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锋和 Jennifer 对于 CRISPR 专利权的争夺？
张锋与詹妮弗·杜德纳的CRISPR专利之争：一场科学与商业的角力
在基因编辑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CRISPRCas9无疑是其中的明星。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如同一个精准的分子手术刀，能够精确地修改DNA，为治疗遗传性疾病、改造作物等领域带来了无限可能。然而，在这项技术的背后，却是一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专利权争夺战，而这场争夺的核心人物，便是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张锋（Feng Zhang）和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
这场争夺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科学探索、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要理解这场争夺，我们必须回到CRISPR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围绕其核心的知识产权布局。
技术曙光与专利布局的先行者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最初是在细菌体内发现的一种免疫系统，用于抵御病毒入侵。科学家们逐渐发现，CRISPRCas9系统能够被改造，用于在特定位点切割DNA，从而实现基因编辑。
詹妮弗·杜德纳和她的同事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是CRISPR基因编辑应用的先驱。她们在2012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CRISPRCas9系统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并申请了相关专利。她们的技术是基于对细菌自然免疫机制的深入理解和巧妙改造，目标是实现对基因的定向切割和编辑。
与此同时，张锋及其领导的团队也在积极探索CRISPR技术的应用。张锋在2013年发表了另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展示了如何在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利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他的技术进一步拓展了CRISPR的应用范围，使其能够直接作用于更复杂的生物体。
专利的火药桶：谁是第一个将“瑞士军刀”植入人体的？
正是这两项看似互补却又存在重叠的技术，点燃了专利争夺的战火。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研究奠定了CRISPR基因编辑的理论基础，但张锋的研究则更直接地展示了其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潜力，而这正是其商业化和临床应用的关键所在。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制度采取的是“发明在先”（firsttoinvent）的原则，这意味着谁先发明了某项技术，就有权获得专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证明“谁先发明”往往比想象中复杂得多，也更容易引发争议。
张锋的团队在2011年就提交了关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申请，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论文发表在2012年。虽然从时间上看，张锋的申请似乎更早，但专利申请的范围、具体的技术细节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等关键点，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一方认为，张锋的研究是基于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基础性工作，其技术是建立在他人肩膀之上的“衍生应用”，因此在商业化应用上，杜德纳一方理应享有优先权。 他们强调，是她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CRISPRCas9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的潜力，并为此申请了专利。
另一方则坚持，张锋团队在真核细胞中实现CRISPR基因编辑是独立的、开创性的工作，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难题，将CRISPR技术从理论层面推向了实际应用层面。 他们认为，张锋的技术不仅是简单的应用，更是对原有技术的重大改进和拓展，其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具有独立的专利价值。
法律的拉锯战：漫长的诉讼与庭外和解
这场专利争夺战主要在美国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进行，其过程充满了法律的拉锯和复杂的证据比拼。PTAB会进行“干涉诉讼”（interference proceeding），旨在确定谁先发明了某个特定的专利主题。
张锋的专利申请集中在CRISPRCas9技术在真核细胞和病毒中的应用，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专利则更侧重于CRISPRCas9作为一种通用的基因编辑工具，无论在何种细胞中应用。
多年来，PTAB作出了数次裁决，其中一次重要的裁决倾向于支持张锋团队的专利，认为他们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是一项独立的发明。这使得张锋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的Broad研究所获得了关键的专利授权，并进一步授权给了生物技术公司Editas Medicine。
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则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权给了生物技术公司Intellia Therapeutics和CRISPR Therapeutics。这意味着，在CRISPR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两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掌握着不同的核心专利，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授权和使用壁垒。
这场专利纠纷影响深远，它不仅涉及巨额的商业利益，也关系到CRISPR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许多依赖CRISPR技术的初创公司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在两家专利持有者之间进行选择或协商。
然而，经过漫长的诉讼，双方最终在2023年达成了一项庭外和解协议。 虽然具体细节并未完全公开，但这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专利之争暂告一段落。和解意味着双方在专利权的使用和授权方面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有助于CRISPR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商业化进程。
评价：科学进步与知识产权的博弈
评价张锋与詹妮弗·杜德纳的CRISPR专利权争夺，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
