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复旦唐世平教授说：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这一言论是否属实？你怎么看？
以下是对这个说法的考证和我的看法：
一、 关于言论的来源和考证：
1. 模糊的“网传”： 这是一个典型的“网传”事件，意味着其源头不清，可能是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甚至是误传或添油加醋。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官方发布的、包含完整上下文的唐世平教授的演讲或文章，直接说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这句话。
2. 可能的误读或引申： 唐世平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对全球化、社会变迁、文明发展等都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一些观点可能涉及到比较中西文明的异同，以及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不同文明的价值。
他可能在某个场合强调了了解世界文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理解和借鉴其他文明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
他可能也提醒大家不要过度“沉迷”，这里的“沉迷”可能意味着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排斥外界的民族主义史观，而不是指深入、批判性地学习中国历史。
如果存在这样的话，更可能是一个相对性的论断，而非绝对的否定。 例如，可能是在讨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时，为了突出“走出去”的必要性而提出的。
3. 查证困难： 经过搜索，虽然有一些讨论和引用指向这个说法，但没有找到直接的、可信的官方出处，如唐教授的公开演讲视频、学术论文或官方媒体报道的采访全文。这使得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确认这是他亲口说出的原话。
二、 我对此言论的看法（假设其部分反映了教授的思路）：
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部分反映了唐世平教授的某种观点，或者是我对其学术思想的一种理解，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我的看法：
1. “少沉迷中国历史”的解读与批判性：
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沉迷”指的是一种不加反思的、过度强调民族优越感、或者将历史简单化、脸谱化的解读方式，那么“少沉迷”是有道理的。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包含光辉与黑暗、进步与倒退，过度美化或丑化都是不科学的。
警惕历史的“工具化”： 有时，历史会被用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或社会议程，这种“工具化”的“沉迷”是有害的。
不等于否定或轻视中国历史： “少沉迷”不应该被误读为“不学习”、“不重视”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经验和教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和文化基因，是理解当下中国和未来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批判性地、深入地学习和传承中国历史。
2. “多了解世界文明”的必要性：
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存在。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运作方式、发展历程、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对于理解世界格局、把握时代潮流、参与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借鉴与创新： 其他文明的成就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激发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例如，了解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政治制度的演变、哲学思想的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
文明互鉴与对话： 在多元文明共存的时代，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促进文明对话和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了解世界文明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世界交流。
提升国家软实力： 了解并能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同时也需要我们理解世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
3. 两者并非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 恰恰是中国历史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和贡献，以及中国如何走到今天。例如，了解中国的“天朝上国”心态的历史渊源，有助于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从世界文明看中国： 反之，通过了解世界文明，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审视中国历史的得失，发现其局限性，并从中汲取养分。例如，了解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未能跟上时代步伐的部分。
平衡是关键： 最理想的状态是，在深入扎实地学习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拥抱和学习世界文明。 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平衡，而不是“二选一”的非此即彼。
总结：
“网传复旦唐世平教授说：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这句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存疑，很可能是基于其部分观点被断章取义或误读。
然而，如果其核心思想是在深入学习中国历史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学习世界文明，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全球文明交流，那么这一理念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我们不应“沉迷”于一种狭隘、封闭、自我中心的民族史观中。
我们更不应忽视或轻视中国历史的价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积极了解和学习世界文明是时代的要求，是促进自身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最终，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好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在根植于自身文明沃土的同时，汲取全球智慧，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网友意见
一般看到这种言论，首先要搞清楚说这话的人是什么人。其次还要看提出者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脱离了这个问题，观点本身就很容易被误解。我相信他其实是想说：少沉迷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多了解主要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近现代文化。（加粗部分结论前置，对不想往下翻的友好一点。6.22）
6.22增补：
首先分析观点提出者是要快速辨别这个观点是基于严谨的比较研究还是基于跨界导致的误会。在评估该观点大概率属于第二种后，本回答通过对该观点所针对问题的分析，来剔除观点中情绪化的部分，揭示观点提出者想表达的真实含义，以缓和误会，得出有益结论。
系统于6.22修改了问题，增加了“网传”，“唐教授”改为“唐世平教授”，增加了“这一言论是否属实？” 因此我要增补一下唐先生的原文，出自其个人博客，如下：
该曾发表于《南风窗》2015年第3期。
继续原回答：
首先来看说这句话的人——唐世平先生
一查：
唐世平，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关系学者，博士生导师。
那这就要小心了，因为非历史专业学者的历史观点，一般都是个人牢骚。
再看教育经历：
硕士 (06/1999) 国际关系（亚洲研究），美国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博士 (08/1995) 分子生物及遗传学，美国Wayne State University
那这就基本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了，没有一段教育经历和历史学有关。那么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有多少，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由于唐先生后来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更多接触（接触不等于研究）世界史尤其是世界现代史的知识，那么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自然认为中国历史没啥意思，认为：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综上，唐先生提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自己中国历史知识的匮乏。（经评论提醒，这个“匮乏”有点绝对，只能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6.21）
6.22增补：
很多人认为我梳理唐先生的教育经历是犯了人身攻击谬误，或称因人废言谬误、诉诸人身谬误。实际上，这是混淆了诉诸人身和诉诸人身谬误。
举例来说，在法庭上，律师指出证人有做伪证的记录，因此他的证言很可疑。这属于诉诸人身。如果律师直接说，该证人的证言绝对是错的，这属于诉诸人身谬误。
我在回答中认为，唐先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历史专业训练，那么从概率上来讲，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可以大受质疑的。这里并无逻辑谬误。但如果我说唐先生是个留美博士，他的观点肯定偏向西方，那就有问题了。
谈到谬误，我觉得唐先生和很多朋友都存在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的谬误（纯逻辑表达，无他意），即基于自己的有限认知，认为中国历史没啥意思，进而推导出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化。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不一定成立的。
当然，更加普遍的逻辑谬误是非此即彼谬误，即只考虑极端情况，例如难道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吗？那不是闭关锁国吗？或如难道要抛弃中国历史，让中国人都被西化吗？这两种，都是没有考虑中间的可能性。这种谬误在中西比较型论题中太常见了。
继续原回答：
当然，唐先生的观点有没有可取之处呢？
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唐先生的言论和文章是有感而发，有具体针对的问题。
唐文开篇说的很清楚：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大行其道。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
看来，唐先生是把商业化的百家讲坛中的中国历史和所谓国学等同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了，也就是说，把存在一定问题的中国历史的大众传播等同于学术研究的状况了。
如果是这样，唐的观点其实可以替换为：少沉迷商业化的中国历史传播，多了解世界文明。你看，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争议的空间？当然了，也就少了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兴趣了。原来的表述，明显更刺耳。不知唐是表述不严谨还是故意为之。
话说回来，即便把唐的观点做一下转化，就没有可商榷的空间了吗？当然不是。
商业化的大众历史传播有自身的规矩，要能够符合受众的接受程度，让受众听得懂。你要让大众了解历史，乃至像唐先生说的，了解世界文明，那你首先得让大众对历史产生兴趣。
所以，片面否定目前的历史传播，我觉得是太过苛责了。
但是，目前的历史传播确实在导向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分存在过于迎合受众，强调帝王心术，忠臣良将，后宫秘史，官场厚黑，江湖义气等内容。
少有平衡趣味性与进步性的，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作包装，潜移默化贯彻批判封建主义，挖掘民本主义，提倡民主主义，导向近代化和国际化的内容。
所以，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还原或者完善唐先生的观点，我相信他其实是想说：少沉迷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多了解主要体现在世界历史中的近现代文化。
