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张维为的言论观点？
张维为这个名字，在近些年中国的公共讨论中，可以说是相当响亮。他以“中国模式”、“文明优越论”等概念著称，频繁出现在各类讲座、访谈和电视节目中，为国内外的听众解读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优势。评价他的言论观点，不能仅仅停留在“好”或“坏”这样简单的标签上，而是需要深入理解他所传达的核心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在不同语境下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争议点。
首先，我们得梳理一下张维为的主要观点。
核心论点与支撑
张维为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效的道路，并且这种道路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模式，尤其是在提供稳定、发展和民众幸福感方面。他常常用“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理论框架，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1. “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与优越性： 这是他最常强调的。他认为，与西方强调自由、民主、多党制不同，中国采取了一种“强国家、强政府”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高效的社会治理。他喜欢用“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等词汇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并认为这种务实的、渐进式的发展路径，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和效率低下。他会列举中国在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成就，来佐证这种模式的成功。
2. 文明优越论与西方衰落论： 在此基础上，张维为进一步提出，中国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其哲学思想和治理智慧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生命力。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在近代取得了物质上的辉煌，但在价值观、社会凝聚力等方面正面临深刻的危机，例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抬头、贫富差距扩大等。他经常引用一些西方政治家、学者的话，来印证他对西方制度性困境的判断，并以此衬托中国制度的优势。他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的批评，往往集中在多党竞争带来的“内耗”和“低效”上。
3.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叙事”： 张维为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作为“中国叙事”的传播者，尤其是在国际场合。他试图用一套中国化的语言体系和逻辑，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样做的好处。他认为，西方媒体和视角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权，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而中国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他提出的“东升西降”的趋势判断，就是为了表明中国正在崛起，而西方相对式微。
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评价张维为的言论，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
积极与有益的方面：
提升民族自信心： 在中国经历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提升的背景下，张维为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他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发展的成就，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理解国家进步的框架。
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另类解释，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这对于那些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现实问题感到困惑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推动国内改革的讨论： 虽然他主要是在论证现有制度的优越性，但对西方制度弊端的分析，有时也能引发对国内改革方向和深度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是被引导的。
作为一种“话语构建”的样本： 从传播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张维为成功地构建了一套具有辨识度的“中国叙事”，并在国内外积极推广，这本身是一种有效的政治传播实践。
潜在的争议与批评：
“选择性叙事”和简化处理： 这是对张维为观点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批评者认为，他往往只选取对他论点有利的证据，而忽略或淡化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负面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权力寻租等。对于西方制度的批评也常常带有标签化和刻板化的倾向。
概念的模糊性和过度推广： “中国模式”、“文明优越论”等概念，在学术界和公众中存在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如何界定“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其普适性如何，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文明优越论”，则容易滑向民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泥沼。
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一些评论认为，张维为的论述在理论层面和现实操作层面存在一定脱节。例如，他强调的“顶层设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具体实施中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如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是重要的现实挑战。
对民主与自由的忽视：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评，有时会显得对民主制度中包含的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等核心价值的忽视。将“稳定”和“发展”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可能忽视了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等基本人权。
