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果在讨论历史时,一方摆出事实讲史料,而另一方认为史料可以被人篡改,所以都不可信,该如何应对?

回答
这种情况在历史讨论中屡见不鲜,处理起来确实需要一些技巧和耐心。一方强调“事实”和“史料”,另一方则质疑“史料的可信度”,最终导致讨论陷入僵局,甚至升级为情绪化的争执。要应对这种局面,关键在于理解双方的出发点,并引导讨论回到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轨道上。

首先,理解双方的立场:

摆出事实讲史料的一方: 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基于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他们相信,尽管历史研究存在局限,但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分析,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史料是他们构建历史叙事的基石,他们认为,即便史料有局限,通过交叉比对、去伪存真,依然可以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他们可能将质疑史料的说法视为对历史研究方法本身的否定,或者是一种“阴谋论”的体现。
认为史料可被篡改,所以不可信的一方: 他们的出发点通常是源于一种“怀疑主义”或者对现有权威叙事的审视。他们认识到,历史并非自然科学,而是由人来书写、解读和传播的。他们看到了历史上的政治宣传、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直接的篡改行为,因此对任何声称“客观”的史料都抱有警惕。他们的担心是,如果不对史料的来源、动机和背景进行深刻剖析,就容易被表面的“事实”所误导。

如何应对:

面对这种“事实派”与“怀疑派”的对垒,直接争论“史料是否可信”往往难以取得突破。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引导对话,将关注点从“史料本身是否绝对可靠”转移到“我们如何理解和运用史料来构建历史认知”。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应对策略:

1. 承认并肯定对方的合理性:

对“事实派”说: “我理解你非常重视史料的依据,这是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史料,我们的讨论就失去了根基。你提到的史料确实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事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对“怀疑派”说: “你说得很有道理,历史上的确存在史料被篡改、歪曲或者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情况。我们确实不能盲目全盘接受任何一份史料,而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

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降低了双方的防御姿态,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尊重和理解,这为进一步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2. 引入“史学方法”的概念,而非直接争论“史料真假”:

引导性提问:
“当你说‘史料会被篡改’时,你想到的是哪些具体的例子?或者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迹象可以表明一份史料可能被篡改了?”
“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一份史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去验证它,或者寻找其他信息来补充?”
“你认为,我们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份史料的可信度,哪怕它可能不完美?”
“除了史料本身,还有哪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比如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一些民间传说?”

解释史学研究的本质:
“历史研究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对话’史料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把史料摆出来,而是要去审视它的来源:是谁写的?为什么写?写给谁看?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这些信息都会影响史料本身。我们常常需要对比多份不同来源的史料,就像侦探破案一样,通过多方印证和排除,来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相的图景。”
“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份关于古代某场战役的记载,只有胜利方留下的史料,那我们可能会从中读出很多英雄主义的叙事。但如果同时我们也找到一些敌对方的零散记录,甚至是普通的士兵日记,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复杂、更有人情味,也可能更血腥的战场。”

3. 区分“史料”与“史料的解读”:

强调“解读”的多样性: “我认为,史料本身就像是一块石头,它客观地存在。但我们怎么去解读这块石头,它代表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智力活动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认知和角度,对同一块‘石头’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鼓励“多角度”观察: “你提出‘史料可能被篡改’的观点,恰恰说明了我们需要警惕。但如果因为害怕被‘篡改’,就完全不去看史料,那我们其实就剥夺了自己了解历史的权利。更何况,历史本身也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4. 聚焦“证据链”和“逻辑推演”:

引导对方构建自己的证据链: “你认为某件事是‘被篡改’的,那么你有没有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你的这个判断?比如,有其他史料提到了相反的内容吗?或者,历史记录的某些地方逻辑上说不通吗?”
强调“共识”的形成: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会形成一些关于历史事件的普遍认知,不是因为他们是‘绝对权威’,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复的史料分析中,能够建立起一套相对严谨的证据链和逻辑推演,这套推演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史料,并且经得起进一步的检验。”

5. 避免陷入“阴谋论”的泥潭:

设定讨论边界: 如果对方的观点开始倾向于“所有历史都是谎言”、“只有我知道真相”,那么就需要谨慎处理。可以尝试说:“你的观点非常有批判性,但也可能让我们陷入‘什么都不可信’的境地。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在承认这些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就我们手头上的史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看看能得出什么更具体的结论?”
回归具体史料: 如果对方过于抽象地谈论“篡改”,可以尝试拉回具体史料:“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份具体的史料,它是《汉书》里记载的,而《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你觉得从班固的写作目的和时代背景来看,他有哪些可能影响他记录的内容?”