中国历史中除了封建文化，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国家治理、民本主义、世俗精神等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现代文化主要体现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民主法治、社区治理，都是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也不可取。
所以，唐先生的观点，不宜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来划界，而更应该直接强调封建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取舍。
（原回答完）
6.22增补：
其实，比起唐先生的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我更建议大家读一读他的另一篇文章，也许能更好地，在他专业领域内地，表达他的想法：
唐先生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很有成就的，仅国内核心期刊就有好几十篇论文。唐先生在美国读的生物学博士，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很扎实的。
但是，唐先生或多或少存在对自己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优越感，而对他不了解的学科有一些偏见。有答主给出过唐先生的ppt，如下
从这几页ppt可以看出，唐先生对历史学确实存在一些误解。由于唐先生并不深入了解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在谈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自己和其他非社会科学的关系时，是拿他熟悉的因而是高水平的社会科学，和他不熟悉的因而是低层次的历史学及其他学科来做比较。自然会得出一些带有学科优越感的结论。
例如：“好的社会科学比好的历史学和文学更加困难。”（学科优越感）
例如：“解释社会事实比观察和归纳社会事实更难。”（把历史学的层次限定在观察归纳）
例如：“历史学基本上是讨论单一案例。”（大大缩小了历史学的视野）
万赞后的复盘（6.23）：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以集中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大家对历史的态度，二是大家对逻辑的态度。我想尝试剖析大家的这两种态度，抛砖引玉。
先看大家对历史的态度。我经常看到的一种表述是：中国历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循环，核心是权谋术，因此没有什么意思。
这类表述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极其有限的了解，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古代史科普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受二十四史的影响，习惯于按照朝代来进行叙事，给人们留下了中国历史就是改朝换代的循环这样的印象。
但实际上，二十四史作为一种国家记忆，他的侧重点的确主要是高层政治变动，却也并不局限于此。二十四史纪表传志，尤其是食货志、艺文志、地理志等，历史科普所挖掘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开始拓展视野，关注经济发展、财政税收、社会变动、中西交往、边疆史地等，成果丰硕，从这些维度看中国历史，更是远远超出朝代循环的范畴。但是，历史科普很难将这些内容传达给大家。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古代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相对于政治史更难引起大家的兴趣。
可以说，历史科普和历史受众是互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历史科普有义务花更大的心思，尽量多地拓展大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扭转这种改朝换代的刻板印象，将这种互动关系带上一个良性循环。其实，中学历史教学会详细讲解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重大改革以及重要人物等，但由于文理分科，系统接收这方面教育或有效接受了这方面教育的人确实是比较少的。
在看大家对逻辑的态度。我经常看到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西方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到超越的历史，因此沉迷中国历史只会继续走向落后。
这类表述，则不仅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极其有限的了解，更是在逻辑上存在问题。
一方面，历史在过程上的曲折的，是不是中国历史在全过程一直落后，西方历史在全过程一直进步？我想，没人认可这一点，那么假定该表述的本意是：中国历史在某个阶段落后了，西方历史在某个相应的阶段进步了。如果这一点成立，必然推出中国也有发展进步的时期，西方也有衰败落后的时期。
另一方面，历史在内容上是多维的，是不是中国历史在所有维度都是落后的，西方历史在所有维度都是进步的？我想同样没人认可这一点，那么假定该表述的本意是：中国历史在部分维度上落后，西方历史则在相应的这部分的维度进步。如果成立，也必然推出中国也有进步的维度，西方也有落后的维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中西兼顾，一方面，研究西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吸取西方近代的历史教训，使我们的现代化少走弯路；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推动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其在中国落地。
需要减少的，不是中国历史，不是中国古代史，而是对中国历史中落后的封建文化的推崇。我相信，这才是唐先生的本义。我在原回答也说了，我的回答就是希望剔除唐先生观点中情绪化的部分，揭示出唐先生想表达的真实含义并完善它的表达，减少误读。
希望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历史爱好者，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保持好奇和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如果我们借用唐先生自己的逻辑，太沉迷自己的领域和自己所坚信的东西，会导致闭目塞听，也不会有真正的跨学科话语权。
首先，说沉迷中国历史就点幽默了，绝大多数人沉迷的是以中国历史为蓝本的各种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正经的中国历史二十四史，文言文的阅读门槛是非常高的、晦涩难懂，我原来脑袋发热书店打折的时候买了一整套，除了放在书架上装逼，基本没翻过。除了相关专业的学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几乎不会去接触这些，他们也是喜欢已经经过人加工解读、转化过的各种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
所以唐教授说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人们沉迷中国故事类的演义、故事、传说及电影、电视剧，本质是文化导致理解这类作品的门槛最低，阅读要求最小，所以受众最广。
同理，绝大多数了解外国历史的途径主要是电影、电视剧、动画、文学作品，你要垮种族去读对方的正史，比你读二十四史的门槛要求还要高。
大多数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完全取决该国的影视产业工业水平，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英国、韩国、法德及剩下诸如荷兰、挪威、泰国、印度等。这是供给侧的问题，而非需求侧的问题。
假如我想了解安哥拉，安哥拉自己能提供文化产品吗？我只能看英国人眼中的安哥拉，中国人眼中的安哥拉，美国人眼中的安哥拉，日本人眼中的安哥拉。
讨论战争时，热衷二战、抗日、三国、秦国统一本质是这些被影视化的程度最高，所以最为让大家所熟悉。讨论外国战争时，偷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诺曼底登陆、中途岛战役本质也是这些影视、文学、游戏化的程度最高。
明明是供给侧的问题，怎么把要求提给需求侧呢？而且以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工业水平，前些年还在担心欧美文化产品冲击下，意识形态不保的问题。现在讨论沉迷中国历史文化作品，有点想太多了。
如果一个人沉迷中国当代史，尤其是沉迷9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商业史、中国科技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关村发展史、深圳崛起史、香港金融产业史、台湾半导体行业发展史——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可惜大部分“沉迷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
然而如果一个人沉迷“如果朱由检没上吊，南明王朝是不是能再挺100年”、“关羽实力是不是吊打诸葛亮”、“为什么荀彧在知乎上粉丝居然比张飞多这么多”、“慈禧太后如果重用了左宗棠而不是李鸿章，如果光绪皇帝争口气，是不是有机会成为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钱谦益和柳如是如果争口气，是不是大明能给建州以致命一击”、“袁崇焕是不是脑子一热，就能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被发明出来的、被随意解构出来的、只在地摊和网络撕逼帖子里广泛传播的“地摊历史”，本质上是被人嚼过无数次剩饭、反复消化到没有任何营养只剩排泄物的“饭圈史”、“野史”、“撕逼史”——那这种东西最好还是扔进废纸堆里比较好。
这个问题建议配套阅读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知乎上会有那么多的人认为秦始皇不是暴君？作为一个对中国史和欧洲史有所涉及的答主，我想通过这两个问题反对两种倾向：首先是反对将中国历史视为停滞，西方现代文明不断进步，甚至将二者的分流溯源到远古时期的“先定论”线性史观；其次是反对把中国的悠久历史视为“中国特殊论”的依据，并进而主张“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的民族主义倾向。
首先说第一种，如果唐教授的观点仅是鼓励学生除了中国历史也要多读世界史的话，那么其实问题本身不大，但是在其表述中隐藏着两个观点：中国历史多是权谋而缺乏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停滞的，因此没有学习的意义；西方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正道。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中国停滞论的观点已经属于遥远的19世纪了，现在但凡正经一点的历史学者都已经否认这一命题，或者说已经认识到这一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讨论停滞与进步的逻辑前提是：各个文明是可以用统一的标准量化的。但是如今学界早已认识到，每个文明都有自身的演化路径，进步和停滞的说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
具体而言，日本学者曾经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商周到秦汉的上古时期、魏晋到隋唐的中古时期、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并认为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从秦汉帝国对大一统制度的草创，到中古时期士族的崛起与帝国的互动、再到元明清时期超越汉地的多元帝国的成立，中国历史同样有他自我演化的逻辑，只不过这种演化的方向与西方不尽一致，如果认为西方社会的演化方向是走向资本主义与共和主义（实际上这种线性史观是错误的），那么中国历史的逻辑可以认为是不同区域和文化之间的交融，无论怎样，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终结，并进而认为走在这条道路上就是进步，反之就是停滞的观点早已被抛弃了，中国历史有他自身的逻辑，你可以对这种演化逻辑进行反思，但是“中国历史也在演进”这一点本身需要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进步并不是自古以来的，毋宁于说这种资本主义式的进步只是近代的产物，不应当将其溯源至古典社会。我国目前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起点定位于文艺复兴，甚至暗示从古希腊时期这种方向就已经注定，这种叙事存在事实和价值两个方向的错误，从实然上，这种线性史观是不准确的，他暗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社会就一直朝着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前进，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从应然上，他夸大了历史决定论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反而造成了中西历史对话的障碍，不利于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第一从史实角度而言，为了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在古典时代的民主萌芽，这种叙事突出强调古希腊文明中诸如“商业”“民主”“人文”等价值内涵，但是这种叙事本质上是建构的，诚然古希腊社会有着发达的商业文明，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毋宁于说，古典时代的“现代化萌芽”是在后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托古改制。
