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为什么不继续简化和改革？

说什么传承、结构、美观、重复率的都没有抓住根本。最根本的是，第一版简化字施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文盲，说难听点，当年95%的都是文盲，推行起来非常容易。如果当时一步简化到第二版简化字，甚至第三版简化字，一旦推行起来大家习惯也就这样了。关键是现在14亿人已经习惯第一版简化字了，无论是再简化，还是恢复繁体字，这个成本是全社会无法承受的。

如果硬要从传承的角度来说，第一版简化字基本上都采用了历代俗字，属于有历史渊源基础。特别是宋代俗字较多，凭空造字的很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因素，甚至是很次要的因素。

因為他们意識到簡化漢字是多麼“失敗”的行為。

你以為没简化过？是有人干过这种“随便”的事的。在第一套简化字方案出台后，第二套就跟着出来了，跟煎饼馃子似的一套接一套的。然而不旋踵即有人抗议了：这样简化出来的简直不是汉字了。

其简化的后果，就是我初中时看到我们老师——当然不是语文老师——写出过这样的字来：

鸡旦

仃车场

shu（输入法根本打不出这个字：两横，串个竖钩，右边攵）学

还有这种狗东西：

这就是你说的二简字，乍看还以为韩文了。

连二简字这种“死板”的方案都废止了，你还打算再进一步简化？再简化了，汉字只能变成最低劣废物的文字：它既不能表意，因为完全失去了形态，你要知道汉字每个部件怎么写都是有用的；同时笔划还繁多，它怎么简化都比英语笔划多多了；也不能表音，因为简化字的声旁，出于种种缘故，根本不能表现字音。

再简化咱也不用简化了，直接换英文多好啊？英文有一个超过三笔的字母吗？

这个“三八”的二简字草案之废止，简直就是栽进悬崖之前的最后一勒马，可是好像你很期盼汉字变成那样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上文中带引号词的拼音首字母，就是我对这简案的态度。

现在蹦着高咒骂官字表扬简化字的，我就不说不好听的话了，总之根本没什么道理；假如当初推行了二简字，那么现在咒骂一简字给二简字摇旗呐喊的，依旧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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嚯你瞧，没想到这贴关注的人还有一些呢。那再聊两句吧。

上面提到了”旦“这个字，上面也说了“汉字每个部件怎么写都是有用的”，旦是象形字，是太阳升上地平线的样子，美国上世纪有一位著名的汉字迷：庞德。他对这个字就发表过评论：多么精彩的象形符号！诗之魂。

然而这么精彩的象形符号，差点变成了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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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

评论里有人说，庞德不过是个“小小”的角色，不足道。

——庞德是不是小小的，见仁见智吧；西方文艺中著名的“意象派”风格，即是起源于庞德那一代几个人用英语改写汉诗的风尚。

在当时，西方文学界以能仿造汉诗为荣，庞德，艾米和叶赛宁等人曾数度互通诗作，并“相互抄袭”，是受到汉语文学界极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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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了呢，我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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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滴天爺嘞……居然快四千了。

我這兒網絡也不知出了什麼神經病了，有個現代人寫的文，叫“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各位有興趣的可看一看做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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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簡化了真的會出歧義的。

這是因為，“干”這個字在造字之初的確承載了“乾”的意思，但後來由於文明發展，文字字義越來越繁複，一個干字已不足以承載了，這才發明了“乾”、“幹”等字，漢字簡化，某種角度來看，是文明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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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很久了了，不管有沒有人看，我再針對留言補充兩句吧。

有人以“簡化字部分字形是來自草書的”為由，認為“簡化字也是正統”。

對不起，草書並不是應用字體，懂草書的人都知道這麼句話叫“寫草易識草難”，會寫草書的人都不一定認識別人寫的草書，否則也不會有行草這種字體發明了。況且，如果說從草書來就能證明是正統漢字的話，那麼日語的平假名也是從草書來的，難道也是漢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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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貼最近莫名又火了，謝謝大家的厚愛。

