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具有汉室血统的刘裕不建立汉朝而是新取宋字呢？
一、 汉室正统的“幽灵”与现实的鸿沟
首先，咱们得明确一点：刘裕虽然是汉室宗亲，但他距离汉朝灭亡已经过去了近百年。汉朝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汉灵帝的孙子，在三国时期就已经下落不明，生死难卜。而刘裕的祖先，虽然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皇室成员，但早已是旁支末节，与汉室正统的联系，已经是隔了好几层远的亲戚了。
在那个时代，大家对“正统”的理解是很看重血缘传承的。曹丕代汉后，虽然也说自己是奉汉献帝之命，但终究是结束了汉朝的统治。紧接着又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然后又分裂出东晋。东晋王朝本身就是依附于晋室残余力量建立的，它偏安江南，实力相对较弱，名义上也继承了晋朝的“正统”地位。
刘裕建立宋朝，实际上是在推翻东晋的基础上。东晋的皇帝，名义上是司马氏的后裔，但实权早已旁落，被像刘裕这样的权臣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裕直接打出“汉”的旗号，会面临几个棘手的问题：
正统性辩驳的困难： 谁是汉室的正统传人？曹操、曹丕那一系有“汉贼”之名，但他们统治的时间长，势力大，甚至还篡 علیہ汉朝。而刘裕的汉室血统，虽然存在，但影响力远不如曹氏集团。他要证明自己的“汉”是更纯正、更正统的，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去论证，而且未必能服众。其他依附于汉室后裔的势力，或者对汉室血统有不同理解的群体，都可能成为他的阻力。
政治切割的需要： 刘裕是依靠军事力量，一点点从普通士兵爬到权臣的位置，最终夺取政权的。他推翻的是东晋王朝，而不是西晋或者更早的朝代。他需要与过去的统治者在道义上划清界限，尤其是要撇清自己继承“汉室衰亡”的包袱。直接恢复汉朝，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要承担起汉朝灭亡的部分责任，或者要解释为什么汉朝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统治后最终灭亡，而他的“汉朝”又能比前代更强盛。
避免与曹魏的直接对垒： 虽然曹魏已经灭亡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曹氏篡汉是罪大恶极的。如果刘裕打着“汉”的旗号，难免会让人联想到曹魏“代汉”的行为，这在道义上是一种隐患。而他建立新朝，则可以完全摆脱这种历史的纠缠，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二、 “宋”字的由来与象征意义
那么，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宋”呢？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和寓意。
1. 对汉室的“继承”与“超越”： “宋”这个字本身，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有“庄重”、“严肃”、“稳定”等含义。更重要的是，刘裕选择“宋”，并非完全抛弃汉室的理想，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继承”和“超越”。他虽然不是直接恢复“汉”，但他是汉朝的“后裔”，他建立的“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继承了汉朝的衣钵，但又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强大的新王朝。
宋朝的建立者，刘裕，他的出身低微，一路艰辛奋斗才登上权力巅峰。他比那些权贵出身的士族更能理解民间的疾苦，也更能体会到国家混乱的危害。他所建立的宋朝，表面上是推翻东晋，但内在的政治诉求，是恢复一个强大、统一、秩序井然的国家。而“宋”字，可能在他看来，比“汉”字更能承载这种对稳定和秩序的期盼，也更能区分于他所推翻的那个积弱不振的东晋。
2. 避讳与“吉祥”的考虑： 历史上，王朝的名称往往会考虑避讳，以及具有吉祥的寓意。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刘裕是因为避讳某个字而放弃“汉”，但王朝的命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选择“宋”，可能也是在众多备选的国号中，认为“宋”字更合适，更能代表他所期望的王朝特质。
此外，刘裕起家时，他的祖先曾被封在宋国（夏商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后来被楚国所灭，其遗民被安置在宋地）。虽然这个联系相对较弱，但或许也为他选择了“宋”作为国号提供了一些灵感。这就像是一种对祖先某种程度的“追溯”，但又不是直接的“复辟”。
