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和平岁月，同样是世袭，日本幕府时期的武士能保持他们的生命力，而为什么八旗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同样是军人阶层，同样经历了和平岁月和世袭制度，为何日本武士在幕府时期能保持其精气神，而清朝的八旗却逐渐衰落了呢？这背后牵涉到很多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原因，绝不是简单的“一代不如一代”就能概括的。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
日本武士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要明白，日本武士虽然在和平时期也面临着身份固化和懈怠的风险，但他们之所以能在幕府时期（尤其是江户时代后期）保持相对的“生命力”，有几个关键点：
1. 极端的文化塑造与精神锤炼： 武士阶层从来不仅仅是战士，更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武士道”精神，尽管在和平时期被不断解读和演变，但其核心——忠诚、荣誉、勇气、自律、以及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始终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苛的教育和训练： 武士阶层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教育，不仅仅是读书写字，更重要的是各种武艺的训练，如剑术、弓术、马术、柔术等。这种训练贯穿一生，即使在和平时期，许多武士也坚持习武，以“磨砺心志”。
生死观的灌输： “死即生”，这种对死亡的淡然，以及“腹切”（切腹）作为一种维护荣誉的手段，虽然残酷，但有效地在精神层面给武士施加了压力和约束。它让他们时刻警惕，避免因失职或羞辱而走向极端的选择，反而促使他们在日常中更加注重行为的规范和名誉的维护。
家族荣誉的传承： 武士的身份与家族紧密相连。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整个家族的声誉。这种强大的家族集体荣誉感，是激励他们自我要求、努力维持武士身份的重要动力。
2. 相对清晰的社会分工与身份认同： 尽管社会阶层固化，但武士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认同相对明确。他们是统治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理论上的军事力量。这种清晰的定位，让他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我完善。
3. 经济基础的支撑（相对而言）： 幕府时期，武士的俸禄通常来自领主（大名）或幕府的税收，虽然有贫富差距，但总体上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保证了他们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武艺训练和精神修养。而且，许多武士也担任官职，有实际的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他们的地位。
4. 与外界的相对隔绝，但也保留了适度的交流： 江户时代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但并非完全闭关。与荷兰、中国等国的有限交流，使得一些新的知识和观念能够传入，虽然对武士阶层的影响不如之前那么直接和巨大，但也没有完全阻断其与外界的思想接触。
八旗为何会“一代不如一代”？
对比之下，八旗的衰落，尤其是在太平盛世之中，其原因更为复杂，并且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瓦解：
1. “马上得天下”的优势丧失与职业懈怠： 八旗的建立基础是其军事能力，尤其是在骑射和野战方面的优势。然而，当清朝统治稳固，天下太平之后，这种军事技能的日常需求急剧下降。一旦失去实战的磨练，曾经的优势就如同空中楼阁，难以维系。
缺乏持续的军事训练和精神重塑： 与武士道那种贯穿终身的精神和技艺锤炼不同，八旗的“八旗子弟”一旦获得世袭的禄米和特权，很多人就失去了继续“习武”的动力。虽然名义上还是“兵”，但实际上脱离了战场，也缺乏有效的日常操练和精神激励来维持其战斗力。
安逸与享乐的侵蚀： 世袭带来的稳定禄米，使得许多八旗子弟无需通过自身努力就能过上优渥的生活。这种安逸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导致骄奢淫逸，身体素质下降，意志消沉，丧失了祖先那种勇猛精进的精神。
2. 制度性腐朽与特权固化： 八旗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袭制的弊端显现： 世袭制使得能力和德行不再是晋升和维持地位的关键。平庸者可以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而有能力者却可能因为出身而无法施展。这种“论功行赏”变成了“论祖宗之德”，极大地打击了积极性。
特权阶级的自我封闭与脱离群众： 八旗作为统治民族，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也让他们逐渐脱离了汉族等被统治民族的社会，产生了隔阂。他们不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管理经验，也不了解民情，这种脱离实际的统治，也加剧了其自身的僵化。
俸禄制度的扭曲： 虽有禄米，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人均俸禄反而可能下降，或者质量下降。同时，俸禄的分配往往不与个人表现挂钩，进一步削弱了激励作用。