針對評論區裡有人的不滿我解釋一句：

我當初寫這個帖子是在單位，單位的電腦上只安裝了簡化字輸入法，因此這個貼子前半拉都是簡化字的，回到家我才補了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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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解釋：

有人覺得我最後的“牛肉乾嗎”那個例子不恰當，因為他們覺得錯在搞混了嗎和嘛。

嗎和嘛這兩個字看字面就知道，是表音字。最接近原始字的应该是“麽”，那么把圖中的“嗎”換成“麼”，看看是不是一樣會出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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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突然覺得，傳承字在古今存在的狀態，並不如想象的那麼大。

在過去，傳承字也不是每個人都用的，首先那年代認字的人就不多，但人們總有書寫的需要，因此發明了一些簡字。比如“义”這個字，就是基於“乂”這個字發明的。乂是個象形字，原本的意思是割草，它象形像的就是割草用的剪刀。由於乂和義同音，為了便於書寫記憶，人們發明了“义”，那個點就是為了和乂區分開用的，只表聲，不象形；只是不論如何，那時候，傳承字是正統，知識分子書寫的也多是傳統字。有人以歐陽修還是誰寫過一篇簡字的字帖為由，妄圖駁倒傳統字，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歐陽修寫的字肯定不是以簡字居多的，只能說偶爾寫一次換換口也沒什麼不好的。偉大的建築師還多有不入流的作品呢，只是玩兒而已；我國雖規定了簡字是官方用字，但並沒有徹底消滅傳統字，很多地方，如果人們願意寫的話，傳統字还是受到認可的。這一點，多年來我填寫過大大小小很多文件，都已證明過了。極少有人不承認的。意即，如果不討論地位只討論允許存在狀態的話，古今並沒什麼差別。絕大多數人都不是文字專家，需要簡字來應用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雖力主傳統字，卻也從沒否認過這一點。但反過來說，傳統字的意義並非只在於文字本身，而在於培養人們嚴謹較真的態度。而且，由於傳統字的字形成因絕大多數已破解，只要知道字為什麼這麼寫，就不容易寫錯了，這反而方便了記憶。（舉個例子：彝族的彝，這個寫法看似繁複，實際是講道理的：彝是種祭器，它象形就是蓋子+米和絲線+底座，這麼一了解，彝字就完全不難寫了。）與此相反，簡字雖說筆畫少，但仍有很多人提筆忘字或是寫錯字，並且這些人還不全都是文化水平一般的人。如果是路邊攤煎餅餜子的大媽寫錯字，我一點也不怪，但有些人動輒博碩，至少是接受過普通教育的專本學生，卻還是寫錯字，這就很說明問題了。至少說明很多人，在“實用主義”之外，就不再關注別的了，寫對字並不能賺錢用，所以就不在意了；若要糾正不斷惡化的社會風氣，恢復傳統字，並將之納入教育體系，也不失為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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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補充

我是刻意用英文字母和中文單字比較的，因為有個事實我不太想說：就是英語越長的單詞，中文往往越短：deforestation，漠化；navigation，導航；decentralization，放權；aesthetics，美學……除了英語最初發明的那些五個字母以內的單詞外，基本都遵循這個規律。這也是漢字強大的優勢之一。

漢字最大的優勢在於講理，正經的漢字應該是知道成因就不會忘記寫法的。即便一時忘了，回想一下很快就能記起。而英語世界至今頭疼於長單詞的拼寫，以至於grammerly這個工具在谷歌上還能找到不錯的廣告位。即便是使用英語多年的人，也不敢說一定能拼得對，更別說英語裏還有很多來自法語的不規則拼寫：cojones、rendezvous、entrepreneur……找個英國人就敢保證一定寫得對嗎？不能。

2022-01-19 声明：

突然发现本文评论区里的评论内容必须「经作者筛选后显示」，但并非是本人设置的，而是知乎官方干的，本人无法更改！！！本人也是今天才发现的！！！

原文：

很多朋友都从「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角度来解析，但我认为无法涵盖这个问题。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段无法细说的往事。

