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幕府末年，幕府为什么打不过2个藩？
一、 藩的力量在增长，幕府的权威在衰落：根本的矛盾
首先，我们要明白，德川幕府建立的基石是“锁国”和“安定”。它通过严苛的制度，如参勤交代、武家诸法度等，来压制诸侯，维持全国的统一和表面的和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藩，尤其是萨摩和长州，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秀的藩主领导以及灵活的政策，逐渐积累了强大的实力。
萨摩藩： 位于九州南部，远离幕府的直接控制，且拥有琉球贸易的通道，这使得它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发展，甚至与海外进行秘密的贸易，获取了相对充裕的财政收入。同时，萨摩藩的岛津家历代都涌现出有远见的藩主，他们善于吸纳新事物，并注重藩内军队的改革和训练。
长州藩： 位于本州岛的西部，同样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虽然初期不如萨摩藩，但长州藩的毛利家在幕末涌现出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等一批杰出的志士。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改革，并且在实践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相对而言，幕府在财政上已显窘迫。锁国政策虽然带来了稳定，但也限制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外贸易的限制使得幕府难以积累足够的财富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外部压力。而德川将军家的家基，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实际控制的领地（幕府直辖地）并不算最为富庶，其财政收入对全国诸侯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
二、 军事技术的差距，改革的滞后：幕府的致命伤
到了幕末，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火器、蒸汽船等先进武器装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军事改革： 这两个藩，特别是长州藩，对西方军事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长州藩的高杉晋作组建了“奇兵队”，一支打破传统士农工商身份界限的精锐部队，他们以西式装备武装，训练有素，作战勇猛。萨摩藩也从英国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并雇佣了外国教官进行训练。他们在海战和陆战中，都逐渐展现出超越幕府军的水平。
幕府军的落后： 幕府虽然也认识到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其速度和深度远远不及这两个藩。幕府军依然大量依赖传统的刀枪和火绳枪，缺乏近代化的步枪、火炮和军舰。军制上，幕府军也未能彻底摆脱旧有的封建色彩，内部整合和效率提升困难重重。
最能体现这一差距的，莫过于萨英战争（1863年）和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1864年）。在这两次冲突中，萨摩藩和长州藩分别凭借其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局部战场上给予了西方列强有力的回击，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这两个藩，也暴露了幕府在军事上的软弱。
三、 政治上的失误和思想上的分裂：幕府的内外交困
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尊王攘夷”运动的兴起。然而，幕府在应对这场运动时，却表现出了极度的犹豫和僵化。
