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不是封建体系的巅峰？如果西方没出现工业革命，清朝的自然衰亡之路是不是还很漫长？
清朝：辉煌与局限并存的“巅峰”
要说清朝是不是“封建体系的巅峰”，这得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巅峰”。
从疆域、人口、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来看，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一个顶点。
疆域的扩张和巩固：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朝鲜，西至葱岭，北跨贝加尔湖，南临南海。这不仅是靠武力征服，更是在前代王朝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如驻防制度、理藩院制度）来管理和同化边疆民族，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对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人口的快速增长： 康熙年间，中国人口大约一亿；到了乾隆末年，已经逼近三亿。这得益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耕地面积的拓展（引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以及一些相对宽松的赋税政策。人口的增长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规模的扩大，这是王朝“盛世”的重要标志。
社会秩序的维持： 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清朝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康乾盛世，社会总体是稳定的。严密的户籍制度、保甲制度、以及强大的中央集权，有效地压制了大规模的民间起义，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发展。
文化艺术的繁荣：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学术都有不俗的表现。小说《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戏曲（特别是京剧形成）、绘画、园林艺术也各有发展。官方主导的编纂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体现了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传承。
然而，如果我们将“巅峰”理解为社会发展的“顶端”或“成熟期”，那么清朝的“封建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它更像是在重复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辉煌，而非开创新的时代。
经济结构的高度同质化： 清朝的经济依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土地仍然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象征。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江南的丝织业、矿业），但这些萌芽并未能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政治体制的束缚，未能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
科技创新动力的衰竭：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的积累和手工的改良，缺乏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支撑。虽然清朝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但与西方科学革命带来的系统性、颠覆性技术革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统治者更注重维护现有秩序，对可能颠覆社会结构的技术创新往往持保守甚至压制态度。
制度上的停滞与僵化： 尽管清朝继承和发展了许多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如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但这些制度在后期也变得越来越僵化。政治上，虽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权力运作的效率、官员的腐败、以及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都存在着历史性的难题。官僚体系庞大而低效，创新和改革的空间被极大压缩。
思想上的禁锢： 尤其是到了中后期，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不利于新的思想和观念的产生。
所以，更准确地说，清朝是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框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和“回光返照”，它将旧有的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自身并没有突破这一模式的内在力量。称其为“封建体系的巅峰”可能是一种高度概括，但它这个“巅峰”的内在特征，依然是那个古老的、以土地为基础、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封建体系。