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么说有搞阴谋论的嫌疑，但就我所看到的汉字简化缘由，我发现基本上要么是取自清末民国时期的一点点片段，要么是取自90年代以来的一点点回忆，似乎这就能完美地诠释文字改革政策。不知道是忘了还是为何，人们很少引用50～80年代的资料，可这一阶段恰恰是文字改革和扫盲教育的最关键时期，那么对我而言，前者的说服力就弱了。

一言以蔽之，就是汉字简化的基石已经一个都没有了。文字改革政策也从未孤立于其他历史大事之外，而是不断被波及。

汉字简化的第一个基石，是当时的理论和认知。

「汉字最落后」的观念影响了中国近百年，几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自清朝中后期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强势进犯，一批批有识之士就开始为中国寻找出路，汉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受到牵连。望着西装革履的洋人，再看看羸弱的国人，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

比如，在1923年1月（一说1922年8月）发行的杂志《国语月刊的特刊：汉字改革号》中，很多著名学者都撰文探讨了是否改革汉字、如何改革汉字以及汉字的弃留等问题。本期的封面同样发人深省：汉字作为中国腐朽落后的罪恶根源，被画成了外强中干的魑魅魍魉；熊熊炼狱和先进的「注音字母革命军」把它们追杀得屁滚尿流，赶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一群西装革履的进步人士作为军师团，站在洋气的罗马字母后面冷冷地观望着这场战争——即使放到今天，这个封面也绝对是振聋发聩的。

人的认知在不断变换，不同时期的相同追求往往倚靠不同的理论或背景作支撑。上述这个时期的争论，透露出浓烈的反旧社会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延续。现在看来，当时的学者们可能有些激进，甚至荒诞，但无论怎么说，我相信他们的初衷都是单纯而美好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经历过那个年代，也难说是否会产生这种想法。

192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类似于教育部）颁布了《国语罗马字方案》，与先前的注音符号并存。但是由于政治及战乱原因，这两个官方的方案在大陆难以推广。

第三个字母文字方案被称作「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也是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民间方案，诞生于三十年代初的苏联海参崴，由旅居苏联的左翼学者们研讨、制定，灵感源自苏联人的扫盲运动。当时侨苏的中国工人约有十万，这份方案随即被用来为他们扫盲。

适逢第一次国共内战，这个消息和方案突破重重封锁，悄然传入国内，掀起了左翼进步人士的热烈讨论。各地左翼知识分子也纷纷成立民间团体，尝试用新文字为人们扫盲，或者为自己的方言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建国后，其中很多学者就成为了文字改革进程中的中坚力量。

1939年，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还特地谱写了歌曲《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表明学者们对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决心和坚定不移。

《一天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作词：王弦
作曲：戈忻（陈歌辛）
G调　4/4

我们，语文改革的战士，
今天我们在岗位上，
要扫除文盲，要唤醒大众，
为民族解放，动员全人民斗争，
动员全人民斗争。

我们，语文改革的战士，
前进打退欺骗迷信，
为语言统一，艰苦中努力，
光荣的责任，历史交付给我们，
历史交付给我们。

我们，知道改革的艰难，
必须冲破千万重难关，
传教士的精神，是我们的模范，
一天的拉丁化，一生一世拉丁化，
一生一世拉丁化！

尽管除了文言复古派、汉字简化派、中立派之外，很多人都支持大改文字，但由于政治派别的不同，国语罗马字派和拉丁化新文字派一直互相瞧不上，常常你来我往地攻讦对方……那么这个时期的拼音化运动及其理论基础，就会带有很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

1949年之后，注音符号和译音符号（即国语罗马字）随着民国政府远迁台湾，这时注音符号才开始大力地推广（仅限台湾）。在大陆，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实践，以及制定新的、更合理的拼音文字方案的活动，又逐渐开始在民间各个左派团体进行着（有直接学习拉丁化新文字的，也有先学新文字后学汉字的，诸如此类）。

