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国人本能地排斥宗教？
中国社会中对宗教的排斥现象确实存在，但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多重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多个维度详细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
一、历史背景：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碰撞
1. 传统宗教的本土化与社会功能
中国本土宗教（如儒家、道家）长期与政治、伦理体系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但这些宗教在古代更多是士大夫阶层的伦理教化工具，而非民间普遍信仰。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宗教的世俗化功能被边缘化，导致民众对宗教的依赖度降低。
2. 基督教传入的冲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圣经翻译"和"教育传教"等方式进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被污名化为"洋教"，与"邪教"、"迷信"等污名绑定，形成刻板印象。
3. 宗教与政治的纠缠
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曾与皇权结合，但清末维新派将宗教视为"异端"，认为其阻碍现代化。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将宗教与"封建迷信"直接关联，进一步强化了对宗教的排斥。
二、政治意识形态：无神论的国家建构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将宗教视为"剥削阶级的工具"。1949年后，国家通过《宗教事务条例》等政策，将宗教定义为"社会现象"，而非"信仰体系"，导致宗教被置于国家治理的边缘。
2. 文革中的宗教批判
19661oint年，宗教被视为"精神污染"，与"阶级斗争"挂钩。宗教场所被破坏，僧道被批斗，导致宗教在民间社会的合法性被彻底瓦解。这一时期，宗教被政治化为"反动工具"，形成深刻的历史创伤。
3. 现代国家的宗教管理
1982年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同时也强调宗教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有限度的自由"政策，使宗教在国家治理中处于被动位置，民众对宗教的接纳度因此降低。
三、教育体系：科学理性与宗教的对立
1. 科学教育的普及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教育体系引入西方科学知识，强调"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教育模式使民众对宗教的"神秘主义"属性产生排斥，认为宗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信仰"。
2. 宗教教育的缺失
中国教育体系中，宗教课程长期被边缘化。即便在宗教场所（如寺庙、教堂），教育内容也以"道德教化"为主，而非系统性的宗教知识传授。这种教育缺失导致民众对宗教缺乏理解，容易产生"迷信"偏见。
3. 媒体与舆论的塑造
中国主流媒体长期将宗教与"落后""愚昧"等负面标签关联。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宗教团体的救灾行动被媒体解读为"宗教迷信"，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宗教的负面认知。
四、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与宗教的疏离
1. 城市化与宗教活动的衰落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宗教活动场所（如寺庙、道观）被城市开发取代，宗教的"在地性"消失。年轻人在城市中缺乏宗教参与的环境，导致对宗教的陌生感。
2. 世俗化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现代中国社会强调个人自由与物质追求，宗教的"集体性"和"超自然性"与这种价值观产生冲突。例如，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目标，而非依赖宗教信仰。
3. 宗教与社会问题的关联
宗教在社会问题（如邪教、宗教极端主义）中被污名化。例如，2016年"法轮功"事件被媒体渲染为"宗教邪教"，导致公众对宗教产生"非黑即白"的判断。
五、国际环境：西方宗教的"文化侵略"叙事
1. 基督教的"传教"历史