3. 政治上的“创新”与“区分”： 刘裕并非仅仅是一个军事家，他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推翻了东晋王朝的统治，这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如果他直接恢复“汉”，就如同是在东晋的基础上再加一层“汉”的外衣，很多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和家族利益格局未必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建立一个全新的“宋”朝，则给了他一个彻底重塑政治格局、打破旧有利益藩篱的机会。
他可以通过“宋”这个全新的符号，来凝聚新的政治力量，吸引那些对东晋失望的人，也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这个“宋”字，代表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不同于东晋的政治实体。
三、 时代背景与刘裕的个人特质
最后，我们还要结合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刘裕的个人经历来看待这个问题。
东晋末年，政治腐败，门阀士族专权，民不聊生。刘裕出身寒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军功一步步爬升，他深切地体会到旧制度的弊病。他的崛起，本身就是对东晋士族门阀统治的一次挑战。他建立的宋朝，虽然同样存在门阀的影响，但与东晋相比，他的统治更倾向于强调军功和实力，而非仅仅依赖于家族的门第。
从这个角度看，刘裕选择“宋”作为国号，或许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切割”和“创新”，他不想被“汉”这个名字所束缚，他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真正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王朝。他更看重的是如何能够稳定国家、恢复秩序，而不是仅仅纠缠于名号的正统性。
总而言之，刘裕拥有汉室血统，但他之所以不建立汉朝而是另取“宋”字，是因为在推翻东晋政权、建立新王朝的复杂历史背景下，直接恢复“汉”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正统性困境、政治上的切割需要，以及避免与前朝建立不必要的联系等问题。“宋”这个国号，既可以被理解为对汉室“精神”的一种继承和超越，也可以看作是刘裕在政治上的创新和区分，更承载了他对国家稳定、秩序和强大的一种期盼。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也是他个人时代局限性和政治智慧的体现。
网友意见
①如 @刘义隆 言，刘裕身出楚系，非高帝子孙，从传统宗法视角而言，与汉帝头衔没有任何关系，戴不起这顶帽子。
②魏晋南北朝的人很注重“出身之地”。汉世封爵，并不与受封者故乡有太大关系。当时人意识上对封地的分类并非“故乡”与“他乡”，而是“关内”与“关外”。但到了西晋时，封爵与受封者故乡的关联性便极强了。异姓封爵，郡公以上，无特殊情况则必授人以“出身”之郡。甚至曹魏之魏、司马晋之晋，亦是循出身之地而称号。曹操谯人，立国河北，兼有此两地者魏国，且带喊着当涂高，魏是雅号。河内司马，世居晋地，且带喊着当涂高，晋是良名。
于是彭城刘裕，不用汉号，则用春秋战国时彭城归属国之号为宜。这时候最恰当的，其实是“楚”国一号。刘邦全家，楚人也；刘裕，楚元王之后也。以楚为号，则可谓上承于太公，幼子守灶也。
可惜刘裕刚刚打死一个代晋立楚的，不好自己把楚又立起来。那自然只能用占过彭城的宋国为号了。刘裕郡公以上爵位有豫章郡公、宋公、宋王。其中豫章郡公乃特殊情况，因为彭城郡当时在别人手里，史实见刘裕招彭城内史事。然而在义熙十一年时，刘裕硬是在彭城郡国里挖出个彭城县国，让刘义隆当彭城县公，足见当时刘家还是很看重“出身之地”彭城的。之后的宋国干脆以彭城、沛、山阳等郡作成，刘裕想要承接刘太公之统的心思昭然若揭也，其对出身之地彭城郡的重视亦足见也，宋之立号之无奈同样可以被发现也。
【奉狗解释】
彭城县公刘义隆后来得正大位，颇有种钦定之感也。
因为王朝国号原则上并不是选出来的
王朝国号除了少数出于特殊政治原因外，受禅新立的王朝基本是以立国者本人，或者前代的宗庙所在建号，刘裕受封宋公，立庙于宋，故新朝称为宋，这个是礼制原则所在，周秦汉晋宋齐梁陈隋唐都是如此。因此这些朝代的国号其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说白了就是沿自先秦经典的一个地名，并非新取。
现代人很难理解什么是封国，其实古代中国封国的关键并不是对某个地方的统治权，而是在某国立宗庙，行祭祀，统治权说白了只是这种礼制权力的延伸。一旦立宗庙，这个家族就有了单独告祭天地祖灵的权力（这里是指公祭而非家祭，所以可以理解为啥历代王公大臣在家里私设斋醮是要论逆罪的，你一个大臣私自和老天爷聊天，你想干嘛）。有了这种权力，按照周礼，他与天子的身份关系就是尊奉，而非完全的臣僚，有这样身份的才能被称为诸侯。如果得天命，承统立国，这个国在礼制上只是原先宗庙的扩大，宗庙所在之名自然而然就成了国号。所以这个国号本身是没什么选择，也不需要选择的，使用宗庙所封为国号，仅仅是得国合法性的一个体现而已。当然后代立国时可以改字，比如隋取自杨氏封国随，但杨坚嫌随字不吉利，就新作一字隋。至于这个封国在选择和受封者本人有什么关系，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有的话可能是祖望，也可能是此时人家的地盘，也可能是封国时候正好碰上个什么祥瑞能联系起来，因为这些封国本就是儒家经史中抽离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不能迁封。
