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不增加赋税但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吗？
一、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堵塞漏洞，加强执法）
这是最直接且不增加税负就能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
1. 加强税收稽查和审计：
目标： 识别并纠正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行为。
具体措施：
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海量涉税数据进行分析，识别高风险纳税人或交易模式，进行精准稽查。
电子税务系统升级： 推广使用电子发票、电子申报等，实现税企信息的实时对接，减少人为操作空间，提高数据准确性。
第三方信息比对： 加强与银行、房产交易、工商登记、车辆管理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比对，核实纳税申报的真实性。
深化纳税评估： 建立更科学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对未被稽查但存在异常的纳税人进行重点关注。
专项稽查： 针对特定行业（如房地产、金融、电商）或特定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开展专项稽查，打击突出违法行为。
效果： 追缴税款、罚款，震慑潜在的违法行为，从而提高整体税收遵从度。
2. 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
目标： 消除税收征管中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使税法更具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具体措施：
修订过时税法： 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及时更新和修订税收法律法规，使其更适应新经济业态（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
明确征税范围和标准： 对模糊的征税对象进行界定，避免因理解差异导致漏税。
加强反避税措施： 针对跨国公司利用税收洼地进行利润转移等行为，加强转让定价管理和反避税调查。
打击虚开发票： 加强对虚开发票行为的源头治理和打击力度。
效果： 减少因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税收流失，规范市场秩序。
3. 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目标： 通过优质服务引导纳税人依法依规纳税，降低其遵从成本。
具体措施：
简化办税流程： 推行“一站式”服务、网上办税、移动办税等，提高办税效率。
加强政策宣传和辅导： 及时准确地向纳税人解读税收政策，解答疑问，帮助其理解和执行税法。
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对诚信纳税人提供便利，对失信纳税人进行惩戒， incentivizing good behavior.
效果： 虽然直接目的不是增加收入，但降低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提高了纳税的自觉性，间接增加了税收收入。
二、 扩大税基（让更多经济活动纳入征税范围）
在不增加税率的情况下，将更多未被充分征税的经济活动纳入征税范围，可以增加总体税收收入。
1. 清理和规范非税收入：
目标： 将一些不合理的、重复收费的项目取消或纳入税收范畴，同时规范和盘活国有资产收益。
具体措施：
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取消或合并不合理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将一些本应由税收承担的职能回归税收体系。
盘活国有资产收益： 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加强国有资产的运营和管理，增加分红和租金等收益。
加强对新兴经济活动的税收征管： 针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中的新型商业模式，研究并出台适宜的税收政策，将其纳入税收征管范围。例如，对某些平台经济中的服务费、广告费等进行征税。
效果： 确保国家能够从所有合法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应有的税收份额。
2. 健全财产税体系（慎用）：
目标： 在发达国家，一些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是重要的税收来源。在中国，这些税种尚不健全。
具体措施：
逐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和完善房地产税制度，对不动产保有环节征税，但需注意对居民生活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完善其他财产性税收： 例如，对特定类型的金融资产或高端消费品考虑征收消费税或财产税。
效果： 拓宽税收来源，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但这需要非常谨慎，并配合其他政策措施。
三、 优化税收结构（更合理的税负分配）
在不增加总体税负的前提下，调整税收的侧重点，将税负从生产环节向消费或财产环节转移，或对某些特定行为进行引导性征税，可以实现收入的优化和增加。
1. 推进消费税改革：
目标： 将部分流转税（如增值税）的税负逐步向消费环节转移，并利用消费税对某些特定商品（如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奢侈品）进行调控。
具体措施：
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 将部分应税消费品的征税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或对部分商品（如高尔夫球、游艇等）征收较高的消费税。
利用消费税调节环境行为： 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商品征收环境税或消费税。
效果： 在保持总税收稳定的前提下，将税负更多地落在最终消费者身上，同时引导绿色消费。
2. 绿色税制建设：
目标： 通过征收环境税，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同时也增加政府收入。
具体措施：
开征或扩大环境保护税、资源税、消费税（如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的征收范围和税率。
对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征收额外税费。
效果：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为政府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时期。
四、 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收的“蛋糕”）
经济的健康增长是增加税收最根本的动力。政府收入的增长往往与GDP的增长密切相关。