进入五十年代初，拼音化运动业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略有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短暂的低谷期。但随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多年大讨论、扫盲实践，官方认为，拼音文字有利于扫盲和信息交流，即使是为汉字注音，也可以提高汉字扫盲的效率和帮助推广普通话。

相比之下，大家对汉字简化的接受程度比直接制定新的拼音文字要高一些，认为眼下汉字简化也是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字改革任务被分为四个部分：

1、统一推广从左到右的横排书写；

2、推广普通话；

3、减少汉字的复杂程度，希望有利于当时各个方面的实际使用（如打字、印刷、翻译、手书、教学等）；

4、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帮助大家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还可以在拼音化实现之前让大众先熟悉熟悉字母。但在1956年，确定汉语拼音不作为正式的新文字方案。

1958年1月，周总理对文字改革的争论作了最后的定调。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拼音化，但同时也指出，完全拼音化尚非当前的文字改革任务，至于未来怎样，交给未来评判。

正是这次讲话，对当时的各派定分止争；也或许是这种未置可否的态度，为后来的二简字、八十年代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埋下了伏笔。

其实，此前仍有大量异见声音委婉地流露出来，可惜这个时期的「大鸣大放」平息得异常仓促和草率。此处不赘。

汉字简化的第二个基石，是当时的群众和现实。

这一点很好理解。当时的中国人有80%以上是文盲，因此民间对于汉字的改革，不论是汉字简化还是彻底的拼音化，大体上都是抱有热情的。

根据之前确定的方向，文字改革政策正式开始：

自1955年1月起，全国各大书刊统一采用从左往右的横排印刷，消除了汉字排版或左或右、或纵或横的不统一现象。

1956年1月，颁布《汉字简化方案》。其中的简化字被分为四批推广试用，至1959年7月大致推广完毕。

1958年2月，颁布《汉语拼音方案》。随即大力推广，明确说明要作为扫盲的重要手段。

1960年6月，开始新一轮汉字简化的筹备工作，力求让每个汉字都不超过十画。^[1][2]

1964年5月，颁布《简化字总表》。这是1956版《汉字简化方案》的改良版，以规范社会用字，减少人们胡乱写字、任意造字、用字大混乱的现象。

1965年1月，颁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以规范字形。这是一简字时期的最后一个文字改革成果，我们如今的选字、字形标准，大抵就是源自这两份文件。

强势插入一大段：

提到文字改革，就难免会涉及另一个政策——扫盲教育。

但遗憾的是，由于多次的旁生枝节，文字改革被逼迫得难以彰显出今人以为的扫盲能力。

民间有些人都把文盲率的降低全部归功于汉字简化，这种说法看似确凿，却偏偏可能是最含糊不清的。

上图是我国政府统计的扫盲数字，也是唯一的官方扫盲数据，所有相关论文中的扫盲数字，也均引自此处（1966~1974年扫盲活动基本停滞，即便有个别地区坚持扫盲，数据也至今无从统计）。

（注意：有人认为建国初的十年间扫盲人数已达1.5亿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1.5亿人是指参与了扫盲班学习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的人数，两者皆属成人教育。^[3]真实情况是，截至1965年末，新中国共扫除文盲约一亿人。）

扫盲是成人教育的一环。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即开展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扫盲工作，创造了接二连三的扫盲运动高潮（期间也曾短暂地推行过注音符号），在五十年代末更是掀起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最大规模扫盲运动。

1964年我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经降低至33.58%，其中绝大部分正是在五十年代末提前攻克扫盲难题的——

1958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大喜报，声称：

开创了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自诩为「文明」的美国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

今年前八个月已扫除文盲8900多万人，比过去八年的总数还多出两倍！

已有67.2%的县市基本消灭文盲！
……

好在有人意识到这不过是普遍浮报后而产生的飞语游言，最后才统计出4000多万（1958年）和2600多万（1959年）的数据。即便如此，今人仍应对这些漂亮的数字持理性态度：这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响应国家号召，为完成扫盲任务使尽浑身解数，只怕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进入六十年代初，每年的脱盲人数旋即暴跌到不足百万，最低谷时期仅十多万，尚不及改革之前。