中国近代史中，基督教传教士通过"教育""医疗"等手段渗透中国社会，被部分民众视为"文化侵略"。这种历史记忆在民间形成"宗教=外来文化"的刻板印象。
2. 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将宗教与"外来文化"绑定。例如，"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者将宗教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强化了对宗教的排斥。
六、个体认知：宗教与现代生活的冲突
1. 宗教的"超自然性"与科学认知
现代人倾向于用"科学解释"替代宗教解释，认为宗教是"无法验证的信仰"。例如，对"轮回""神灵"等概念，多数人通过科学逻辑进行否定。
2. 宗教的"道德性"与个人主义
传统宗教强调集体道德规范，而现代中国强调个人自由。例如，"孝道"在儒家伦理中是核心，但现代人更注重个人权利，导致对宗教伦理的抵触。
七、当代的复杂性：宗教的"双重性"
1. 宗教的合法化与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宗教的管理逐步规范化，但民众对宗教的接纳度依然较低。例如，佛教、道教在民间仍有影响力，但基督教的传播面临政策限制。
2. 宗教与社会问题的复杂关系
宗教在解决社会问题（如慈善、心理健康）中发挥作用，但其"神秘性"仍被部分人排斥。例如，2020年疫情中，宗教团体的防疫行动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宗教迷信"。
总结：排斥宗教的深层逻辑
中国社会对宗教的排斥，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传统宗教的伦理功能被现代科学和政治体系取代，宗教的"超自然性"与现代科学认知相冲突，而宗教的"集体性"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兼容。这种排斥并非源于对宗教本身的否定，而是源于对宗教在现代社会中"无用性"的认知。然而，随着社会对精神需求的重视，宗教在民间可能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网友意见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宗教”。
在现在的某些学术定义中，“宗教”指涉的范围可以很广泛，“儒家”成了“儒教”，甚至共和国都成了某种“宗教”。
而在实际的层面上可能恰恰相反。
陈柏峰先生在《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宗教再认识——从鄂南农村经验切入》指出，
尽管宗教局官员说，他们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认为基督教是文明的宗教，本土宗教是迷信活动。在通山县，政府官员对待基督教的态度19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当程传家等人将基督教传入通山时，政府官员对来自西方的洋教感到非常恐惧，对他们进行严格控制。那时，公安局多次找程传家谈心，说："老程啊，你入党这么多年，怎么还搞基督教啊？基督教是洋教，不能搞。你这样是要被开除党籍的啊！"程最后在省"两会"（三自爱国会、基督教协会）的鼓励下，退党才得以合法发展基督教。十多年过去后，政府官员看到基督教似乎也没添什么乱子，反而在微观生活领域帮助了社会底层信众，因此恐惧感逐渐不存。进而，他们听信了基督徒和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的宣传，将基督教与先进的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些宣传甚至歪曲说，某地的经济发展好了，就是因为基督教传播的缘故。在这种观念下，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文明，而道教、佛教等都是迷信。
据程传家转述，1997年6月通山县召开全县基督教代表大会时，统战部长说："基督教是文明的宗教，它能使人的心灵纯净。广东富起来了，基督教发展很快；福建富得快，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发展得快。如果你们将福音传起来，对共产党也是很大的帮助。"我在与政府干部的接触中也听到了一些类似的话。政府官员的这种认识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无关系。过去批判封建宗教时，基督教尚未传入通山，人们批的是道教、佛教和传统民间信仰。今天，当他们重新面对宗教时，只有基督教未曾受到批判，没有被贴上"迷信"的标签。
在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两分法”， 本土宗教和本土信仰被归结为“封建迷信”，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而基督教则被很多政府官员认为是“文明宗教”，长期被纵容。
