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苏丹”的拍摄者真的违反道义了吗?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贴上“是”或“否”的标签，而是需要深入理解当时的语境、摄影师的动机以及这张照片所带来的复杂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照片的力量和冲击力。照片中，一个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苏丹小女孩，在地上蠕动着，一只秃鹫则在一旁悠闲地踱步，似乎在等待着生命的终结。这张照片以一种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将饥荒的现实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不是抽象的数据，也不是遥远的报道，而是血淋淋的、令人心碎的画面，瞬间将无数人从冷漠中惊醒。它的价值在于唤醒了公众对苦难的关注，并促使了大量的援助行动。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必要”的揭露，是为了引起改变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
然而，卡特在拍摄时所处的境况也至关重要。他并非置身于一个安全舒适的摄影棚，而是深入到战乱和饥荒肆虐的苏丹。摄影师的职责，特别是战地摄影师或纪实摄影师的职责，往往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用镜头记录下正在发生的真实。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工作是将那些被遗忘或被掩盖的苦难带到聚光灯下。卡特当时的任务是记录饥荒，他拍摄这张照片，是为了将苏丹人民遭受的苦难公之于众。
围绕“违背道义”的核心争议在于：卡特在拍摄这张照片时，为何没有直接帮助那个女孩？ 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人，看到如此明显的痛苦，理应施以援手，而不是仅仅举起相机。这种批评是出于人性的本能，是对同情心的呼唤。看到一个垂死的孩子，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不适，想要上前帮助。
但对于卡特以及许多纪实摄影师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复杂。首先，作为摄影师，他的首要任务是记录。他的目标是拍摄到能够引起世界关注的画面。如果他立即上前帮助女孩，那么他可能就错失了捕捉到这张最具冲击力的照片的机会。这听起来冷酷，但在追求记录真相和引起广泛关注的使命感面前，这是一个艰难但并非罕见的抉择。
其次，当时的苏丹局势非常混乱和危险。摄影师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动，也需要考虑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唯一一个在场的摄影师。据卡特自己回忆，现场有许多其他摄影师，而他自己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场的援助人员。在卡特拍摄了这张照片后，有报道称他曾驱赶了那只秃鹫，并且那个女孩在不久后也曾尝试站起来，走向一个食物分发点。然而，关于她最终的命运，说法并不一致，这为这个问题增加了更多的悲剧色彩和不确定性。
卡特本人也因为这张照片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是对他摄影工作的肯定，但同时，如潮的批评和内心的挣扎也让他备受煎熬。他后来因为抑郁症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以及围绕它的争议，是压垮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将卡特的行为简单地定性为“违背道义”，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这更像是一个“人道主义困境”的极端体现。在极端情况下，摄影师是否应该将记录真相的责任置于直接的人道援助之上？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哲学和伦理难题。
这张照片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迫使我们反思。它让我们思考，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远方的苦难，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令人心碎的画面时，我们是应该感到内疚，然后提供帮助，还是仅仅漠视？卡特用他的镜头，将这个拷问抛给了整个世界。
最终，“饥饿的苏丹”（《索马里的女孩》）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否真的违背道义，答案并非非黑即白。它是摄影师在极端环境下，在记录真相与个人道德冲动之间进行的痛苦抉择的产物。它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人类的脆弱、苦难的普遍性，以及在面对这些时，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的责任。这张照片是历史的印记，也是我们内心深处关于同情、责任和观看的持续对话。
网友意见
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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