假如没有西方的工业革命，清朝的“自然衰亡”会多漫长？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问。如果西方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世界格局将完全不同，清朝的命运也可能因此改变。
我的判断是，即使没有外部的强力冲击，清朝的“自然衰亡”之路，也绝不会“很漫长”，而是会以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方式，最终走向衰败和解体。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内部的陈旧性是其根本衰败原因：
经济的瓶颈： 如前所述，清朝的经济高度依赖农业，土地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会不断挤压人均耕地面积，加剧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虽然可以通过开垦边疆、引进新作物来缓解，但终有极限。一旦农业生产出现大的波动（天灾、病虫害），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社会矛盾的积累： 贫富差距的扩大，土地的兼并，官吏的腐败，都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大规模起义，也会有地方性的骚乱、械斗、盗匪横行，这些都会不断消耗国家的财力和精力，侵蚀统治的根基。
政治的僵化与腐败： 皇帝的权力虽然集中，但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改革阻力巨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在长期压抑下，随时可能爆发。
科技与教育的落后： 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动力，意味着清朝在应对自然灾害、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将步履维艰。即使没有西方工业技术，单凭内部的自然增长和制度性衰退，也足以让它逐渐失去活力。
2. “自然衰亡”的几种可能路径：
内部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常见模式。当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领袖人物站出来，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组织民众反抗。如果起义规模足够大、组织足够严密，就有可能推翻现有政权。即使起义被镇压，也会极大地消耗国家的实力，留下长期的创伤。
地方割据的出现： 随着中央权威的削弱，地方势力（如总督、巡抚，甚至地方豪强）会趁机坐大，形成事实上的割据。这种趋势一旦形成，中央政府将难以收回权力，国家将走向分裂，最终可能导致王朝的瓦解。
经济崩溃与社会秩序瓦解： 财政危机、饥荒、瘟疫等因素叠加，可能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地方治安失控，社会秩序完全瓦解。这种瓦解会是渐进的，但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彻底的危机。
王朝的“慢死”： 并非所有王朝都以剧烈的革命方式终结。有些王朝会长期处于一种“病而不死”的状态，政权摇摇欲坠，但又总能找到一些方法苟延残喘。清朝到了晚期，其实就有点这个意思，内忧外患让它不断地“输血”，但它自身的造血能力已经严重不足。
3. 西方工业革命的作用：
西方工业革命最直接的影响，是它赋予了西方国家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军事技术，从而打破了传统中国以陆地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防御体系。当西方殖民者带着坚船利炮到来时，清朝王朝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内部矛盾，而是来自外部的、更强大的、不同于自身文明体系的冲击。
加剧了内部矛盾： 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土地、掠夺资源、倾销商品，这不仅伤害了中国的主权，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例如，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财政负担，也导致民众生活困苦。
暴露了清朝的软弱： 面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清朝的旧式军队不堪一击，这暴露了其技术和制度上的全面落后，打击了王朝的威信，也加速了民众的幻灭感。
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 西方列强的到来，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这客观上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和变革的契机，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
因此，假如没有西方工业革命，清朝的“自然衰亡”不会被“延长”，而是会按照它自身固有的逻辑，以某种内部危机爆发、地方割据、经济政治体制的逐步崩溃等方式，走向衰败。 它的“慢死”可能会比被外部力量“快杀”显得更“漫长”，但其内在的生命力早已在衰竭。可以说，西方工业革命只是提供了一个“加速器”和“催化剂”，让清朝的死亡来得更“迅速”和“剧烈”罢了。