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
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依法管理农村宗教事务，制止非法宗教活动，防范邪教向农村渗透，防止封建迷信蔓延。
这种“两分法”已经深入人心，哪怕是当前的宗教政策也深受影响，不得不归为两类去治理。
那末，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很简易的问题回答。
大概是因为很多中国人自身不够“文明”，所以没办法信仰文明世界的“文明宗教”。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现在的学术界，尤其是研究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反思，
源自西学视域的二分界定，如宗教与迷信、现代与封建、进步与反动等等。近代“现代性”的话语构建（民族主义话语或启蒙话语），不断将“他者”内在化，从而形成等级化的、两分式的反民间教派或道（教）门的偏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差别，在比较了中国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与西方概念的巨大差别之后，
吴丽娱先生指出，
地方上一般群众的信仰无文字、无理论、无教义，符合对应的文化层面，且其组织更倾向于游离的活动团体，信仰本身不牢靠、不坚定。
还有一些基于历史性的讨论，比如李向平先生，
只是在此社会动员过程中，民间信仰可能演变成了民间宗教。其信仰形式、活动与组织都被私下里组织化了，即已成为有组织的民间信仰，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社会资源，转变为秘密会社，或秘密宗教。
他利用“组织性”对“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进行了不同的区分。
如果我们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的话，在当前的中国更多的是“民间信仰”，而不是“民间宗教”——众所周知，建国以前的会道门和秘密教派在建国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改开后，即使“民间信仰”虽然“死灰复燃”，“民间宗教”也时不时的面临着强力的管控和镇压。
而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却长期处于管控的死角。陈柏峰先生谈到，
政府的宗教统计工作多少显得有些奇怪，我们不能将这简单归结为政府工作不认真，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基层干部的素质低，而应该继续追问在具体工作背后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应该说，县宗教局对宗教工作还是比较重视的。我在进入调研点时，并没有通过县宗教局，但当我完成乡村的调研到县里时，宗教局早已知道我的行踪。宗教局的工作主要是从"稳定"出发的，他们首先要防止宗教问题出现群体性事件。因此，他们主要要防范宗教聚会，尤其是大型的宗教聚会，这往往客观上造成对本土宗教的压制。因为大型的朝圣、庙会和宗教聚会往往是本土宗教的特征。当然，一些政府所认定的"邪教"也有类似特征。基督教一般不会有大型聚会，他们的小型聚会不会影响"稳定"，不会遭到政府的强烈反对。本土宗教的大型聚会往往被政府限制，而本土宗教又缺乏日常性的小聚会，这样一来，宗教局的政策大大限制了本土宗教的活动。
在访谈时，几位政府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只要不违反法律，不危及社会稳定，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受到保护。但关键是，按照基层政府关于"稳定"的标准，最终保护的只是基督教的发展，而常常伤害本土宗教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基层政府就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非法传教也感到颇为难以对付。在面对非法传教时，宗教局"有法律，无执法手段"。未经批准的传教是非法的，但宗教局碰到非法传教常常束手无策。理论上可以依法处罚传道人，但实践中传道人不配合，宗教局并没有有效的执法措施。要限制传道人的人身自由，只能请求公安派出所的帮助，这需要派出所的有力配合。如果派出所工作很忙，或者根本就不配合，宗教局也没有办法。派出所的配合，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等完成了程序，传道人可能早就无影无踪。正是存在这些实际困难，宗教局的官员也就几乎不去管非法传教，"好在非法传教不会在大局上影响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的本土宗教——如道教、佛教——虽然有纸面上的“数亿泛信徒”。但这个统计数据的来源是极为可疑的，它事实上把“烧香拜佛”的所谓信徒们都统计进去去了。
