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赞成这个提问的前提,即城市规划在现代城市之中是没有正当性的,而其“专业性”本身就是在消灭着他自己的一切存在的正当性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从列菲弗尔提出社会心理分析的三重空间开始,再到尼克兰·波兰萨斯从社会压迫关系本身审视城市本身,再到大卫哈维对于政府权力社会化的凝视的研究之中,都无一不表达了一个观点,即独立的城市并不存在,作为我们想象的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社区或者是更大角度的国家,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下高度社会化隐藏起来的压迫关系的维持装置而已,即并不存在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事物”,也不存在作为阶级实体的“国家机器”,仅有的只是作为压迫关系本身以及维持社会压迫关系的装置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写形态
这点甚至在几乎是所有城市学最基本的教材性文章,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之中就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尽管观点并不完全和以微观城市和宏观社会压迫关系为分析基础的城市规划的新马克思主义相同,但是业已指出,城市所遭遇的自身的暴力以及对于自身一部分的暴力,并不是道德化的欺诈和剥削的恶,而仅仅是城市要维持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机器的必要使命而已
所以城市规划的专业性和正当性的诡辩之处就此诞生了,城市规划的专业性要求他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可以包括激进民主方式)来解决城市治理之中所遭遇的一切结构性困难,但是城市遭遇的所有结构性的困难,比如城市暴力,社会团结的崩塌,空心化,规划暴力等等都绝非以城市为唯一尺度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当规划者愈是努力的从城市主权者的治理逻辑之中推动解决城市本身所遭遇的结构性的困难,就愈是证明了建立在社会压迫之上的主权治理是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帮凶的本质
同样的,我自己也作为一名城市规划的专业参与者,可以很明确的说出,主权者逻辑下的城市规划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而专业的城市研究本身就是在逃离社会压迫关系的直接现实,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城市规划者的唯一任务就是去取消城市规划本身
正如同尼克兰·波兰萨斯在《政治权力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里面发出的号召一样
从来就不存在城市问题,一切的城市问题都是社会问题,都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压迫关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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