1966年夏天，大家懂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二简字制定、异体字整理、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推广进程，也全部受到波及，近乎停摆。

同年12月，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先生与世长辞。《汉字简化方案》起草者陈光垚先生则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于1972年病逝。其他文改会元老亦被扣上帽子，下放劳动。文字改革先驱们的遭遇，亦给既定的文字改革进程造成不小的打击。

一系列教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就造成一个反常现象：一简字刚推行完的整个六十年代，反而成了前四十年里脱盲人数垫底、扫盲效率最差劲的十年。而五十年代末的「扫盲运动」，正值繁简过渡时期，各地的扫盲课本还存在相当多的繁简并用情形，群众们有的学简，有的学繁，有的索性繁简一起学。这样看来，当时人们的繁简转换能力，可比我们强得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找当年的扫盲课本、学生笔记。）

举个例子：1960年4月5日，安徽省萧县举行了首届千人拼写竞赛大会，约1180人参与。这本是当地为了检阅一年来大力推广汉语拼音扫盲的成就，而举办的大会考，但我们还是可以窥见，照片中的成年人正是繁简并书的。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扫盲和文字改革工作逐步恢复，按照常理，此后的扫盲条件肯定愈来愈优越。但自1985年起，脱盲人数又逐年下跌，为了迎合1990年的「国际扫盲年」，扫盲活动自1989年起又逐年回暖，1990年共扫除文盲399万人，是整个八十年代的最好记录。八十年代至今，扫盲人数整体趋于平缓，再没有达到五十年代末的高度。

——很明显，文字改革并没有让脱盲人数在短短数载之间激增、锐减又停滞的能力（真正的原因是成人教育事业受到了三件历史大事的强力干扰）。

而且，即使文盲率降低，也并不意味着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多好，遑论大家的文化生活；再加上「亚洲四小龙」的强势崛起……这一切的变数，令「中国落后、文盲多，得归咎于汉字」之类的观点都难免镌空妄实之嫌，颇受诘诮。

自然地，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点，这成为一些人质疑二简字的理由之一。其实细心的话，会发现不论是近些年教育部的声明，还是一部分与扫盲、汉字简化相关的权威文献当中，这类说辞都有可能会被淡化或回避，即使有，也多是「减轻人民群众和学生的学习负担」等等暧昧、浮泛的略述。

^[4]另一方面，《汉语拼音方案》才是当时文改会元老们最力推的扫盲手段。

好在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相对顺遂的，一简字和汉语拼音的推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其实，不论是汉语拼音还是汉字简化，它们对学习者的帮助，都理应是体现于具体的学习进程中，而非直接导致文盲率的降低和国人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二者是不应当混淆的。这也是官方一般只会说「汉字简化是为了减轻学习负担」的原因之一。

1972年，经周总理示意，一部分被下放劳动的原文改会委员们被召回，二简字的制定计划重新开启。此时的人们还摇旗呐喊着要将汉字逐渐拼音化，不论是否口是心非。

委员们敬小慎微地选定了一百多个字，却被质疑实在太少，建议大量增加新简化字的数量。另一方面，与周总理不同，「F4天团」坚决反对汉字简化。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和干与，令二简字的制定命运多舛，拖至1977年年末才公布，也就是最高赞回答里的那份《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公布之后，方案中的第一表随即开始试用。

虽然这只是一份草案，并非正式方案，但却是唯一面世过的二简字方案。为了迎合它的公布和试用，很多人纷纷发文，热烈欢迎它的到来。相声大师侯宝林还特地编写了一出相声，称赞创造简化字的人民群众真是「当代仓颉」。

至于「F4天团」，早在1977年年初就被冠上了「恶意阻止文字改革」的骂名，和其他罪名一起见诸报端，受大肆批判。

尽管如此，也难以掩盖这份草案遭受到了一些强烈的批评，其中不乏一简字的制定人员。而且，由于制定年代比一简字更加特殊，使得草案本身就有更多的先天不足。这令二简字的制定者们进退两难。