1.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目标： 稳定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具体措施：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适时推出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的重大基建项目，创造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优化营商环境： 简化行政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知识产权，吸引国内外投资。
效果： 经济总量扩大，企业盈利增加，居民收入提高，自然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
2. 深化改革开放：
目标： 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吸引更多投资和人才。
具体措施：
深化国企改革： 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扩大对外开放： 吸引外资，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效果： 促进经济的整体活力和效率，为税收增长奠定基础。
五、 利用非税收收入来源（其他形式的政府收益）
除了税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收入。
1. 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
目标： 将闲置或低效的国有资产进行市场化处置，回笼资金。
具体措施：
出售部分国有企业股权： 在不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和关键领域控制的前提下，可以适时出售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
盘活闲置的政府性资产： 如土地、办公用房等，通过租赁或出售等方式获得收入。
效果： 一次性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需要合理规划，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2. 政府收费项目优化：
目标： 在不增加社会负担的前提下，规范和优化部分政府性收费。
具体措施：
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对一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服务适当收费： 例如，某些技术鉴定、认证服务等，但需严格控制其收费标准和范围。
效果： 在特定领域内增加少量收入，但需警惕“以费代税”的倾向。
3.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目标： 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将部分利润作为财政收入。
具体措施：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要求国有企业将更多利润用于分红，上缴财政。
加强国有资本的运营和管理： 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提高整体盈利水平。
效果： 持续性地为政府提供收入来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
总结：
不增加赋税但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是存在的，它们的核心在于：
提高效率： 让现有的税收制度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堵塞漏洞。
扩大基础： 让更多的经济活动被纳入税收征管。
优化结构： 使税收结构更合理，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促进增长：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来做大经济“蛋糕”。
多元化来源： 合理利用非税收收入渠道。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评估，考虑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民生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采取配套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例如，在推进某些税收征管改革时，需要加强纳税服务，避免给企业带来过重的负担。在促进经济增长时，要注重可持续性和包容性。
网友意见
考虑到当时政策的约束条件，司马光的观点无疑是对的。
楼上 @司马懿 和 @Richard Xu 都是从现代经济政府的分工角色谈征税的作用，可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时的经济形态是王朝中后期的古代经济。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两点：1、那时候经济年增长率就不可能超过0.1%，也就是通过经济增长增加蛋糕来提高政府和百姓的收入是不可能的；2、当时经济以农业为主，总体的税收收入弹性也很低（或者说资产专用性特别高），这造成惠民政策的可置信程度必然很低。
简单说，这两点会造成政府提高税收比例必然增加农民负担，而任何惠民政策的实际实施结果必然是政府食言。
比如免役法是让百姓交税免役，然后政府花钱雇人。理论上这项政策自然会提高社会的总福利。可现实却是政府后来还是让百姓服役，所以连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失信于百姓”。这种又交钱免役，实际中又不得不服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
至于青苗法类，在金融业发展根本不充分，政府监督又很差的古代可想而知。其实施情况似于现在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官员普遍像达康书记的老婆那样收钱，实际利率根本不是按最高利息执行，而是普遍高利贷，年息最少高达48%。知情的王安石却狡辩说“政策实施有成本，政府增加利率合理”。要是只是高利贷也就罢了，问题是还存在大量政府强制农民贷款的情况。也就是说，当年的青苗法类似于之前国有银行在农村的效果，对农业来说是完完全全的“资金抽水机”。
同时即便在现代经济某些产业由于税收收入弹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关系，这些产业的惠民政策可置信程度依然很低。典型就是中国石油产业零售端的国有化，当年的口号之一就是通过减少油价波动惠民，可现实却是老百姓不仅用着劣质成品油，国际油价跌的时候国内不降，国际油价涨的时候国内必涨。
因此在忽略经济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评论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司马光的想法无疑是对的，王安石的做法的结果必然是政府与民争利。
·····················································
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效果参见王曾喻的《王安石变法简论》
可以，税改费啊。你在中国生活吗？
谢 @刘锐 邀请。
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可以想象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值，在这个最大值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满足：
