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土匪真有那么厉害吗？
为什么民国会有那么多土匪？
这得从当时的大环境说起。民国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社会动荡，政局不稳。
军阀混战： 本来清朝末年就有不少地方武装，到了民国，军阀割据，各路势力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 guerra 连连。这些军队装备精良，但一旦打败，或者兵败如山倒，士兵们散落民间，很多就成了土匪。他们熟悉作战，有组织，而且手里还有枪。
经济凋敝： 连年战乱，经济遭受重创。百姓生活困苦，很多人食不果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为了活命，也加入了土匪的行列。
政府控制力弱： 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中央政府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警察和军队的管辖能力也常常捉襟见肘。这就给土匪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社会底层的不满： 官府腐败、地主压迫，这些社会矛盾在乱世中被放大。土匪有时也成为了底层民众表达不满的一种极端方式，虽然这绝不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民国土匪的“厉害”之处体现在哪里？
组织性： 很多土匪并非单打独斗，而是有自己的头目、组织架构，甚至有自己的“规矩”。他们会分工合作，比如有专门负责侦察的、有负责打劫的、有负责“销赃”的。一些较大的匪帮，甚至能控制一片区域，像一个小王国。
武装力量： 这是最直观的“厉害”。民国时期的土匪，很多都装备了从战场上缴获的枪械，包括步枪、轻机枪，甚至一些迫击炮。这让他们在面对普通民众或是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武装时，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甚至能挑战正规军队。
地域优势和生存能力： 大部分土匪都选择在山区、丛林、偏僻的地区活动。这些地方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政府军队想要围剿他们，难度极大。他们熟悉地形，能神出鬼没，打了就跑，让围剿部队疲于奔命。
信息网络： 土匪们在民间往往能建立起自己的信息网络。当地的百姓，有些是被迫屈服，有些是出于恐惧，有些甚至是土匪的“眼线”，他们能提前得知政府军的动向，从而避开锋芒。
残酷性： 为了树立威望，威慑百姓和政府，土匪的行为往往非常残酷。绑票撕票、烧杀抢掠是常有的事。他们对待俘虏，往往毫无底线，这种残忍也是一种“厉害”的表现，因为它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与地方势力勾结： 有时候，土匪和当地的乡绅、甚至基层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合作”关系。土匪可以为这些势力提供“保护”，而这些势力则为土匪提供庇护或信息。这种勾结使得剿匪工作更加困难。
土匪的种类和主要活动：
民国的土匪并非铁板一块，也分很多种：
职业土匪： 就是以抢劫为生，有明确的组织和头目。
游民土匪： 战乱时期，溃兵、失业的军人、地痞流氓等组成，流动性强，目的性不强，机会主义。
地方武装性质的土匪： 有些土匪其实是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也对外劫掠。
政治性的土匪： 极少数土匪可能打着某种政治旗号，比如声称反抗国民党、拥护某个军阀等等，但更多时候这只是他们招募人手和解释行为的幌子。
他们的主要活动包括：
绑票： 绑架富商、官员、甚至普通百姓，索要赎金。这是土匪最普遍也最赚钱的“业务”。