“尊王攘夷”思潮的兴起： 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攘夷”（排斥外国人）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同时，一些藩（如长州）和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尊王”，即天皇是国家最高权威，而幕府只是将军执政。这种思潮将矛头直指幕府的统治合法性。
幕府的镇压政策： 幕府一开始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政策，试图扑灭“尊王攘夷”运动。然而，这种压制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激化了矛盾，将许多原本可能温和改革的藩推到了幕府的对立面。长州藩因为其激进的“攘夷”立场，成为了幕府重点打击的对象，这反而促使长州藩更加坚定地走向了与幕府对抗的道路。
幕府内部的分裂： 幕府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内部也存在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然而，保守派的力量往往占据上风，阻碍了必要的改革。而一些幕府的重臣，如井伊直弼，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采取了强硬的“开国”政策，又被“攘夷派”视为叛徒，导致了政治上的混乱和暗杀事件频发。
萨长同盟的形成： 萨摩藩和长州藩，虽然在早期对幕府的态度不一，甚至曾是敌人，但在共同对抗幕府的压力下，以及共同的“尊王攘夷”思想（后演变为“王政复古”）的驱动下，最终形成了萨长同盟。这个同盟的形成，是幕末政治格局中的关键转折点。它将两个原本孤立的强大藩联合起来，形成了足以撼动幕府统治的联合力量。
四、 国际环境的变化：外部压力成为催化剂
黑船来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幕末历史最直接的催化剂。
对幕府威信的打击： 美国培里舰队的到来，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这直接打击了幕府“锁国”政策的神圣性，也暴露了幕府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无能。
藩的利用和学习： 萨摩藩和长州藩，则将这种外部压力转化为自身变革的动力。它们一方面利用列强的力量来对抗幕府（例如，长州藩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则通过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接触，学习其先进技术和制度。
五、 历史的必然：旧秩序的瓦解与新时代的到来
总而言之，幕府之所以打不过萨摩藩和长州藩，并非仅仅是这两个藩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整个时代背景的变化，使得幕府所代表的旧有统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挑战。
改革的必要性： 时代呼唤着改革，而幕府的改革步伐太过缓慢，甚至逆潮流而动。
民众支持的转向： 随着“尊王攘夷”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和武士，将希望寄托在了“天皇”和能够改革的藩上，而非日渐衰败的幕府。
历史趋势： 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胜利，是日本迈向近代化的历史趋势的体现。它们代表了能够革新求变的力量，最终推翻了代表旧秩序的幕府统治，开启了明治维新崭新的一页。
所以，当我们谈论幕府为何会败给这两个藩时，实际上是在审视一个承载了近三百年的统治政体，在面对内部矛盾加剧、外部环境剧变以及技术革新浪潮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这并非简单的两个藩的武力对抗，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缩影。
网友意见
改一下吧，萨长和幕府以及站在幕府这边的其他藩相比，优势在三个方面：藩财政，军备包括军制和装备，人才。