总而言之，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庞然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物质和人口的“盛世”，但其封建体系的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自我超越。没有西方工业革命，它依然会走向衰亡，只是这个衰亡的过程，可能更像是一个漫长的“消化不良”而非“急性病”，最终也会因为各种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而走向终结。
网友意见
清朝把农耕文明下的古典封建国家的一切能解决的弊病统统都打了补丁给解决了，外戚干政、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北方边患、藩王作乱、宗室耗国、军制积弱、继承混乱、皇帝自爆、税收低效等等等等问题统统被清朝压下去了。从统治秩序这一角度，没有哪个王朝比清朝更完美了。
但又有什么用呢？没有工业革命，谁也无法抗拒马尔萨斯陷阱和土地兼并的历史周期律，打再多的补丁，也抵挡不了兴衰的自然规律，没有列强它也躲不过历史车轮的碾压，然后另一个王朝上来代替它。
何况，清朝就像最后时刻的柯达胶卷，或者说白垩纪末期的霸王龙，虽然在旧时代的标准下已经达到了巅峰，但历史已经不再需要这一套了，它倒了，也不会再出现封建王朝了。
更新：根据评论区的意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巅峰指的是皇权为核心的古典专制制度的巅峰，清朝通过吸取前朝的教训，对明制进行一系列的缝缝补补，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统治模式。但这套统治体系的目的是强化皇权，这也是任何一个古典帝国的目的，从目的上来说，清王朝是最接近统治目的的，自然也就是巅峰，但是强化皇权并不一定可以延长王朝寿命。
如果要从社会整体发展状态来评论清朝，那么在17到19世纪，清朝肯定是不健康的，没有完成这个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
清朝无疑是中华古典帝国的巅峰，比较好的解决了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北方少数民族威胁、朝野党争等一系列困扰古代中国王朝的问题，纵向上来看，皇权专制和官僚政治达到了古典时代的巅峰。但是这种完善的统治模式并不能帮助清王朝战胜王朝周期律，立国二百多年后的积重难返百弊丛生还是不可避免的到来了，道光以后的腐败政治可不是洋人造成的。相反，要不是西方势力的入侵在19世纪空前加强，迫使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和全世界加强了融合，晚清财政得到了关税和借款的强力维持，清朝可能已经被再次造反的会党教门或者另一个不信上帝的太平天国击溃了。
也就是说，清朝走的这条路线，即对王朝统治模式的优化，是治标不治本的，可以杜绝王朝前中期面临的许多问题，但却不能延缓王朝的衰亡，在清朝所处的17到19世纪，更是对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们再怎么吸取前朝教训，再怎么缝缝补补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了三百年对古典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寿命。
如果没有列强入侵，清朝依旧逃不过王朝周期。
首先，清朝的命根子，八旗子弟，劣化速度有目共睹。乾隆时期是清朝国力的巅峰，但是要说作战的操作和意识真心是没法和他祖宗比。乾隆时期清军虽然能打硬仗，但是却暴露出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清军作战上极为刻板，几乎都是死磕耗赢的，当年清军不乏在恶劣条件下坚韧不拔千里远征的战例，却少有少量精锐直击敌军要害一锤定音斩首速胜的。清军的胜利，往往需要调动极大数量的部队形成优势才行，缺点就是战术以及动员之上缺乏灵活，极其迟钝往往错失战机，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例如乾隆晚年面对四方的起义造反，他就迟迟不能拿下，最后气得念经诅咒造反头领。清朝自从乾隆之后军队的战斗力退化到什么程度？白莲教起义就不说了，区区几百人的组织松散的暴民居然能攻破皇宫险些击杀太子（天理教组织真的很松散，不然就不会因为泄密而仓促出击了），嘉庆更是差点被一个厨子弄死，一堆八旗贵胄居然拦不下一个平头百姓（后来旗人传的贼邪乎，说这人武艺天下无双一脚踹断十根木桩，一武功高强的驸马爷拼尽全力才只能踹倒七根桩子，也算是给自己八旗废物长脸了哈）。所以说，即使是武力上，清朝也没有把握坐稳内部。
清军调动迟钝这个缺点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都没法解决，最终的表现就是，一鸦的时候面对少量英军沿着水域机动作战无可奈何始终没法调动绝对优势兵力围歼英军（话说我见过一个穿越小说说靠挖战壕配合二人抬包围一鸦英军，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一鸦英军的作战方略始终不以占据任何固定据点为目的，怕的就是被包围之后完蛋，时刻占据机动上的主动性说走就走绝不拖拉），太平天国时期面对太平军的猪突强袭束手无策，捻军时期面对遍地开花的敌人把僧王都赔进去了。
所以，在军事上，清朝不但没有绝对优势，反而弱点极其明显易于针对，而且这个毛病还不会轻易改变，毕竟对于爱新觉罗来说，别说绿营了，就是八旗不是自己的那几旗都“不可靠”。
第二，就是看历史数据，清朝的赈灾数量远超历代，清朝自然资源退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中日蜜月的时候居然有日本鬼子感慨华北平原资源环境被破坏之恶劣，最后愣是决定要大量援助各种资源给中国恢复植被的。再往前看丁戊奇荒，背后就是自然资源严重退化的恶果。总之，因为中国自古缺乏自然科学，导致环境一直因为人口增长而不断退化，清朝的水患，饥荒等等背后就是自然环境早已无法承受人口的开发，所以即使没有外部入侵，内爆也是迟早的事。
