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是不是清朝的剃发易服在乾隆以后突然变严了?

回答
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虽然在清初就已经确立并强制执行,但要说在乾隆以后“突然”变严,这描述可能不够精准。更准确的说法是,剃发易服的执行力度和对违抗者的惩处方式,在整个清朝都存在一个动态的、与统治者态度、社会环境以及统治策略相关的变化过程,而乾隆时期及之后,在某些方面确实表现出更强的制度化和更严格的执行倾向,但并非一蹴而就的“突然”变化。

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看:

一、 清初剃发易服的背景与初期执行

首先要理解,剃发易服并非乾隆时期才出现。这从清军入关之初(1644年)就已经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征服手段被推行。其目的是:

政治象征与民族认同的区分: 剃发(留辫子)是满族的标志性服饰,强制汉族男性剃发,是在文化层面上的臣服和忠诚的象征。通过改变外在的服饰和发型,来模糊汉族与满族的界限,并同时树立满族的统治者形象。
瓦解汉族的反抗意志: 对于许多汉人来说,头发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不得损伤。剃发令触犯了汉族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和文化习俗,因此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例如著名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惨烈斗争。早期执行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为了迅速巩固统治,确实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反抗,例如浙江、江苏等地发生的屠杀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统一的帝国形象: 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都逐渐趋于融合,减少民族隔阂,便于统治。

然而,清初的剃发易服并非一开始就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汉族。 最初主要集中在清军占领的区域,并且对一些特定的汉族群体(如官员、士绅)在执行上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尽管总体趋势是强制性的。

二、 雍正、乾隆时期的社会控制与制度化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此时,剃发易服的政策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其执行的严厉程度和方式,确实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制度化与法律化:
成为常态化法律: 剃发易服的规定早已被写入律法,不再是临时性的军事命令。清朝的《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违反剃发易服规定的处罚。例如,男性不遵从剃发令(即不按满族样式梳辫子,比如留长发、剃光头等)是要受到杖刑、流放等处罚的。
更系统化的管理: 随着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对发型和服饰的检查和管理也更加系统。在一些公开场合,如科举考试、官方集会等,对服饰和发型的要求会更加严格。官吏的衣冠整洁与否,也常常成为考察其是否忠于朝廷的标准之一。

2. 加强对“异端”思想和行为的压制:
文化思想的控制: 乾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和“盛世”时期,但同时也是文化思想控制趋于严厉的时期,例如“文字狱”。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可能被视为反抗或离经叛道的行为,都可能被放大和严惩。不按规定剃发易服,虽然是外在形式,但被视为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自然会成为被压制的对象。
对汉族文化元素的限制: 乾隆朝还推行了一系列针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限制措施,比如查禁书籍、限制戏曲内容等。在这样的氛围下,对剃发易服的坚持,或者穿着被视为“明朝遗风”的服饰,很容易被与“反清复明”联系起来,从而遭到更严厉的对待。

3. 执行的细致化与渗透:
不再是单纯的“杀人立威”: 初期为了震慑,可能更多依赖于武力镇压。到了乾隆时期,虽然武力依然是后盾,但更多是通过日常的官僚管理、举报奖励、以及在特定事件中的处罚来体现。比如,官员在巡视或审理案件时,如果发现有人不遵剃发令,就可能依法处置。
社会监督的强化: 随着社会治安的加强和基层管理网络(如保甲制)的深入,普通民众也可能被动员起来参与监督。邻里之间、同乡之间,也可能存在互相监督和举报的现象,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时期。

三、 乾隆之后的变化与“变严”的相对性

说“突然变严”并不完全准确,更像是 原有政策在长期执行中,其执行机制和严厉程度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和时局进行了调整和强化,并且在乾隆朝表现得更为系统和突出。

晚清的松动与复兴: 需要注意的是,到了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中,汉族传统服饰一度出现“复兴”的迹象,统治者在某些时期也因镇压起义的需要,对部分汉族习俗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总体而言,汉族男性的辫子造型在清末仍然是强制性的。
政策的连续性: 剃发易服的根本目的——确立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和民族区隔——始终存在。即使在执行力度上有所波动,其作为一项政治性极强的政策,其严厉性是其内在属性的一部分。

总结来说,与其说“突然变严”,不如说乾隆朝对剃发易服的执行展现了:

更强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从一项紧急的征服手段转变为一项长期的、法律化的社会规范。
更深的社会控制: 将剃发易服纳入更广泛的社会管理和文化控制体系中。
更严厉的“思想”联想: 在乾隆朝强化文化控制的背景下,不遵从剃发易服更容易被视为具有潜在的政治颠覆意义,从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

举个例子来更直观地说明:

设想一下,初期的剃发易服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扫荡”,为了快速清理旧的秩序,采用的是强力手段,目标是摧毁旧的标志。而到了乾隆时期,这场“扫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对“新秩序”进行“精耕细作”的管理。虽然不再像初期那样大规模地因为一次不符规定就斩首示众(虽然处罚依然严厉),但制度性的检查、法律的约束、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使得违抗者在日常生活中会面临更多的麻烦和风险,处罚也可能更具持续性和系统性。

因此,乾隆朝的剃发易服并非“突然”变严,而是在既有的政策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法律化和更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得其执行更加严密和普遍化,与初期的暴力镇压相比,表现出一种更深层、更具渗透性的严厉。 这种严厉并非仅仅体现在暴力手段上,更在于其对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致规训和潜在的政治联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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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比同时期列强的统治者,他就是个庸人。

简单列举一下,华盛顿,拿破仑,叶卡捷琳娜,特蕾莎。

并且乾隆时期英国进入了蒸汽时代。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也是这个时代的人。

剃发异服都是小事,但是思想是大事。

如果仅仅是剃发异服,但思想和科技紧跟时代,我想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喷满清,喷乾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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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易服推行下去之后,并不是全国一夜之间全部毁掉旧衣服做新衣服,也不是立刻完全穿旗人的衣服。实际是禁掉各类比较独特的明显的汉族服饰,特别是一些正装和礼服例如道袍、襕衫、深衣等,同时允许对部分便装进行改造,把明显的汉服特征去掉,换上满清元素,表示臣服(降了)。

太多人把剃发易服想象成民国初年剪辫子那么文明了,民国剪辫子是一群士兵拿着剪刀在街上看到有辫子就给摁着剪了。剃发易服可没这么文明,大致流程就是贴一堆告示,喊一群人传话下去,某日前按要求执行完毕,逾期杀无赦,时间一到,就拿着刀在街上在城门口在一切看得到的地方,看到有不合格的就直接杀了,用屠杀的手段保障执行下,只有苟且活命还是死个壮烈二选一,不是求个饶我明天就改我穷买不起啥的就能糊弄过去的。

拆个衣服领子加俩扣子,用不着十天半个月也用不着几文钱。刀架脖子上了,没有快不快的问题了。

下面是清初文人的普遍打扮,能够看出头发秃了,衣服就是原本交领式的长衫去掉了衣领,魔改一番后,就成了这般模样,鞋子也没有换,既然意思到位了表示已经易了,那么进城便不会被砍脑袋。底层民众穿的各类交领式的短衫也差不多,把衣领拆了,表示降了,满清要的就是臣服。

顺便,后来满清发现这个幅巾也是汉人衣冠很有代表意义的东西不是简单一块布,又把金钱鼠尾遮了,于是幅巾也被禁了。

说到农村的话,一些躲在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的,确实能躲得一时,甚至有个别躲在极偏远的地方一直躲到近代的,但并不是只管上层而不管基层,在朝廷已知的那些村子,看得到的地方幸免不了。随着满清的屠杀逐渐停止,局势逐渐安定下来,康熙的不加赋到乾隆的摊丁入亩政策后,多数隐匿在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里的人或者不再躲藏、或者逐渐被找到,而这些人需要生活下去,也就不得不剃发易服了。

到此时,已经过去了百年。明末的遗民已经死光了,清初尚且保留的一点点女装也坏光了,再做新的,也就更容易被满清服饰给带歪了,女装也就在这个时候崩坏了。

然后,私藏明代服饰也是重罪,孔府藏了一批衣服保留至今也实属不易,成为还原明代服饰的重要文物。

说到幅巾,补两张图。分别是文物以及现代复原仿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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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剃发来说,可能是因为弘历已经魔怔化了,甚至认为你取名虽然引自《孟子》,但还是在讽刺本朝剃发国策。

「至阅伊同校书之徐首发、沈成濯、二名。更堪骇异。该二犯、一以首发为名。一以成濯为名。四字合看。明是取义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诋毁本朝薙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实为可恶。」——《清高宗实录》卷之一千六十六乾隆四十三年。

而对于以唱戏为名的蓄发者,弘历也是给予关注,一方面抬出男女混迹的伦理担忧,一方面又拿「国朝定制」大棒挥打,要求巡抚将这些戴上枷锁表示惩罚(虽然最后也补充说不要闹得太大)

「又谕、闻得江苏地方优伶中唱旦之人。近日竟有蓄发不薙者。在若辈以学艺为生。或自留粗辫。以便簪饰之用。其事尚属近情。若竟全行蓄发。与妇人无异。既恐男女溷杂。易启奸淫之渐。甚或诡名蓄发。阴违国朝定制。此则更有关系。萨载现任巡抚。且兼理织造。务宜留心体察。严行查禁。如遇有此等蓄发唱旦者。勒令改薙。并以枷责示惩。毋任浇风渐长。但不必视为紧要事件。办理过涉张皇。致骇观听也」——《清高宗实录》卷之九百十九乾隆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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