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权方面只指责中国，而不指责俄国和英国？
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对中国、俄罗斯和英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和现实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逐一分析这三个国家与教廷在这一议题上的具体情况，以及教廷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
一、 中国：复杂的历史遗留与现实挑战
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中国与教廷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且极为棘手的矛盾。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与教廷的普世性：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在中国独立运作，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希望在主教任命过程中拥有最终决定权，至少要与教廷协商一致并确保人选符合国家利益。
罗马教廷的立场： 教廷始终坚持其作为普世教会的权威，认为主教的任命是教会内部事务，其最终批准权在于教宗。教宗被视为伯多禄的继承人，拥有牧养普世教会的责任和权力，包括任命各地的教会领袖。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坚持，认为主教的任命关乎信仰的纯正性和教会的合一性。教廷认为，如果将主教任命权完全交给世俗政府，可能会导致教会受到政治的过度影响，甚至偏离其信仰根基。
历史上的冲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外国传教士和主教被驱逐，教会资产被没收。在此背景下，中国天主教界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开始自行选任和祝圣主教。这些自行祝圣的主教，教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承认的，这造成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和教廷与中国政府的长期对立。
近年的《中梵主教任命协议》： 尽管存在分歧，但近十年来，教廷与中国政府一直在就主教任命问题进行协商和妥协。2018年达成的《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允许双方就主教任命进行协商，教廷在此协议下承认了一些此前由中国政府单方面选定的主教。尽管协议本身受到争议，但它表明教廷在寻求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以期在不放弃其根本原则（即教宗的最高任命权，即使是协商后的）的情况下，缓解中国天主教会的困境，并促成教会的统一。
罗马教廷为何“指责”中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什么在与中国的外交和神学沟通中，主教任命权是核心议题，并且常常伴随着紧张和妥协？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主教任命的干预，直接挑战了教廷在神学上和组织上的核心权威。教廷认为，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决定谁来领导一个教区的神职人员，那么这不仅是对教会自主性的侵蚀，更是对信仰的潜在损害。每一次主教的任命，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教廷充分协商或批准的任命，都会被教廷视为对其普世教会权威的一次挑战。
二、 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优先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俄罗斯与教廷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的交集和冲突点也十分独特：
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 俄罗斯是一个以东正教为主体的国家，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俄罗斯政府对东正教教会的尊重和支持是其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对宗教的影响： 虽然俄罗斯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国家在宗教事务中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东正教，国家与教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有时甚至是紧密的联系。俄罗斯政府会将对东正教的保护和支持视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主教任命与国家安全： 在俄罗斯，主教的任命通常是由东正教会内部的教务会议（Synod）进行的，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尤其是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人选进行“背景审查”或施加影响，以确保选出的人选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能够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政治性的，而非直接的国家指令来剥夺教会的任命权。
教廷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疏远： 天主教会（教廷）在俄罗斯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历史上与东正教之间存在深刻的神学和历史分歧（如东西教会大分裂）。因此，教廷对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任命并没有直接的“任命权”诉求。教廷关注的更多是如何与俄罗斯政府就天主教会自身的运作和主教任命进行沟通，并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目前，俄罗斯境内天主教会的主教任命，通常也需要经过俄罗斯的法律程序和政府的备案，但这与中国政府那种直接干预和“自办”的逻辑有所不同。
教廷与俄罗斯政府的对话： 教廷与俄罗斯政府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对话，但主教任命权从来不是双方讨论的焦点，因为俄罗斯的主流宗教是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即使在俄罗斯的天主教社区，政府的干预也更多是通过法律法规和间接影响，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提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挑战教廷的普世任命权。
三、 英国：政教分离的演变与教会内部自主
英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政教关系演变史：
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形成与王室的地位： 英国宗教改革后，英王成为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的最高统治者（Supreme Governor）。这意味着国王（或女王）在国教的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决定权。然而，这与教廷指责中国的主教任命权有着本质区别。
