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高晓松炮轰梁植愧对清华教育？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梁植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在节目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论如何有效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个选题本身，放在一个学渣那里，可能就一笑而过，但关键是，他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高晓松一听到这个题目，那感觉就像是踩了猫尾巴一样，直接就炸毛了。他认为，清华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顶尖的学府，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培养出来的人才，理应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理应有更深邃、更具批判性、更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梁植的这个选题，在高晓松看来，显得太过于“宏大叙事”却又“空洞无物”。“如何有效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话说出去谁不会说？但你是一个清华毕业生，你研究的成果，难道就只是停留在口号式的层面吗？高晓松质疑的是，梁植作为一名高材生，他的研究方向和产出，是否真的对得起清华赋予他的平台和资源。
他觉得，一个清华毕业的学生，应该有更扎实的研究方法，有更深刻的洞察力，能够提出更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我想提高大家幸福感”这种人人都能说出的愿景上。高晓松的言下之意是，梁植的选题和表达，暴露出了一种对知识的浅尝辄止，对社会责任的模糊认知，甚至可以说是辜负了母校的培养。
当然，高晓松这番话，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支持他，认为他击中了当下一些“高学历、低能力”的现象，替大家说出了心声。他们觉得，高晓松是在提醒那些身居名校光环下的人，不要忘了学习的本质是为了什么。
但也有很多人批评高晓松，认为他过于刻薄，太容易给别人贴标签。他们觉得，幸福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主观的议题，任何一个角度的研究都有其价值，梁植的选题并没有错，而且“论如何有效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这个题目，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只是他表达得不够成熟，或者说，高晓松没有给他一个充分展示的机会。
更何况，高晓松自己虽然学识渊博，但他的很多观点也常常被认为是“杂学家”，博而不精。所以，拿“愧对清华教育”这样重的话去评价别人，有人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说，这种评价本身就站不住脚。
其实，这件事反映了一个挺普遍的社会观察：人们对于高学历人才的期望值非常高。当一个名校毕业生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没有达到这种预期时，很容易引起失望甚至是批评。高晓松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他有他的观察角度和表达方式，而梁植作为当事人，他的经历也让很多人产生了共情，认为他不应该被这样轻易否定。
总的来说，高晓松“炮轰”梁植这件事，与其说是一场对具体人物的评价，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精英责任”、“知识价值”和“社会期待”的讨论。高晓松的言论，以一种比较尖锐的方式，触碰了这些敏感的议题，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辩论，而这种辩论本身，或许也正是高晓松想要看到的。
网友意见
我比较认同电影《教父》里的人生观: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为族群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事实上作为男人,前两步成功,人生已算得上圆满,做到第三步堪称伟大,而随意颠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不值得信任。
雪球上看到的

08年入学清华，建筑学院博士生
三清居士本硕博，一晃已七载
我觉得我有资格说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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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还是精英吗？——精致利己主义、面包与情怀
高晓松对梁植的批评，炸起了一片默默潜水的清华人比如我。不禁想起2014年马云来清华演讲，第一句说，他心中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杭州师范大学。我认为他是对的。
1
在路上的清华人
“你从哪来？”
“北京来的”
“大学生吧？”
“是啊”
“哪个学校的？”
“……”
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出去旅游和旁人闲聊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是否说自己是清华的？说了，好处显而易见，似乎可以坐等对方眼神刷的变了，伴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噢~”。接下来的闲聊似乎也能顺理成章的展开，无非是“很难考上吧真不容易我当年差多少多少分就上了”，要么就是“我那邻居家的谁谁谁也是清华的”，最好对方还带着孩子出行的，那么接下来的对话马上演变成“娃你过来跟哥哥学一学，这哥哥清华来的！”于是一屋子或者一车人皆大欢喜。
我问了问身边同学，结果八点五成的同学称，在路上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清华的，一般以“五道口男子技工学院”自谦。为什么不会？是因为怕麻烦。而更深的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去承担对面热切目光背后的压力，仿佛因着这清华两字，在期待你成为什么。
2
精英期待