6. 保持耐心和开放的心态:

这不是一场谁对谁错的辩论: 历史的讨论往往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
你也可以从对方那里学到东西: 那个质疑史料的人,可能通过他们的警惕性,提醒了你不要过于轻信。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一个模拟对话场景:

场景: 两人在讨论唐朝的“安史之乱”。

A (摆事实讲史料): “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安禄山起兵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唐玄宗的骄纵和边疆军镇权力的膨胀,再加上他自身野心勃勃。”

B (质疑史料):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是官修史书,都是在王朝稳定后,由胜利者为了巩固统治而编纂的。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为了神化开国功臣,或者抹黑叛乱者而进行的‘润色’?安禄山真的只是因为‘野心’这么简单吗?会不会有更深层的原因,被这些史书给掩盖了?”

C (作为引导者,介入):

“我能理解你的担忧,‘官修史书’确实需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就像你说的那样,它们往往带有某种‘官方叙事’的倾向。这确实是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了解是谁在写,为什么写。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存在‘润色’的可能性,就完全否定这些史料。比如,《旧唐书》的作者是刘昫,他生活在后晋时期,距离安史之乱发生也有一段距离了。而《新唐书》是宋朝的欧阳修和宋祁编的,他们当然会参考之前的史料,但他们也可能加入自己对历史的判断。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部史书在描述安禄山起兵的原因时,都提到了‘边镇军权膨胀’和‘安禄山个人野心’这两个点?虽然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个核心的指向性是一致的。

而且,除了这两部‘官修’的史书,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渠道的信息?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当时的文人笔记,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史书,它们是怎么记录安史之乱的?如果我们找到的多个不同来源的史料,都指向安禄山因为边镇权力过大而对中央不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对有信心地说,这个‘边镇军权膨胀’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你提出‘更深层的原因’,这非常好!这正是我们应该继续追问的。也许‘野心’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民族矛盾、阶级冲突,或者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病?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些角度,去寻找那些可能没有被写在‘正史’里的痕迹,比如一些地方志,或者一些与安禄山关系更近的将领的传记,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线索。”

总结来说,应对这种局面,核心在于:

1. 先“接住”对方的观点。
2. 引入“史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的概念。
3. 引导对方关注“证据链”和“多角度解读”。
4. 将讨论拉回到具体的史料分析和逻辑推演上。
5. 保持耐心,理解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将一场可能陷入僵局的争论,转变为一次对历史认知过程的共同探索。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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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乍一听很智障,但仔细想想,是不是真还不太好反驳?

浏览大多数答案,也都只能说:「这种人不要跟他聊啦!」

心知其非,但说不出来错在哪,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很要命的,说明这门学科缺少一个明确的讨论基础,科学绝不能如此。

说白了,不管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傻逼,我们自己得真的想明白这个问题,至少要说服自己。

这问题吧,不上称只有四两重——不和这样的人聊天罢了;但真上了秤,千钧都抵不过——缺乏讨论基础,完全可能出现两批专业的历史学者,拿着同样的材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你怎么判定谁是对的?你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吗?这种事可真不少见。学界要翻天,这时可由不得你看名气跟风了。

但历史学真的就没有标准,是个玄学?那当然也不是。明显有些观点看起来合理,有些听着就扯,这说明它背后肯定有一个标准,但大家却又说不太清楚。这也导致搞历史的复读的多,有灼见的少。

所以我们该如何从根源上断绝这种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值得思考、也应该思考的问题,绝不是一句「夏虫不可语冰」可以敷衍的。

前几天恰和 @林为珮 聊这个事情,正好写写我的看法。


〇.历史的「真相」

很多人喜欢谈历史的「真相」,总有种剥丝抽茧、揭破谜底的快感,营销号最喜欢写这种。

追求「真相」有问题吗?