与基督教“受洗”的入教人数相近的是佛教“三昄依”的人数。而这些所谓“烧香拜佛”的信徒，并未建立起专一性质，排他性质的信仰结构。他们信仰结构更多的是游离性的，用一个俗语表述就是，“见庙则进，见神就拜”；他们对这些“庙、观、神明”的标准是是否灵验，“灵则来，不灵则香火零落”，怪不得有汉学家把中国“民间信仰”的结构称之为“交易式”的。反过来说，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民间信仰”进入了当地社会的公共生活，而这些“庙、观”也构成了当地社会的公共空间。
这是改开后，“民间信仰”死灰复燃的深厚土壤。这种社会土壤跟基督教恰恰是存在着深层的矛盾。陈柏峰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个事例，
在日常生活中，非基督徒的老人，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信仰佛教的，或者是信仰地方神的，大家彼此关系都较为融洽。但他们对基督徒似乎较为戒备，不太与他们来往。有一次，我访谈村里的礼生，周围有三四个老人，其中有的拜佛，有的拜地方神，还有的宣称不信神，只信共产党。在我访谈时，这些老人不断插话，他们互相之间也私下交谈，关系融洽。后来，村里教会的负责人程传家经过访谈地点，我起身与他打招呼，此时，其他老人都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与程打招呼。程似乎也感觉到了尴尬，很快离开了。后来我问老人们为什么不打招呼，他们说："我们和他没有什么说的，他弄他的，我们弄我们的。"看来，基督教在村庄里还是制造了局部分裂。
为了解释这种“深层冲突”，陈柏峰先生建构了两种概念，“根本性宗教”和“辅助性宗教”，
一旦我们区分了中国农民的根本性宗教和辅助性宗教，我们就很好面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实用主义的，是不虔诚的"这样的命题。宗教实践中，在根本性宗教领域，像西方人一样，中国人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辅助性宗教领域，则像西方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实用主义的，是不够虔诚的。斯皮罗认为，宗教信仰有适应、整合、认知三项重要的功能。[15]由根本性宗教和辅助性宗教组合而成的中国宗教可以同时满足这三项功能。根本性宗教满足了农民对于终极意义的困惑，向他们提供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认知的功能；辅助性宗教帮助农民克服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挫折、困难、恐惧、不安，借助信仰获得安定、安心与安全，具有适应的功能；两者在村庄中借共同信仰巩固了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整合了村庄组织力，具有整合的功能。
他认为，中国本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更多的是两种“根本性宗教”的冲突。
他阐释道，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宗教语境中，基督教本来是以辅助性宗教的名义进入乡村的，却迅速摧毁了农民原有的根本性宗教，最终取而代之，成为集根本性宗教与辅助性宗教于一体的完整宗教体系。因此，基督教进入农村，必然是对其它宗教的取代。它不仅仅是将道教徒、佛教徒变成了基督徒，还摧毁了一切民间信仰，它"消灭"了进入教会的农民心中所有的神仙和鬼魂，也"消灭"了他们的祖宗。"香火"从此不再有意义，祖祠变成了"拜偶像"的邪恶场所，祖坟变成了简单的纪念场所。头脑清醒、保持警惕的农民对此非常恼火，但在政府承认基督教合法性的情况下，他们敢怒不敢言。为了冷却这部分人心中无以名状的怒火，教会只好说："我们其实也不反对祖宗，基督徒也纪念祖宗，只是不烧香、不磕头。"一旦这样，祖先便从神龛上走下来了，变成了无所寄托的"纪念"，祖先崇拜的宗教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以上，就是对题目的回应。
这里，我要补充几句，陈柏峰先生构建“根本性宗教”和“辅助性宗教”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对“宗教”和“信仰”进行区分，他其实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借用涂尔干的定义，
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而我在写这篇回答之时，其实一直想得是这样一个元问题：在现代转型之中，我们应当过怎样的生活，怎样安顿我们的生命？
先射箭后画靶子，把自己排斥的东西通通归到“宗教”的范围里。自己不排斥的，比如有数亿泛信徒的佛教就从中开除出去，“血统纯正”的道教就更不用说了。
