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屡屡不听军令，为啥还能全身而退？
卫立煌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他资历深，战功赫赫，但同时，他的“不听军令”也确实是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要说他为什么能“屡屡”这样，还能“全身而退”，这背后涉及的因素可不少，得掰开了揉碎了聊。
首先，我们得明确，“不听军令”这个说法，其实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在复杂的战场和政治环境下，将领的判断和执行，往往是建立在自己对全局的理解、对敌情的判断以及对部队实际情况的评估之上的。有时，卫立煌的“不听”，可能是一种基于更长远考虑的“变通”，而不是纯粹的违抗。
第一层：军事上的“不听”与“有道理”
卫立煌是出了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早年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算得上是少壮派的代表。他打仗，尤其擅长防守和阵地战，比如在河南、湖北一带的多次战役中，他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和指挥才能。
具体案例——1946年东北内战初期：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当时，国民党军队准备大举进攻东北，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作为东北“剿总”司令，要他“统一指挥，各个击破”。然而，当时的东北局势极其复杂，共产党军队（东北民主联军）力量不弱，而且对地形熟悉，士气高昂。卫立煌上任后，几次战役下来，发现强攻并非上策，而且损兵折将。他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希望采取更稳健的策略，比如先稳固沈阳、长春等几个重要城市，巩固后方，再伺机而动。但蒋介石却急于求成，不断催促他进攻，要求他“一鼓作勇”。
卫立煌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没有完全按照蒋介石的“圣旨”来，比如他没有一股脑地把兵力都派出去，而是有保留地进行防御，或者选择性地撤退，避免被共军分割包围。他不是像一些将领那样，接到命令就硬顶着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的“不听”，更多的是一种战术上的自主判断，认为直接执行命令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为啥他敢这么做？
战绩和声望： 卫立煌在之前的抗日战争中，比如在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中，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能，有一定的战功和威望。在国民党军内部，他不是一个“草包”，他的意见至少是有人听的，不至于像一个无名小卒那样随意处置。
对战局的判断： 他对东北战场的复杂性有自己的判断，认为国民党军的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后勤补给困难。他的“不听”，很多时候是基于对实情的更清醒认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在不必要的战斗中消耗。
与蒋介石的关系： 蒋介石虽然是最高统帅，但他用人也讲究“忠诚”和“能干”。卫立煌毕竟是黄埔系出身，有一定的根基，蒋介石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不像对其他一些“杂牌”将领那样防备。所以，蒋介石即便不满意，也不会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第二层：政治上的“不听”与“自保”
“全身而退”这四个字，绝不是单靠军事能力就能保证的，尤其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卫立煌能够“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在政治上的运作和选择有关。
“明哲保身”的智慧： 卫立煌相对来说，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他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知道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像其他一些顽固派将领那样，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而是为自己留了后路。
1948年辽沈战役： 这是卫立煌“不听军令”最集中的体现，也最终导致了他的“下野”。当时，锦州被解放军攻占，东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被分割。蒋介石下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打通锦州至沈阳的通道，救援被围困的部队。但卫立煌认为，此时出兵，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他手下的部队并非都是中央军，士气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他选择了固守沈阳，把部队收缩起来，等待时机。
为什么不听？
避免全军覆没： 他深知，一旦贸然出击，在缺乏制空权、后勤补给受限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很可能在东北被全歼。他宁愿放弃一些阵地，也要保全自己的部队。
对蒋介石指挥的质疑： 锦州失守后，整个东北的战略态势已经很不利，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并以撤职相威胁，要求卫立煌立即出兵。卫立煌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命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抵触。
暗中的联系： 关于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是否与解放军有过联系，或者对解放军的行动有所“放水”，史学界一直有讨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主动通敌，但他选择固守，不积极执行救援命令，客观上确实让解放军能够更顺利地完成对沈阳的合围。