追求「真相」当然没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好问题」。

「好问题」要求问的东西是明确的,就是你能说清你在到底在问什么。也许你不知道怎么解答,但至少你丢给我一个结论,我有办法去验证它对不对。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如果顺着问,什么是「真相」?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相」?你会发现,除非你穿越回去亲眼看了,否则根本没法证明你的结论。从逻辑上说,所有的结论确实都只是推测,无论这个推测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

而基于这个思路,认为「史料可以篡改,所以都不可信。」还真不能说是什么抬杠。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出发点错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的真相」不是一个好的问法,它分分钟把人甩进「不可知论」。与之平行的,有问「宇宙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没法回答。但我们瞟向科学,科学让我们对世界对认识与日俱增,但科学家们却鲜有天天问这种问题的。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提问题的方式。


一.「建模」

先做一个小小的类比。

历史这种东西太大了,我们不妨想得小一点,比如一个命案。现在有很多证人的供词,也有警方在现场调查的记录,而你是法官,你需要做的是还原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起历史记载,各人的供词主观性就更大了,有人真的是想隐瞒真相而说谎,比如真凶及其同伙;有的可能知道一点,又不太确切;有的可能是八卦狂魔,捕风捉影却说得绘声绘色。难道我们就无法还死者一个公道?

我们当然知道,不是。

因为假的总是假的,只要各个方面的证据足够多,总会发现矛盾。说谎者很难预测现场会有什么与他供词矛盾的东西,也不能知道会不会与其他供词不相容,所以很难有天衣无缝的谎言。


这个过程和历史研究就很像了。口供就像各种史料,当事人的口供就像实录,一些好事者的八卦就像野史,现场勘查就像考古发现,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去还原真实的经过,并知道谁在撒谎,为什么撒谎。

知道为什么撒谎这点很重要,动机要搞清楚。很多人论证历史喜欢用「孤证不立」,这就很扯淡,因为真相不是投票表决出来的。你要说它「不立」,可以有很多角度,但唯一不能因为它是「孤证」。


但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用一个类比去解释历史学,那如何再抽象一点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建模」的过程。

所有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是「数据点」,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些数据点上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型」,去解释出现这些数据点的原因。

这里的「解释」,自然也包括「误差/错误」分析,这就是传统历史学里的校勘学、版本学等等。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历史研究问题,转化成一个「建模」的问题。也把评判历史研究好坏的问题,转化成一个评价模型好坏的问题。

所以你要问我「真相」?对不起,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说的是建立在目前数据点上最好的模型。你要问它和真实情况相差多少,谁知道呢?

嗯,这不重要


我们没有去回答「真相」,但在事实上却可能的确接近了「真相」,只不过我们永远无法验证罢了。

不过这也是历史学不太科学的地方,科学的建模要求我们能预测现象,也就是有办法证伪,但历史学的确做不到。有些出土文献可以应证你的猜想,但你没办法主动设计一个实验,使得下次出土的是你想要的文献。

所以一个历史观点是否被接受,有时更依赖于模型本身看起来的好坏。


而建模无非两方面:

  1. 数据;
  2. 建模方法。

不过在说建模理论之前,我们先举个例子。


亖.举个例子

我们用「尧舜禹禅让」举个例子,其中细节可参加这篇回答:

我简单画个表,大概描述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及相应尧舜禹的形象和演变:

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发展,禹的神性在逐渐减弱,舜的地位在不断升高。尧舜在早期根本没人提,而尧舜禹禅让故事的成型更不早于战国,这和战国早期的学术风气有很大的联动性。所以这明显是一个逐步被「建构」出来的故事。