人才方面，大久保西乡木户他们能力就在大部分藩的之上。大政奉还后，在大阪的德川庆喜直接对着前来劝说武力对抗的板仓伊贺守灵魂三问：你们有比得过西乡的人不，有比得过大久保的人不，有比得过吉井幸辅等的人不？
财政方面，一开始大家都很穷，幕府天保改革失败，没戏。反而萨长成功。萨摩从1820年欠债500万两的悲催境界，然后佐藤信渊提出，一方面五百万两债务分250年偿还的无赖政策，一方面要积蓄50万两，为此先从奄美群岛红糖专卖开始然后扩大到米，腊，野漆，药种，菜籽等专卖，和琉球走私，引进西方织布，纺纱技术，引进西方装备。长州那边，启用村田清风，一方面不偿还37年以上欠债，一方面鼓励农民努力耕种，通过越贺方和北越方面商量，让北越松前以往大米特产先要通过日本海到下关然后去大阪，到了大阪还要和当地商人斗智斗勇不一定还能卖到好价格；如今长州方面越荷方表示愿意代办到大阪的交易，北越船可以把货放在长州仓库，由越荷方去和大阪方面交易，扣除租金手续费后剩余所得给北越货主还能提供低息贷款。对于北越方面来说，以前下关到大阪，然后在大阪交易期间逗留需要起码10天，现在货给了长州就能马上回去再装船，时间效率提高很多，还能借到低息借款，很划算；站在长州越荷方，货物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再去大阪交易，等到下一批北越船来卸货和结算上一批货物期间所得款在自己手上还不需要付利息，大家都开心。之后长州方面还和大阪其他藩的仓库联系，类似北越这做法获利很大，使得藩财政得以很大好转。然后，萨长在藩财政改善情况下积极引入兰学，在最终富国强兵目的上，比日本其他诸藩都成功。
最后军备方面。
幕府看着自己手里武器，再看看对面长州
第二次征长之役，幕府除了新的三军，大部分装备的还是铁炮，看着对面长州是新式米尼枪，格沃枪，哭了
鸟羽伏见，幕府军算是也是米尼枪，看着对面萨长手里连发斯宾塞步枪，哭了
江户开城时候，德川庆喜不想打，胜海舟不想打，鸟羽伏见溃退下来的溃兵们除了打劫啥都不指望。
首先，长州军制改革最成功
庆应二年，高杉夺回藩政以后，启用大村益次郎作为军制总管，把藩内旧的火绳枪，盔甲卖掉改为新式来福枪，由于通过萨摩府邸购买，从而成功缓和之前禁门之变而开始的萨长结怨。随后废除旧时藩兵兵制的八组制度，理由是八组以往以马回以上藩士组成，短兵近战为主，目前枪炮战斗有损无益，所以取消。有才能者编入步枪和炮队；废除以往军队中各种杂役兵，都改为步枪兵；各武士所出军役的士兵编为一队，不再是以往其单纯谁军役出的士兵只听谁的，哪怕藩主和高级武士所出军役人员也集中编制。这些作为藩正规军主力。
高杉还自己组建奇兵队，然后其余人自己组建的也以诸队名义集中编制，共2000多人作为预备队。一般来说，军官由武士担任，农民商人作为主力。但也可以成为军官而得到武士身份，比如赤弥武人就是柱岛农民，山县有朋也不是足轻出身。
而长州不管奇兵诸队还是藩正规军，装备的都是新式步枪，吊打大部分幕府军队的铁炮。而又是使用散兵战术，打完就跑，于每处不打第二发子弹。幕府得问题就是打不着，打不过，射程射速威力都没法和长州比。老中松永宗秀哀叹：枪支为火绳枪，着实古老，乃火枪初传来时之样式。如是者，枪队虽多亦等于无。
德川幕府这边 对军制改革的想法是很早了，樱田门外之变后，面对不断激长的倒幕情绪，幕府就有军制改革的想法。
1862年6月，将“近卫常备军创建程序”上报老中，甚至已经认识到近代军制和日本传统封建武士矛盾所在，打算建立步骑炮三军，其中步兵分步兵和散兵两种，步兵按照500石出一人，1000石3人，3000石10人比例出兵赋，共计6400人，16大队；散兵一种以保护炮队，补给为主，小普请御目见以上50袋米以下共1020人组成4大队，还有一种是江户城守城兵，徒步武士和将军卫队组成的4大队；骑兵分枪组和普通骑兵两种，骑兵枪组负责保护骑兵侧翼，由小普请御目见以下100袋米以下2组192人，普通骑兵由小普请御目见以下150袋米到50袋米以下和与力共计6组；炮兵分轻重炮兵，都是从同心中选，轻野炮队384人，炮48门分为6座，重野炮队416人52门炮。
11月，将军面见负责人员，军制改革开始正式编制，12月，陆军总裁，陆军奉行，步兵骑兵炮兵头和组长们都开始任命。
新的军制和旧的幕府军制相比，最大区别就是隶属关系。旧的军制，是由各领主提供补给，装备，征召的武士和农民是属于大名自己的，他们只跟随自己领地的大名而不会听从其他大名的。而幕府现在的军制，这些步兵居住在幕府提供的营地，粮食武器由幕府直接提供，旗本，大名只需要出钱而已，长远看他们将属于幕府而不再是所来自的地方领主。
由此组建的三军，尤其是步兵组，第一个任务就是·剿灭1864年水户的天狗党暴乱，表现很好。但小栗忠顺就指责骑兵只刚刚学会马术，还没法作战。随后他作为幕府亲法派重要人物，决定聘请法国顾问团来训练三军。
