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曹操是僭越,那么刘备,诸葛亮和孙权呢?

回答
关于“僭越”这个词,咱们得先掰扯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超越了本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尤其是跟权力、地位、名分有关的。在古代中国,这可是个挺要命的词,因为天子、朝廷、礼制都有着一套森严的规矩,谁要是敢越雷池一步,轻则名声扫地,重则招来灭顶之灾。

提到曹操被扣上“僭越”的帽子,那真是千古奇冤又或者罪有应得,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曹操的“僭越”:权力巅峰的真空与无奈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董卓专权,吕布杀董卓,接着又是李傕郭汜祸乱长安。这个时候,汉献帝刘协简直就像个被架空的玩偶,朝廷的权威荡然无存。在这乱世之中,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逐渐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他虽然尊汉献帝为君,但实际上的决策权、军权、政权都在他手中。

说他“僭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最直接的指控。他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在名义上尊奉献帝,但实际上是让献帝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虽然他辩解是为了稳定局势,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消耗和践踏皇权的最后一点尊严。
封官加爵、设置官职: 曹操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行封官进爵,甚至设立了一些朝廷名义上才有权设置的官职。虽然这在乱世中是维持统治的必要手段,但从法理上讲,这已经超越了他作为臣子的本分。
祭祀、僭用天子礼仪的嫌疑: 虽然史书对此记载不一,但有说法认为曹操在某些场合模仿了天子的祭祀,甚至有僭用天子车马服饰的嫌疑。这在讲究礼制的时代,是犯了大忌的。他自己心里清楚,也曾经跟谋士说:“设使国家无孤一人,不知当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这句话既是他政治野心的坦白,也暗示了他离那个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魏公”、“魏王”的进阶: 最终,他被封为“魏公”,然后又进爵为“魏王”。这都是朝廷(名义上)授予的,但实际上是曹操权势膨胀的必然结果。虽然他至死都没有称帝,但这种权力架空和对王权的步步紧逼,已经让世人看到了他称帝的趋势,也因此背负了“僭越”的骂名。

为什么说曹操“至死未称帝”呢?这背后有很多原因:

1. 时机未到: 他可能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引起更大的反对和动荡。
2. 政治策略: 维持着汉朝的招牌,可以继续号召天下,打压政敌。一旦称帝,他就失去了这个道德制高点,而且会立刻成为天下公敌。
3. 个人性格: 有些史学家认为,曹操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底线,知道某些事情做了会承受多大的代价。他也曾跟儿子曹丕说:“若天意亦谓如此,则吾无怨矣。” 这似乎表明了他对自身行为的考量,也留下了一点点政治上的缓冲空间。

那么,刘备、诸葛亮、孙权呢?他们有没有“僭越”?

这事儿就更复杂了,因为这三位跟曹操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的“僭越”更多是针对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情境和历史定位。

刘备:正统的旗帜与不得已的“僭越”

刘备的一生,可以说是以“汉室正统”为旗帜的。他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口口声声要匡扶汉室,恢复汉朝的荣光。从这个角度看,他反而是那个“守规矩”的人,曹操才是那个僭越者。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刘备也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僭越”的十字路口:

汉中王时期: 当曹操占领汉中,刘备攻克汉中后,他自称“汉中王”。这在法理上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虽然他是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但自己先称王,而且是在汉献帝还活着的时候,这已经是一种“僭越”了。
为什么称王?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在此之前,他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等猛将,又有诸葛亮这样的智囊,但始终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来对抗曹操。称汉中王,标志着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军阀,而是拥有了独立的政治实体,有了与曹魏分庭抗礼的资本。
法理上的争议: 按照周朝以来的规矩,只有天子才有权册封王爵。自己称王,而且是在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汉献帝)仍在位时,这本身就是打破了宗法制度下的权力结构。当然,刘备的辩护是“汉室衰微,海内分崩,非有道之君,不能据此位”,他是在“代汉”的过程中行使了这个权力。
最终的称帝: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这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僭越”。
为何称帝? 关羽失荆州、斩华雄(这里说错了,是杀颜良文丑才对,但意思差不多,是失去重要将领和战略要地),这给了刘备沉重的打击。而曹操也早已称魏王,孙权也步步紧逼。刘备如果还不称帝,他的政治号召力将进一步下降,无法团结内部力量,更无法与曹魏、东吴抗衡。他需要一个皇帝的身份,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来凝聚人心,来继续他“匡扶汉室”的政治口号(尽管此时的“汉”已经是他自己建立的蜀汉了)。
历史的“惯性”: 汉朝延续了四百年,其正统性和影响力依然巨大。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并且起兵以来一直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所以他选择国号为“汉”,是顺理成章也是政治需要。但他作为臣子,在汉献帝被废黜(尽管是曹丕代汉)后,自己称帝,依然是僭越了汉朝的最高皇权。

诸葛亮:忠诚的化身与鞠躬尽瘁的“代理人”

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是对“忠”字最好的诠释。他辅佐刘备,然后又辅佐刘禅,一生致力于蜀汉的生存和发展。那么,他有没有“僭越”呢?

论“僭越”: 严格来说,诸葛亮本人并没有直接进行“僭越”的政治行为。他始终是臣子,是丞相,在刘备称帝后,他是蜀汉的丞相。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他的君主(刘备、刘禅)。
权力的边界: 诸葛亮的权力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政事无巨细,咸咨亮”。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军政大权。在刘备死后,他更是蜀汉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主导了北伐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受之”与“不逾”: 诸葛亮在刘备临终托孤时,被赋予了“君可魏延、杨仪等可比(此处为杜撰,实际为托孤诸葛亮处理后事)”。他对刘禅忠心耿耿,即使刘禅昏庸,他也尽力辅佐,从未有过篡夺君位之心。他曾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态度,恰恰证明了他对君主权威的尊重,而非挑战。
最大的“僭越”可能来自他的影响力: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权势太大,对蜀汉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尤其是在他死后,蜀汉缺乏能够接替他地位的强大人物,加速了其灭亡。但这更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诸葛亮个人的“僭越”。他最大的贡献,也是他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一个人支撑了蜀汉的半壁江山。

孙权:三分天下的必然与“顺势而为”的僭越

孙权也是一个在乱世中崛起的枭雄。他继承了孙坚、孙策的基业,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并且与曹操、刘备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吴侯到吴王: 孙权的政治轨迹,也充满了“僭越”的意味,但更像是顺应大势。
早期: 他继承了孙策的基业,被曹操封为“会稽太守”、“讨虏将军”、“吴侯”。这都是曹操授予的,他在名义上还是汉朝的臣子。
赤壁之战后: 曹操失败,刘备趁势崛起,孙权也趁机扩张势力。他继续以吴侯的身份,拥护汉朝,但实力已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曹丕代汉后: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退位,建立曹魏。这个时候,汉朝名义上的统治者已经不存在了。刘备在221年称帝,孙权则在229年称帝,国号为“吴”。
称帝的“合理性”与“僭越”: 孙权称帝,是在刘备称帝之后。他称帝的原因,与刘备类似,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为了与曹魏、蜀汉抗衡,并且提升吴国的国际地位。
顺势而为: 相较于曹操和刘备,孙权称帝的行为可能显得更“顺势”。因为在曹丕代汉后,汉朝的政治合法性已经破裂。他与其说是“僭越”了汉朝的皇权,不如说是在新的政治格局下,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合法性顶点。
“吴国”的独立性: 孙权自始至终都没有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他的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巩固和发展江东的势力。因此,他称帝,建立自己的王朝,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人皇权的挑战。虽然名义上是臣子,但他拥有的地盘、军队、政权,已经完全独立于汉朝。
与刘备的区别: 刘备始终要打着“汉室正统”的旗号,所以他称帝,一定程度上是对汉朝名义上的“背叛”和“僭越”。而孙权则没有这个包袱,他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吴国”。