约莫半年之后，草案全部回炉重制，其第一表的试用也随即停止，文改会再次重组。对二简字进行修正的过程，标志着被打乱步伐多年的文字改革事业终于又步上正轨。

（虽然这份草案被召回、修正重制，但一直到1986年国家正式终止二简字制定计划时，它才被宣布废止。）

时代在变，人也会变，政策自然也要变。第二次百花齐放就在讨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期间，不知不觉地蔓延开来。

改革开放时，信息时代早已悄然降临。多年的经历和挫折，以及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带来的强烈思想冲击，让人们对汉字认知的既有分歧，再次日益地突显（之前，持异见者必须将真实想法深埋心底，或者口是心非）。许多人又一次重新审视汉字，认为汉字是一种早已发展成熟的文字，并非尚未进化成拼音文字的过渡阶段，更不是什么阻碍中国进步的糟粕。他们也终于意识到，扫盲、教育和文化事业远非区区文字能够左右，反而是后者依赖前者。

在民间，由于之前多年的乱折腾和文盲的逐渐减少，很多人对汉字继续简化、拼音化的反应也越来越多元化，还因为港台文化产业的强势大回灌，反倒掀起了一股把繁体字视作洋气、时髦特征的热潮，风靡了二十多年。

而且，由于中国方言、语言众多，之前推广普通话却又收效有限，也成为妨碍实现文字拼音化的一个难关。

在官方内部，老一辈人心怀理想，新一代人反响平平，加上国家已经将重心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改革上，文字改革的理论与认知基石产生强烈动摇。

首先是第一个观点：从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官方的对外表态一直坚持继续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明面上往往都宣称绝无抛弃汉字的想法，（我认为）实质上就是要彻底废除。

加之当时（简化）汉字无法输入电子计算机，或输入效率低下，这也为文字改革提供了新的正当理由，更有一些激进学者如陈明远先生甚至公然宣扬：「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5]

这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是老人们秉持了一生的美好理想。

上面两幅图片中描述的情形，宛若现在的朝鲜、韩国、越南一般。如果在建国之前，这还算得上进步的话，那么在日新月异的八十年代，仍持这种想法就略显保守了。

而且，台湾早在七十年代就成功发明了最早的汉字输入法「形意检字法」（仓颉输入法），率先打破了（繁体）汉字不能输入电子计算机的魔咒，大陆的王永明先生也在1983年发明了最早的简化字输入法「五笔字型输入法」，而由王选院士带头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逐步成功解决了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的显示、排版、印刷等问题。因此，前述新理由也难免受非议。

第二个观点是：拼音化并不意味着彻底废除汉字。每一种文字都是平等的，不应再强论轩轾。我们可以保留汉字，另外创造一种拼音文字，让两种文字在不同领域各展所长。长此以往，两种文字中总有此消彼长之日。

第三个观点是：恢复大多数无须合并简化的繁体字。

第四个观点是：将一简字规范化。

1985年，出现最大转折点，兹略。

1986年，最终结果出炉，我们都知道了：

a. 名义上，中国汉字将仍旧向拼音化发展^[6]，但今后对文字改革要慎之又慎，使汉字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实质上，拼音化正式进入历史，不再被谈及，拼音文字方案的制定更是自1958年起就止步不前，停留于设想阶段。）

b. 汉字规范化成为新的主题，一简字正式作为规范字使用至今。

c. 二简字无疾而终。原定的计划是最快能于1982年下半年颁布新的二简字方案，之后几经波折，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易名《增订汉字简化方案》，删改至仅收录111个新的简化字。1985年春夏之交，因上头对「汉字是否应当继续改革或拼音化」的争议过大，新方案于即将公布之际突然难产。同年12月，上头对「汉字规范化」作出定调，暗示了新方案将胎死腹中，故正式版本的《增订汉字简化方案》迄今未面世。至于先前的1977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亦于1986年6月24日正式宣告失效。

d. 被合并的繁体字几乎不予恢复，官方理由也是汉字应当规范化，认为当时情境下不宜再大幅度变动，只得依靠注解或微调尽量加以区分^[7]。

e. 汉语拼音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其实汉字简化还有第三个重要基石，那就是各种政治因素，嗯……这些基础自产生时就互相交织，它们的消亡亦然。