抢劫： 拦路抢劫过往的商旅、税款、甚至火车。
勒索： 对某个地区或城镇进行“保护费”的勒索。
掠夺： 在战乱时期，他们会趁机洗劫村庄、城镇。
土匪的“厉害”带来的影响：
社会治安的极大破坏： 他们的存在让普通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政府的难题： 剿匪是民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很多时候，政府的军队对土匪无可奈何，反而让政府的权威受到质疑。
民间传说： 很多关于土匪的故事流传下来，其中不乏一些夸张和神秘的色彩，这也侧面反映了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厉害”程度。
要不要神化他们？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警惕将民国土匪“神化”。他们固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破坏力，但更多时候，他们的行为是混乱、残忍和自私的。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
所以，说民国的土匪“厉害”，主要是说他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极其棘手和危险的存在，他们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但这种“厉害”是建立在混乱和破坏的基础上的，并非褒义。他们的故事，更多地是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的无奈和残酷。
网友意见
举几个小栗子。
1923年12月26日《新申报》：土匪绑架山东省议长。
山东土匪自孙美瑶劫车升为旅长后，各地土匪纷纷效尤，绑架勒索层出不穷。先是胶济铁路葛盐督被掳走。12月19日山东省议会议长杜尚回济南，路经泉源区大埠镇西摩天岭，突遇土匪三百余人，将议长绑架回山，通知其家中准备五千块大洋赎人。
杜家哭穷家中无人筹款，谁料土匪慨然放议长回去，表示回家后速速筹足五千大洋，送至鹅黄山面交莫误，否则火烧议长全家。
杜某一省议长之尊，尚须筹款自保，可见鲁省土匪猖獗。
1930年7月16日《益世报》：保安团出门催账，团部被土匪一把端。
天津静海第二区所属，距城东南九十余里之小王庄村，有同利源振记木厂一座，生意颇见发达。十二日晚八点钟，突来土匪六人均持手枪，值店长外出不在，遂将住店伙计张董二人绑走。
土匪劫人后又到保卫团部，适逢保卫团兵丁被派出去催款，仅有队长王某一人在屋。土匪一拥而上，抢走大枪五支逃走。
村里向静海县报警，县长陈某闻讯大怒，限期五日内抓获逃匪。
1927年5月26日《盛京时报》：开封四周土匪猖獗异常。
近来奉军战胜，入主大梁。但散兵游勇流窜四乡，为祸民间。五月正值二麦将熟之时，绑票抢劫层出不绝，几乎每日都有。地方官多抱着过一天算一天，没能力管也不敢管。
开封与陈留交界的各村，绑架案已有数百起之多。被抢劫者，更是不可计数。如寄庄田某被绑，被勒索八千元，因无力筹款已被撕票。
回回寨东口十里铺，专绑妇女谓之“快票“，勒索仅数百元，但绝不等到过夜，因之被绑妇女自尽甚多。
1925年5月31日《益世报》：打油诗新闻一首·土匪劫兵。
呜呼丘八真可丑，枉负虎贲气赳赳。
尝闻土匪被兵剿，今见大兵被匪蹂。
从斯千古创奇闻，跳梁胆大真如斗。
邵楼午夜正沉沉，许多丘八酣梦久。
忽闻喧嚷起西南，匪势猖狂荡尘垢。
砸窗破户入门来，须发皆张声怒吼。
干城大将失威棱，饶命乞恩但叩首。
步枪八十不翼飞，机枪三架入匪手。
呼啸得意出门来，回顾犹能含笑走。
呜呼丘八触霉头，一旦英名化乌有。
1946年11月13日的《文汇报》文章《通许归来》。
作者：符忼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通许县去了一趟，去的时候原想藉着短短的几天乡居生活，调剂一下接二连三地打击而紧张过度的心情，但是当我归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在那里你这要听到半夜枪声，不用问，准是土匪又在做中夜访问了。时代不同，连土匪也变了质，不是老太婆口中的大杀大砍、烧房子、点柴堆、绑肉票，而是堂而皇之地派款。