说到底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字，排外。这一点都不稀奇，特别是对一个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环境的文明体。只不过有些人非要把这种排外打扮成某种“民族特色”的智慧，炫耀自己的“抗性”，就差直接宣称“中国人”是“天”的“种民”了——这真的能叫“排斥宗教”嘛？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都是持无神论立场的共产主义者啊。
只要这样的人继续大量存在，那么自然会有一个对宗教持排斥态度的基本盘了。
使别的人或事物离开自己这方面。
——百度汉语“排斥”词条
当然，使宗教排除在自己的价值观之外，并不等于不接受周边人信仰宗教，更不等于否定宗教继续存在于社会中的合理性。
这问题相当简单，咱中国人比较朴实。
因为朴实，所以一般不怎么听人说，都是看人怎么做。
著名的哲学家本杰明.希尔.泽塔（中文名赵本山）曾经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忽悠住不少人，也可以在很长时间里面忽悠几个人，但是你不能永远的忽悠所有人。
而宗教这东西，借佛教的概念来说，它是由佛、法、僧三宝构成的，大致对应其它宗教的创始人或先知、各类经典和圣训、教团三项。
对于朴实的中国人来说，圣子佛陀那肯定都是好的，不过没见过，保持不得罪的状态就好；圣训经典一般也不会太重口味，整体上都是教人做好事，咱也不在意；可身边的教团人员，不管是虔信，泛信还是狂信，他们的一举一动可是真真切切的观感。
你一边说我信奥特曼一边整天搞些吹灯拔蜡鬼吹灯的事，一边要我相信会有光，感情你这奥特曼教是只有精分才有资格信的啊？要不不信你你就要把我细细的切成臊子，或者让我去和太阳肩并肩，然后质疑一下就是迫害你，就是干坏事的都是极端教徒，那我不躲而远之还等着被被烧烤么？而且放不放孜然我说了还不算-_-||
所以从这里面又扯出来一个谜题：
你说你家的主啊神啊是万能的话，怎么祂的羔羊啊教徒一个个都不像好人呢？还是说你家的主啊神啊对烂白菜帮子和有活力的社会人员有特别偏好呢？
我一个正经人，老实本分交皇粮，这下要得救赎罪还得去砍几个异端？真的是谢谢你一户口本啊ヽ(≧Д≦)ノ
最后还有一点，咱中国人比较知道廉耻，祖宗做了坏事的话，三五代人里要是没建功立业都抬不起头来，比方秦桧这种的。
然后你去跟秦桧后人说，没事，你信了我的教，忏悔一下就没罪了，要是多给点钱，还能上天堂。
这秦家后人一听就开心了，然后问，那我要是多交很多钱，我家祖宗能跟着上天堂不？
这位圣徒一听就急了，我家的主是唯一的，是至大的，你信了我家的主就不能信祖宗了！
问题来了，这位秦家后人是去他祖宗的？还是去他祖宗的？╮(￣▽￣)╭
最终结论，中国人其实不排斥宗教，但是特烦信了教就人五人六教别人做人的教徒，更讨厌做了啥坏事忏悔一下就能继续再做的不要脸行径。
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好，让大家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大家有了很多赖以生存的技能和知识来赚钱，参与社会实践，过上了更好的日子，认识更多。
如果不没有机会学习，没有掌握更多生存技能和知识，就只能被神棍们洗脑加忽悠，吃更多的亏。
一、中国人中二气息比较足，总有种自己要去当神的冲动······
二、中国传统文化里，认为神或者上帝或者什么，更多的是一种规则，而不是人格化的什么东西，认为如果真的存在神的话，
那么不管你对他祭拜还是骂他，神对你都是一样的。
这么一对比，那种你不信它就要下地狱的宗教，直接就成了小毛神，或者是强大的人
逼格直接就没了
三、按照一个哥们的回复补充：
像是有人格的神，那就可以谈交情做生意了（这不过年了么，小年的时候给灶王爷嘴上抹糖，让灶王爷上天多说好话的事儿，大家不都干过么）
很多中国人排斥自己不信的教，还有很多中国人不会把自己的宗教当做“宗教”。实际上，比如佛教、道教、儒教和各种祖先神化等偶像传播都是信教，而且“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的不信教和“世俗”。
其实，“儒教”具备了宗教的基本要素和功能，而且也起到了跟宗教完全一样的社会功能。现在还有儒教徒试图复活祸害他们千年的奴隶制社会毒瘤，而且还想把如“三纲五常”之类的糟粕强加到其他族群，美名其曰“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团结”。
当然了，排斥宗教没问题，排斥特定宗教及其信徒也没问题，任何人没有义务喜欢和尊敬一个宗教或文化。
但是，有些人“本能”排斥别人的宗教或文化，这绝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的歧视是合理而正义的，反而视做歧视和排斥才是挑拨争端，他们仍然是最包容而温和。但是，还有一些人“本能”的排斥宗教或其他文化，那就是他们民族的极端思想作祟，语言文字文化和宗教的劣根性。然后，这叫摆事实客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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