更进一步而言，将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定位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存在讨论的空间，虽然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实际上宗教改革的本质仍然是对宗教解释权的下放，实质上儒学中的理学与心学、佛教中的禅宗都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宗教改革这一点上并不是特殊的，并且从实然角度来看，作为宗教改革中心的德国并未就此走向现代化，正如作为文艺复兴和民族观念中心的意大利没有走向现代化一样。我们承认宗教改革意味着西欧进入了“近代早期”，但是在英格兰，近代早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法兰西，近代早期则意味着绝对君主制，从这个角度而言，毋宁于说资本主义在英格兰的产生本身就是各种因素耦合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逐步递进的线性叙事，而启蒙思想的诞生才真正意味着一种普遍的现代性观念体系的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从价值角度而言，过于强调西方社会现代化原因的源远流长，反而会加剧“中国特殊论”的思想，如果从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就走在不同的道路上，那么他们的经验又有多少是可以借鉴的呢？从这个角度而言，唐教授们的本意想让我们多去学习西方的历史，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西方经验的不可借鉴。回到之前的问题，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演化方向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绝然不同的，法国、西班牙也曾有过绝对君主制的时期，但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波兰也曾有过类似于英国的民主形式，但是最终夭折了，历史的演化没有“先定论”。承认中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等于中国是特殊的，更不等于文明之间没有好坏，如果说秦汉和罗马只是不同的方向的不同，那么到了近代我们就必须承认西方的制度有其优越性，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会掩盖前进的方向。
今日看来，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走向现代化”这一命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法国、德国、意大利同样没有，所以这个问题真正的提问方式应该是“为什么英国可以自发的走向现代化”，但是这种分流学并非没有意义，中国真正应该考虑的比较对象是其他的后发国家，伏尔泰在七年战争时期仍然在强调英国体制的优越性，而当他在1774年回到法国时却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圣人般的礼遇，如果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可以积极主动的拥抱现代化，那为什么今日的中国不可以呢？难道相比于英国，法国的体制与历史不是特殊的么？
打一个比方，幼儿园里孩子们在跑步比赛开始前漫无目的的随便散步，突然老师吹响了哨子，一位小朋友马上冲了出去，旁边的小朋友愣了几秒也跟着跑了过去，这时候你过来说自己散步有自己的方式，和其他小朋友没有可比性有什么意义呢？在哨音吹响之前每一个国家的演进方式都有其意义，但是当近代化的哨音吹响，前进的方向就摆在每一个人面前。
最后做一个总结：强调中国历史有其自身演化的逻辑，目的在于否认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是不值得学习的，但是这只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中国历史有自身的逻辑并并不是中国特殊论和闭关锁国的依据，反过来说，之所以要对西方历史的“神话”进行祛魅，也不是为了所谓的舆论战，而是为了通过这种祛魅消除中西方的先定性差异，为双方历史的对话提供可能。
中国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喜欢认真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那么，站在2020，我们今人的前朝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民国更不是清朝，而是苏联和美国。
相应地，前朝史最主要的是冷战博弈史，后冷战博弈史，苏联衰亡史和美国衰落史。再加上自身发展的中国革命建设史，此五史应该是政治地位最重要的。这里面外国历史的分量确实很重，至少要占一半。
现如今在宣传教育方面，还有很多人声称学习中国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对此我是不赞成的。其实只要观察一下决策层的行为，就能看出决策时很少会有一些明显防范清朝和民国毛病的东西，反倒是明显防范苏美施政弊端的措施从中苏分裂到现如今屡见不鲜。我们能发展到今天，是完全摈弃民国清朝并坚决学习苏联美国以及他们的其他学生（日本四小龙等）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认真吸取苏美教训就容易把路走偏了，而民国清朝的错误反倒是不接今日之地气的。
另有一些人，很推崇西方近代史，对欧洲的大国崛起和博弈很看中。我也觉得这些历史很有趣，但我同时认为从文艺复兴大航海直至二战结束的西方近代史对指导我们未来的决策同样意义不大。
为何我在政治上冷落中西双方的近代史？因为二战后中国文明也好世界文明也好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导致之前的历史经验的指导意义不大了。哪些根本性转变？我认为主要有四条：1 核武体系完全改变了人类底层博弈的规则；2 信息技术的突破和渗透社会所有层面；3 在1和2的基础上全球化体系大大发展使得主要国家之间经济出现全面的深度捆绑；4 中国涅槃重生，已经率先进入人类政治体系进化的下一阶段。
总之我认为对键政人士来说，上面所说的五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中国古代史，再次是西方近代史，再次是中国近代史。
他说得很对，只是表意不准。
如果局限于一国的历史，那么唯物史观就是一句空话。
在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和经济的基础。但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发明全部的技术，多数技术都是从外国和外地习来的。
如果我们只看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么这些从外国学来的技术是如何依次发明的，在这些技术依次发明期间社会分别是个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这样这些技术对人类社会究竟有何重要性也都无法充分理解了。
如，方阵队列的流行本身就和火枪的演化有关，在17世纪的时候膛线的规模工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彼时的枪支准度奇差，因此只能站成一个方阵，一排同时开枪，这样一排人一起偏，增加击中敌人的概率，当第一排开完枪后，第一排的士兵走到最后填装子弹，同时，第二排开枪。
而膛线一旦发明，子弹的准度大幅提升，这种战术在打仗时除了“站得整整齐齐，给别人排队枪毙”之外，就毫无意义了，但是，这种整整齐齐方阵在阅兵时依旧保留了下来。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枪械刚被大规模用进战场，膛线就被发明了，这样中国大多数由枪主导的战争都发生在膛线被发明后，如果一个人只阅读中国的历史，那么他就很难理解膛线的作用和方阵阅兵的流行，这就变成了一个从外国莫名其妙传来然后被中国人沿用的东西。
再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四大发明，每个人都觉得这四大发明重要，那么为何这四大发明重要吗？难道中国就只有这四个发明吗？
不，坦普尔在《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就列出了中国古代至少有100种重要的发明。而为什么是这四个被称作“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的说法从培根开始就有了，培根说“火药，印刷术，和罗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的面貌。”
随后马克思又接着说：“火药，罗盘和印刷是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个发明。”
然后艾约瑟认为纸在人类的历史上比上面三个还重要，尽管它比前面的三个早了很多个世纪，于是他把纸也加了上去。
那么为什么这是三个，或是四个发明是杰出的呢？因为这三个发明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罗盘使得新大陆被发现，航海更为便捷，商业和会计迅速崛起，大大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而火药则打败了封建骑士阶层，掌握土地和马，骑着马的少数地主贵族不再拥有能绝对的军事力量，而印刷使得知识广泛传播，教会不再能够垄断知识和教育，最终使得教士阶层衰落。
如果不阅读欧洲的历史，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几个发明比起其他发明的重要性，火药会被认为和漆或是豆腐一样，只是改进日常生活品质的小东西。
正是和欧洲的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也拥有这四个发明，那么就必然会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事实上在明代中国的确出现了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中国即便有这四个发明，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正说明中国缺乏了别的技术，这当中可能包括天文学（毕竟光靠罗盘只能确定方向不能定位），玻璃等等，如果不与外国历史做对比，也不可能发现中国缺了什么。
如果一个人认为科技史，经济史的重要性高于政治史，事件史，认为群众的生产和运动高于英雄的事迹和荣誉，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对整个世界史的把握是最为重要的，而某一个国家即便是他自己祖国的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从属物。
从国际主义的角度讲世界史重于本国史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从爱国主义的目的来讲也当是如此，如果要让一个人热爱他自己，那么最正确的做法是认识到他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如果要培养中国人对中国的热爱，那么最正确的做法也应当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认识。
在当代中国的“沉迷于中国历史”的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但从唐教授看这肯定说的不是“沉迷于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和引进”，而是“沉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谋和政治斗争”。“沉迷于中国历史”本身只是沉迷于政治史而忽视科技经济史的副产物，你今天找一个属于“沉迷人士”的历史爱好者，即便他不是沉迷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史，也往往是对各国国王和将军英雄的事迹侃侃而谈，而是各国技术发展和当时的生产力知之甚少。
那么这样的所谓“关注世界文明”与“沉迷于中国历史”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如果他关注的点还是不在科技而是在权谋上，那么沉迷的无非就是中国和外国的权谋的区别罢了。于是这个问题下许多朋友就产生了不解，难道外国的权谋比中国的权谋更高级？因而反而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开始批判起唐教授来。如果只谈政治斗争的历史，甚至不谈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演化，那么只要一国的历史足够悠久，那么就算是世界的也不比一国的高到哪儿去，在世界历史上随机抽出100次精彩谋略，说不定还不如从中国历史上抽出100次精彩。
但这种“沉迷”产生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历史爱好者的问题，而是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历史教材已经引入了各个时代中国技术的介绍，但对世界技术和生产的发展还是介绍得太少，而对中国的政治和朝代更迭介绍得太多，这是由于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所导致，在近代以前的史官们都普遍是政权的附庸，注重于记录政治和事件，即便是独立的作者也往往被英雄人物的事迹所吸引（这些事迹可以和技术无关），而对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历程记录得太少。
当代对于古代技术的发展的研究也不主要来自于古代史书的纪录，而是来自于考古文物的发掘，这样，在有限的文物面前，对于古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描述往往会间断的，不全面的。
此外，历史学者本身不是工艺学者，对于工艺流程，人口和经济统计的操作就不够熟悉，于是，许多历史学者在政治史上能做到自然就远多于他们能在科技史上能做的，当他们写下教材时，政治的部分就有意无意的加重了。
这样，当他们编写历史教材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按照中国历史，美国历史，日本历史这样地域，民族和政治的划分来编写，甚至按照政权更迭来写时间段。政治成了主题，而科技只是附属章节的产物，毕竟古代史料本身的记载是这样地依赖与地区政治。但如果我们注重科技的发展的话且考证的资料允许的话，历史就应该以另外一种方法进行整理，按照重要技术的发明和交流来叙述，描述“xx技术已被发明，yy理论还没被提出时，zz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举一个例子，叙述历史的基本方式就变成了“在科举制被发明后，活字印刷的发明前，中国经历了唐，五代十国，和宋的几次朝代更迭”。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描述：“在宋朝，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了”。
