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只想成为拥有特权的人，而非消除特权？
这个问题触及了人性深处的一个复杂症结，也折射出社会结构的现实。人们渴望拥有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消除特权，这背后有着多重原因，它们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以轻易打破的循环。
首先，我们得承认，“特权”本身并非一个天然的贬义词。在许多语境下，它仅仅意味着某种优势、某种便利、某种被优先考虑的待遇。当一个人拥有特权时，他能更顺畅地获取资源，更容易实现目标，生活中遇到的阻碍也相对较少。这种“好日子”，谁不向往呢？这是最直接、最本能的驱动力。想象一下，你想去一个地方，有的人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有的人却要排长队，甚至被拒之门外。你希望成为哪种人？答案不言而喻。
其次，特权往往与“看得见”的利益挂钩。比如，社会地位高的人更容易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的孩子因此更有可能继续享有社会优势；经济富裕的人能够接触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生命质量更高；在某些领域，某个群体因为身份而更容易被提拔，获得晋升机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感知和比较清晰辨认出来的。而“消除特权”听起来像是一种牺牲，一种“均贫富”式的集体行动，这对于已经身处优势地位的人来说，显然缺乏吸引力。甚至，他们会觉得这是对自己努力和才华的否定，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
再者，“消除特权”是一个极其宏大且复杂的社会工程，其难度远超“获取特权”。获取特权，在很多时候，只需要个人努力、抓住机遇、或者利用现有资源，甚至有时候是“站队”或者“靠关系”。虽然这些获取方式本身也可能不完全公平，但它们通常是针对个体或小群体的行为。而“消除特权”，则意味着要挑战和重塑整个社会结构，打破长期形成的权力分配、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这需要颠覆性的思想，更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和执行力，去对抗那些既得利益者以及维护现有秩序的惯性。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是在“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框架下进行的。学校教育强调排名和奖励，工作场所强调绩效和晋升，媒体宣传歌颂成功人士的励志故事。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赛场”，而特权就是获胜的筹码，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在这种观念下，人们自然会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自己，如何在这个“赛场”上获得优势，也就是获取特权，而不是去质疑赛制的公平性。
此外，“消除特权”也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当现有的特权被打破，新的秩序又会是怎样的？会不会出现新的、更难以察觉的特权？人们对未知总是抱有戒备。而且，特权并非总是以赤裸裸的压迫形式存在，很多时候它隐藏在制度的细节、文化的习俗、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之中。要识别并消除这些无形的特权，需要极高的觉察力和分析能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幸存者偏差”。那些成功获得特权的人，往往会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能力、努力或智慧，而忽视了背景、机遇或者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会觉得，我能获得，你也能，只是你不够努力。这种“自然化”的特权认知，让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消除那些让他们受益的东西。
最后，让我们反思一下“人”的本质。在许多哲学和心理学观点中，“利己”是人类的基本驱动力之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体和群体天然地倾向于为自己争取更多，保障自身利益。消除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求一部分人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甚至视为“应得”的优势，去成全他人，或者去构建一个未必能带来直接个人好处的“公平”。这种高度的“无私”和“奉献”，虽然值得赞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或者愿意去实践的。
所以，人们更愿意成为拥有特权的人，而非消除特权，这并非简单的“坏”或“自私”，而是由人性本能、社会结构、教育方式、利益驱动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现象。这就像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系统：有了特权，就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源，就有能力维护和巩固现有特权，并传递给下一代，而“消除特权”的呼声，虽然一直存在，但其实现路径充满了荆棘。
首先，我们得承认，“特权”本身并非一个天然的贬义词。在许多语境下，它仅仅意味着某种优势、某种便利、某种被优先考虑的待遇。当一个人拥有特权时，他能更顺畅地获取资源，更容易实现目标，生活中遇到的阻碍也相对较少。这种“好日子”，谁不向往呢？这是最直接、最本能的驱动力。想象一下，你想去一个地方，有的人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有的人却要排长队，甚至被拒之门外。你希望成为哪种人？答案不言而喻。
