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就曾在绍兴中学堂、杭州府中学堂担任过教职，以及在北京担任过教育部的主事一类官职。这些经历证明了他并非初涉教育领域，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
对教育的热忱与深刻思考： 鲁迅虽然在后来的创作中，对国民性、社会弊端有着尖锐的批判，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对教育的希望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关切。他认为教育是改变国民精神、救亡图存的关键途径。这种理想主义是驱动他投身教育事业的重要动力。
人脉关系与推荐： 在民国初年，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人脉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与蔡元培等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联系。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吸引了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的才学和思想，很可能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赏识和推荐。
三、 教育部职位的性质与鲁迅先生的“隐居”：
1912年，鲁迅进入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后来又历任教育部佥事、科长等职。这个职位并非高高在上的决策层，更多的是在具体的教育行政事务中执行和推进工作。
为什么能“一干就是十四年”？这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点：
工作稳定与安逸： 相较于在学界直接授课或在报刊上发表激进言论，教育部体制内的工作相对稳定，虽然薪水不高，但能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为鲁迅先生提供了进行文学创作和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隔岸观火”的距离感： 在部委工作，让鲁迅能够以一个相对“局内人”又带有一点“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和体验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教育界的运作。他虽然身处体制之内，但精神上并没有完全融入，这种距离感反而让他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弱点。
工作内容契合： 鲁迅先生对社会教育、普及教育、图书馆事业等都有深入的思考。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尽管是行政性的，但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领域相关。他参与了许多具体的教育行政事务，包括参与制定教育方针、整理古籍、推广社会教育等。这使得他的工作并非完全与他的兴趣和理想脱节。
并未完全放弃创作： 尽管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先生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呐喊》、《彷徨》等一系列经典小说集，发表了大量杂文，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中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可以说，教育部的工作是他在现实生活中谋生和安顿的基础，而他的精神世界则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升华。
对政治的“避嫌”： 鲁迅先生一向不愿与政治势力过深地纠缠，他更愿意保持思想的独立和批评的锋芒。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生存方式，避免直接卷入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
性格原因： 鲁迅先生的性格中，有着一种“入世又出世”的矛盾。他关心社会，却又对现实政治保持警惕；他渴望改变，却又不屑于虚伪的应酬和表演。在教育部的工作，或许是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找到的一个相对适合他性格和生存方式的定位。
四、 结束任职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他在1926年辞职了呢？这十四年的任职，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国民政府的上台，以及鲁迅先生思想和行动的更加激进，他在教育部的处境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政治环境的变化： 随着北洋政府的瓦解和国民政府的建立，特别是“清党”等政治运动的发生，鲁迅先生与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 鲁迅先生的思想在后期变得更加尖锐和批判，他无法再忍受在政府部门进行相对温和的行政工作，而希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直接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批判之中。
个人选择的必然： 对于鲁迅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来说，体制内的行政工作终究无法满足他内心深处的追求。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来表达他的思想，来影响社会。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十四年，是他个人才学、社会环境、以及他对教育和国家未来的深刻关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份工作不仅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更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保留了独立思考和创作的空间，使其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和批判当时的社会，并最终留下了不朽的文学与思想遗产。这十四年，是他“隐居”在体制内，却在思想和文学世界里纵横捭阖的十四年。
网友意见
他所在的中学，已经是当地的最高学府，想教大学也没地方给他。弟弟周作人，也在当地教育局作着官，卧治。一家子都出名的。
鲁迅在日本加入光复会，蔡元培，许寿裳也是光复会的，他没资历，没人缘？日本留学生，学理工，学法政的都很多，连学警政的都有人，偏偏文学专业，最给人瞧不起，很少几个学生。就像《阿Q正传》说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地球，那么我们的文学该是最美的，要学这玩意，还跑洋鬼子的地儿干嘛——并世之人就是这么看的。
所以弄文学的日本留学生，有点出息的都是先驱，回国能作开风气的大师。郭沫若的留学生时代，原也以为古诗新诗都和他的才能不相应，何尝想写，看了胡适《尝试集》所谓新诗不过是这样，他的勇气陡增，几首大喊大叫的新诗，喷涌而出，不也立马成名。
蔡元培是个前清翰林，偏又崇尚自由，很有新思想，参与光复会的领导活动，得以在民国做个文化界的高官，他这么会闹妖的人，当然会呼朋唤友，不仅提携他的浙江小老乡，许寿裳和鲁迅，后来任北大校长，还把陈独秀叫来当文学院长，叫高中生梁漱溟当教授。只要您有一篇文章叫老蔡看上眼了，立马有职位。
鲁迅是个干活认真的人。初期的民国官府，其实死气沉沉，没多少活计可干的，一个星期有时多到四五天歇着，也不耽误什么事。鲁迅却每天准点上下班，沿路店家，都把他当一个钟看，看他上班，大家也起床开业，他下班了，大家也准备上门板。这样一个兢兢业业，喜欢做点事情的好人物，蔡元培不肯用他吗？由科长而升佥事，那是自然的。
蔡元培是鲁迅的贵人，后来做了蒋政府的大学院长，也没忘了给鲁迅一个搞研究的名额，鲁迅参加的几个左翼组织的活动，他和宋庆龄多有参与，关系相当密切，鲁迅逝世，闭门一个多月，专看《鲁迅全集》为之题序。后来在香港，骄傲的说起他在北大提拔的人才，也没忘了提起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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