直到今天为止，历史学所考据和研究的大部分都仅仅是“事件”，从量变质变的角度来看说历史学家都是先看到了“质变”的大事件，然后过去反推量变的过程，而不是从量变的过程去预测质变的结果，这样的操作和事后诸葛亮没什么太大区别。如果历史书上只写满了质变的事件而没什么量变的数据，那么它就和故事会没什么两样。当群众的历史素养是被故事会所教育时，那么关注点又怎么不会在英雄和权谋上呢？
关注在“重要事件上”，所研究的并不是整个历史，而仅仅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如果要描述全面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数据和图表，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当代各个学科都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历史数据库，科技生产的，经济的，哲学思想的，甚至政治的，历史学正在逐渐被肢解到各个专门的学科的部分中。当历史教材不仅仅是是一个个事件的罗列，不是从“事件学”中摘抄，而是从各个专门学科的历史中引用，数据和图表的分析成为主要内容，而英雄的人物肖像变成章末的索引时，唐教授的愿望才可能真正实现。
不完全同意。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明朝的白银危机，和现在的美债危机就没有相似性吗？
清朝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就没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秦朝对中央集权和商鞅的改革，对如今的国企/公务员制度就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科技和生活五年就能变得完全不同。但今天的人与五千年前的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人类曾经遇到的问题，总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读懂了我们的昨天，就是读懂今天的我们。
上网搜了一下，唐教授的言论，至少早在2016年初就见于网络了。之后几年里，又多次被各种七七八八的媒体转载过，不知道为啥这陈年的言论突然又被拖出来鞭尸了……？
然后就在上个礼拜，《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公众号放了一篇彭小瑜老师2019年写过的一篇东西，也是在谈我国对世界史的重视不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一读，其实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随着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我们对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了解是不够的，交道打得越多，人才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就越凸显。欧美发达国家或者周边的地缘国家相对还好，再远一点的一带一路国家，东欧各国，特别是涉及到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想要从国内抓个明白人出来太费劲了……
既然存在这个问题，那要怎么解决呢？彭老师的说法很公道：
对世界上各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院和历史学系，我们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调查比对，即研究外国史的人员应该有多大规模，我们自己的队伍又是什么情况。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不得不在极其复杂国际关系中生存和求发展的大国，研究外国史的队伍应该是什么规模，目前的规模是否严重不足。学科建设不是组建超级篮球队，人员的多样化和参差不齐是人世间真相，是学科队伍的健康常态，因此学科的足够规模是保证优秀质量的基本前提。做好这一项调查研究，解决世界历史/外国历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才会有一个好的出发点。
目前的世界史学科发展有各种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管你们怎么吐槽吧，真到用人的时候，有些领域就是找不着人——既没老师，又没学生，也不能靠外国人，那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政策导向就是还有不足之处。于是，我们要“调查”，要看看我们需要多大规模，需要什么样队伍。——不管是否利益相关，这个建议都是相当公允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杨教授提供的应对方法……emmm……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可以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一个搞国际关系的教授，在工作中发现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人才与知识的短板，然后回到家里，打开电视一看，百家讲坛，古装剧，到书店一看，你不得不知道的历史故事，人性，权谋，blabla……然后人家教授就“炸了”：英国呢？美国呢？日本呢？现代化呢？工业革命呢？你们天天看三国、看清宫戏怎么跟美国佬叫板啊？
所以首先，要我看，这位教授是从一个非常急迫现实的问题出发的。但他凭着直觉和模糊的感性认识，导出了一套可疑而激烈的解决方案，然后又被刺眼的标题党彻底玩坏了。
然后，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唐教授对于我国历史的诟病，恰恰主要是历史在市场上的“卖点”。你去讲后妃争宠，大家看得津津乐道，你去拍数据讲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电视啪一下就关上了。反过来说，外国历史也有八卦秘史，政治权谋，而不是只有国际化、工业化、现代秩序形成那套波澜壮阔的东西。“斧声烛影”要和“铁面人”放在一块，“鱼鳞图册”要和“末日审判书”放在一块，不能田忌赛马岔开了比不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上，既有值得学习的知识，也有消磨时间的故事。
所以其次，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研究的工作都要有人做。然后用彭老师的话说，要看我们需要多大规模，需要什么样的队伍，而不是简单拆东墙补西墙就完事了。
再者说了，所谓“沉迷”中国史的人，也没有中国通史倒背如流的。往往只是在对某个朝代，甚至某个皇帝、某个历史人物颇为熟悉。为什么要看？因为喜欢。有几个人“品三国”是为了向刘关张学习如何构造命运共同体的？所以就算你给他把清宫戏关了，他可能掉头就去看综艺打游戏了，也不会去理你的世界文明。
所以最后，我们确实要做世界历史的普及工作，但这种普及，不是急功近利式的选择性普及，而是更为全面的普及。这种普及，不是要大家必须看，看了必须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而是让人们在市面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走到一排书架前，你看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或者根本不看历史，其实都对于个人来说，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学界必须把这些国家、这些时段的历史，做成选项放在那——有选项，就会有人看到，有人会选，其中也就会有人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一句话总结：“对于世界的了解和研究”不足的问题需要重视（我们想要更进一步走向世界，这个领域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而不是抢中国史的饭碗，或者盲目鼓吹世界史的学科价值，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落脚点，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更全面的世界历史文化普及工作（不局限于特别的年代，不局限于特别的国家，细水长流地进行稳定的系统性输出，而不是跟风热点打补丁）。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
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从野蛮到超越的历史……
沉迷中国历史，尤其是封建社会历史，结果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如果这面镜子里只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怎么在落后的封建时代蹉跎2000年……
就譬如说，
碰到别人的观点不合口味，
喜欢先质疑对方的学历，身份，专业，
并且这种流派大行其道，
这就是蹉跎2000年的原因之一。
我对这位唐教授有点印象，大学时无聊，在图书馆发呆时，顺手翻了下唐教授的一本国际关系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
这是一本观点非常激进的作品，在这部书里，唐教授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引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人类文明分为了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型现实主义和没有战争状态的伊甸园。
这些标准的划分主要依据是战争，没有太考虑经济，文化等因素，地理区位的比重也不大。这样建模出来的一个模型，非常的贴合唐教授在书里一直在努力构建的社会进化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的"乌云"在于两处
一处是设定上的漏洞:
按照唐教授的定义，标准的"伊甸园"状态，应该是同一世界共存着多个互相存在交流和联系的文明，这些文明在已经知道其他文明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着和平。
我们都知道，这个阶段目前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于是书中把史前人类部落联盟时期定义为了伊甸园时期，可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一时期的人类并不是不想战争，而是由于缺乏联系交流而无法发生战争。
另一处就是中国:
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文明往往会被进攻型现实主义的文明所淘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定义，也是唐教授的社会进化论基石。它较为完美的解决了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游牧草原帝国以及印度地区的文明发展，也比较贴合。
但是古代中国这里却碰了一鼻子灰。
秦汉之后到1840年前的中国，并不太符合唐教授所定义的"进攻型现实主义文明"，按照书中的观点，这种追求"中庸"而非"对立"的文明，是应该被典型的进攻型现实主义文明所淘汰的。
但是事实我们都知道，这并没有发生，而且由于书中本身就抑制了地理区位对文明的影响，所以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并不能帮助这个观点进行解释，导致这个社会进化论的普适性有了那么一点点瑕疵和遗憾。
理论不能尽善尽美，我想这是唐教授内心里可能对中国古代史感情复杂的一点小因素。
当然，这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其中的很多观点非常新颖，对于爱好或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人，都有启发性，仅仅可能就是不太适用于古代中国罢了。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合理的"度"一下，唐教授此番言语之腹吧。
有一些道理，我自己也是觉得，中国历史很像一类重复，那就多关心最近的吧，譬如党史、民国史。清朝都没啥价值。
世界各地的文明，尤其发达一些的地方，迥异的生活方式背后的来龙去脉，往往隐藏了值得深省的智慧。
历史爱好者。欧陆风云4沉迷者。
我小时候很爱读中国历史，后来因为在海外长期生活，尤其是因为玩欧陆风云4，就越来越对西方的历史感兴趣了。时间很少，没法读大部头，很多时候就靠只鳞片爪地学一下，居然也颇有收获。
我说句公道话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当然不必去了解和学习西方历史；但如果稍有时间精力和必要，分出一些精力了解西方历史和文明，哪怕非常粗略，也是好处很多的。
所谓“世界文明”，太大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只需研究欧洲；而西方的古历史也是不靠谱的，我推荐只看1453年（中世纪结束后）的西欧历史。
为什么？因为对今人有意义，很快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不仅仅跟中国相关，还帮助今人了解几大帝国的兴衰；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古照今，加深理解西方文化。
所谓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不单单是国家力量的较量，也是交流方式的问题。要想争夺话语权，至少得有一少部分人能够精通对方的文化。
比如通过百年战争，至少能够理解西方的王位宣称体系；通过詹姆斯一世，可以明白英国的“和平统一”是如何做到的；通过哈布斯堡家族，可以了解联姻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君主制的真正缺陷；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更能看出近东、中东的变迁。