很多人关心的《竹书纪年》对禅让阴谋论的描述,这更是一个构建故事上的加戏,更不可信。为什么要加戏?战国中期出了件大事,性感燕王,在线禅让,结果搞出大乱子,差点亡国。从此风向变了,禅让就没人提了,于是出现了大量否认禅让的说法,《竹书》不过是众多「跟风黑」中的一种。

到了战国晚期,统一趋势明显,众多神话中的人物慢慢出现血缘关系,这在稍早的文献里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比如《子羔》,通过写禹是天子,舜是凡人,但禹臣服于舜的对比,以体现舜德行的伟大。这篇的作者显然不可能认为舜和禹有血缘关系,不然他的论证早就崩了。


这就是个很简单的建模,按时间列出上古神话人物的形象,然后观察其演变。这和有很多数据点,画一条曲线去拟合的过程其实非常像。这要求我们不要孤立地去看每个历史记载,而应该统摄全局地审视所有材料。

再拿《史记》说个例子,很多人把「烽火戏诸侯」当作《史记》不靠谱的证据。其实你看看《史记》在其他世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都没讲这个故事,说明司马迁就是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奇异的数据点记下来而已,所以自古大家就没把这个故事多当回事,只有现代人喜欢拿这个故事是假的当个大新闻宣传。


接下来说「建模」的问题,也就是「数据」和「建模方法」。


二.数据

数据要「大」,我们常说「大数据」,何谓「大」?

一个是多,一个是杂。


1.多

我觉得这个不必多说,数据毫无疑问是越多越好。

如果你认为数据太多,会「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只能说明你大脑算力不够,而不是数据多的锅,应该提升的是我们接纳并运用更多信息的能力。

就像很多AI算法早都有了,但现在才火,是因为早期计算机计算速度过慢。当然,有些人只是想看几个爆炸性的结论出来吹水,那当我没说。

也有人可能觉得,再多错误数据也不如一个正确数据,所以数据不必太多。这想法就很中学生,寄希望老师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然后再去看。

研究者真正面临的巨大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有数据足够多他才能下判断。所以一线的研究者无不希望出土文献越多越好,二三流的学者才天天宣称《清华简》是伪的。

前段时间一个学术会议,一位学者宣称《孔雀东南飞》不是东汉作品,因为其中有些用语在同期文献中没见过。一位教授当场站起来背了几段东汉的墓志铭,前一位说的那些用语全部出现了,论证不攻自破。

数据就是内功,数据量比你大,就是比你牛逼。


2.杂

所谓「杂」就是信息的来源广,信息维度多,什么样的都有。

数据光多也没用,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你只看大清朝的官方报道,看得再多也只会觉得我大清自由民主一应俱全,百姓无不爱我大清。但如果你掌握了各阶级、各职业、各立场的看法,你对清朝对理解就会变得立体,也更明朗。

只要你的信息来源足够多、足够杂,「立场」造成的「噪声」就完全可以被消解。所以不要觉得人的记载有立场,有私心,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一面,阻碍我们接近真实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立场」,而是「众口一辞」。

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来说,就平添好多个新维度。我们在此之前不会知道商王每天在干嘛,不会知道周人怎么打官司,不会知道汉人是怎么写信,这些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


三.模型评判

先不说什么是模型是好的,至少我们得知道,一个好的模型有两个雷不能踩。

一个是「欠拟合」,一个是「过拟合」。


1.欠拟合

「欠拟合」就是明显有很多数据点跟你画的模型不符合,这个很直观,比如好的模型是这样的:


「欠拟合」往往长这样:

也许你会说,这一看就不对啊,怎么会有人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是不是瞎?