“西方衰落论”的片面性： 尽管西方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但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文化多样性、学术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将西方简单地视为“衰落”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判断。
作为一种“宣传”而非“分析”： 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张维为的言论更偏向于一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而非严谨的学术分析或客观的社会评论。他的目标更多是说服和引导，而不是引发更深入的批判性思考。
总结来说：
张维为的言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是因为他触及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定位等核心议题。他的观点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崛起和制度优势的“中国叙事”，对于构建民族自信和统一思想具有一定的作用。
然而，他的论述也存在显著的争议点，主要在于其“选择性叙事”、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对西方制度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片面性解读。他的观点更像是为特定政治立场和发展道路进行辩护和推广，其逻辑和论据是否经得起多角度、深层次的检验，是评价他言论的关键所在。
一个健康的社会讨论，应该能够包容不同观点，既肯定成就，也正视问题。在评价张维为的言论时，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他对于中国发展成就的梳理和对于国家叙事的构建思路，但同时也要保持审慎的批判性思维，不被单一的叙事所局限，去深入理解中国发展背后复杂的多层面现实，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更多元的视角。这才是更成熟、更负责任的态度。
网友意见
有啥新奇的，早一百年前中国就有人宣传这一套东西。戴季陶主义嘛，对内主张阶级调和，恢复传统伦理道德，构建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的劳资关系、社会秩序。对外民族主义，强调所有人团结起来，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戴季陶主义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在外，贫苦的根本原因是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欺压，中国还不存在阶级分化，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区别，因此无需强调阶级斗争。我党很多大佬比方说毛主席，陈独秀，恽代英，都批判过。瞿秋白还专门撰文《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批判这一谬论。
以下摘抄一些戴季陶主义的经典论调:
我先要请教今日对中国国民党持反对态度的各位朋友们：你反对中国国民党，是不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不良？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不对？……若只以为他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你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而不应该因此就反对他，破坏他，甚至不惜因破坏中国国民党，以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谁都知道破坏国家整个的生命，就是破坏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孙永久的生命，这个关系太大了。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
——戴季陶《八觉》
每一个国民，必须在日常生活之中，事事以国家为前提，处处以民族为本位。致之于复兴的境域，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建设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则独立自由国民之人格乃能树立。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我们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像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所以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说，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的必要。
——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
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
——戴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
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不过实话实说，陈平张维为之流的知识水平连给戴季陶提鞋都不配。戴季陶毕竟炮党理论大师，是真正的国师，说不出来“2000¥＞3000$”这种把群众当猴耍的话来。就连道德水平陈平和张维为之流也不配和戴季陶比。戴季陶和陈布雷一个炮党理论大师，一个炮党御用文人，都在炮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以身殉道了，陈平张维为有这个骨气吗？
即使是被周总理硬点为“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戴季陶还知道：
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
——戴季陶《工人教育问题》
可见这么一个鼓吹阶级调和的“右派中最危险的家伙”也比某些人要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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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评论区有些朋友 @赵廉 还是不明白啊。
戴季陶主义和阶级调和论为何最后在中国破产了呢？因为这一套理论果脯实际操作起来以后，就变成了只要求中下层，而上层完全没人鸟这玩意了。
说要以国家利益为最优先，结果果脯上层挖起国家墙角来那叫一个凶
近日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子文违章舞弊，私批外汇案，余本令行政院彻查，尚未呈覆。而中央日报副编辑乃探得经济部所查报之内容，先行登载发表，并误记数目，以一百八十万美金误记为一亿八千万美金，因之中外震惊。余严电财部公布真相，稍息民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自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
——蒋介石日记 1947年8月1日
对孚中、扬子各公司违法外汇，子文私心自用如此，昔以荒唐误国，犹以其愚顽而尚无舞弊之事谅之。今则发现此弊，实不能再恕，故依法行之，以整纪律。
——蒋介石日记 1947年8月3日
他们都是贼，没有一个干净的！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