如果理解了伊比利亚婚礼（1469年）和西班牙的崛起，你就会很容易理解西欧为什么允许女性当国王、甚至允许“外国人”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西班牙、英国，这两个曾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恰恰是靠对王位的妥协而逐渐到达帝国的顶峰的。
有时候跟中国的历史和事件对比着看，更觉得有意思。
比如1492年就是过去600年间，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
因为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辣椒不会传入中国；如果土豆玉米没有被传播到世界，人口不会暴增，可能所有世界历史都会因此而改变；至于新大陆的那些国家更不会存在。
1492年也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年份。如今人们谈起西班牙，似乎只是个不起眼的二流国家，但了解了历史上的西班牙，也就等于了解拉丁美洲各国（除了巴西）的共同历史，甚至美国的加州一堆San（圣）开头命名的城市、乌央乌央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也是西班牙遗留下来的遗产。
英国也一样。了解了英国历史，就等于了解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过去，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不认英国这个“祖宗”，那只是现实中为了民族自尊心而已，事实上历史传承是无法摆脱的。了解了英国、清教徒，你也不会说“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实际上美国这个王朝的确只有200多年，但美国人的祖先是英国人，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五月花人来到美洲大陆时，不是文盲，也是带着千年以上的历史传承来的。
再比如1616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两年之后的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一些欧陆人逃到东亚来躲避兵役和战争。红夷大炮的出现，其实也客观上说明了在明清战争、三十年战争时期，中国的火器已经落后于西方了，否则不需要进口。甚至有玩笑和脑洞说，大明能不能雇佣西班牙大方阵佣兵来抵抗满洲。大明的火器完全扛不住满洲的冲击，而三十年战争欧洲排队互相枪毙，军事理念已经不太相同了，这是在1840年前的200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打跑了荷兰人，但实际上荷兰人占领的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当时双方在打八十年战争。
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本质上是世界史。任何一个国家，莫卧儿也好、大明大清也好，甚至远在天涯海角的印加，都被迫或是主动地融入到世界历史里面。
如果单纯地不看任何国界外的历史，那么西方人就像外星人一样，忽然出现在1839年的大清；但如果稍微看看他们的历史，就明白了西方海陆军发展、殖民地管理、各种复杂条约的签订等，一步步是如何走过来的。
他们对待海外领土和殖民地、保护国的态度，到今天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涉及到某些敏感话题。
如果说大清接触外国人时，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是因为当时严重缺乏懂得西方语言的人；在今天，其实有足够的人才和动力可以全面去理解和研究西方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日本人写的，讲犹太人的。大概是说日本战败后，国民上下开始反思，于是那人在以色列生活了15年之后写下专门讲犹太人的历史、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时间太久内容记不得了，大概是有点舔狗的色彩，但是讲了非常多的细节。这种研究异民族、异文化的思路，是比只局限在国界以内，要有趣一些的。
“历史学不需要什么门槛”是一票社科学者对历史学最常见的狂妄误解。
说一个经历。
有一年参加复旦国务学院的夏令营，唐给我们讲座，关于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的。
问到几个学历史专业的同学，他用十分鄙夷的眼神看了这几个同学，然后大概意思是说这种专业没有什么意义，所有文献都是人写的都不可信，他只信考古挖掘和勘测数据。
由此我大致管窥了唐教授的历史文献学的知素养。
（一个依稀记得的小插曲：唐说，当年读初中（还是高中，忘了），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本来能发nature，结果因为英文不好，只能作罢。）
在国关圈子也当了几年混子了，没什么成就但对这个圈子的人多少有些了解。
这个圈子，说句不好听的，知名学者里面没几个懂历史的，现在能像崔丕、沈志华老师一样沉下心来搞国际关系史、搞学科建设的有多少？最多是出来宣传宣传英国学派，来强调一下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国关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呢？经常把东亚封贡体系挂在嘴边的知名学者，有几个敢说自己对宋史、明史、辽金史、清史的某一方面具备较充足的文献阅读基础；看看多数国关学者的圈子，有几个是和中国史学者打成一片的？
我所见到的涉及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关系论文著作，基本特征：
1.时间跨度极大，甚至没有什么时间跨度，为了支撑观点而随心举例
2. 充斥着二三四手文献（这一点唐教授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已经比他们高多了）
3.没有任何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和辨伪的工作（虽然我理解您是在写国际关系的东西，但是您这东西在历史学研究者的眼里看来就是不严谨）
折腾到最后说要搞什么学派，所谓北京学派，上海学派，都没有十分明确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从这一意义上唐的基本研究素养使其在理论体系建构上相对那些学者是很突出的了），最后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观，最有影响力的竟然是赵汀阳这样一个哲学家（天下体系）哈哈哈哈。
中国史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引述三类资料，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数据。如果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哪个更可靠”这样简单的关系，并且将出土和勘测的东西奉为圭臬，这相当于否定了中国史学界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研究，诸如古代政治制度、古代文化与历史人物的研究，多要依靠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相印证。更何况不少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推动了考古研究的发展，例如考古挖掘工作的指导，出土文献的辨伪，还有年代与地理勘测误差的排除。
从方法论上，我相信唐教授根据研究规范引述充分的证据完成观点论，但我对唐的在中国史研究这部分所展现出的历史文献学知识结构是存疑的，起码在他言及中国史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出其有太深厚的中国史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阅读基础和相关的知识结构。
如果唐教授真的认为“考古证据本身就比历史叙述可靠”，那么按照科学研究的常识，也应当将对文献的阅读和辨伪工作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适当展现在著作中，因为自己认为不可靠所以就不去在研究中进行辨伪，恐怕这种不遵循史学研究最基本常理的研究在史学家眼里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我钦佩唐老师的努力，也理解唐老师撰写著作所在的领域无法面面俱到，但既然谈到历史，在史言史，我这里指出的局限性，也许并不算过分吧。
这个圈子的绝大多数学者，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 最喜欢跨界，钻到国关圈子里秀本专业带来的优越感，相当于一个做饭特别烂的厨子来裁缝铺秀自己厨艺。
- 用美其名曰问题导向掩盖专业知识的匮乏，事后诸葛亮。
- 宏大叙事，泛泛而谈，跨越几千年几百年，绝大多数都是先抛出观点再用所谓的历史论证。
- 先入为主，飞扬浮躁。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不同观点：
这位答主试图从全文语境，来说明很多人对唐想表达的意思的误解。
如果唐教授的意思是重视国别研究，试图跳出自己思维的桎梏，真正从世界的角度去观世界，而非从中国的眼中去观世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如果唐的本意和所言差距如此大，那么就说明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自己对矫枉过正的批评，而且对矫枉过正的原因的分析是有局限性的。
人沉迷于权术原因，是中国古代史本身，还是当下的流行通俗历史作品、历史教育所面临的社会环境？
闭目塞听的原因，是对中国历史的沉迷，还是国别研究和多语言教育的现状无法支撑起来国人对世界史的普遍兴趣？
如果说过分自恋无助于建立国际话语权，那么按照某答主贴出来的ppt所反映出的对历史学家的片面理解看，是不是一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自恋？
再来看看这个圈子里有些人对历史学的傲慢，历史文献基本都是无用的，这个结论唐在著作中证明了吗？历史文献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排除历史文献的作用？我认可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你拿出与著作论述逻辑同等的严谨性去排除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
还说中国学者只研究中国历史是偷懒，因为对二外的要求，按照你的意思，田余庆、仇鹿鸣、杜正胜、金景芳都是偷懒，或者说唐教授是真有资格谈普适性知识的创造，因为他掌握八门外语？
奉劝这个圈子里有些人，你想泛泛而谈做所谓的“普适性知识”的创造我不反对，还要建立一种鄙视链，鄙视在某一具体领域钻研的历史学家，吃相难看了吧？
这么看贵圈的功利性确实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比不了的，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如何成为所谓的一流学者，而不考虑自身研究的硬伤。
既然史料的硬伤都不足以阻挡一名学者称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大牛，由此可见国关圈是个什么样的圈？这是在黑国关圈，还是在黑唐老师，还是不小心说了大实话，就不知道了。
当然了，在学科彼此缺乏对话和统一的权威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有硬伤无所谓，只要在本学圈里能敷衍别人就行。这是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通病，在国内这样的通病放大的明显一些。
对于一本国关圈学者都觉得犯了无数历史学错误的书，是从何判断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比其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正确？这种所谓的正确，是真的正确，还是准确的说是符合某些人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观察或阐释的期待？或者你觉得其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致力于在著作中阐述“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史料的选择与辨析看来在圈内人眼里确实是小事，反正先抛出个观点，然后找史料去论证就完了，绝对不能因为这点“p事”耽误了成为一流学者的大业。
任何先入为主忽视史料的研究在我眼里其本质都是一种精致利己。致力于搭建自己的积木，塑造对立，却对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具体性没有任何裨益，仅仅会招来一些沉湎于宏大叙事的权威崇拜者罢了，正可谓学究引学韭。
想做通才，一本著作就想和一些大师比肩，飞扬浮躁，目中无人，恐怕还差点火候，到头来也就顶多是个顶着长江学者头衔的知乎话题人物罢了。
肯定比我这种混子强多了，比不少水学者也强，但让我承认他是大师是顶级学者，我做不到。
有资格批评中国历史研究，我就问问他和国内几个历史学家对话过，拥护他的答主（看样子是学生或者助理）就敢替唐老师招揽这样的资格？别人针对唐的言论质疑两句，就是捍卫自己饭碗了？您还真说对了，中国史这碗饭，唐老师想吃，还想从公元前八千年到当代史通吃，先潜心看五年历史书再说吧哈哈。短短十多年，一会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一会研究世界史，一会研究中国史，现在又跳到经济学、产业政策、哲学，就这么来回横跳，除了哗众取宠，真以为能搞出什么惊世成果？真把他当神了？你问问唐老师所推崇的王賡武老师敢不敢这么来回横跳？
唐世平的头衔和成就能说明的恐怕并不是他的贡献，而是他所在的科研平台的影响力，和国关圈有多水。
至于有这么多的人在争论这个事情是否是他想看到的这个和我对他本人的判断没有关系，对公众讨论保持开放态度应当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节操而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美德，当然在这个在互联网上党同伐异的“学术网红”当道的年代（具体是谁不说了容易被围攻），唐老师的开放性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
偏个题，这段时间单位里组织学习四史，世界史毕业的同学看到这道题一定很扎心……