“功成身退”： 辽沈战役结束后，沈阳被解放，卫立煌也随之被俘。但是，由于他并非像杜聿明、黄百韬那样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且在战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政策有过温和的批评，解放军对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全身而退”的政治考量：
并非“反共”急先锋： 卫立煌与一些坚决“剿共”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他对共产党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意。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政策也有一些不满。这种相对温和的态度，使得他在解放军接管政权后，没有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
起义或投诚的姿态： 虽然他被俘，但他的态度相对配合，并未进行激烈的抵抗。在解放后，他表示拥护新中国，并在政协、民革等机构任职。这种“顺势而为”的态度，是他能够“全身而退”的关键。
留有余地： 他的“不听军令”，尤其是对最后救援锦州的命令的“变通”，在解放军看来，可能并非完全出于“效忠”国民党，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自保”和对当时战局的判断。这种“个人选择”的比重，在政治考量时，可能被予以一定的区分。
总结来说，卫立煌之所以能够“屡屡不听军令”，又能“全身而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军事上的专业性与判断力： 他并非莽夫，在关键时刻有自己的军事判断，会基于对战局的认识来选择性执行命令，力求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 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作为黄埔系成员，他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蒋介石的信任基础，不像普通将领那样容易被轻易处置。
3. 政治上的成熟与审时度势： 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衰败有清醒的认识，在关键时刻没有一条路走到黑，而是为自己留下了政治上的后路。
4. 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 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相比，他对共产党并无深仇大恨，且对国民党政权存在不满，这为他日后“全身而退”奠定了基础。
5. 解放军的政治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对战争罪犯的宽严政策并非一刀切，对于那些有“改造”可能、态度相对温和的国民党将领，给予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所以，卫立煌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将领的故事，更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军事和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并最终实现“全身而退”的复杂样本。他“不听军令”，既有军事上的考量，也有政治上的考量，而他最终能“全身而退”，更是他在复杂环境下，做出一系列“顺势而为”和“自我保护”选择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得明确，“不听军令”这个说法，其实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在复杂的战场和政治环境下，将领的判断和执行，往往是建立在自己对全局的理解、对敌情的判断以及对部队实际情况的评估之上的。有时，卫立煌的“不听”，可能是一种基于更长远考虑的“变通”，而不是纯粹的违抗。
第一层：军事上的“不听”与“有道理”
卫立煌是出了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早年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算得上是少壮派的代表。他打仗，尤其擅长防守和阵地战，比如在河南、湖北一带的多次战役中，他表现出了相当的韧性和指挥才能。
具体案例——1946年东北内战初期：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当时，国民党军队准备大举进攻东北，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作为东北“剿总”司令，要他“统一指挥，各个击破”。然而，当时的东北局势极其复杂，共产党军队（东北民主联军）力量不弱，而且对地形熟悉，士气高昂。卫立煌上任后，几次战役下来，发现强攻并非上策，而且损兵折将。他曾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希望采取更稳健的策略，比如先稳固沈阳、长春等几个重要城市，巩固后方，再伺机而动。但蒋介石却急于求成，不断催促他进攻，要求他“一鼓作勇”。
卫立煌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没有完全按照蒋介石的“圣旨”来，比如他没有一股脑地把兵力都派出去，而是有保留地进行防御，或者选择性地撤退，避免被共军分割包围。他不是像一些将领那样，接到命令就硬顶着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的“不听”，更多的是一种战术上的自主判断，认为直接执行命令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为啥他敢这么做？
战绩和声望： 卫立煌在之前的抗日战争中，比如在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中，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能，有一定的战功和威望。在国民党军内部，他不是一个“草包”，他的意见至少是有人听的，不至于像一个无名小卒那样随意处置。
对战局的判断： 他对东北战场的复杂性有自己的判断，认为国民党军的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后勤补给困难。他的“不听”，很多时候是基于对实情的更清醒认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在不必要的战斗中消耗。
与蒋介石的关系： 蒋介石虽然是最高统帅，但他用人也讲究“忠诚”和“能干”。卫立煌毕竟是黄埔系出身，有一定的根基，蒋介石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不像对其他一些“杂牌”将领那样防备。所以，蒋介石即便不满意，也不会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第二层：政治上的“不听”与“自保”