科学贡献的复杂性： 两位科学家都对CRISPR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杜德纳和卡彭蒂耶揭示了CRISPRCas9作为一种基因编辑工具的潜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张锋则成功地将其应用于更具挑战性的真核细胞，并推动了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际应用。科学发现往往是渐进式的，很难简单地将功劳完全归于某一个人或团队。这场争夺也反映了科学发现中“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
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 这场争夺也暴露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在面对颠覆性技术时的挑战。如何在鼓励创新和保护早期研究成果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复杂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准确界定“发明”和“应用”，以及如何避免专利垄断阻碍技术传播，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美国“发明在先”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专利审判的漫长和复杂性，也使得类似纠纷更加棘手。
商业利益的驱动： 基因编辑技术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初创公司。专利是这些公司获取竞争优势和盈利的关键。因此，这场专利争夺的背后，也充满了商业利益的驱动。双方及其背后的机构都在努力确立和巩固自己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地位。
对CRISPR技术发展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专利争夺可能导致技术授权的复杂化，增加研发成本，甚至可能限制某些应用的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它也促使双方和相关公司更加积极地探索和巩固其在CRISPR领域的领导地位，通过专利授权和合作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和普及。最终的和解协议，虽然未必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为CRISPR技术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
总而言之，张锋与詹妮弗·杜德纳的CRISPR专利权争夺，是一场深刻反映现代科学研究、知识产权法律和商业运作相互作用的案例。它不仅仅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更是关于如何定义和保护科学发现，以及如何在科学进步的浪潮中平衡各方利益的复杂博弈。这场争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去审视一项革命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基因编辑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CRISPRCas9无疑是其中的明星。这项革命性的技术，如同一个精准的分子手术刀，能够精确地修改DNA，为治疗遗传性疾病、改造作物等领域带来了无限可能。然而，在这项技术的背后，却是一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专利权争夺战，而这场争夺的核心人物，便是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张锋（Feng Zhang）和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
这场争夺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科学探索、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要理解这场争夺，我们必须回到CRISPR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围绕其核心的知识产权布局。
技术曙光与专利布局的先行者
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最初是在细菌体内发现的一种免疫系统，用于抵御病毒入侵。科学家们逐渐发现，CRISPRCas9系统能够被改造，用于在特定位点切割DNA，从而实现基因编辑。
詹妮弗·杜德纳和她的同事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是CRISPR基因编辑应用的先驱。她们在2012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CRISPRCas9系统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并申请了相关专利。她们的技术是基于对细菌自然免疫机制的深入理解和巧妙改造，目标是实现对基因的定向切割和编辑。
与此同时，张锋及其领导的团队也在积极探索CRISPR技术的应用。张锋在2013年发表了另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展示了如何在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利用CRISPRCas9进行基因编辑。他的技术进一步拓展了CRISPR的应用范围，使其能够直接作用于更复杂的生物体。
专利的火药桶：谁是第一个将“瑞士军刀”植入人体的？
正是这两项看似互补却又存在重叠的技术，点燃了专利争夺的战火。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研究奠定了CRISPR基因编辑的理论基础，但张锋的研究则更直接地展示了其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潜力，而这正是其商业化和临床应用的关键所在。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制度采取的是“发明在先”（firsttoinvent）的原则，这意味着谁先发明了某项技术，就有权获得专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证明“谁先发明”往往比想象中复杂得多，也更容易引发争议。
张锋的团队在2011年就提交了关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申请，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论文发表在2012年。虽然从时间上看，张锋的申请似乎更早，但专利申请的范围、具体的技术细节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哺乳动物细胞等关键点，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一方认为，张锋的研究是基于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基础性工作，其技术是建立在他人肩膀之上的“衍生应用”，因此在商业化应用上，杜德纳一方理应享有优先权。 他们强调，是她们的研究首次揭示了CRISPRCas9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的潜力，并为此申请了专利。
另一方则坚持，张锋团队在真核细胞中实现CRISPR基因编辑是独立的、开创性的工作，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难题，将CRISPR技术从理论层面推向了实际应用层面。 他们认为，张锋的技术不仅是简单的应用，更是对原有技术的重大改进和拓展，其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具有独立的专利价值。
法律的拉锯战：漫长的诉讼与庭外和解
这场专利争夺战主要在美国的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PTAB）进行，其过程充满了法律的拉锯和复杂的证据比拼。PTAB会进行“干涉诉讼”（interference proceeding），旨在确定谁先发明了某个特定的专利主题。
张锋的专利申请集中在CRISPRCas9技术在真核细胞和病毒中的应用，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的专利则更侧重于CRISPRCas9作为一种通用的基因编辑工具，无论在何种细胞中应用。