个人观点，历史既是种认知，也是种看世界的角度，比起了解权谋宫斗来说，了解一些世界历史，看看中国古代同时代的世界文明，确实还是很有用的。中国历史本身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从更广阔的视野回顾中国文明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可以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那么妄自尊大，让另一些人不那么妄自菲薄（建立在理性思考前提下）。
那么问题也来了，我们该如何了解世界文明？
世界文明千头万绪，普通人根本没空全面了解，最多读读通史性的普及读物，日常生活中往往也用不上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而在舆论空间中，大部分研究历史的学者都来自西方，大部分通史性的世界史书籍也出自西方学者。诚然，不少西方学者自称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但ta们从小浸润于西方文明的世界中，甚至很多非西方的学者也是在经历了西方化的学术训练后才能成为学术圈的一员，想要摆脱，谈何容易？
没有几个人会主动了解大航海时代印度次大陆的角色，没多少人愿意了解近代之前的非洲文明发展。不是说要否定西方在学术发展上的贡献，只是，从一个视角出发看问题，未免会有些片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得不从这个视角出发。在国内世界史研究尚待强化的背景下，提炼出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视角，还要走好多路。
不相关的世界文明——
其实，我对于“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和“中国史都不了解还去了解世界史”这两种言论，都是不赞成的。
首先，这两种言论对立了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哪个是高人一等，哪个就一定低人一等，中国历史恰恰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并不是了解哪个就不能去了解哪个。现在许多中国史著作论文，都把跨学科的世界各国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中国史的内涵，尤其是重视城市史、心理史、生活史等传统史书忽略的方面，并不像一些专家一看到中国历史，就想到权谋宫斗什么的。
其次，虽然我本人非常喜欢世界历史，也希望向更多人普及世界历史，正如我在知乎写许多回答，就是出自这个想法，但是我非常非常反对将这个上升到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要求，好像学这个就必须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承担某种高尚的责任。有些人认为：如果不“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就是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如果不“中国史都不了解还去了解世界史”，就是数典忘祖，这样的言论我觉得过度夸大了学习历史的意义。
我认为学习历史，虽然有很多人文关怀的高大上的东西，但她对于非专业人员之外的大多数人，其实和玩泥巴、打电动、桌游、看电影、跑步、潜水等廉价或昂贵的兴趣爱好一样，都是一种兴趣爱好。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我看个历史就得为国家发展负责了，小小的我真的担当不起。
如果继续这样道德绑架地要求别人，只能学习中国史或世界史，这样只会劝退更多的人，或是让本来可以心平气和的历史讨论变得更有火药味，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虚心学习，了解更多！！！这样大家了解这些，不会欣赏非常丰富多彩的世界，而是背着苦大仇深的一种功利、狭隘的态度。
其实许多人潜意识里，对历史学习，持有一种“任务感”，比如我母亲，就说过我为什么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比如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为什么不去看些大国的历史。因为我感觉世界上任何国家，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塑造他们生活的社会历史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大到美国，小到萨尔瓦多的人们的微历史，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学习历史，并不一定是要学习别人的长项，谋求发展，很多时候真的只是在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而已。
那么，我是怎么普及世界史的呢，我举几个我生活中的例子。
1.结合时事，追根溯源：
我家里人看新闻，比如看到有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印巴冲突、欧洲难民、委内瑞拉经济危机，我就会顺便科普一下历史来源，讲一讲西班牙内战、印巴分治、西亚北非和殖民史与向欧洲的移民以及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发展史和查韦斯的改革。
2.通过流行的文艺作品来联系各种梗：
比如我跟我追电视剧的朋友，他们看《锦绣未央》的时候，里面有柔然王子，我就说有一种说法是柔然人是阿瓦尔人，后来在欧洲与拜占庭、法兰克交战，被查理曼大帝灭掉了，这就顺便推荐我读的商务印书馆《查理大帝传》。
家里过去看《那年花开月正圆》，周莹他们在乌鲁木齐，当地商人提到波斯的纳斯尔丁.沙阿，我就顺口给家里人科普了一下波斯恺加王朝，告诉他们这个编剧这方面考据的挺靠谱。
3.在知乎经常答有关世界史的题：
通过回答，不仅可以与众位大神交流，补充知识漏洞，也可以考验自己长期对历史的积累。
4.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它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最早的两个回答，就是从生活中思考它的历史根源，比如我把一些廉价图书与苏联时期普及教育和名著做了对比，我还把当代中国的公立教育与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做了对比。意识到我们生活中许多东西是历史长期发展而来的，而且来源于世界各地，意识到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是互相交融，而不是对立的。
5.可以试着对比以下中西方历史的异同之处，通过反差提升兴趣
比如我给别人科普过欧洲史，我就说德意志、波兰有个历史时期，国王是选出来的，那人就说国王还能选出来，我就介绍了下从部落时期到封建化，神罗、波兰国王选举制的产生，简单和我国的帝制做了对比。
总之，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像做别的兴趣爱好一样，我一方面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一方面也不给自己压力，觉得自己在执行某种高尚的任务，承担某种使命，也不把这种压力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样心平气和的平等的互相交流，自然可以普及世界历史，大家就友好地讨论吧，就像在一起撸串喝饮料一样，不必觉得自己因此承担某种艰巨的使命！
我觉得我就像稚嫩的魔法师一样，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在这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容易接触学习了解世界历史的时代，做着一件有趣的事。
巧了，刚好一年前在回答一个类似“世界史对小孩子有什么好处”的问题时，有人就把复旦唐教授的这篇“少看中国史”的评论给搬了出来，详见
唐教授不是历史专业，他的履历似乎也和历史沾边不大
所以我承认一开始我吐槽他对中外历史的这段跨界强评时，是没有考虑过这位国关教授说这些话的背景的，是没有设身处地地体会他说这话的苦衷的，只是觉得一个教授说这话可能是博博眼球，吸吸流量而已？
直到。。。回答评论里面 ️国关专业的学生跳出来，把他们专业大牛的个中背景和苦衷“科普”给我以后，我顿时体会到了我作为一个键史民科的肤浅之处，因为
“这特么更不能原谅了”！
原来按您的意思，唐教授这是想争国关界的话语权争经费，但又不敢指着鼻子骂同行啊！
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众媒体上不加任何限定前提对着历史界开地图炮了呗！
不知道知乎各位历史科班/民科带佬对这个背景的解释是怎么看待的
反正我是觉得，越洗越黑.jpg
不管你的学术专业背景多硬，做过多少贡献，也不管你对你的对立面有什么大（zheng）义（duo）名（jing）分（fei），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公众，特别是期望对历史有所入门的学生和家长，绝大部分是不懂regression是分不清楚所谓社科和文史的区别的，作为一个国关壬不对大众普及一下其中的区别，反而为自己“恰饭”，不加任何限定前提地宣传“国史不如世界史有用”论，这种指桑骂槐的地图炮，论影响比单纯的吸眼球还恶劣得多
这个回答，不涉及任何对国关专业的攻击和不敬，而且我也真心想知道，国关壬们对于唐教授这样的苦衷，有什么看法？
警惕构建中国中心论的同时，也请也不要沉迷西方中心论体系下的神话。
是这样的，然而也应该少沉迷“伪装成世界史的地中海史”，窝佬最近看到的一本书的前言里面的部分言论窝佬柑橘是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
下面这位是作者
书名叫《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
如对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则点明：“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所以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如果不能真正看明白，读什么都是白读。
补充
如今史学界流行某种所谓的以史论史，主张历史类的书籍不应该带有作者的任何感情，并且极力推崇西方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即以研究科学的态度和方式研究人类历史，在史料的基础上，用绝对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历史。
说实在的，这种实证态度的确迷惑了不少人，搞得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妄自菲薄，觉得西方的史学就是客观，就是科学，中国的史学这种以论代史的方式过于主观，不科学，所以不是学史的好方法。
说真的，看到这样的论调，真的让人无语。
客观，这个世界真的有绝对的客观吗？
所谓的客观，在一些人手里，其实是一种操纵，不露痕迹的操纵。
如今有些人读史读傻了，不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等等去看史，而是就史论史。但是无论什么历史，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观点，鉴于整个历史的观察过程中，都是由具体的人来进行，这些人都是有立场，有各种地位，接受的教育也各有不同，当他们需要就这些史实做出结论，出台观点的时候，让他们完全客观，不带感情，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今有些所谓客观史学观点的形成，就像是一些记者做新闻。比如说，一个人落水了，河边站着七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当即跳下河去救人，但还有四个人选择袖手旁观，那么这个新闻最后会出现什么面目呢？
首先，这个记者如果是提倡社会正能量的，那么他会选择性的忽略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他会对他们只字不提，会把所有的采访和镜头放在那三个救人的人身上，会深度挖掘他们所有的感人故事，或者会把他们跳水之前的那一秒时的心理活动写个几千字，然后，被救的人如何感谢，社会对他们如何赞扬，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就是真实，救人的事件、时间、人物和地点都是真实的，三个人毫不犹豫的跳下水时那种感想也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只要他不公开站出来否认记者，大家就会觉得是真实的。而被救的人的感谢，社会的评论等等，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反对的话来。
就这个记者而言，他也非常尽职的履行了他记者的只能——公正和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记述。他记述了真实的事件，但他没有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任何观点。他只是忽略，或者说装作忘记了一丁点事实而已。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从反面如何报道，很简单，把报道的注意力，把镜头的焦点都集中在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身上，他们是如何的冷漠，是如何的没有同情心，甚至可以深度挖掘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小时候就不好好学习，参加工作了好逸恶劳，总之把他们曾经有的缺点都堆上去。至于那三个毫不犹豫跳下水救人的，可以一笔带过，之后就可以列一个数据，一个人落水，大部分人（4个）选择冷漠的袖手旁观，只有极少数（3个）去救人，这个社会真是冷漠到了极点。国人的道德素质真是无可救药，。
这个报道中的东西，也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人撒谎，记者也是在记录真实，没有很突兀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一些不带作者感情的历史。
所以西方人的历史，以及他们所谓以史论史，如果不带脑子看，也是白看。
再补充。
关了七天小黑屋，才出来，发现这里吵成团了，所以再答一波，解释一些疑问。
首先区分一个概念，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和读史的业余人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大家最好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声明一点，研究史学，靠历史吃饭的人，当然要越细越好，越精深越好，细节是研究者最重要的关注点。