清华人为什么受到期待？这要回顾一下我们的社会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科举制度是维护这个超稳定系统的重要结构。一人中举，十里八乡皆来道贺。通过科举的人，突然从茫茫人海平民百姓里跃龙门而出，成为官吏。官吏是成为了沟通金字塔尖的唯一极权与塔基下无数百姓的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官吏一方面有了特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背上了特殊的责任。儒家设立了一套“士”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官吏不忘自己出身的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用这套道德规范去品评官吏。
精英期待所代表的，是一个人要背负一群人责任的二元社会道德结构：社会给了你特权，因此你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要求与责任。
平民对精英的期待，在西方传统社会中也曾有过，他们的精英叫做贵族。中世纪时期受封领土的贵族，最初是秉承着严苛的道义准则的，比如要打仗征兵的时候自己第一个就要上前线。随后在漫长的中世纪中贵族道德的堕落与平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发生，人们从历史文献中突然找到了希腊的“公民社会”模型，看上去比“贵族-平民”模型要美好，如此引起了文艺复兴。当贵族的特权进一步瓦解，被逼迫着交权，这个过程可以是和平的比如英国君主立宪，可以是动荡的比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平民们干脆自己立国比如美国成立。
总之，彻底或不彻底的，西方国家走向了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平民”和“贵族”都变成了“公民”，二元变成了一元，精英期待消失了。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参政议政，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公民权利——自由、民主成为了公民社会的必需品。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而更多的权利需要靠自己创造价值来交换。“精英公民”或许还存在，有资本家，有政客，有明星，但他们只是比较出色的“公民”，与原本负有道德责任的“贵族”是两码事。其他的公民并不用高尚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也不对他们有所期待，反而经常咒骂他们，诋毁他们，并且在梦中希望自己成为他们。
说了那么多历史，是为了接下来说明在社会转型里中国社会的精英期待将散未散的现实情形，以及这种情形下原精英群体的一种变化。
3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一个偏远乡村地区出了一个清华学子，乡亲们欢喜的送他离乡之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心中所寄予厚望的远处那座学府里悄悄发生的改变……
从留美预备学校出国留洋的第一代清华人，是这个古老国家派往新世界的使者，背负着沉甸甸学成归来救国图存的期望；建国初年的第二代清华人，是这个贫穷国家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不多的人才，背负着带领百废待兴的国家奋起直追的期望；文革后招生的第三代清华人，是改革开放后的先行者，作为新鲜力量在各行各业里大展拳脚；但是作为新世纪毕业的第四代清华人，举目四望，一片欣欣向荣，到处热火朝天，不禁迷惑问道：国家啊人民啊，请问现在还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情吗？
当中国走向开放，西方的个人主义公民社会的思想如约而至，首先到达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如获至宝：“终于可以摆脱身上沉重的期待了，当精英多累啊！就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你们别看我，我虽然考上了清华，也不过是平凡人一个。我也要拼命奋斗，我也要养家糊口，但我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你们，OK？”就像西方受到批评或威胁的社会精英会用公民的权利维护自己说的一样：“我赚的是不少，可这是我的合法劳动所得”，“我有时候会偷腥，但是上帝啊，我只是个普通人，也会犯错误的”。
这种自我维护的办法，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从“精英”降格为“公民”。
清华隔壁的北大，有位老教授提出大学里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形容这些转变中的精英，他们尚且享受部分的精英特权，但同时正急于去掉自己的精英责任。
4
安全感与家国天下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讲，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我看来中外智者的意思多少有些相像：要是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就别吹嘘要改变世界了。要是你自己家人都照顾不好，就别去征途星辰大海了。简而言之就是：
你已经安全了，然后才可以做不靠谱的事情。
道理不难懂，真正关键在于，那条从量变到质变的安全线在哪里，那条终于可以走出自家草庐可以去改变世界的线在哪里，那条终于可以满足安全需求了去出征星辰大海的线在哪里，那条终于饱暖了可以思淫欲的线在哪里（注：淫是过甚的意思，不做色情解）。在穷困年代里，一介学生也要为了遥远的军国大事献计献策。在人人平等的年代里，一介学生也要就遥远的主义问题争执不休。在和平繁荣的现在，可以做不靠谱的事情的这条安全线却似乎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你的生活要比较优渥，不然一分钱二毛钱们就会迅速放倒你这个英雄汉。你要在社会地位的长长的鄙视链中处于中等偏上以上的位置，否则远远近近的闲言碎语会来叨扰你这个幻想家。你的渴望与不甘，似乎都需要看脸，或者看钱包，来定性它们是褒义还是贬义。
考试考得好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特权，已经远远不如科举时代鱼跃龙门，甚至也不如建国初期的大学生受人瞩目。如今外有十万海归精英虎视眈眈，内有无数一流大学拔地而起，同时随着出生人口高峰到达就业年龄，就业需求在饱和，现在清华人与非清华人的待遇差别，远远小于过去的任何时候。以至于很多清华人毕业后，尚不能立刻获得一般定义的安全感，仍在心理、物质与社会观念的安全线以下挣扎，更远不及到达传统上对精英的期待。梁植的困惑，也正代表包括我在内很多清华人的困惑，一边背负着情怀，一边渴望着面包。