多年来，PTAB作出了数次裁决，其中一次重要的裁决倾向于支持张锋团队的专利，认为他们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是一项独立的发明。这使得张锋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的Broad研究所获得了关键的专利授权，并进一步授权给了生物技术公司Editas Medicine。
而杜德纳和卡彭蒂耶则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权给了生物技术公司Intellia Therapeutics和CRISPR Therapeutics。这意味着，在CRISPR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两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掌握着不同的核心专利，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授权和使用壁垒。
这场专利纠纷影响深远，它不仅涉及巨额的商业利益，也关系到CRISPR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许多依赖CRISPR技术的初创公司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在两家专利持有者之间进行选择或协商。
然而，经过漫长的诉讼，双方最终在2023年达成了一项庭外和解协议。 虽然具体细节并未完全公开，但这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专利之争暂告一段落。和解意味着双方在专利权的使用和授权方面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有助于CRISPR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商业化进程。
评价：科学进步与知识产权的博弈
评价张锋与詹妮弗·杜德纳的CRISPR专利权争夺，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
科学贡献的复杂性： 两位科学家都对CRISPR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杜德纳和卡彭蒂耶揭示了CRISPRCas9作为一种基因编辑工具的潜力，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张锋则成功地将其应用于更具挑战性的真核细胞，并推动了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际应用。科学发现往往是渐进式的，很难简单地将功劳完全归于某一个人或团队。这场争夺也反映了科学发现中“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
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 这场争夺也暴露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在面对颠覆性技术时的挑战。如何在鼓励创新和保护早期研究成果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复杂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准确界定“发明”和“应用”，以及如何避免专利垄断阻碍技术传播，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美国“发明在先”原则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专利审判的漫长和复杂性，也使得类似纠纷更加棘手。
商业利益的驱动： 基因编辑技术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初创公司。专利是这些公司获取竞争优势和盈利的关键。因此，这场专利争夺的背后，也充满了商业利益的驱动。双方及其背后的机构都在努力确立和巩固自己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地位。
对CRISPR技术发展的双重影响： 一方面，专利争夺可能导致技术授权的复杂化，增加研发成本，甚至可能限制某些应用的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它也促使双方和相关公司更加积极地探索和巩固其在CRISPR领域的领导地位，通过专利授权和合作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和普及。最终的和解协议，虽然未必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为CRISPR技术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
总而言之，张锋与詹妮弗·杜德纳的CRISPR专利权争夺，是一场深刻反映现代科学研究、知识产权法律和商业运作相互作用的案例。它不仅仅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更是关于如何定义和保护科学发现，以及如何在科学进步的浪潮中平衡各方利益的复杂博弈。这场争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去审视一项革命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网友意见
科研圈子的八卦正是鄙人所长啊。首先表明观点：CRISPR很有可能得Nobel Prize，张锋也有最终拿到CRISPR技术专利的可能，但是这并不能使张锋拿Nobel Prize，也不能使其在science community里面获得CRISPR的老大地位，最多排到第三或者第四。
下面我来详细分析。
第一，Doudna和Charpentier针对CRISPR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而张锋没有。在Doudna和Charpentier之前，根本就没太多人关心CRISPR的事情，正是她俩的基础研究使得CRISPR作为一种基因组编辑技术成为可能。因此，张锋虽然是第一个实现CRISPR在mammalian cell里编辑基因组的，但是这个技术概念是Doudna和Charpentier提出的，最基础的研究也是这二位做的。在强调开创性的诺奖面前，张锋在CRISPR方面怕是比不过Doudna和Charpentier。
第二，张锋并不是唯一的mammalian cell CRISPR技术的最早开发者，George Church也是，甚至他们的论文都在同一期的Science上发表。这就麻烦了，如果张锋因为mammalian cell CRISPR技术与Doudna和Charpentier并列，那George Church怎么算？诺奖是不可能给四个人的，这种情况下给三个人把George Church落下也不合适，所以最说得通的解决方案就是Doudna和Charpentier排第一队伍，张锋和George Church排第二队伍。
再者，从后续的研究来看，Charpentier取得的进展主要是CRISPR的分子基础，从论文数量看是三人中最少的，可能是研究组规模所限；张锋的进展主要是CRISPR的技术应用，论文数量居中；Doudna则是在CRISPR的分子基础、晶体结构、系统发生、技术应用方面全面开花，高质量的论文数量比张锋略高。因此从目前的学术情况来看，张锋比Doudna的江湖地位要低，能威胁到Charpentier，但Charpentier毕竟是领域元老；在science community，元老可能拿不到钱，可能发不了paper，但在谁是原创层面，大家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至于专利权最后归谁，这就是法律层面的事情了。谁能拿得出更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谁能雇得到更厉害的专利律师，谁在专利大战中准备得更充分，专利就归谁；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比如前些时候就有好几个做CRISPR的九袋长老出来呼吁大家都不要争专利权了，把CRISPR技术公开源得了。最后专利大战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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