而我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读史的人，靠历史吃饭的研究者不在此列。读史的人观其大略就可以了，不需要搞那么细。如今乎乎里有些人，读了两本史书，就把那些书里的内容当做百分之百完全正确的历史，将里面的细节一个一个的挑出来和你反复的辩论。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人。
第二、关于世界史和中国历史，我既不主张仅仅只读中国史，也不主张只读世界史，我希望大家不仅读懂中国史，也要读懂世界史。中西并蓄，博采众长。
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上教员的话，就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很多人读世界史，尤其是西方的历史，文艺复兴以前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宗教史，其中的内容很多都不可信。
而近代现史，大多数人更多的是关注从工业革命以来至二战，再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的西方史。这一部分历史，由于年代较近，记述很多，史实比较详实，所以史料丰富。
但看这一部分历史，需要大家带着脑子看，为什么呢？西方实证主义的哲学思维之下，史学似乎给人一种极为科学和严密的感觉，使得我们对这些史学的内容深信不疑。但我上面说过，每个人都是有屁股的，在记述史学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任何倾向，没有任何观点，甚至没有任何感情，其实在内在里，他的倾向、观点和感情都隐藏其中，只是你不易于觉察而已。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他们所刻意隐藏的东西，自己去领悟历史。
同时，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西方文明，一直是处于上升阶段，这一段时期，是西方文明从原本的边缘化一步一步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被它的辉煌和成就所吸引，为他们的法治、人权、民主、自由和博爱所倾倒，从而很容易忽略了他们背后所隐藏的血腥和暴虐。
而正因为这段文明处于上升阶段，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在我们的眼中，基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都是正面的光辉形象。但任何体制，都有一个固化的过程，民主政治如此，专制体制也如此。所谓250年一个衰退和固化的周期，一直都没有变化过。
美国如今的罗马化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这种趋势。但当代史目前还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结果远远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西方文明，我们一直是在用近代史的目光看待它，我们很多人，看现在的美国，要么是用华盛顿时期的眼光，要么是用林肯时期的眼光，还有人是二战罗斯福时代的眼光，更有人用里根时代的眼光。
为什么人们总是向往西方？原因就在这里，国内近年出国的人很多，但再多，相比14亿的中国人，毕竟都是少数，没有真正在国外长期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将欧美想象为历史中的形象。也就是说，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里，其实关于欧美，基本还是近现代史里的欧美，是一个处于文明上升期的欧美，是一个充满活力，自由民主的欧美。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近代史，却是一部极其糟糕的历史，专制、愚昧、割地赔款、贫穷和屈辱。这样一部近代史，与西方一比较，就让我们深深的感到自卑，感到自己文明的失败。所以我们将西方当做灯塔，当做天堂。我们很多人开始抛弃自己的一切，不但所有的文化都想舍弃，甚至希望自己的皮肤也变成白色。
倒脏水连孩子都一起倒掉，这就是很多不带脑子读史的人干出来的事。
中国历史，不仅仅只有权谋，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等独特的文明，这个文明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
中国人，或者说是东方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信仰的是人性本善，属于性善论。西方人信仰的却是性恶论。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都是从性善论延伸而来的，唯一的一个儒家荀子因为提倡性恶论，遭到了其他儒家学派一致批判，甚至有人想要将他开除出儒家学派。
“人之初，性本善”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的根基。如今国内的教育和道德，其实并没有多少变化，媒体、专家和艺术文化不停的灌输，教育民众善良、诚实、宽容和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等。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原谅曾经对自己作恶的人，也经常以为对方都是与人为善的，都是怀着宽容之心的。这也是在宋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广大的移民就已经进入东南亚，后来却被西方人驱逐，甚至无数人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原因。
中国多年接受的性善教育，使得我们即使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比如宋明时期移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他们的文明比当地的土著要高得多，武器也更先进，可是我们总是怀着一颗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怀，做不到西方人那种残酷的灭绝性的种族屠杀行为，更不会毫无怜悯的掠夺他们。
西方人则不同，从宗教来说，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有罪，宗教故事的语境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但其实背后的实质却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如果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的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罪呢？善良是有罪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而从西方哲学来说，其实大部分西方哲学都暗含了人性本恶这个前提，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性恶论在西方成为主流。
对于西方人而言，人性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需要各种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加以约束。这是西方人的语境。然而当这个制度和道德管不到的地方，那么，人性的邪恶就会宣泄出来，就会主导人本身的行为，比如美国移民当年灭绝性的屠杀印第安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东南亚国家对土著和华人的大屠杀，欧洲人在非洲大规模贩卖黑奴和屠杀黑人。这些地方，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完全失灵，在于这个时期，东南亚土著和华人，黑人以及印第安人不适用西方语境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你不配和他们享受道德和政治，如此而已。
所以，从北欧海盗思维所演化而来的近代西方思维，实际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而性恶论又给了他们一个很强大的理由，既然人本身是邪恶的，那么，无论做过什么，都不需要后悔，也不需要赎罪。顶多是忏悔，不过这个忏悔不是针对受害者，而是在教堂向上帝忏悔。
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蓬佩奥为什么会公开说，我们欺骗，我们偷窃和我们撒谎了，正因为他们本身就认为人是恶的，所以作恶是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这不仅仅是在为个人谋取利益时会如此表现，在为国家和民族谋取利益时，这种作恶还得到了某种道德上的升华，从而令其完全感觉自己是正义的。
而中国人，因为教育和道德的约束，哪怕在做坏事的时候，都会有良心上的负担。从鸦片战争与西方接触以来，我们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哪怕是如今重新崛起，实际上都抱着一种与人为善，和平崛起的期望。
可是我们和西方，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处在一个频道上。我们的勤奋，在他们看来是侵略，我们的示好，在他们看来，是收买，我们的友善，在他们看来，是示弱。因为从性恶论的角度，我的利益才是唯一的，任何对我的利益产生威胁的人和物，都是敌人。这是上千年的宗教影响和人文教育所孕育的。
这两种文明的差别，其实就隐藏在东西方数千年的历史之中，也孕育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我们了解世界历史，了解西方历史，需要从他们的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政治等等来了解。
所以读史，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一种提升自身智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中国历史，也没有什么世界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学习历史，就是取长补短，去芜存菁的一个过程，没有谁比谁重要，也没有谁比谁高等。
关键是要有脑子。
中国，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么？
上一代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习惯（或毛病），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世界如何如何。无论最终结论是“我大清自有国情在”，还是“中国就是不行”，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不变的。似乎凡事只要一离开中国国境，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无论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总之就是不一样了。
但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不容许不一样的。
少年时期受到太多“赤旗插遍全球”的影响，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后，虽然普遍对少年时期的信仰持反对态度，但少年时期的方法论却是留了下来。他们放下“中国”，用同样的方式宣传着“世界”，如果网传“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话语是真，我一点也不意外，毕竟这就是他们“痛定思痛”以后的人生态度。
但无论是少年时期，还是成年以后，他们都依然认为，中国与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行文充斥着这样的话语体系：“看遍世界，只有中国是最........的”，“中国始终没有与世界接轨”，“中国不见容于世界”。
久而久之，他们忘了，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著作都不仅仅记载中央政权历史，也会专门为外国著书立传，就我个人热爱的日本史而言，《三国志》甚至有着日本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读日本史读到最初，都要翻中国史料；他们忘了，唐朝任用不知道来自于多少文明的智能之士入朝为官，日本人阿倍仲麻吕能在唐玄宗身边任职，长安的国际化程度丝毫不亚于今日的上海。
中国人，向来是坐居中原，胸怀天下。也正因如此，中国文明才能辐射如此多的亚洲邻国。
我长期认为，宋史学者的史学“四把钥匙”理论，是非常适用于世界各国各个阶段历史研究的概念。如果某个人并不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把钥匙”，那么可以认为，这个人对于某国某段历史的看法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因为他没入门。
（1）“年代”，就是要对历史事件有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时间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在心中形成一种“这个事件是远是近”的感受。比如说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个事情在1856年的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来看到底是近是远？到底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需要警示未来的启示故事？理解了“年代”概念，才能明白托克维尔在写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
此外，熟悉年代，还能对两个事情是否有着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同样发生于1789年的另一件事，就是华盛顿担任美国首任总统，大家都知道建国初期的美国是反抗英国，那么法国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深挖下去，就能发现美国与法国许多不为人知的联系。