第二次征长之役，幕府三军已经算是表现好了，可以勉强对抗长州方面，以致德川庆喜打算把大阪城内1万石以下皆编为洋枪队，但因为德川家茂之死而导致征长失败不了了之。但由此，江户方面打算更进一步，第二次军制改革方案，所有旗本啥的随从都编为洋枪队，三番，与力，同心，徒步武士，弓箭足轻，枪足轻也都编为洋枪队，甚至将军身边很多杂役的也编为洋枪队。10月干脆撤销剑术教师，去他的武士刀，统统开始学开枪；11月干脆旗本也都编入洋枪队；12月废除大番，两番这些高级武士职务，也统统编入洋枪队，这样和长州方面废除八组一样行为。
而且，时代变了，现在旗本御家人不再是主力核心。幕府三军，骑兵炮兵都是下等武士，步兵是农民为主。所以旗本们除了出钱的军赋，现在还要出钱军役，600石以上出人。600石以下300石出钱幕府来招募步兵，导致旧的封建军制彻底瓦解。但幕府马上发现，出的人理论上还是隶属于旗本，也不利于近代军制，干脆一个月后宣布统统交现金，幕府来招募士兵。1867年1月干脆宣布，军赋也按照现金缴纳，每人交25两，以往收取幕府禄米而缴纳现金者较前加倍。这样招募来的士兵彻底和旗本无关，他们只属于幕府。征募来的士兵一年15两，已经很好收入，要知道当时御家人在江户雇佣的男仆一年顶多3两。但缺点是，很多江户游手好闲的人贪图这么好收入而来征募，他们战斗力恨不咋地，让胜海舟很是不屑。6月，炮兵也因为之前同心出身的没法适应炮兵训练，只能也征募农民。
1867年3月，法国顾问团到了以后，指出幕府三军问题太大，军官没有真正受过教育，只能认识外国武器，很多人年级太大，士兵经不起劳累，火炮膛线大多错误，一言概之就是之前日本自己改革是无目的又无远见。而幕府对于夏诺万提出的这些问题也很谦虚，尽量采纳他的意见。由于局势日益严重，幕府甚至要求旗本把未来十年内预期租税的一半折合现金上交幕府来作为军费。而招募兵员不够，所以还在幕府直属领地内很多地方进行征兵，导致农民不满。一方面，前来应征的江户游手好闲之徒们只是贪图军饷，而农民在原本领主农赋压迫已经很重，现在还要被征兵，导致幕府新的三军哪怕在法国教官训练下，士气也恨不咋地甚至开始捣乱。大政奉还之后，江户的步兵几百人上街闹事捣毁了吉原等地。鸟羽伏见战役，三倍人数优势结果军官无能士兵没斗志战败，溃兵上千人跑回江户以后到处骚扰百姓，胜海舟都无法控制。
当然，也不是一定要军制改革才行，萨摩就是没军制改革。萨摩军制改革要到胜利以后，凯旋归藩的将士们要求得到和他们功勋相对应的身份，才进行藩政和军政改革。以往地位相对较低的外城士现在和城下士平等，陪臣地位升格到直臣一样，按照武士数量编成各队，各队地头有所在地方司法行政管理权，最终萨摩编成有12000多人的步兵，131小队；炮兵4400人，91小队。但问题来了，按照新政府1万石出一小队标准，77万的萨摩编制应该是4620人。导致的结果就是萨摩和长州军制改革目的完全相反。长州当初先进行藩政和军制改革然后倒幕，从而克服了藩割据思想；萨摩是先倒幕再藩和军制改革，导致改革结果反而加强了藩割据思想，新组建的军队大多对新政府政策不满，使得之后西南战争时候大山纲良，桐野利秋一忽悠一蛊惑，纷纷相应以致西乡也无法阻止。
一、幕府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整套体系，但体系里的大多数（各地方藩主），自身实力并没有那么强，所以谁赢他们帮谁，保存实力观成败更重要。
二、当时的幕府已经在对外表现上失去了民心，自身也没有多大的“进步意义”了，即便多一两次胜利，也只是延缓了幕府倒闭的进程，而萨长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地方势力，相对而言更能代表当时的“日本人”利益，还有几位“维新志士”先进代表的求同存异，相对更团结，英国等外部势力也或多或少的支持，实力比其领地大小表现出的要高，在人力物力上确实也有能和幕府搏一搏的能力。
三、幕府虽然也有外援（主要指法国），但在大义名分上，幕府投降的话反而比顽抗到底要好，而且，就德川庆喜和几个知名维新志士的结局而言，投诚了的德川家简直赢麻了好吗……
倒幕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国内多方势力的妥协，维持了日本的完整，而不是一方完全压垮了另一方的消灭，或者在列强干涉下直接分裂，对幕府而言也算是两害相较取其轻了。
类比一下，就相当于东南互保后几大总督直接宣布“恢复中华”，一起推了清廷，赢了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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