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为什么东晋的历次北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东晋时期，北方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这为东晋提供了北伐的天然契机。然而，尽管东晋政权多次尝试统一中国，几乎每一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绝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
首先，东晋自身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存在根深蒂固的弊病。
军事力量的结构性弱点： 东晋初期的军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南迁的北方士族及其部曲。虽然这些人骁勇善战，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他们的效忠对象往往是各自的家族而非中央政权。这种“门阀军事”的模式，使得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力相对薄弱。北伐所需的集结、调动和补给，都需要经过各大家族的首肯，这无疑增加了效率，也容易产生内耗。
士族集团的利益掣肘： 东晋政权的基础是南迁的士族。这些士族在南方获得了巨大的土地、财富和政治地位，他们更加珍视眼前的安逸生活，对北伐的积极性并不高。北伐的风险巨大，一旦失败，可能导致他们在南方的利益受损，甚至家破人亡。因此，大部分士族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者只支持小规模、试探性的北伐，以消耗北方实力，而非全力以赴进行统一战争。士族内部对于北伐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有主战派，但也有主和派，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北伐的决心和力度。
中央集权的不稳固： 尽管东晋名义上是中央集权政权，但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受到各大士族集团的制约。一旦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这必然会触动到士族集团的利益。例如，王导、谢安等权臣虽然在某些时期表现出北伐的意愿，但他们也必须顾及身后士族集团的反应，避免触碰他们的底线，这使得东晋的北伐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持久的战略支撑。
后勤补给的困难： 北方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饱受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东晋要从相对富裕但地域狭小的南方跨越长江，向荒凉的北方进行大规模的后勤补给，难度极大。长江以北的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加上北方政权对东晋军队的阻击，使得补给线常常被切断或消耗巨大。
其次，北方政权虽然分裂，但并非全然不堪一击，其军事实力和战略也值得重视。
北方政权的军事优势： 东晋所面对的北方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秦、后秦、鲜卑慕容氏建立的燕国等，虽然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其军队的组成与东晋有所不同。北方政权通常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在开阔的北方平原上作战，机动性强，冲击力大，对于以步兵为主的东晋军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苻坚大举进攻东晋时，其前秦军队号称百万，骑兵优势明显，给东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北方政权的战略应对： 北方政权并非被动挨打。他们清楚东晋北伐的意图，会针对性地进行防御和反击。一旦东晋军队深入北方，其补给线拉长，北方政权就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采取避实击虚、疲敌深入的策略，消耗东晋的锐气和力量。例如，淝水之战前，前秦苻坚就针对性地部署了兵力，利用黄河作为天然屏障，企图一举击溃东晋。
北方政权的内部整合： 尽管北方处于分裂状态，但一些强大的政权，如前秦时期，在苻坚的领导下，一度实现了对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并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组织起具有相当威胁的军事力量。这种整合使得东晋的北伐面临的不再是零散的敌对势力，而是一个相对强大的统一政权。
再者，东晋历次北伐的领导者和战略上也存在问题。
战略决策的失误： 并非所有东晋的北伐都得到了充分的准备和合理的战略规划。有些北伐是仓促发起的，目标不明确，或者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战前准备不足，兵力分散，后勤跟不上。例如，祖逖北伐虽然有初期优势，但后期因朝廷支持不足和后勤问题而难以维持。
将帅能力的差异： 虽然东晋出现了如陶侃、祖逖、谢玄、桓温等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并非所有北伐的将领都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有些将领可能过于冒进，或者在关键时刻决策失误。例如，桓温曾多次北伐，取得一定胜利，但其政治野心和对中央的挑战，也分散了北伐的重心。
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 东晋时期，士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止。这种斗争会直接影响到北伐的决策和支持力度。例如，当某个派系主张北伐时，另一个派系可能会出于制衡的考虑而从中作梗，导致北伐的资源被截留或转移，或者在关键时刻撤回支持。