（2）“地理”，不仅是要对地形气候有了解，更重要的是了解大家对于某个地区的既定概念。比如同样是“风调雨顺”四个字，如果是说江浙地区“风调雨顺”，那可能是真的风调雨顺；但如果是描述河南、山东这些自然灾害非常多的省份“风调雨顺”，那可能仅仅意味着没有大规模饿死人而已。相反，如果说自然灾害非常多的省份“一如往常”，那这就很可能是地方大员为了掩盖过失而搞出来的文字游戏了。
（3）“职官”，字面意思就是要明确一个官僚体系中，谁官高、谁官低，但广义来说，就是要理解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在社会中是一个什么社会地位。比如明清制，吏部考功司郎中与地方的知州事都是正五品官，理论上是平级的，但谁更厉害？谁更弱势？平级的京官与外官在某个具体事务上分别有什么权限？这个事情闹不明白，那两个人的书信我给你看了，你也可能会看错意思。
说穿了，“职官”其实泛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虽然是现代人所斥责的，却又是现实存在的，哪怕是非官僚体系中也会自然而然的依据出身、辈分、成就乃至于具体人的性格而形成等级，那么处于下位等级的人对上位等级的人说一些谦恭的话，这能作为他服从的依据么？
举个我熟悉的日本史例子。比如明治维新时期的军队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曾在1890年对明治天皇提过一番建议，希望他能更多出席军队仪式，塑造军队对天皇的忠心。但这么一封劝谏信，他开头却都是近乎谄媚的言辞：“臣等在维新前受教，紫宸殿（天皇宫所）前，哪怕一掬沙土，犹贵于金银珠宝”，这种话洋洋洒洒写了一页纸，他才婉转提出建议：
“回顾我国形势，东西铁道既通联络，一夕可达百里之远，如此便利，龙跸（即天皇的行迹）从未至于大阪、名古屋、仙台诸师团，若反复由臣下乞愿临幸，此非未尽宪法上陆海军统帅之陛下之天职乎？海军屡屡乞愿陛下临御横须贺竣工式，却大抵以头痛之故而不加听取，陛下即便有晕船之病由，若不能有少许忍耐之处，敬爱便徒有虚名，陛下【一令之下水火不辞】真之敬爱忠诚之心难立。”
那么从这封信里，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到底是山县有朋对天皇有着无限崇拜之情，还是他只是想天皇提了个建议呢？如果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推崇天皇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那就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忠臣”，然而实际上呢？
（4）“目录”，也就是告诉你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需要读什么书。
这一点在过去与现在的概念有点不同：近代出版社体系出现之前，书籍都是以抄写为主，那么书籍自然就会出现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甚至会因为抄写者本人的因素而有所不同（嗯，所以许多研究辽金元的朋友都不会去参考四库本，原因你懂的）；到了现代，书籍版式变得有章可循，那么许多史料的追溯就有了依据，如果研究近现代史，除去私人记录以外，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特别显著。
但出版社体系也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量研究书籍混杂一处，导致大家出现选择恐惧症。这个时候，首先要明确判断一本书的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他是哪个大学博士毕业，是谁的学生，主要做哪一块的研究，他的学术水平在业界如何评价。其次是这本书是他人生什么阶段的书籍，要知道许多著名学者上了岁数以后事实上也没有学术进取的精力，那他们晚年的著作更有可能是把早年著作拿出来重新抄一抄冷饭，甚至加上一些民科观点也丝毫不稀奇；但也有很多学者早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中老年以后反而悟道。所以同行互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有四把钥匙都拿到手中，真正的历史才仅仅算是对一个人打开大门。如果四把钥匙缺少一把，那就不排除民科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网传的言论本身，就已经很有民科的色彩了。毕竟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并不是被开除出地球人类文明的国家，而是地球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其实我想知道，如果属实的话，题主怎么看。
我就想问，他是历史专业的教授吗……
我从中学开始，就极为讨厌读中国古代历史，因为它基本朝着一个模式循环:农民推翻帝王，然后又被农民推翻，周而复始，
后来我买的殷海光的书里，还专门有一页画了一个循环图，就是在讲这个模式
所以，这样的古代历史里，没有太多新的体系建立起来，成熟起来，社会经历了多次实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然后我国历史体系又庞大复杂，让人望而生畏
我中学每次的历史考试都是头一天晚上才开始背整本书，然后考了立马把全部东西忘掉，我不想记在心里。
我不想背一些具体的数据，我只想通过历史学会一些道理，一些我能运用的道理
我也没有兴趣了解宫廷斗争，或者通过古代历史和各种文学著作了解如何跟我同胞内斗的技巧。我觉得这一类的知识，就是耗尽我民族能量的无用行为，阻碍我的民族在世界上重放光芒，我很讨厌这一类的知识技巧。
我一切的阅读，都需要满足一个目的:为我自己服务
所以凡是我觉得读了以后不能帮助我判断当下社会局势的东西，我就没兴趣了解
我会主动为了了解目前的情况去搜索近现代历史，也只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
比如，我有定投美股指数基金，所以我最近的阅读重点全部围绕总统更替，两党不同政策在历史上对股市产生的影响展开的。
前几年我学生吹牛说她才从北京开会回来，说在研究房产税问题。我听了特别担心房价会崩，我就查阅日本历史，了解它当时和中国目前情况的差异，得知我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我就松了一口气
我关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近代史和地缘政治都是为了了解中国处于什么阶段，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好提前准备，因为我危机感非常强。
所以我会主动把我国四周的各个国家的地缘政治都读了个遍，了解它们现状，平时我看视频和新闻也喜欢看我们国家四周各国的情况，比如越南股市，比如西港的赌场，我觉得了解这些都比了解中国古代史有用，即便涉及部分古代历史，比如中国对越南接壤部分在古代的影响，我也会选择性阅读重点，我不想什么都记在脑袋里，没用，记不住的
我更关心的是越南女工目前平均工资多少，中国在那边的工厂管理人员过的咋样，发生暴乱怎么逃跑，那边开中文学习班赚不赚钱，开中餐馆利润如何，我就关心这些，我不关心古代我们控制越南的范围到哪儿了。
我主要关注的，还是发达国家和中国的比较阅读，因为中国现在不断面对美国和韩国日本欧洲曾经面临过的种种问题，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处理细节不同，但是我国一直在借鉴别人采取过的方法，比如我提到过的韩国新农村运动，比如新加坡的公积金模式，比如现在正在考察的各国养老模式
因为中国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借鉴新加坡，所以李光耀一直是我阅读的兴趣所在，这几年把他的东西都读了个遍，我很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李光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导人，他的睿智不仅仅来自他在英国名校的法学教育，而在于从政之初他就免费为新加坡工人奔走打官司，积累了大量底层社会经验。
我之前介绍过这本哈佛大学博士的书，关注香港是因为它的局势对于未来稳定很重要
那么你深入了解国别史，你再对比中国情况，就能知道很多问题出在哪儿。或者即将在哪儿出现。
所以，某些世界通史把同一时间段世界各国拿来横向比较，就特别有意义，而不是沉浸在中国一个国家纵向的历史里自我感动
类似的作品就是我大学买的全球通史，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近现代历史部分太少。我比较喜欢从西方人视角来读中国历史那部分
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果我把时间投入浩瀚的中国古代历史，我就没法有针对性地阅读近现代各国历史，获得更加有益的思考。
另外，我个人倾向于读以民生经济为主线的历史，这也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流派，就是关注历史洪流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几几年几月我们召开了第几次会议，也不是这个政治理论那个政党纲领。
从这个角度了解经济学社会学，我收获更大
还有一点，就是我阅读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写历史，总结人物的时候，更加犀利眼光独到，会教会我更多人生道理，比如我有本哈佛大学教授的书，他对每个总统优缺点的评价都非常有趣，会让我反思我自己的毛病，也增加我的阅历，
阅历不仅仅是从工作里来，还可以来自阅读，当然，你读一大堆古人的东西，能不能用在当代人身上，是个问题。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历史里也涉及人物评价，但是写的很多东西无法引起我的共鸣。
对了，我还喜欢读非主流历史，比如台湾香港地区黑帮的历史，竹联帮和kmt历史关系，纽约芝加哥黑帮历史和美国移民历史的关系，黑帮代表人物个人成长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就更加的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的痼疾，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相当于从最底层人民视角去看待这个社会，体现最真实的人性。
这也是为啥很久以前我在群里分享逃亡香港的越南难民历史的原因，我们聊天室有越南华人难民后代，住在加拿大，所以我对他们背后的历史感兴趣。
我喜欢读社会底层的生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翻书店里一些纪实作品，带大量黑白图片的那种，记录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社会，我就应该尽可能全方位了解它，而不是把自己包围在触摸不到的古代世界里。
比如原来我介绍过日本纪实系列
日本经历过的一切，正在我们身边开始上演
总之，读历史这事儿，我不是从历史本身出发的，我是从我自己本身出发的。
就类似下面这种走民生经济角度的，我就爱读
把历史和经济结合起来，更加适合我这个对经济一无所知的理科生，也就是当我面对一个枯燥学科的时候，我希望从案例到理论这样一个bottom up顺序去了解它，而不是理论到案例top down的顺序。
我觉得不同的阅读顺序会让人有不同的领悟
你发现这种书的特点没有，就是用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必需品做为主线，串起全球经济史。我们有的朋友平时喝过阿萨姆奶茶，但是我们知道阿萨姆邦在哪儿吗？
我原来在外网强调过一件事，我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央非常希望改革，但是政策下放过程中，会被各种当地势力阻挠，导致无效，所以哈佛大学教授这本被统治的艺术，我一直推荐，因为我觉得每次读历史我们都聚焦在古代帝王的政策上，但是没有从微观角度解释地方人民阳奉阴违的各种套路，我们就不会理解今天我们国家改革遇到的困难
了解日本衰落历史可以防止断舍离思想对经济内循环产生不利影响，本人认为。
有一根主线liberalism ，串起古代和现代，而且是西方社会必须了解的思想，这种古代史我就有兴趣
我其实更喜欢从当代重要人物传记这个角度去了解历史，她思想形成的历史，我觉得比中国古代史那种写的很简略完全不知道心路历程的作品更有借鉴意义
我希望了解社会环境是如何慢慢改变一个人心境的，我需要大量的细节，这是中国古代人物传记缺乏的
在每一个思想家的背后，相比于她成型的思想，我更关心是什么影响了她的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人生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我需要了解伟大的人他们曾经做出的选择，以此来鼓励我自己或者启发我自己，让我做出一个跟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选择
下面两位优秀犹太女性的成长历史都非常有启发性
我的其他高赞答案：
不管他的原意是什么啦，我是觉得多多了解世界文明，了解世界史是很有好处的。
一个社会的结构，运作和文化其实是非常来源于一个文明的内生性的特征的。站在这个文明内部，使用这个文明自身的思考方式很难脱离这种特征，从而导致难以更客观的分析。去理解世界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异同，可以更加帮助理解世界，理解文明特征，理解文明特征的源头，理解客观规律，分辨出理念在不同情境下的适配性。
我现在常常感慨资本主义核心的资本扩张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进步理论，其实包含了一种更高普适性的规律，脱离了很多局限于文明内在特征基础的哲学观，是真的有着巨大意义和历史贡献的。
而看不同国家，文明的历史，看他们在客观规律和自己内在文明特征的复合作用下走出的不同的道路/错误，会对规律的客观性和文明特征的差异性有更深的理解。有助于认识世界，也理解不同文明下的思考方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很有好处。
实话不中听。
不虚心学习，现在就是我们的上限。
GDP增长速度已经慢慢减速，2030年进入负增长。
由于疫情，可能会更早进入负增长。
看上去是经济问题，其实问题都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我们的思想上。
思想决定了你的上限在什么地方。
二十四史里的那些东西，提高了不了多少中国的上限。
巴西、泰国、阿根廷一杆子国家人均GDP在一万美元附近徘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实他们水平就是这样，没法再提高了。我们的水平，也实在不比他们高明多少。
研究西方史的专家对中国有什么贡献。
恕我愚昧，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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