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
——美国总统杜鲁门评价果脯高层
说要阶级合作，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结果工人只要罢工，就露出真面目，第一反应就是血腥镇压。
蒋夫人住在白宫时，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和她谈话的男士们的反应，让人觉得可乐。他们觉得她妩媚、聪明、使人着迷，但他们都有些害怕她，因为她在为中国及其丈夫的政权争取所需时，是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天鹅绒般的细手和低沉温和的声音，掩饰着她有如钢铁般的决心。她和男士们谈话时，偶尔会流露出令人惊讶的残忍，不过在我面前没有过。我告诉富兰克林，她是个甜美、温柔、楚楚可怜的人，但他发现了蒋夫人的另一面，取笑我感觉迟钝。我记得某次晚宴上的一个事件。刘易斯（John L.Lewis）当时正在闹事，富兰克林请教蒋夫人：在中国，你们会怎么对付刘易斯这样的工会领袖？她没说一个字，但美丽的小手安静地滑过她的喉部——一个最具表达力的手势。
——罗斯福夫人回忆录《This I Remember》
工人要加工资，就搬出以大局为重的调子，工人罢工就直接军警伺候，那所谓的阶级调和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在果脯实际操作起来，阶级调和论就变成了工人要待遇要权益就是错的，你听我的就对了。
最终戴季陶主义就成了大型双标范例，成了果脯单纯的舆论工具。再进一步说，果脯为什么明知这些道理，却做不到呢？这是果脯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既然基本盘是地主和官僚资本，那在缺少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抵制住实际利益的诱惑，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资产阶级呢？即使蒋介石戴季陶管得住自己，他们也管不住以孔祥熙孔令侃宋子文为代表的“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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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评论区又有朋友把戴季陶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提并论。这可真是乳社民党了。
首先应该明确，蒋戴之流对工人罢工，民众集会的态度。
工人如不以国家之利益为重，而欲独求自身利益之增进，必无是理。又使一国之人，农工商学，各顾其私，不念国家共同之利益，则其结果必如驶孤舟于大海，同舟之人，互相残害，非至同归陷落不止。故凡我工人，当知中国实如大海一孤舟，不可再以怠工罢工及其他阶级斗争之手段，破坏本国人民之产业与秩序，以自取覆亡。吾人于工商各种职业之任务外，实有救国救民之大任，国愈危，民愈弱，则此大任必随之加重。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禁止工人罢工的“告诫书”》（1928年10月）
（一）首都内非得戒严司令部及公安局允许不得集会，请求集会时须有人负责签名，如不得戒严司令部、公安局允许，私自集会或集会中不服制止时，立即将请求人拿办法治;（二）各县取缔民众集会事宜，由各县县长会同驻在军队长官办理之。
——《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致国民政府呈（1927年12月26日）密呈第二二号》
你见过哪个社民党反对strike和march吗？那么蒋戴之流不走社民党工会罢工，议会民主的路实现阶级调和。他们想怎么操作呢？答案就在评论区 @诗与诸神 主张补充上的戴季陶的道统论中：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先生认为阶级出来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所以先生在这一点，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回到平民的地位来。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
换句话说，戴季陶希望统治阶级能够想起他作为人类的仁爱本性，实行古时候儒家最为推崇的“君子爱民的仁政”。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而我们知道传统儒家想要实现的仁政，实际上是希望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作为天子牧民。在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天子治下，天子又作为全国的道德典范行为模范，上下百官也上行下效，从而达到全天下的仁政。有了这样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天子，又有了以天子为榜样的百官，“民”就可以放心地服从管理，将自身命运老实地交给大小“青天大老爷”们，也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
这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在传统儒家思想及戴季陶主义中，“民”就是消极被动的，一切决策交给仁爱的“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会妥善地处置好各类矛盾，“民”只用服从安排就好了。这么唯心主义的想法，我想接受过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青年们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有问题。民国的结局也证明了，所谓“资本家仁爱的性能”，“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是完全靠不住的。
恶心。
国师张维为与德州贱客陈平简直就是当代卧龙凤雏。
得一人可安天下，亡一人则汉室难兴。
还有幼麒胡编、冢虎李毅、冰镜先生司马南辅佐，我眼中已经望见了盛唐！
向大家介绍一下玉米棒子的全民党理论，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终于将自己和马恩列摆在一起，提出了自己天才理论——全民党。
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原因是：
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
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
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
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通过抹杀阶级差别，掩盖了苏联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做法和资产阶级国家掩盖阶级斗争的方式如出一辙。
此时，苏共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党，公开否定党的阶级属性，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是“容纳一切人的党”。
这就是苏联堕落的开始，从此之后特殊利益阶层就可以躲在“全民党”理论身后，为自己的家族谋取私利，而作为“人民”的一员，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利益都解释成“人民的利益”，也为苏联亡国埋下了祸根。
所以反对“全民党”就是在挽救国家，挽救劳动人民的权力，这是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清醒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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