如果没有列强，在人口超越自然承载力的情况下，清朝的寿命应该也不会比现实历史长到哪去。
清朝不是封建体系的巅峰。
你以为我要说明朝是巅峰？才不是，我觉得宋朝才是巅峰。
宋朝是封建体系的巅峰，明朝看到了封建体系的衰落和新时代的曙光，清朝又把这个曙光给压下去了。
无封地非世袭的儒士文官集团全面击败了有封地世袭的贵族阶层，就发生在宋朝。这是儒学家千年斗争的最终胜利，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巅峰。这个社会体系用封建这个词不大妥帖，毕竟封建制原本是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的，但是似乎也没有更好的简洁的说法。也许，农业君主专制？
无论如何，经过短暂混乱的元朝，从明朝开始，再无敌人的儒士文官集团开始向着曾经的盟友，皇帝，发起攻势，日拱一卒地侵蚀皇帝的权力。实际上这个趋势从宋朝就开始了，但是宋朝的低合法性使得皇帝没有和文官集团斗争的资本，同时中国刚刚进入农业社会的巅峰，还属于吃红利阶段，所以皇帝让了一步，文官们也见好就收，双方保持体面。明朝就不同了，农业社会巅峰的红利已经结束，进入停滞与内卷期，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利益开始正面摩擦；明朝的高合法性使得皇帝有不鸟文官集团的资本。于是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开始外显。文彦博可以当着宋神宗的面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宋神宗似乎没什么意见。同样的话搁明朝看看，除了几个明显弱势的皇帝，比如弘治，隆庆之类，其他的皇帝不打死他丫的。
文官集团和皇帝爆发冲突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的曙光。皇帝世袭有封地，符合贵族的经典特征，儒学的千年任务就是消灭贵族阶级，促进大一统。现在皇帝作为贵族阶级的总后台，只有消灭了皇帝才能最终彻底消灭贵族阶级。但是同时，皇帝又是大一统儒学体系中最高的存在，对皇帝的忠诚决定着每一个儒士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这里的消灭并不是肉体消灭，也不是让他们成为普通人，而是把皇帝的权力彻底剥离，皇帝成为站在国家和儒学体系最高处的一尊偶像。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比为君主立宪制，但是没有“宪”，当文官集团组成权力核心的时候，儒学理论就是一切标准，不需要另立一个“宪”。
这是儒士文官集团的计划，明朝的皇帝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抗争，守护自己的权力，于是他们扶植了宦官集团，强化他们的权力来作为自己的城墙，抵御文官集团的攻势。但是文官集团作为进攻方，永远有战场主动权，而且文官集团是一群人，一群人各有思想，可以发挥集体智慧，而皇帝一方则是一个大脑（皇帝）带着一群肢体（宦官），一旦大脑不灵，战局立刻就一边倒。个人能力强悍的皇帝，比如嘉靖，也只能保持均势，一旦皇帝个人弱势，比如隆庆和年幼的万历，权力立刻被侵蚀的一塌糊涂。
万历为什么长期不理朝政呢？因为理了也没用，张居正用宋朝以后新“发明”的，严厉的内卷式儒学教育给他洗脑，张居正死后万历才发现一切都是虚伪的。然而把张居正打倒了，下一个内阁首辅张四维继续把权力把持的死死的，再下一个首辅申时行仅仅因为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说了几句和稀泥的话就被文官集团自己打倒了。对于万历来说，自己若还是那个被不谙世事的小皇帝也就罢了，可自己已经认识到了世事的荒诞，却还要打起精神来演这一出戏，实在是太痛苦了。于是干脆消极抵抗，拒绝理政。反正大明朝实际上文官集团说了算，有他没他都一样。
万历朝已经是明朝后期，在停滞，内卷的基调之下，一个崭新的曙光已经从厚厚的阴云中透出了一丝丝明亮，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教科书上没有加工业两个字，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工业还是手工业，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可以追溯到宋朝，那是商业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实在太早了。商业资本主义萌芽所提供的社会实践还不足以支撑理论创新，但是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就可以支撑理论创新了。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当地儒士们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发地开始了儒学的理论创新工作。自打宋朝开始，儒学的理论创新大都是内卷式的伪“创新”，缺乏社会实践的活水，伪“创新”的唯一结果就是锁住了社会的活力，上流社会阳奉阴违，基层人民疲惫不堪，社会面貌整体走下坡路。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活水中，儒士们所开始的创新是真创新，比如李贽，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一下，超级牛人，他的很多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平地一声雷，然而在江南李贽备受尊敬。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接触了社会实践的活水，即使是儒士们自己也再也无法忍受一潭死水的理论了。而其他同时期的一批大儒，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的那几位，也都是推动儒学真创新的人才。