英国内部事务： 英国国教的主教任命，虽然历史上与王室有联系，但实际的任命程序已经高度规范化，并由教会内部的委员会负责推荐和选拔，最终由王室（通过政府的行政程序）批准。这个过程更多是在国家框架内的教会内部事务，并且是围绕着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体系展开的。
教廷与英国圣公会的关系： 罗马教廷作为天主教的中心，并不直接干预英国圣公会（或其他新教教会）的主教任命。它们之间是独立的宗教体系。教廷的“指责”或关注点，通常是针对其自身信仰的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在其他国家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是否受到干涉。在英国，虽然也有天主教社区，但英国政府对天主教主教的任命，也遵循正常的国家法律程序，不会像中国那样出现挑战教廷普世任命权的直接政治干预。
“指责”的缺失： 教廷之所以不“指责”英国在主教任命权方面，是因为英国的政教关系并不构成对教廷核心权威的挑战。英国政府并非试图将任命权从教廷手中夺取，而是英国本身就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其内部的任命程序是其国家宗教结构的一部分。此外，即使在英国的天主教界，政府的干预也并非以剥夺教廷任命权为目的，更多是依法管理。
总结：
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指责”中国，而对俄罗斯和英国采取不同态度，其核心原因在于：
1. 中国： 政府明确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通过国家权力对主教的选拔和任命施加实质性控制，这直接挑战了教宗在普世天主教内的最高任命权和神学权威。这是一个关于“谁有权决定教会领袖”的根本性冲突，也是教廷长期以来在外交和神学上与中国政府博弈的焦点。
2.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天主教徒占比较少。教廷不具备直接任命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任何权力或诉求。俄罗斯政府对东正教主教的间接影响，是基于其国家宗教政策和安全考量，但并未触及教廷在天主教内的任命权核心。
3. 英国： 英国拥有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圣公会），其内部的主教任命程序是其国家宗教结构的一部分，与教廷无关。对于英国的天主教社区，政府的程序性管理并未挑战教廷的核心任命权。
因此，教廷的“指责”并非出于一种普遍的、针对所有国家试图控制教会的冲动，而是基于其在天主教信仰和组织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具体的政治、历史和宗教背景下，是否发生了对教廷主教任命权这一核心权威的直接挑战。在中国，这种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且具有系统性。
一、 中国：复杂的历史遗留与现实挑战
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中国与教廷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且极为棘手的矛盾。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与教廷的普世性：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中国政府要求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在中国独立运作，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希望在主教任命过程中拥有最终决定权，至少要与教廷协商一致并确保人选符合国家利益。
罗马教廷的立场： 教廷始终坚持其作为普世教会的权威，认为主教的任命是教会内部事务，其最终批准权在于教宗。教宗被视为伯多禄的继承人，拥有牧养普世教会的责任和权力，包括任命各地的教会领袖。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坚持，认为主教的任命关乎信仰的纯正性和教会的合一性。教廷认为，如果将主教任命权完全交给世俗政府，可能会导致教会受到政治的过度影响，甚至偏离其信仰根基。
历史上的冲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外国传教士和主教被驱逐，教会资产被没收。在此背景下，中国天主教界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开始自行选任和祝圣主教。这些自行祝圣的主教，教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承认的，这造成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和教廷与中国政府的长期对立。
近年的《中梵主教任命协议》： 尽管存在分歧，但近十年来，教廷与中国政府一直在就主教任命问题进行协商和妥协。2018年达成的《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允许双方就主教任命进行协商，教廷在此协议下承认了一些此前由中国政府单方面选定的主教。尽管协议本身受到争议，但它表明教廷在寻求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以期在不放弃其根本原则（即教宗的最高任命权，即使是协商后的）的情况下，缓解中国天主教会的困境，并促成教会的统一。
罗马教廷为何“指责”中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什么在与中国的外交和神学沟通中，主教任命权是核心议题，并且常常伴随着紧张和妥协？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主教任命的干预，直接挑战了教廷在神学上和组织上的核心权威。教廷认为，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决定谁来领导一个教区的神职人员，那么这不仅是对教会自主性的侵蚀，更是对信仰的潜在损害。每一次主教的任命，尤其是那些没有经过教廷充分协商或批准的任命，都会被教廷视为对其普世教会权威的一次挑战。
二、 俄罗斯：政教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国家利益优先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俄罗斯与教廷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的交集和冲突点也十分独特：
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 俄罗斯是一个以东正教为主体的国家，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俄罗斯政府对东正教教会的尊重和支持是其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对宗教的影响： 虽然俄罗斯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国家在宗教事务中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东正教，国家与教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有时甚至是紧密的联系。俄罗斯政府会将对东正教的保护和支持视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主教任命与国家安全： 在俄罗斯，主教的任命通常是由东正教会内部的教务会议（Synod）进行的，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尤其是情报机构）可能会对人选进行“背景审查”或施加影响，以确保选出的人选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能够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影响更多是间接的、政治性的，而非直接的国家指令来剥夺教会的任命权。