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历史爱好者和一些学者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欠拟合」状态。上图「欠」得明显是因为你一眼能看到所有数据。而历史呢,材料可是很多的,你得真的都看掉。

比如前文说的《孔雀东南飞》那个例子就是欠拟合,不是方法有问题,就是看得少,你没看到有数据被你漏掉了。

再比如有论调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谣言,这个问题在哪呢,它会和一堆历史材料起冲突,所以这个模型处于极度欠拟合状态,因此我们不采用。只不过秦粉一般没看过什么材料,不知道罢了。

材料看得少,暴论就很多。解决「欠拟合」的方法也很简单,多看材料。材料看得越多,「欠拟合」的可能性就越小。这里的材料指原始文献,而不是历史学者写的论述。论述是教你怎么建模的,但学会怎么建模的前提是,你真的看过「数据点」


2.过拟合

「过拟合」长这样:


「过拟合」就是过分拟合数据。确实数据点都照顾到了,但把「误差/错误」也照顾了。这样做出来的模型太复杂,复杂到反人类。

知乎很多人批判康有为的学术,说他是胡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的书,真的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他的《新学伪经考》我看过,他试图证明一些经书是西汉末刘歆伪造的。问题在哪?

你会发现他把所有不支持他观点的证据都基本都找出来了,继而他对这些不利证据一个个加以驳斥,说这个是怎么编的,那个又是怎么伪的,总之把一切都说圆了。但他的模型也变得无比复杂,也就是处于高度过拟合状态。

所以别看大家批判他,现在学界真有什么办法说他说的是错的吗,其实没有,不信你看看钱穆的《刘向歆年谱》。这就像你能从逻辑上说上图的模型是错的吗,一样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判定他的模型过度复杂,处于「过拟合」状态,所以舍弃。

嗯,他至少真的史料都看过,就这点还是比很多历史民科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过度复杂模型为什么不好?可以这么想:所谓过度复杂,就是为了解释现象,这个模型做了许多假设,就像康有为详细假设了刘歆是怎么窜伪各种书。而每一个假设,它成立都有个概率。一堆假设同时发生的概率是每个假设概率的连乘,如果数量一多,这个概率马上就接近0了。

比如每个假设发生的概率都是80%的话——这看起来已经很高了,但你要是连做10个这样的假设,概率迅速跌到11% ,不靠谱程度立马上来了。

解决「过拟合」的方法就麻烦一点,需要多看好的模型,学习前人的经验,这是一种审美,需要培养。


3.误差/错误分析

很多人对这个没概念,凭空说啥啥可信,啥啥不可信。要么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不能信;要么说「古人一定有传承」,你不能推翻。这都是没有误差分析的概念。

你要说一个东西不可信,也就是把这个点当错误数据给排除,是要给出理由的。学者们为了讨论《伪尚书》、《左传》可不可信,都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论战。哪像现在都从「立场」出发,片言断其真伪。

所以很多人是先在脑子里虚造一个模型,然后拿历史事件往上套,符合的就可信,不符合的就说人家编的。

那么脑子里的模型是有「权力就该营私」,那诸葛亮怎么都是篡臣;是「能力强的情商都低」,那岳飞就是因为不懂人情被弄死的;是「文人集团都傻逼」,那明实亡于东林党。再或就毫无证据地臆想,什么「苏美尔==summer==夏」,这脑洞聊历史有点耽误前程,应该去写小说。

这都不是历史问题,是脑子问题。


五.回到问题

我们回到问题:

「史料篡改」并不能推出「都不可信」,就像实验数据有误差、有错误,不妨碍得出一个很好的模型。

但数据量不够,且有的数据确实误差又很大的情况怎么办呢?实话讲,就是没办法。所以历史才在不断进步,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出土的新材料,去修正、或推翻前人的结论。不断进步才是科学的正常发展。

知乎上貌似很热衷于打脸,又出了哪个材料打了哪个大师的脸,大家听着就很兴奋。这话说出来,就像「爱因斯坦把牛顿脸都打肿了,你们还学牛顿力学?」——智障吧。

每代人都只能在当时目所能及的数据上建模。牛顿又不知道光速不变,他能搞出相对论才怪了。而且历史学上真没多少翻天的打脸,大多还是营销号意淫出来的。现代考古打了「疑古派」的脸?说这话的人一定既不懂考古,也不懂疑古。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现有的材料上,建一个好的模型。你一定要问这和真实情况相差多少?