这一批人对于皇帝大概是久旱之后的甘霖吧。庙堂之上的那一批儒士文官集团毫无疑问是“主流”，也是保守的。现在在和皇帝顶牛，皇帝自然愿意亲近这一批在江湖之远的，能够提供一些有趣观点的儒士了。李贽自称离经叛道，然而万历专门找他进宫讲学，因为万历自己就离经叛道，所以他不在乎。
如果这条路继续自然的走下去，明朝延续或者接下来另一个普通的王朝，我可以假设：皇帝在权力已经被严重侵蚀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扶植儒士文官集团中的创新派，打倒主流的守旧派，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是皇帝还是算错了一步，创新派儒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拿到了权力也不会松手，而且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必然需要限制专制皇权，皇帝依然不能避免沦为金字塔顶部的傀儡。然而这对于中国确实大幸。
试想，一个存在感无限小，甚至可以不再存在的皇帝，一个拥有政治权力，遵从儒学以民为本的基本原理并为其添加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创新理论，非世袭，通过科举优化人才来源，保证一定阶级流动的文官集团，一个发展被这个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
觉不觉得有一点熟悉？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清朝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它的统治者是满蒙贵族联盟。
两个点，一是满蒙，二是贵族。
满蒙意味着它的合法性天生就低，统治集团随时有着被汉人推翻的恐惧。贵族意味着困扰了被儒士们花了千年打倒了的贵族阶层又回来了。
清朝合法性低，为了统治中国广阔的疆域，不得不选择和儒士文官集团中最主流，也是最守旧的那一批合作，因为这帮人只要拿了好处，除了皇帝万岁就可以什么都不想。相比之下，难以收买的，坚持搞理论创新的，动不动就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创新派实在是太危险了。处于共同的利益，清朝统治集团联合守旧派儒士对于创新派儒士进行了联合绞杀，比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从建朝开始一直到乾隆后期才慢慢停止。作为结果，清朝社会的停滞和内卷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社会严重腐烂。
但是这样就又有文官集团侵蚀皇权的问题，在异族统治的清朝这尤其敏感。所以，清朝必须依赖满蒙贵族成为皇帝坚定的城墙，就像宦官之于明朝皇帝一样。但是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一群文官主动进攻一个皇帝，皇帝长期永远是吃亏的。同时还有别的问题，宦官的小朋友不能重新长出来，他们一旦进宫就永远依附于皇帝，然而满蒙贵族不同，满蒙贵族是可以被汉人文官集团同化的，这一点在皇帝严格限制贵族权力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贵族阶层到了清朝的时代已经相当不合时宜，皇帝即使不能抛弃他们，也必须往死里限制他们。所以许多满蒙贵族出身的庶子或者破落户干脆考科举走仕途，有了汉人文官集团的思想，做着汉人文官集团的事情，成为了汉人文官集团的一部分。皇帝的城墙日益崩塌。所以清朝在乾隆之后实际上重演了明朝后期的问题，文官集团的权力越来越大，严重挤压皇权。
到了清末，文官集团干脆连最重要的军权都掌握了，慈禧凭借着强悍的个人能力也仅仅和汉人实权督抚们维持了表面上的君臣关系，然后在庚子年就被无情打脸。巧了，和明朝故事一样，这个时候清朝也重新有了“创新派”。这些“创新派”里，维新派想搞掉慈禧，让孱弱的光绪当傀儡，自己掌握权力；革命派干脆要把清朝统治集团彻底掀翻。清朝统治集团两个都不想选，但其他人帮他们做出了选择。
现在回到题主的问题。很显然清朝不是封建体系的巅峰。
我猜想，如果没有西方的问题，清朝社会也仍然会严重腐烂，从而爆发总崩溃。之后，真正的，脱离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可能会在清朝的废墟中产生。但这个是我不擅长的，我就不说了，其他的回答有的很有道理。
大清是奴隶制和殖民地制度的巅峰。大清自认的。别自作多情了
漫长？ 有人怕是不知道羊带人给鞑清续了多少命吧？
康熙末年鞑清财政收入大概是3500w两白银 其中关税不到500w两
然后乾隆时期由于十三洋行和卖爵鬻官（这算岁入么）岁入提升到约4500w两白银
而鸦片战争之后呢 直到甲午战争鞑清全面溃败之前 我鞑清虽然连年赔款 总共赔了大概6000w本金+4000w利息的白银（赔款大头其实是马关2亿+利息和辛丑5亿+利息） 但是收入却与日俱增 1899年鞑清岁入1亿两白银 关税突破3000w——那么些赔款还不到鞑清一年的岁入 我鞑清赚翻了好么
而甲午战争之后 虽然清廷对全国的控制力下降 但是随着铁路的修建（虽然近一万里的铁路约40%是帝国主义修建的 40%是帝国主义贷款修建的 鞑清实控只有20%）和更多口岸的开放 鞑清的岁入更是连年高升 溥仪皇帝退位前一个月 鞑清的在辛亥革命军全国起义的情况下 达成了年入3亿两白银的成就——没有洋带人吃剩的残羹冷炙续命 我鞑清这十几年十几亿的岁入上哪去找去？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
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
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
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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