第一步先召集保甲长，商定数目，三百万或五百万，甚至于千八百万，然后挨门勒索，也有限定日期交齐的，误了事保甲长得“提头来见”！可是与土匪们狼狈为奸从中揩油的保甲长，也大有人在。
土匪的身份，多系战时的游击队，然而他们不是传说中冲锋陷阵保卫乡土的英勇健儿，而是备过案的变形土匪，老百姓们背地里说他们是三张皮：见了官长，披上狗皮，摇头摆尾；见了百姓，披上虎皮，耀武扬威；见了老日，披上兔皮，溜之大吉！
土匪们的枪法很好，说打你的鼻子，就不打你的眼窝，可是他们更高明的确是杀头！如果想要你一韭叶宽的皮，就决不要你葱叶宽。杀人最多技巧最全的土匪，当当像无比的大英雄一样被赞美着。人们反倒要给予他们适当的尊敬，他们被誉为杀人不眨眼的“有种”好汉，在他们杀人就如同喝凉水一样的自在、痛快！
土匪们很少有不吸毒品的，吸食鸦片如同吸香烟一样的平常，不吸老海（指海洛因）就不能上话提，如果有连鸦片也不吸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且要被其他土匪歧视。一个最小的“老海兽”，见个日头，也得十万八万，大的就没法说了。
土匪们同时也都是老海贩子，做这种买卖可非同凡响，没有本领的，就别发这个洋财。他们有将老海夹在女人的月经带里的，有用油布扎紧包牢塞进牛肚里的。也有大伙扮官的扮官，扮兵的扮兵，押着一个犯人，被五花大绑，带着伪造的文件，将老海公开地提在手里，活像捉老海犯似的。谁敢“老虎头上瘙痒”去过问一下呢？
可是土匪们还在愤愤不平，因为官老爷们可以毫不费事地贩运老海，而他们却是把生命提在手里去冒险！
老海就这样像一条不见天日的暗流，由北平流到开封，再由开封流向支流，流下乡，终于流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看地方
穷逼的地方，土匪也过得苦逼
当年我外公就上山当土匪，在山上吃了人家两天红薯，觉得当土匪没前途，就下山投国军了
我爷爷这边和土匪打过
当时一个村有一圈土围墙，墙上开一个木门
土匪来了，装备也就鸟铳和冷兵器，村里也有相同的装备
那年我曾祖父买了一把三八大盖，土匪在用斧头砍村门的时候，有人用三八大盖从门后面往外打了一枪
外面的土匪一听到是三八大盖的枪声，里面有大洋玩家，撤了
准备解放的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过来
当时有几个土匪头头在土墙旁边商量怎么打，墙后面的人听见了
然后我一位远房伯伯拿把鸟铳装了超量的火药和铁砂，搭梯子爬上墙头朝着那几个土匪头头轰了一枪
那几个土匪当场重伤，抬回去的路上血流了一路
题主，数百人，你太小看民国土匪规模了
崔二旦，原名崔振声，鲁山人，性情鲁莽，人称二蛋（旦），少时好打抱不平。民国十一年，军阀樊钟秀盘踞许昌一带，樊是崔振声的表叔，崔振声有了樊钟秀的靠山，横行乡里，拉杆起事，开始了趟将生涯。民国二十年（1931年），崔已拥有五千匪众。加上与新合并的卫国柱、牛圪垯、李长有三杆人马，匪徒共达万余人。崔已成了当时鲁山方圆数百里的“刀客”大“杆”，崔自封为总司令。是年正月中旬，从南召进犯车村。正月二十日，崔匪冲破钻天岭关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佛坪出盘绪沟，兵分两路于当日下午包围了车村。街上百姓来不及收拾财物行装，仓惶而逃。稍有顾家而晚走者，皆被抓获。车村首富庞文仲家属，因乘牛车行走缓慢，至杨树湾被匪赶上，十余名家眷被抓。其他群众慌不择路，各逃性命，到处枪声不断，父啼母嚎，呼儿唤女之声不绝，约两个小时许，就有二百多人被抓。