1. 我们每个人都毫不偷懒的，竭尽所能的，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价值
2. 社会的资源得到了最完美的分配，每一份资源都用在了刀刃上；
3. 一切交易都瞬间完成，每个卖家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买家。
但是看到这三个条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中组织人干活还要让人都努力是很难的；社会资源经常错配，交易摩擦往往也很大……这些都让我们现实社会的产出，远远的小于理论上的最大值。
所以就对于财富是不是恒定这一点上：理论上，司马光是对的，确实存在一个最大值；但是现实中，王安石是对的，政府的行为是可能显著的改变社会总产出。
政府如果不想与民争利，就要在改变社会总产出这上面做文章。比如说，道路不太平，政府派人沿途保卫，结果商人一看这条路安全了，就更有积极性做生意了，于是政府按照原来的商业税税率收到的钱也增加了，增加的数额可能还大于政府为此多付出的人力成本。
再比如说，商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不好解决，政府提供很好的法庭服务，公正而高效，从而商人做生意顾虑小了，愿意投入更多资本了，政府也能收到更多的赋税。
还比如说，有的时候需求供给都有的，但是往往互相之间找不到对方。政府出现提供场地、组织见面会，促成了很多的大单，那政府从这些大单中抽的税，也可能大于场地费、组织费。
……
如此等等。政府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集中资源做一些零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摩擦……从而最终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则会带来相应的政府收入的增加。
但是这并不代表为王安石的变法路子唱赞歌，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政府直接下场，深深的参与到经济中去。当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填补了市场空白，但是正确做法是当有商人进入的时候，就慢慢的退出，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商人的仲裁者，而不是继续留在场中。
这不仅仅是与民争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其强制力，以至于老百姓以前面对的大商人的时候尚且还能通过不和其打交道来保全自己的小家，而面对政府的强买强卖，反而是连独善其身都做不到了。
又要重复我经常强调的一句话了，那就是：政府不是实体，政府没有生产力，政府的一切资源都是取之于民，一切认为政府可以变出资源来的想法都是幼稚病。如果政府没有收税而获得了资源，唯一的可能就是把“税”换了个名词，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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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论区就能看出人是多么容易被文字游戏玩弄了。
赋税是什么？赋税的本质是资源转移，首先要有人生产，产出资源，然后国家从这种生产中抽取资源。
这个过程与这个从事生产的人的身份没有半点关系。
古时候的赋税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直接抽产品，比如农民上交公粮，或者把粮食买了交钱币，这两者只是形式不同，本质都是国家抽的产品，也就是粮食。
另外一种是劳役，就是直接让人去干事。
后一种其实与现在的国企有点像，不同的是劳役是不用付工资的，或者只付很少的工资，而且是强制的。劳役们在领取很少的报酬后，将劳动成果上交国家，这上交的成果，扣除成本，其实就是国家从人民那里抽取的赋税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你不能因为服劳役的人是为国家劳动的，或者仅仅因为这些服劳役的人办公地点在衙门，就说他们不是在交税了。
同样的，国企的工作人员领工资劳动，将利润上交国家，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为政府工作的，就不算交税了。
税拿来干什么，有一部分税是拿来给政府工作人员发工资了。政府工作人员也要劳动，大多数是管理性劳动，这些劳动也会产生成果。同服劳役一样，这些成果不是“政府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些劳动成果是政府工作人员劳动创造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领走了工作，如果这劳动成果比工资更大，那么则是他们上交的赋税；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这劳动成果比工资少，超出的部分资源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其他人的赋税中转移过来的。政府既没有劳动，也没有生产，也没有付出。
用例子简单说明一下，张三、李四、王五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的村民，村子准备修条路通往外界，村子的地主发话了：“修路是对大家都有利的百年大计，所以每个人都要出钱出力！”于是张三、李四、王五捐了粮食，在地主的带领下，扛起锄头去修路，终于把路修通了。因为是与世隔绝的小村子，没有政府，大家是在地主的带领下修的路，大家出粮出力，地主可能出了粮，也可能贪污了。
修通了路，这个村子与外界有了接触，于是衙门派人来联系了，这个村子被纳入的政府管辖范围，村民们除了交地主家的地租，还要缴纳皇粮。过了很多年，同样一条路坏了，终于有一天衙门无法忍受这条烂路了，于是下令村民每家出一丁服劳役，衙门管两餐，开始修路。张三、李四、王五激动得热泪盈眶呀，这衙门真是好呀，当年我们修路还要自己出粮食，现在衙门给我们修路，不但不出粮，还管饭。
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这条路又烂了，这时候来了一个资本家，让大家出钱修路，资本家的要价比当年的地主更高，村民们都不愿意，于是资本家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金矿的故事，这个故事打动了村民，于是大家砸锅卖铁的集资修路，资本家收了钱，然后办了个公司，雇佣村民修路。张三、李四、王五还没有死，他们更激动了，资本家就是好呀，给我们修路，还发工资，这种好事哪里找去？资本家赚了钱，自己留下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缴税了。
后来资本家被打倒了，公司收为国有，这条路又烂了，国家来修路，居然不要大家给钱，而且还发工资，而且村民们意外的发现，自己不但修了路，有几个混得好的还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张三、李四、王五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们偷偷的把村外小庙供奉的神像换成了国家领导人，他们认为只需要供奉这个神像，就会天上掉下钱和官位来。
正如我前面说的，政府不是实体，政府没有生产力，政府是一种组织形式，它只对生产力起到某种影响，但他本身的生产力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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