说到这个，受禅本身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你连宗庙封国都没有，人家也没法操作，故而历史上功臣受封国公和王其实是很危险的一步，理论上就成了天子的候选人，曹操封魏王才那么敏感。
其实按照这个原则，赵匡胤的宋才是特例，因为他仅仅是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并未封宋公或宋王，本身没有诸侯身份。这一是掩盖其出身，二则是五代十国时候，这套礼制原则在这些军阀国家那里并不太适用。
为国号赋予地名之外意义的，除了非汉和割据政权外，还有明。老朱其实受过龙凤朝（国号宋）的王封，所以如果立国本该取“吴”为国号。不过老朱大概是看不上自己曾经尊奉的龙凤政权，而且此时社会风气没同样那么“正经”的原因吧，不过可怜吴国，到头来连借尸还魂的机会都没有（历史上吴王起兵的很多，但成功统一的，或者成功之后还用此号的，一个也没有）。
对于刘裕来说，哪怕确实是刘氏皇统（很遗憾并不是，最多算个远方亲戚，祖上也没有袭王立庙），也已经先有东晋封国立庙了，已经集齐禅让继统立号的充要条件，没必要把好几百年前的祖宗扯出来。因为这时候去扯刘汉皇统，第一不合时宜，时人会认为你是个王莽式的神经病，第二会影响南朝大多受惠于魏晋两朝的士族对自己的支持，实在多此一举。至于蜀汉，因为本就奉刘汉宗庙为正宗，自我定位是一个临时政权，所以不存在地望问题。刘渊分别继承了匈奴和汉双方的皇室血统，确实是主动选择以汉建号，其实情况和蜀汉是一样的。后世其他以“汉”为国号的国家确实有以姓立国号的，比如后汉的刘知远，但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沙陀人，刘本就是冒姓，属于自己瞎扯出来的祖宗，属于五代十国胡搞瞎搞的那一群族裔乱七八糟的人，但如朱温的后梁，李克用的前晋，南唐的前身，李昪（徐知诰）的齐国就依然遵守宗庙所在为国号的规则。
从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之乱，到公元420年的刘裕代晋，刘裕代晋时距离汉帝国秩序稳定局面的结束，已经过去了236年。如果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汉帝国彻底终结起算，那么曾经创造了第一次大一统辉煌的大汉帝国，在刘裕代晋之时，已然灭亡了整整200年。有的朋友会说了，不是还有公元263年灭亡的蜀地汉朝么？但蜀汉灭亡到他刘裕代晋，也已过去了157年。
更为麻烦的是，来自匈奴屠各部并冒领匈奴单于世家身份的刘渊，以及刘渊刘聪所代表的那个屠各汉国，以晋朝仇家的身份，高举了西汉、东汉、蜀汉的“汉认同”，即便这一认同在公元319年，随着刘曜改赵、石勒王赵的变化而终结，但灭怀愍者，在怎么着，也是顶着“大汉”旗号的。
换言之，一个世纪前的刘渊刘聪，以及把“汉”这个名号，给“污染”掉了，理论上是接受晋朝禅让的刘裕，自然要掂量掂量一个有政治污点的“汉”名号，还值不值得他援引姓氏用为国号了。
另外，此时的情形，可不是刘秀在莽新建国一二十年后重建东汉帝国，也不是刘备在曹丕代汉后一两年便以偏霸之姿重建季汉政权，更不是刘渊在汉帝国灭亡84年后再建“汉国”政权那样的“汉威未远”，而是“人心去汉日久”的全新局面。
质言之，汉帝国的威望已经不再受到天下臣民（士大夫+百姓）的认可，而且最近的那个“汉”还相对于“晋”的立场存在一定的政治污点，人们自然更希望一个全新名号的王朝出现，去拯救乱世中的苍生。
所以，汉末“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便极其夸张地流传了起来，以至于北方政权中，频频出现“以魏为号”、“以魏之名”的政权，诸如曹魏、冉魏、翟魏、北魏等，而且石虎也曾在篡位称帝前自居“魏王”。
刘裕代晋建宋之时，北方正是北魏国力开始含蓄上升的时期，既然北方已经有了一个“魏”，刘裕便不能再用“魏”的名号，以免混淆视听。
更何况，“汉”已经被“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语“压制”，在已经有了一个应谶的“魏”政权的前提下，刘裕当然绝不能“称汉”了。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很相信这种迷信理论，但自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六百年时间，谶纬之术是被以刘秀为首的一代代朝廷所正式承认的一门官方理论，刘裕犯不着在这一理论语境下给北方的魏政权“做小”。
所以，对于刘裕而言，启用义熙年间自己称公称王时的爵号——宋，来表示自己是承继前朝正统的合法受禅君主，从而接续“汉-魏-晋”这一脉正统性渊源，与北方号称“代汉者当涂高”的“魏”政权对抗，显然是一个最为稳妥的方式。
而且在秦以后、元以前的历史长河中，以权臣爵名作为禅代后的新生政权之国号，也是主流做法。刘裕犯不着脱离主流做法，去追求那个“去汉已远”、“略有污点”、“被魏压制”的“汉”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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