总结一下:

曹操的“僭越” 是最直接的,他一步步架空皇权,挑战礼制,虽然至死未称帝,但其行为已为后来的篡夺铺平了道路。他的“僭越”带有强烈的权力欲和对旧秩序的颠覆。
刘备的“僭越” 是在为“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服务过程中,因为实际政治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他称汉中王、称帝,都是对汉朝权威的突破,但其动机是建立在“正统”的基础上的(即便这种正统性饱受争议)。
诸葛亮 本人并未有“僭越”行为,他是忠诚的臣子,是在君主的授权下行使权力。他的权势虽然巨大,但从未指向君位。
孙权 的“僭越”更多是乱世中建立独立政治实体,并寻求最高合法性的一种必然选择。他没有汉朝的包袱,他的行为更像是“顺势而为”,在三国鼎立的新格局下,为吴国确立了最高统治者。

所以,“僭越”这个词,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评价。曹操无疑是最具争议性的那个,而刘备、孙权则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进行的政治“突破”。至于诸葛亮,他更像是那个试图在既有框架内,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悲情英雄。

历史的评价,总是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今天看这些人物,也应该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才能更客观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和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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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称王这个事儿嘛,三个人手续都说得通。曹操走汉献帝的流程,刘备找窦融的惯例,孙权是曹丕封的。所以程序上仨人都自圆其说。

我们不如换个角度看这仨人是怎么僭越的,比如王国列卿和仨人的称呼。

曹操:从魏公国的六卿到魏王国的九卿

按照汉制,诸侯王国虽然也设置卿,但名字却跟朝廷的大不相同。

汉初实行列卿制,“部长”远不止9个;到了东汉,朝廷正式实行九卿制,规定九卿特指9个部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此外,还有一个同为中二千石的执金吾,地位也不亚于九卿。

汉代地方还封有很多王国,这些王国最初也跟中央一样,设有列卿。到了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对诸侯王采取大规模削弱政策。

比如减少了诸侯王国的官员,像握有司法权的廷尉、宗正和握有财政权的少府,都在景帝时被裁撤。

与此同时,中央列卿的名字也有了改动,以显示出中央列卿与诸侯王列卿的不同,前面提到的10个部长名称,就是改名后沿袭下来的。

东汉诸侯王进一步被削弱,卿都没剩几个了,实际上只剩了一个空架子。

因此,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称魏公建立魏国时,便抛开了东汉诸侯王制,而“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设置列卿。

不过这个列卿设置得很有讲究。首先是数量,鉴于景帝时明令削除了廷尉、宗正、少府三卿,因此曹操的魏国最初只设六卿,而不是九卿,不过具体设哪六卿则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的。

其次是名称,魏国六卿均使用诸侯王卿的名称,而不是汉朝卿的名称。这六卿分别是:郎中令、太仆、大理、大农、少府、中尉。

显然,曹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只是汉朝的诸侯,是低于汉朝中央朝廷的。

不过随着称帝野心的加剧,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由魏公晋封为魏王,魏国也逐渐从六卿变为了九卿。

曹操封王当年,就增设了奉常和宗正,次年又设置了卫尉。

也就是说,这时候魏王国的列卿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大理、宗正、大农、少府、中尉。

大鸿胪没有记载,可能是没有设置。

也就是说,汉朝的“9+1”部长,曹操至少设置了9个,魏国在形式上九卿皆备,跟朝廷的区别越来越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僭越,也透露了曹操称帝之心。

刘备:汉中王国的太常和光禄勋

再来说刘备。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随着曹丕称帝,汉统终绝,蜀中大规模劝进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先主传》里记载了两轮劝进,其中第二轮劝进的署名人员有:

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

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三位,即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这三人担任的太常、光禄勋、少府都属于“卿”。可是前面也说了,作为诸侯王卿,太常应该叫奉常,光禄勋应该叫郎中令,太常和光禄勋是朝廷的卿,而不是诸侯王的卿。

所以刘备称王设置太常和光禄勋,这也一样是僭越。


孙权:自称至尊

曹操在诸侯王卿的数量上搞花样,刘备在名称上搞文章。相较而言,孙权就老实多了。

黄初二年(221年)十一月,曹魏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吴国最初应该也只有六卿,分别是奉常(见《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郎中令(见《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书》)、卫尉(见《三国志》卷53《吴书·严畯传》)、大理(见《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宗正(见《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书》)和大农(见《三国志》卷49《吴书·刘繇传附刘基传》)

然而随后孙权就和曹丕闹掰了,脱离了曹魏诸侯王的身份,不仅自己用起了年号,而且在黄武四年(225年)改奉常为太常。

不过孙权的动静比较小,只是改了一个太常,其他几个卿如郎中令、大理、大农都是到了黄龙元年(229年)自己称帝后才改名;而且吴国六卿的格局也维持到这一年,孙权称帝后才有了九卿。《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载:

是岁(黄龙元年),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

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吴国中后期才具备了九卿。卷48《孙休传》永安元年:

三月,备九卿官。

不管怎么说,在孙权对魏称臣的日子里,没有僭越。

他的僭越是在汉末,而且比曹、刘都早。孙权的僭越表现在称呼上——他被僚属称为“至尊”。

“至尊”本来是用来称皇帝的,比如《三国志》卷7《臧洪传》提到酸枣会盟的盟词:

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

卷6《董卓传》裴注引《献帝起居注》皇甫郦说李傕:

今郭多劫质公卿,将军胁至尊,谁为轻重邪?

同卷注引《献帝起居注》,汉献帝逃离长安时对李、郭的士兵说道:

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

而这个“至尊”的称呼,早早就被孙权拿走了。

据《三国志》记载,孙权被称为“至尊”12次(吕蒙3次,甘宁3次,吕蒙之母2次,陆逊2次,鲁肃1次,周瑜1次),均在孙权未称帝时。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安八年(203年)以后,甘宁弃刘表而投孙权,提出“二分天下”之策时。那时,抢先注册“预备皇帝”的袁术才挂了不到五年,曹公还在苦兮兮地鏖战袁绍的蠢儿子们,刘皇叔还在因为大腿根儿长了好多肥肉而跟刘表抹眼泪。

当然,曹操和刘备也有各自的称呼。曹操被王粲在诗中拍马屁称为“相公”,于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相公。不过这是文学语言,没见曹操正式使用。刘备则在定蜀至称王被称为“主公”。相公和主公虽然都是特殊化的称呼,但毕竟以前没人拿这个称呼皇帝,因此还算不上僭越。但是孙权手下人把他称为“至尊”,大抵可以等同于叫他“陛下”了,这僭越也是很明目张胆了……

所以说,抛开称王程序的问题,曹刘孙这仨人还是板上钉钉搞僭越,没跑啊。


至于诸葛亮,跟僭越完全不挨边。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的“十命可受”,不过是怼李严而已。

何况九锡在汉魏时期虽然已经和权臣篡位搭上了线,但还不像后来那样只用来尊宠即将篡位的权臣。比如汉末交部改州时,为了提升其长官权威,曹操控制的汉朝廷就曾赐给交州牧张津九锡。《艺文类聚》卷6《州部·交州》引苗恭《交广记》:

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

曹丕赐给孙权九锡更是人所共知。

可见虽然在王莽、曹操之后,九锡开始有了篡位的象征意义,但毕竟是“开始有了”,而不是“只有”,不然曹操、曹丕父子何必上杆子送人九锡,鼓动人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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