3. 文化融合的失败与民族认同的危机： 满汉文化在清朝并非完全的融合，而是以满族为主导，试图推行其文化。然而，汉族文化源远流长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八旗反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逐渐被汉文化同化，但这种同化并非是学习其优点，而是失去了自身文化的根基和特色。
“旗人”身份的淡化与迷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这个身份的军事象征意义越来越淡，反而更多地与一种依附于国家的特权阶级联系在一起。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使得他们失去了凝聚力和奋斗目标。
汉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八旗子弟开始模仿汉族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但往往只学到了表面的礼仪和享乐，而没有学到汉族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对文化的追求。
4. 失去战场历练的后果： 太平盛世对于任何军队来说，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没有实战的洗礼，没有战场上生死搏杀的磨砺，士兵的斗志、技能和应变能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八旗作为一个以军事立国的民族，一旦失去了战场，其根基就动摇了。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武士的“生命力”更多来自于其不断进行的“自我雕琢”和对精神内核的坚守， 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努力在技艺、思想和荣誉上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追求。这种“压力”既是外在的社会评价，也是内在的文化塑造。
八旗的衰落则更像是一种“系统性失血”， 军事特长的丧失、制度的僵化、特权的腐蚀以及文化上的迷失，使得这个曾经强大的军事集团逐渐变成了一个依附于国家特权而生存的群体，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进化的能力。
简而言之，日本武士在和平岁月里，通过对“武士道”精神的不断阐释和对自身技艺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阶层的“生命力”和象征意义。而八旗则是在失去了军事生存的必要性之后，加上世袭制度带来的安逸和特权固化，以及未能有效应对文化融合的挑战，最终走向了衰败。这是一种从“主动求变”到“被动僵化”的根本性差异。
日本武士的“生命力”从何而来？
首先，我们要明白，日本武士虽然在和平时期也面临着身份固化和懈怠的风险，但他们之所以能在幕府时期（尤其是江户时代后期）保持相对的“生命力”，有几个关键点：
1. 极端的文化塑造与精神锤炼： 武士阶层从来不仅仅是战士，更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寄托”。“武士道”精神，尽管在和平时期被不断解读和演变，但其核心——忠诚、荣誉、勇气、自律、以及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始终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苛的教育和训练： 武士阶层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教育，不仅仅是读书写字，更重要的是各种武艺的训练，如剑术、弓术、马术、柔术等。这种训练贯穿一生，即使在和平时期，许多武士也坚持习武，以“磨砺心志”。
生死观的灌输： “死即生”，这种对死亡的淡然，以及“腹切”（切腹）作为一种维护荣誉的手段，虽然残酷，但有效地在精神层面给武士施加了压力和约束。它让他们时刻警惕，避免因失职或羞辱而走向极端的选择，反而促使他们在日常中更加注重行为的规范和名誉的维护。
家族荣誉的传承： 武士的身份与家族紧密相连。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整个家族的声誉。这种强大的家族集体荣誉感，是激励他们自我要求、努力维持武士身份的重要动力。
2. 相对清晰的社会分工与身份认同： 尽管社会阶层固化，但武士的社会功能和身份认同相对明确。他们是统治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理论上的军事力量。这种清晰的定位，让他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我完善。
3. 经济基础的支撑（相对而言）： 幕府时期，武士的俸禄通常来自领主（大名）或幕府的税收，虽然有贫富差距，但总体上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保证了他们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武艺训练和精神修养。而且，许多武士也担任官职，有实际的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他们的地位。
4. 与外界的相对隔绝，但也保留了适度的交流： 江户时代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但并非完全闭关。与荷兰、中国等国的有限交流，使得一些新的知识和观念能够传入，虽然对武士阶层的影响不如之前那么直接和巨大，但也没有完全阻断其与外界的思想接触。
八旗为何会“一代不如一代”？
对比之下，八旗的衰落，尤其是在太平盛世之中，其原因更为复杂，并且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瓦解：