最后，地理和气候因素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跨越长江的难度： 长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东晋要从南方跨越长江，进攻北方，需要强大的水陆联合的军事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渡过长江，东晋军队就进入了陌生的、可能更加恶劣的作战环境。
北方地形和气候： 北方平原广阔，但同时也有沙漠、草原等地形，气候变化也相对剧烈。东晋军队习惯了江南水乡的气候和地形，在适应北方环境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
综上所述，东晋历次北伐的失败，是由于东晋自身政治体制的弊端，军事力量的结构性问题，士族集团的利益掣肘，后勤补给的巨大困难，北方政权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应对，以及北伐战略决策和将帅能力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次北伐的失败，都是这些因素在某个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集中体现。尽管东晋士气高昂，涌现出不少英勇的将领，但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内部问题的存在，使得统一北方的宏伟目标，在那一时期难以实现。
首先，东晋自身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存在根深蒂固的弊病。
军事力量的结构性弱点： 东晋初期的军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南迁的北方士族及其部曲。虽然这些人骁勇善战，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他们的效忠对象往往是各自的家族而非中央政权。这种“门阀军事”的模式，使得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力相对薄弱。北伐所需的集结、调动和补给，都需要经过各大家族的首肯，这无疑增加了效率，也容易产生内耗。
士族集团的利益掣肘： 东晋政权的基础是南迁的士族。这些士族在南方获得了巨大的土地、财富和政治地位，他们更加珍视眼前的安逸生活，对北伐的积极性并不高。北伐的风险巨大，一旦失败，可能导致他们在南方的利益受损，甚至家破人亡。因此，大部分士族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或者只支持小规模、试探性的北伐，以消耗北方实力，而非全力以赴进行统一战争。士族内部对于北伐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有主战派，但也有主和派，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北伐的决心和力度。
中央集权的不稳固： 尽管东晋名义上是中央集权政权，但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受到各大士族集团的制约。一旦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这必然会触动到士族集团的利益。例如，王导、谢安等权臣虽然在某些时期表现出北伐的意愿，但他们也必须顾及身后士族集团的反应，避免触碰他们的底线，这使得东晋的北伐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持久的战略支撑。
后勤补给的困难： 北方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饱受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东晋要从相对富裕但地域狭小的南方跨越长江，向荒凉的北方进行大规模的后勤补给，难度极大。长江以北的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加上北方政权对东晋军队的阻击，使得补给线常常被切断或消耗巨大。
其次，北方政权虽然分裂，但并非全然不堪一击，其军事实力和战略也值得重视。
北方政权的军事优势： 东晋所面对的北方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秦、后秦、鲜卑慕容氏建立的燕国等，虽然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其军队的组成与东晋有所不同。北方政权通常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在开阔的北方平原上作战，机动性强，冲击力大，对于以步兵为主的东晋军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苻坚大举进攻东晋时，其前秦军队号称百万，骑兵优势明显，给东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北方政权的战略应对： 北方政权并非被动挨打。他们清楚东晋北伐的意图，会针对性地进行防御和反击。一旦东晋军队深入北方，其补给线拉长，北方政权就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采取避实击虚、疲敌深入的策略，消耗东晋的锐气和力量。例如，淝水之战前，前秦苻坚就针对性地部署了兵力，利用黄河作为天然屏障，企图一举击溃东晋。
北方政权的内部整合： 尽管北方处于分裂状态，但一些强大的政权，如前秦时期，在苻坚的领导下，一度实现了对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并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组织起具有相当威胁的军事力量。这种整合使得东晋的北伐面临的不再是零散的敌对势力，而是一个相对强大的统一政权。
再者，东晋历次北伐的领导者和战略上也存在问题。
战略决策的失误： 并非所有东晋的北伐都得到了充分的准备和合理的战略规划。有些北伐是仓促发起的，目标不明确，或者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战前准备不足，兵力分散，后勤跟不上。例如，祖逖北伐虽然有初期优势，但后期因朝廷支持不足和后勤问题而难以维持。