其次，特权往往与“看得见”的利益挂钩。比如，社会地位高的人更容易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的孩子因此更有可能继续享有社会优势；经济富裕的人能够接触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生命质量更高；在某些领域，某个群体因为身份而更容易被提拔，获得晋升机会。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感知和比较清晰辨认出来的。而“消除特权”听起来像是一种牺牲，一种“均贫富”式的集体行动，这对于已经身处优势地位的人来说，显然缺乏吸引力。甚至，他们会觉得这是对自己努力和才华的否定，是对既得利益的剥夺。
再者，“消除特权”是一个极其宏大且复杂的社会工程，其难度远超“获取特权”。获取特权，在很多时候，只需要个人努力、抓住机遇、或者利用现有资源，甚至有时候是“站队”或者“靠关系”。虽然这些获取方式本身也可能不完全公平，但它们通常是针对个体或小群体的行为。而“消除特权”，则意味着要挑战和重塑整个社会结构，打破长期形成的权力分配、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这需要颠覆性的思想，更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和执行力，去对抗那些既得利益者以及维护现有秩序的惯性。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是在“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框架下进行的。学校教育强调排名和奖励，工作场所强调绩效和晋升，媒体宣传歌颂成功人士的励志故事。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社会是一个“赛场”，而特权就是获胜的筹码，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在这种观念下，人们自然会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自己，如何在这个“赛场”上获得优势，也就是获取特权，而不是去质疑赛制的公平性。
此外，“消除特权”也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当现有的特权被打破，新的秩序又会是怎样的？会不会出现新的、更难以察觉的特权？人们对未知总是抱有戒备。而且，特权并非总是以赤裸裸的压迫形式存在，很多时候它隐藏在制度的细节、文化的习俗、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之中。要识别并消除这些无形的特权，需要极高的觉察力和分析能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幸存者偏差”。那些成功获得特权的人，往往会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能力、努力或智慧，而忽视了背景、机遇或者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所起到的作用。他们会觉得，我能获得，你也能，只是你不够努力。这种“自然化”的特权认知，让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消除那些让他们受益的东西。
最后，让我们反思一下“人”的本质。在许多哲学和心理学观点中，“利己”是人类的基本驱动力之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体和群体天然地倾向于为自己争取更多，保障自身利益。消除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求一部分人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甚至视为“应得”的优势，去成全他人，或者去构建一个未必能带来直接个人好处的“公平”。这种高度的“无私”和“奉献”，虽然值得赞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或者愿意去实践的。
所以，人们更愿意成为拥有特权的人，而非消除特权，这并非简单的“坏”或“自私”，而是由人性本能、社会结构、教育方式、利益驱动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现象。这就像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系统：有了特权，就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源，就有能力维护和巩固现有特权，并传递给下一代，而“消除特权”的呼声，虽然一直存在，但其实现路径充满了荆棘。
网友意见
人类社会出现特权是不可避免的，远古时代可能最能跑的人就能获得特权，因为他最有机会捕获食物。
这样就分化出至少两个阵营。
对于有特权的人来说，他无非是选择在特权的cover下，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
对没有特权的人来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左右特权者的，但也有两个选择，苟起来找机会反击，或者直接点，打不过就加入。
很显然，起始条件是不公平的，成为特权者有时或者大多数时候只是运气，天生就能跑，你出生在一个世袭罔替的家族，杠杆贷款股市满仓一波起飞等等。
而非特权者，即便一心打反击求翻身，也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机会，比如这个时代特权者集团并不算纯粹的损人利己，所谓民心所向，哪里来的机会？你这时打反击最多算偷鸡，多半还被扣一个大逆不道的帽子，甚至连帽子都没有，直接挥发了。
也就是说在多数时间非特权者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因此我们大概率只能看到——打不过就加入。
然而当特权持续一段时间，一些特权者集团专门损人利己，造成越来越大的不公，对立，割裂。也就是人类社会周期中最固化僵化腐化的阶段，这时就容易形成反击条件，那显然揭竿而起的人绝不在少数，这时打破特权就能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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