1. “马上得天下”的优势丧失与职业懈怠： 八旗的建立基础是其军事能力，尤其是在骑射和野战方面的优势。然而，当清朝统治稳固，天下太平之后，这种军事技能的日常需求急剧下降。一旦失去实战的磨练，曾经的优势就如同空中楼阁，难以维系。
缺乏持续的军事训练和精神重塑： 与武士道那种贯穿终身的精神和技艺锤炼不同，八旗的“八旗子弟”一旦获得世袭的禄米和特权，很多人就失去了继续“习武”的动力。虽然名义上还是“兵”，但实际上脱离了战场，也缺乏有效的日常操练和精神激励来维持其战斗力。
安逸与享乐的侵蚀： 世袭带来的稳定禄米，使得许多八旗子弟无需通过自身努力就能过上优渥的生活。这种安逸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导致骄奢淫逸，身体素质下降，意志消沉，丧失了祖先那种勇猛精进的精神。
2. 制度性腐朽与特权固化： 八旗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袭制的弊端显现： 世袭制使得能力和德行不再是晋升和维持地位的关键。平庸者可以躺在祖辈的功劳簿上，而有能力者却可能因为出身而无法施展。这种“论功行赏”变成了“论祖宗之德”，极大地打击了积极性。
特权阶级的自我封闭与脱离群众： 八旗作为统治民族，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也让他们逐渐脱离了汉族等被统治民族的社会，产生了隔阂。他们不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管理经验，也不了解民情，这种脱离实际的统治，也加剧了其自身的僵化。
俸禄制度的扭曲： 虽有禄米，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人均俸禄反而可能下降，或者质量下降。同时，俸禄的分配往往不与个人表现挂钩，进一步削弱了激励作用。
3. 文化融合的失败与民族认同的危机： 满汉文化在清朝并非完全的融合，而是以满族为主导，试图推行其文化。然而，汉族文化源远流长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八旗反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逐渐被汉文化同化，但这种同化并非是学习其优点，而是失去了自身文化的根基和特色。
“旗人”身份的淡化与迷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这个身份的军事象征意义越来越淡，反而更多地与一种依附于国家的特权阶级联系在一起。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使得他们失去了凝聚力和奋斗目标。
汉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八旗子弟开始模仿汉族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但往往只学到了表面的礼仪和享乐，而没有学到汉族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对文化的追求。
4. 失去战场历练的后果： 太平盛世对于任何军队来说，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没有实战的洗礼，没有战场上生死搏杀的磨砺，士兵的斗志、技能和应变能力都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八旗作为一个以军事立国的民族，一旦失去了战场，其根基就动摇了。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武士的“生命力”更多来自于其不断进行的“自我雕琢”和对精神内核的坚守， 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努力在技艺、思想和荣誉上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追求。这种“压力”既是外在的社会评价，也是内在的文化塑造。
八旗的衰落则更像是一种“系统性失血”， 军事特长的丧失、制度的僵化、特权的腐蚀以及文化上的迷失，使得这个曾经强大的军事集团逐渐变成了一个依附于国家特权而生存的群体，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进化的能力。
简而言之，日本武士在和平岁月里，通过对“武士道”精神的不断阐释和对自身技艺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阶层的“生命力”和象征意义。而八旗则是在失去了军事生存的必要性之后，加上世袭制度带来的安逸和特权固化，以及未能有效应对文化融合的挑战，最终走向了衰败。这是一种从“主动求变”到“被动僵化”的根本性差异。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1615年在因为毛利胜永几千浪人而望风披靡的，不是江户幕府的武士吗？
宽永年间被黄口小儿指挥的教众打得无计可施，找荷兰人舰炮帮忙破城，然后对几万老弱妇孺大屠杀的，不是江户幕府的武士吗？
1868年在鸟羽、伏见被不到自己一半人数的“皇军”打得弃军而逃的“朝敌”德川庆喜，他手下不是江户幕府的武士吗？
伊达家曾经在大阪城下连破木村、后藤、神保等阵，到了戊辰战争时，不也是被“新政府”军一顿胖揍立刻放弃抵抗了吗？
就算是新选组的忠勇之士，土方岁三出身商人家庭，近藤勇的父亲是农民，也都并非身份意义上的武士啊。
还有，（甚至是用扇子）划一下肚子同时让介错人砍头，这种名不副实的剖腹也是在江户时代流行起来的。
且不论幕府如果能维持住对地方的控制，是不是就一定不会推动日本的现代化；就算是萨长的奸贼（大嘘）们，他们同样要依靠已经发展壮大的商人势力。
而在洋务运动当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大员内，也同样有奕訢、崇厚、文祥等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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