教廷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疏远： 天主教会（教廷）在俄罗斯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历史上与东正教之间存在深刻的神学和历史分歧（如东西教会大分裂）。因此，教廷对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任命并没有直接的“任命权”诉求。教廷关注的更多是如何与俄罗斯政府就天主教会自身的运作和主教任命进行沟通，并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目前，俄罗斯境内天主教会的主教任命，通常也需要经过俄罗斯的法律程序和政府的备案，但这与中国政府那种直接干预和“自办”的逻辑有所不同。
教廷与俄罗斯政府的对话： 教廷与俄罗斯政府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对话，但主教任命权从来不是双方讨论的焦点，因为俄罗斯的主流宗教是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即使在俄罗斯的天主教社区，政府的干预也更多是通过法律法规和间接影响，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提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挑战教廷的普世任命权。
三、 英国：政教分离的演变与教会内部自主
英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政教关系演变史：
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形成与王室的地位： 英国宗教改革后，英王成为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的最高统治者（Supreme Governor）。这意味着国王（或女王）在国教的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决定权。然而，这与教廷指责中国的主教任命权有着本质区别。
英国内部事务： 英国国教的主教任命，虽然历史上与王室有联系，但实际的任命程序已经高度规范化，并由教会内部的委员会负责推荐和选拔，最终由王室（通过政府的行政程序）批准。这个过程更多是在国家框架内的教会内部事务，并且是围绕着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体系展开的。
教廷与英国圣公会的关系： 罗马教廷作为天主教的中心，并不直接干预英国圣公会（或其他新教教会）的主教任命。它们之间是独立的宗教体系。教廷的“指责”或关注点，通常是针对其自身信仰的教会（即罗马天主教会）在其他国家的主教任命问题上是否受到干涉。在英国，虽然也有天主教社区，但英国政府对天主教主教的任命，也遵循正常的国家法律程序，不会像中国那样出现挑战教廷普世任命权的直接政治干预。
“指责”的缺失： 教廷之所以不“指责”英国在主教任命权方面，是因为英国的政教关系并不构成对教廷核心权威的挑战。英国政府并非试图将任命权从教廷手中夺取，而是英国本身就存在一个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其内部的任命程序是其国家宗教结构的一部分。此外，即使在英国的天主教界，政府的干预也并非以剥夺教廷任命权为目的，更多是依法管理。
总结：
罗马教廷在主教任命权问题上“指责”中国，而对俄罗斯和英国采取不同态度，其核心原因在于：
1. 中国： 政府明确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通过国家权力对主教的选拔和任命施加实质性控制，这直接挑战了教宗在普世天主教内的最高任命权和神学权威。这是一个关于“谁有权决定教会领袖”的根本性冲突，也是教廷长期以来在外交和神学上与中国政府博弈的焦点。
2.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天主教徒占比较少。教廷不具备直接任命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任何权力或诉求。俄罗斯政府对东正教主教的间接影响，是基于其国家宗教政策和安全考量，但并未触及教廷在天主教内的任命权核心。
3. 英国： 英国拥有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圣公会），其内部的主教任命程序是其国家宗教结构的一部分，与教廷无关。对于英国的天主教社区，政府的程序性管理并未挑战教廷的核心任命权。
因此，教廷的“指责”并非出于一种普遍的、针对所有国家试图控制教会的冲动，而是基于其在天主教信仰和组织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具体的政治、历史和宗教背景下，是否发生了对教廷主教任命权这一核心权威的直接挑战。在中国，这种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且具有系统性。
网友意见
老大啊，俄罗斯那是东正教会啊！东正教会！不仅和梵蒂冈没有上下从属关系，而且东正教是和梵蒂冈天主教分庭抗礼啊！
人家东正教是这个画风啊！
他们的宗教节日游行队伍是这个画风啊！
还有这个样子的
他们这样庆祝节日啊！
他们的圣人画像是这样的啊！
当然，俄罗斯民间虔诚信众的脑洞还是不小的
这三人应该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圣徒）、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东正教圣徒）。
以及......斯大林。
如果你要买东正教的宗教纪念品，除了十字架，还有各种东正教圣人圣徒为主题的套娃，例如这种：
购买完套娃之后，他们还有这样的绘画，描述了撒旦与光明，邪恶与正义，恶魔与天使之间的终极较量。
（多谢各位知友提醒，这画是墨西哥人画的……）
至于他们的教堂......
然后，他们的神父......
给自动枪开光
给坦克开光
（不要奇怪，苏联东正教会曾经给工农红军捐赠了数十辆T-34坦克，并以此组建了东正教骑士团“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坦克团。）
给歼击机开光
给轰炸机开光
给巡洋舰开光
给宇宙火箭开光
以及......
给镰刀锤子开光
这还只是他们的副业
做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神父，需要熟练掌握......
还要掌握
也要精通军事业务
身手必须矫健敏捷
关键时刻，更要挺身而出，运筹帷幄，掌控战局
以及......
当然，重型装备也不能或缺
这样，你才可以和祖国的敌人做英勇斗争
乃至于以一敌十，创造功勋
保护上帝的子民
菲德尔·A·普扎诺夫 苏联神父、游击队员
一战期间入伍服役，在苏联时期成为了一名神父。
当德军入侵苏联时，身在沦陷区的他向游击队提供援助，并于1944年在德军围剿追捕中一人保护了300名村民和游击队员。
带领人们驱逐万恶的异端
一名神父正在给游击队员下达任务——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近百名神父获得了苏联“卫国战争”（一二级）勋章及其以上的奖励。
最终，将亵渎上帝的渣滓，轰杀成渣滓——物理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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