将帅能力的差异： 虽然东晋出现了如陶侃、祖逖、谢玄、桓温等杰出的军事将领，但并非所有北伐的将领都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有些将领可能过于冒进，或者在关键时刻决策失误。例如，桓温曾多次北伐，取得一定胜利，但其政治野心和对中央的挑战，也分散了北伐的重心。
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 东晋时期，士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止。这种斗争会直接影响到北伐的决策和支持力度。例如，当某个派系主张北伐时，另一个派系可能会出于制衡的考虑而从中作梗，导致北伐的资源被截留或转移，或者在关键时刻撤回支持。
最后，地理和气候因素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跨越长江的难度： 长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东晋要从南方跨越长江，进攻北方，需要强大的水陆联合的军事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渡过长江，东晋军队就进入了陌生的、可能更加恶劣的作战环境。
北方地形和气候： 北方平原广阔，但同时也有沙漠、草原等地形，气候变化也相对剧烈。东晋军队习惯了江南水乡的气候和地形，在适应北方环境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
综上所述，东晋历次北伐的失败，是由于东晋自身政治体制的弊端，军事力量的结构性问题，士族集团的利益掣肘，后勤补给的巨大困难，北方政权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应对，以及北伐战略决策和将帅能力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次北伐的失败，都是这些因素在某个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集中体现。尽管东晋士气高昂，涌现出不少英勇的将领，但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内部问题的存在，使得统一北方的宏伟目标，在那一时期难以实现。
网友意见
东晋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常态。也就是说，北方十六国的分裂是表现在明面上的剑拔弩张不稳定，南方东晋的内斗则是表现在里子中的潜流暗涌不稳定，双方都是不稳定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北伐或南征。
田余庆老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概括出了一个名唤【门阀政治】的“变态”政治模式，并指出，这是一种相对于皇权政治的非常态，也即至尊名分与实际权力相分离的不稳定态。东晋政治从一开始便不是强力军权凝合出来的皇权政治，而是一个名实分立、权力分散的脆弱平衡状态。王、庾、桓、谢等所谓的【门阀】家族，对于政局的掌控力，也仅仅介于【官宦世家】与【霸府权臣】之间，权力不仅没有集中在【皇权】手上，也没有集中在一个【门阀家族】的手上，而是动态分散在各大家族的手上。
王敦之乱（322年-324年）、桓温擅权北伐（354年-369年）、桓玄之乱（403年-410年）是东晋门阀家族的三次集权代晋尝试，均试图以掌握了荆州军力的单个【门阀家族】的力量掌控朝政进而取而代之，奈何遭到其他门阀家族的抵制，而且王敦、桓温均没在事业巅峰期多熬几年便老病去世。在三次冲击之间的王导平衡格局、谢安平衡格局，其实都只有一个世代的时长，不仅不长久，还要时刻防范坐大了的上游军阀、江北流民与北方强权（后赵、前秦），哪里顾得上建设稳定的制度？
再加上东晋皇室内心始终追求的皇权壮大，司马氏皇帝总是希望通过寒素、外戚、宗室来推动皇权的重建。刘隗、刁协的被重用（元帝时期）、庾氏的上台（明帝后期成帝时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掌权（孝武帝后期、安帝前期）便是皇权希望通过外戚、宗室来重张皇权的三次最明显的表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纵贯东晋百年的多方角逐内耗进度表：
- 草创期：王导平衡下的仓促建国：311年-321年（元帝重用刘刁）
- 第一次冲击：王敦之乱322年-324年
- 后赵威胁下的缓冲期：王导平衡与庾氏上台：325年-340年
- 第二次冲击：桓温北伐与擅权：354年-369年
- 前秦威胁下的缓冲期：谢安平衡与淝水之战：373年-385年
- 宗室最后的冲刺：会稽王父子上台与太原王氏的参政：385年-403年
- 第三次冲击：桓玄之乱与刘裕平乱：403年-410年（基层的卢循孙恩之乱同期发生）
- 完结期：刘裕北伐与篡晋：410年-420年
不同的门阀家族（平衡派、专权派），皇权借力的寒素、外戚与宗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为了争权夺利内耗得不亦乐乎，并利用荆扬双重心的地缘格局，把朝堂权力的争夺，演化成一次次的荆扬间军事武装冲突。再加上后赵、前燕、前秦分别在4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各自带给东晋建康朝廷的三段20年潜在压力，东晋基本上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权力分散状态，哪里顾得上组织一场彻底成功的北伐？顶多能够产生几次针对两三州之地的吞并战争而已。
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都不是东晋建康朝廷组织的，祖逖是江北流民帅武装力量，桓温是荆州坐大门阀武装力量，刘裕是新编北府军武装力量，他们的集权程度是逐步加深的，所以在战争成果与成果保持方面，也是一次比一次强。在东晋长达百年的持续内耗过程中，能够孕育出祖逖、桓温、刘裕的三批北伐，实属不易，虽然最终都没有实现收复河域、一统天下的最高目标，实际上都是对两三个州的收复。视为北伐，自然是失败的，但视为收复则基本是成功的，至少也为东晋的内耗政治与南朝皇权的孕育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并不能说是彻底失败，北伐未遂、收复有成或许才是更准确的描述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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