很多情怀，都被面包打倒。
5
谁的愤怒
高晓松对梁植的愤怒，不如说是传统观念里的“精英”，对正接受了个人主义处在转变中的“精英”的愤怒。
思想的传递有点像快递物流。快递发货以后先到枢纽站，再到地方的中转站，最后才到达一个个终点。思想也是，先到信息集散的中心，再到信息的传递者，最后才到达神经末梢。传统社会的精英们最先接触到了个人主义思想，开始踏入只需要负责自己福祉的公民社会，并以此为理由摆脱责任。然而传统社会中的平民则后知后觉，还认为他们所期待的精英们，会带领他们，会引导他们，会照顾他们，会抱着国家与民族的理想与责任感去奋不顾身。当他们发现这些精英已经开始为自己打小算盘谋自己的出路了，难免感到失望，进而愤怒。
从传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阵痛是必然的。当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理想传递过来，精英阶层先行接受个人主义思想，平民阶层被抛弃感到失望愤怒，这个过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正在经历：比如印度，精英阶层全盘西化纷纷移民英美，落后乡村地区平民尚处在农奴社会；比如中东石油国，皇室或军阀把持资源，任由宗教斗争充斥平民阶层的头脑；比如原苏联的东欧国家，精英阶层窃据国有资产成为大亨，平民阶层则在政治左右翼中反复倾轧……相比这样的动乱或者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发展一路走来，步步维艰，殊为不易。
从精英-平民二元社会结构走向公民社会一元结构的过程，就像一个家庭走向成熟分化的过程。自然的家庭成熟过程是孩子逐渐自立，父母逐渐脱离，成为新的独立的相互尊重的家庭。然而由于思想传递的不同步，两边的步调不一致，就像孩子尚期待父母关照，父母却突然认为孩子该自立了。于是父母埋怨孩子不懂事，孩子愤怒父母不管他。两边都很愤怒，两边也都很委屈。
对于这种矛盾，就像治家一样，其实没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彼此包容与理解。那走的快的，请留心聆听走的慢的人们的期望；那走的慢的，请加把劲迎头赶上。
6
果然爱是最后的答案
近来有很多可喜的变化，一方面社会赋予精英和平民在权力上的差别正在被拉平。从制度环境上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不断削减，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反腐成为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全方位的征信体制在建立完善，行政过程与企业运作都在走向公开透明。同时平民的公民意识正在迅速而且坚定的觉醒，中国社会对互联网全方位的拥抱正迅速使信息传播变得扁平，知识和信息上的垄断正在被打破。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感已经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固然在清华里仍有比较好的传统，比如去年特奖的又红又专的马氏姐妹，比如每年上千个基层调研的实践支队，但是做志愿者、公益创业、社会创新、带动乡村发展、关爱弱势群体，都已经成为了更多人们的行动，成为更多不问出身的人们的共同志愿。
清华人，说到底也只是经历了精英教育，与成为精英尚还有很远的距离，并且这距离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远。2014年马云来清华演讲，第一句说，他心中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杭州师范大学。我认为他是对的，未来学生不再凭学校而贵，而是学校凭学生为傲。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出去旅游和旁人闲聊需要自我介绍时候，是否会说自己是清华的？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母校并不会带给我什么外在的东西，她该给的都已经给了我。我也许令人满意，也可能让人失望，但我仍是清华人。我希望人们认识到更多像我一样，普通的、文艺的、二逼的、奇奇怪怪的、靠谱的、不靠谱的，清华人。
我心中的社会理想是，学校只是教育和研究机构，与社会资源分配无关，清华也不过是中国众多好学校中比较出名的一所而已。我们的社会精英并不一定来自名校，他们将来自于各行各业，来自于真刀真枪，来自于实干与创新。他们的权利和资源，仅仅是实实在在由他们为社会已经做出的贡献交换而来。并且，他们仍然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并非来自于社会道德的义务或期待，而是纯然地发自内心。中国式的公民社会，到底与西方公民社会应有所不同。人类族群中相互关爱的一面，表现在西方公民社会中是宗教与慈善，表现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之中，或许正是那古老的，反映在《易经》与清华校训之中的自然均衡的东方智慧：
自强不息 之余，勿忘 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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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
Air360china航拍团队提供的清华全景图
原文载于本人的微信号
城市周看，做个明知故问的笨人 微信订阅：cityzhoukan
---------2016.9.22更新----------
过了很久回头看，发现评论区有一些很有趣的言论：其开头基本是“你们清华”，手动把人们对立起来，远近亲疏摆明了。这就是讨论社会话题的难处，每个人都带好了立场，这还怎么能客观交流呢。最后不过是各自宣泄本群体的情感与欲望，争取本群体的影响力罢了。
讨论之前，要尽量试图忘记自己的身份，原理是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意思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
此刻，不是分“你们”“我们”，而是每个人都身负是百分之几的“你们”，百分之几的“我们”，是一种类似于薛定谔的猫的存在：是六道众生里轮回的一个魂，不知道下一世如何；是江河湖海中都可能存在的一滴水，不知道下一刻在哪。
我在当时写作的时候试图接近这种状态，去接近和解释不同群体的思维，有的人看出来了表示欣赏，有的人认为仍然不够，这都正常，现在的我大概能做的更好一些。
虽然很难，但唯有尽可能接近“无知之幕”的状态，我们方可以坐下来交流，试图找到更好的答案，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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