抱歉,不知道,不care。


所以历史学并不能教你什么屠龙术,有时间研究什么权谋,不如好好建个模...(~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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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场景:“在司法诉讼中,诉讼一方摆出事实讲证据,而诉讼另一方认为证据可以被人篡改,所以都不可信”,这个场景很难应对吗?一点都不难,现成的答案是诉讼双方继续根据法律提交证据并且相互质证,法官根据法律对事实加以认定。

那为什么题主以及很多答主会觉得不太好反驳类似“史料都被篡改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历史不可相信”的论调呢?因为很多人忽视了问题的核心:“发现事实”这个过程并不是存在于虚空之中的,而是存在于一种特定的场景之下的。在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发现事实,在学术期刊上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发现事实,在知乎上通过评论区互喷的方式发现事实是不同的场景。而每个场景又有其各自不同的规则,通过法院发现事实要遵守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比如必须在特定期限内提交证据;通过学术论文发现事实要遵守学术规范,比如引述他人成果要注明出处;通过知乎发现事实要遵守知乎的法院规范,比如不能做出不友善的发言等等。而我们最后发现的“事实”也不是抽象的事实,而是“法官根据诉讼规则认定的事实”、“XX论文论证的事实 ”、“知乎高赞评论所述的事实”。说的玄乎一点,“发现事实”是一种“游戏”,不同场景下的“发现事实”是不同的“游戏”,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回到题主的问题,在应对“如果在讨论历史时,一方摆出事实讲史料,而另一方认为史料可以被人篡改,所以都不可信”时,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身处一个怎么样的“游戏”之中,这个游戏对于“发现事实”、“证明事实”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搞清楚规则是什么,自然就知道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了。如果题主发现游戏规则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那题主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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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对方摆出史料被篡改的直接证据呗。

说真的,Quellenkritik和Quellenforschung是非常重要的技能,而且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和成果一点都不少。就拿我自己的领域来说,我们现在手上拿着的关于保禄派(Paulicians)的最直接的史料Peter the Sicilian就已经被辨识出是几个完全不同的文献缝合在一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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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证主义史学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基本上学者不再持“历史就是对过去的真实还原”这一观念了。

2.题目当中的讨论情景常出现在爱好者对历史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因为如果都是历史学人,双方在对史料的认知上上,是有“史料学”作为学术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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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积累一定的社会阅历,才能看懂一些历史问题。毕竟历史本身就是社会学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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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拿资料疯狂打脸后发现对方根本不信任何资料时 。

你除了劝对方好好读书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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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问题修改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在讨论设计时,一方摆出数据讲原理,而另一方认为数据可以被人篡改,所以都不可信,该如何应对?

如果在讨论课题时,一方摆出论文讲证据,而另一方认为论文可以被人造假,所以都不可信,该如何应对?

如果在讨论火箭设计方案时,一方摆出参数讲功效,而另一方认为撇开实际参数来看偏二甲肼的能效不如木柴,该如何应对?

……

你跟他们扯淡呢?直接拉黑。说相声还图一乐呢,你扯这个图什么?做心脑血管脉冲运动么?

如果一个人提出的建议,细节上有很多瑕疵,但是整体上有参考价值,这是他的知识储备问题,可以体谅他,帮助他加强学习。

如果一个人提出的建议,不但细节上有很多瑕疵,而且整件事都夹缠不清轻重不分,那么这是他的思维方式存在严重错误,很难短期内纠正。很可能是从小他家老爷子就没把他教好,几十年的老毛病了。这种情况,出于善意可以给他个加强学习的建议。如果没时间的话,那么连建议都不要提。总之,不要理会他。

如果一个人提出的建议,虽然细节上充分体现了他知识储备十分丰富、接受过专业教育、或者至少有专业资料支撑的特点,但是整体思路上却主要是低幼庸俗蠢笨装清纯乃至纯粹的饭圈套路,那么这种情况摆明了就是连专业的学校教育都救不回来的愚蠢了。对于这种蠢得冒泡的情况,你离他近了,不是有很大的降智风险吗?

