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不是一个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官僚集团虽然掌控着经济活动,决定着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但是这种官僚统治毕竟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联系在一起的,私有财产在其中受到限制,不能积累财富。因此,他们扩大生产的动力主要是自身直接的物质需求。
曼德尔认为,在任何一个能够大体上维持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社会产品都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部类:
苏联官方的经济理论认为,只有压低生产性消费基金,才能实现高水平的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长期地实现消费的“最优增长"。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苏联经济的积累率很高,平均每年占国民收入的25%。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导致以下两大问题:
这些问题是导致苏联1970s以后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观因素和主要原因。
在充满敌意的森林里,猎人必须首先追求生存,而不是舒适。
——1928年斯大林驳斥布哈林新经济政策
不管一个大国曾经的经济初衷目标有多么浪漫,但是,一旦进入一个充满敌意、仇恨和恐惧的地缘丛林之中,她就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这里面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安全。在敌人围绕的时代,他需要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问题:
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供应链必将被不断证明不再安全,尤其是最关键的经济命脉很可能会掌握在敌人手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在不可避免的残酷斗争中受制于敌人,这个大国就必须使自己的根本经济要素实现自给自足,方能摆脱被敌人压垮的命运,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是为了保证经济的基本安全。
冷战经济学出现于一战德国。鲁登道夫一方面不断通过宝贵的黄金储备高价从瑞士、荷兰、丹麦等中立国手中购买有限却宝贵的粮食和资源,以维系国内社会的最稀薄需求;另一方面则组织德国工业和科技部门,通过在空气中提取氮素,在谱图黏土中提取铝,通过发明人工橡胶,从木材中提取纺线等办法,解决了相当多贸易资源的国产替代问题。这在短期避免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崩溃。
冷战经济学集大成于斯大林体制。苏联虽然不像德国一战时那么凶险,无论是西方的英法德帝国主义,还是东面的日本帝国主义,包括土耳其、波兰和中国等国,他们都对苏联怀有赤裸裸的敌意,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当时作为落后农业国的苏联,苏联虽然有庞大资源和丰富的粮食产能,但其最大的问题,乃是缺乏先进的制造业设备,受制于人,只有获得这种先进设备,才能实现至少暂时的自给自足,避免为外敌挟持压迫。
布哈林认为,苏联应该通过市场经济原则,向土地拥有者和粮食生产者的农民收购粮食,一方面满足城市的需要,另一方面实现向西方出口换汇购买工业设备,布哈林的政策其实是所谓的基于工农联盟原则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维,他看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资源配置。
但斯大林认为,尖端工业实力脆弱的苏联外部环境极端恶劣,列强威逼极甚,随时可能颠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筹集大批粮食出口大量换汇,从而加速推进工业化,尤其是尖端工业的发展,否则苏联在危险面前无法自立。
这种争论在1927年的苏联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在1928年初采取的西伯利亚方式发生之后大大激化了:
在1927年到1928年初,苏联政府的粮食收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1926年年底苏联收购粮食4.28亿普特,1927年底才收购了3亿普特,缺额达1.28亿普特,使得苏联不仅仅面临城市缺粮的问题,而且还无法换取足够的外汇推进工业化进程。当时很多富户囤粮,试图借机迫使苏联政府高价购买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手段,1928年初,斯大林秘密视察西伯利亚,发出强化粮食收购工作的公告,要求严厉打击不良富户和富农,必要时施行强迫收购,这实际上就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开端,最终粮食收购工作快速完成——在北高加索过去每五天只能收购50万普特粮食,但在斯大林政策施行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00万普特,在俄罗斯中部四省,过去是每五天60万普特,之后是150万普特。
斯大林是成功的,在全球大萧条中,唯有隔绝在世界贸易之外的苏联风景独好;在卫国战争中,苏联才可以源源不断制造飞机坦克大炮来保卫自己的生存,甚至在冷战早期,面对铜墙铁壁的斯大林体制,西方根本没有有效进行对苏联经济打击的手段。
但是后人为了政绩,为了经济,使得苏联经济深度融入了英美掌控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主动把脑袋放上断头台的举动给了里根充足的武器弹药。美国对苏联天然气技术的封锁和破坏以及联合沙特疯狂的打压原油价格,如同狙击枪打出的精准子弹,穿透了苏联心脏。苏联庞大的政治经济体系,在抢救无效,再也无法全面给全身供血的情况,走到了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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