正月二十二日，嵩南自治会会长李鸣九、民团团副董子然率地方团丁数百人，一路走莲花山，一路走大道，围剿崔匪。双方在车村东坡根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民团败下阵来。崔匪在车村九天间，天天搜山“拉票子”。为防被抓，逃难群众天天上山进沟，找荒僻的地方躲藏起来。二月初一日夜，崔匪向西移窜。除带走劫掠的金银财宝外，又将群众未及拿走的衣物、布匹席卷一空，拉走“票子”500余人。崔匪一伙行至顶宝石村时，卢氏县范蠡里、朱阳里两局子的民团约2000余人与其遭遇。战至傍晚，民团不支后退。崔匪乘胜前进，于2月3日进入卢氏县境，拟在庙子、七里坪一带休整后西进，不料，与卢氏县保安团李起凤相遇，虽然崔二旦人马较多，但和经过培训的保安团相比，战斗力较弱，连战数日不胜，无奈崔匪又向来的方向撤退，2月15日退至车村。崔匪喘息未定，国民党第九混战旅王凌云部向匪发起进攻。在车村河北激战半日，互有伤亡。因王部仅一团人，寡不敌众，连夜北撤。2月15日，崔匪决定回归鲁山，在木扎岭和设防的鲁山县保安团相遇。保安团虽有千余人，但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相持一昼夜，崔匪又退回车村。农历三月中旬，崔匪分兵两路：一路由崔二旦带领，走盘绪沟、千佛坪出石门南去；一路由卫国柱、李长有、牛圪垯各率其部，走白河、桥端南进，在南召会师。
崔匪盘踞车村前后长达两个月之久，东至木扎岭，西至明白川，所到之处均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残暴之行，罄竹难书！崔的司令部设在距车村三里远的火神庙，正殿放着两口铡刀，血迹斑斑，粉白的墙壁上写着碗口大的二十个字：“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落款为：“崔司令题”。
为躲匪患，人们扶老携幼，逃进深山老林，躲进石穴树后，食不饱腹，衣不御寒，整天过着提心吊胆、苦不堪言的悲惨生活。匪徒们天天搜山“拉票子”，拉回票子交给“叶子官”（管理票子的人），晚上“滤票子”（将抓去的人分类），把抓去的人分为三个类型，区别对待：列为一、二类的，多为殷实富户，吃住优待，如果是少爷公子，出行时还能坐“兜子”。其目的是让其家人用巨额金钱或枪支弹药来赎人，作为匪徒的饷银和军械来源；列入三类的，多系贫苦家庭，榨不出油水，匪徒们就让其出苦力、服苦役。“滤票子”时，匪徒们往往采用坐“老虎凳”、刺指甲心、灌辣椒水等酷刑。长期没人来说合的“票子”，将其耳朵或手指割去一只捎入家中，促其快来赎人。为赎“票子”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对于实在没人来赎而又被折磨不能行动的，便用石头将其砸死，还美其名曰“俭省一颗子弹”。有的不堪折磨，便择机自杀；那些乘机逃跑的，被抓后管得更严，备受折磨。崔匪在纸房村抓到几名年轻妇女和十几名儿童，儿童被拴在磨坊，妇女被拉到屋里轮奸，连十二、三岁的女孩也不能幸免。妇女们破口大骂，匪徒们恼羞成怒，将十余名儿童的双手平放在底磨上，压上上磨扇让磨晃动，嚎啕之声，惨不忍睹，最后匪徒放火连人带房子全部烧掉，孙店青年王某回村，被崔匪剥光衣服，捆绑起来塞进麦秸垛活活烧死。
杀人放火是崔匪的家常便饭，在车村东西长达七十里区域内的房屋，除土匪住用外，大多都付之一炬，土匪占用的房屋撤退时大多也被烧掉。车村东庄是个五十多户的大村，仅留两家未被烧掉，车村西街民房一间未留，各村六畜均被宰食净光，方圆数十里内，全家安全无事者，百无一人，劫后的村庄满目凄凉，残垣断壁，横尸遍地，死亡者面目皆非，有断头者、缺臂者、剖腹者，惨象难以表述，昔日繁华之地顿成人间地狱。
马占山的家乡位于吉林省怀德县。1903年，因为把地主家的一匹马给弄丢了，被逼落草为寇。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对“绿林好汉”进行招抚，他就带领弟兄们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后来不久即成为张作霖的骑兵第二军军长。
最牛的土匪从敲诈乡邻起家，先占了东三省，又当了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被日本主子宰掉的时候，已经是中国国家元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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