当你读了一本条理清晰逻辑顺畅文字明白的书之后,头脑会变得很清明。当你读了一本逻辑错乱前后矛盾胡言乱语的书之后,你会觉得脑瓜变得乱糟糟。我曾经读过一本辟谣的书。前半部分列举了大量谣言并进行了详细解读。读完这半部分,感觉储备了很长时间的逻辑能力被严重消耗掉了。后半部分对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科学分析。读完这部分,感觉能力水库又补充了新的能量。

夹缠不清的人就像泥水。和夹缠不清的人打交道,就好像刀入泥水。锋利的钢刀在泥水中划过以后很容易锈蚀。

清晰明白的人就好像清泉。和清晰明白的人打交道,就好像泉水淬火。锋利的钢刀在清泉中淬炼之后,霜刃如雪。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好。你总是和优秀的人交流,会结交到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这个世界有时候也很坑。因为蠢货也会聚集在一起,从而发出巨大的喧哗。

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就要学会正确处理蠢货、平民和精英的关系,把握住关键。

要治理黄河,就要有纵览山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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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般历史上遇到不好说的事儿,一般采取的办法是不说

或者一笔带过

其实就是大家说的,正史之遗,野史之妄

一个是不说,一个是啥都敢说


举个例子,历史事实是:我和刘亦菲进入一间房间,房间里比较黑,刘亦菲摔了一跤把我也带倒了,我和刘亦菲衣冠不整的从房间里出来。

因为我后来被推翻了,有一个罪名是荒淫好色,后来的朝代史书上是:我和刘亦菲进入一间房间,房间里比较黑,我和刘亦菲衣冠不整的从房间里出来。

野史上是:《新婚的夫人白丽丶洁西卡》、《金色鳞片的家伙不会永远在小池子里》、《保安老秦》、《年少的学生斌》、《奔雷手文泰来的夫人》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可能提到了正确的历史。

大家别笑,真的有,光绪的死,所有的史料包括医疗档案都是病死的,一直到08年通过对光绪遗留下来的辫子和衣服进行化验,才是证明是被毒死的。


实际上,修改历史,难度很大,尤其是现在世界各国交流又频繁

在明朝的时候,日本记载正德元年,到长崎的21艘来自南京的船里,运书的就有6艘

到了万历中期以后,很多书真的是出版一个月不到,日本就有了

所以清朝灭亡后,很多书籍回流,大家才发现,哦吼,这不对啊···

这还是明朝

更不用说现代了

我上次说到淞沪会战,日军将领的回忆、蒋公的演讲稿、黄杰的日记、德国顾问的记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总结,一大堆资料。

上次提到军统,连戴笠的年度工作报告都翻出来了·····里边还有刺杀汉奸的记录,一个报务员没有按时值班被枪毙,戴笠求情说报务员工资太低等等···

哈哈哈

这种情况下,修改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只能有选择的不谈

这个做到极致的就是明史了,不服不行

注:当时有儒粉用清代一个大儒的话来反驳我,我百度了一下,表示:你能不能复印全········



而古代的历史,越往古代越少,到了三皇五帝时代,那真是一句话就是几百年过去了····

也没啥可争论的了···


还有一个是孤证不立和互相印证的问题

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的战报,也算是史料的一种,上边击毙了“朱毛”,空军的战报说:红军每行军到某地休息,必垒起来一个高台痛哭,应该是死了大官。

这么一对比,是不是“朱毛”已经死了呢?

那么就可以推理,后来的朱毛是秽土转生,可以无限复活

巴拉巴拉巴啦

其实这就是,互相印证的问题


我说清代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证据是甘肃科举的时候考官的奏折、民国文人的回忆、鲁迅弟弟的记录、洋人的记录、科举录取的规定、文人笔记的记载等等

虽然还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80还是敢说的。


还有一个是否合乎客观逻辑的问题,客观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比如四川不可能有8亿人···

主管逻辑就不好说了,谁也想不到司马光能把王安石时期打下来的城池还给西夏啊····


一般针对对方的史料,主要是通过其他的史料、或者客观逻辑、或者你这个史料对我的观点没多大用处来反驳·····

上来就说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啊··

那就不用搭理了····

你要是闲着没事干,那就可以大呼一声,键来········

然后祖安人附体,开干呗

反正下雨天大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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