回首往昔，汉字正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中国缩影，宛若历史浪潮中的一叶扁舟，历尽风霜仍顽强地挺了下来。对于文字改革的主张，尽管我不支持，老人们也没能如愿达成自己的救国理想，但细细体会，我们能享受着现在的成果，评说着从前的功过短长，也正是仰赖着前人不懈追索而带来的福荫啊。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面对港台文化产业及某些涉政言论的有意无意的强势倒灌，也伴随着新一轮的推广一简字、推广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又有官方和相关人士表态、站队，力求从各个角度挖掘出一简字的合理性，不提倡民间自发使用繁体字，并采用立法的方式来保障；港台及大陆繁体字派自然不甘示弱；二简字和拼音化则被不断边缘化和淡化，几乎不为年轻人所知。

当年有人称此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网上争论的有一部分理由其实就是源自这个时期的。

不过，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部分内容，源自当年参与过文字改革的学者们的著作。）

参考

1. ^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1960-04-22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知，1960-06-04
3. ^让更多的人识字——建国初期扫盲纪实，2009-08-20 http://www.gov.cn/jrzg/2009-08/20/content_1397146.htm
4. ^ 1980年代尝有学者发文，担忧中国扫盲教育的实际成果及实际文盲率，遭其他学者发文反驳，斥其无中生有、杞人忧天，唯周有光先生持肯定态度，甚至佐证了其观点。
5. ^ 陈明远. 电子计算机与汉字改革[J]. 语文现代化,1980,(1):70.
6. ^直至2019年12月，原中国政府网站之「国情」页面下，仍明确存在「汉字最终会走拼音化道路」的表述，但2020年3月经全面改版、编辑后，相关内容均已删除，这或许是政府正式放弃「汉字拼音化」的一种悄然信号。 http://www.gov.cn/guoqing/2015-03/17/content_2835377.htm
7. ^教育部就《汉字简化方案》等发布50周年答记者问，2006-03-22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jyb/document/313457/313457.htm

比二简字强大得多的是，莫斯科为中国准备了一套汉字拉丁化方案，打算把汉字彻底送进棺材。参与这个方案的有中国人。我们能不能称之为汉奸呢？

如果建国时识字率是和今天一样的96%，而不是历史上的不足10%，那么简化字方案也是绝对不可能推行，甚至不可能被提出的。

简化字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是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让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消除了为数众多的文盲，适应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进而让一个沉沦落伍数百年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规模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而从来并不是为简化文字而简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套简化字方案，推行几年后便草草告终，根本原因同样在此：此时中国识字率已经达到80%以上，5亿多公民都已经摆脱了文盲，

所以，再多专家学者苦心考据、研究多年的成果，已经和大多数已经习惯了一简字的人民群众站在了对立面，又怎么可能成功？

而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从五笔打字法到更简便的各类拼音输入法的普及，更让汉字输入再也不成为障碍，汉字继续简化的可能性同样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一项事业或者改革，如果能够成功，肯定是站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反之则必然失败。这才是真正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试过但失败了

哪为何一简体字很成功。二简体字就失败了?

一，一简后大多数劳动力都脱离了文盲。反对二简的人过多。

一简前是一个识字者对四个文盲。

那么二简就是四个识字者对一个文盲。

二，一简多（80%）是古人曾经用的字，或草书。与旧字联系较大。

而二简则有很多生造出来的字。很多字都拼音化。看起来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想继续简化，拼音化必不可取。草书楷化才是正道。

比如熊然下面的四个点 阔以改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