“全身而退”这四个字，绝不是单靠军事能力就能保证的，尤其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卫立煌能够“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也与他在政治上的运作和选择有关。
“明哲保身”的智慧： 卫立煌相对来说，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他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知道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像其他一些顽固派将领那样，死心塌地地跟着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而是为自己留了后路。
1948年辽沈战役： 这是卫立煌“不听军令”最集中的体现，也最终导致了他的“下野”。当时，锦州被解放军攻占，东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被分割。蒋介石下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打通锦州至沈阳的通道，救援被围困的部队。但卫立煌认为，此时出兵，无异于自投罗网，而且他手下的部队并非都是中央军，士气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他选择了固守沈阳，把部队收缩起来，等待时机。
为什么不听？
避免全军覆没： 他深知，一旦贸然出击，在缺乏制空权、后勤补给受限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很可能在东北被全歼。他宁愿放弃一些阵地，也要保全自己的部队。
对蒋介石指挥的质疑： 锦州失守后，整个东北的战略态势已经很不利，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并以撤职相威胁，要求卫立煌立即出兵。卫立煌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命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抵触。
暗中的联系： 关于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是否与解放军有过联系，或者对解放军的行动有所“放水”，史学界一直有讨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主动通敌，但他选择固守，不积极执行救援命令，客观上确实让解放军能够更顺利地完成对沈阳的合围。
“功成身退”： 辽沈战役结束后，沈阳被解放，卫立煌也随之被俘。但是，由于他并非像杜聿明、黄百韬那样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且在战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政策有过温和的批评，解放军对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全身而退”的政治考量：
并非“反共”急先锋： 卫立煌与一些坚决“剿共”的国民党将领不同，他对共产党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意。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政策也有一些不满。这种相对温和的态度，使得他在解放军接管政权后，没有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
起义或投诚的姿态： 虽然他被俘，但他的态度相对配合，并未进行激烈的抵抗。在解放后，他表示拥护新中国，并在政协、民革等机构任职。这种“顺势而为”的态度，是他能够“全身而退”的关键。
留有余地： 他的“不听军令”，尤其是对最后救援锦州的命令的“变通”，在解放军看来，可能并非完全出于“效忠”国民党，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自保”和对当时战局的判断。这种“个人选择”的比重，在政治考量时，可能被予以一定的区分。
总结来说，卫立煌之所以能够“屡屡不听军令”，又能“全身而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军事上的专业性与判断力： 他并非莽夫，在关键时刻有自己的军事判断，会基于对战局的认识来选择性执行命令，力求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 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作为黄埔系成员，他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蒋介石的信任基础，不像普通将领那样容易被轻易处置。
3. 政治上的成熟与审时度势： 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衰败有清醒的认识，在关键时刻没有一条路走到黑，而是为自己留下了政治上的后路。
4. 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 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相比，他对共产党并无深仇大恨，且对国民党政权存在不满，这为他日后“全身而退”奠定了基础。
5. 解放军的政治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对战争罪犯的宽严政策并非一刀切，对于那些有“改造”可能、态度相对温和的国民党将领，给予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所以，卫立煌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将领的故事，更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军事和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并最终实现“全身而退”的复杂样本。他“不听军令”，既有军事上的考量，也有政治上的考量，而他最终能“全身而退”，更是他在复杂环境下，做出一系列“顺势而为”和“自我保护”选择的必然结果。
网友意见
卫立煌算是听话的将军了。
辽沈战役前撤出东北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野在沈阳锦州之间还有南满军区，常年4-5个纵队加若干独立师），其他多数主力也沈阳长春之间待命，沈阳果军出来还是要走大黑山，还是长时间打不下来，两边共军来了还是要被包饺子吃掉。
反对撤出沈阳，不只是卫立煌的意见，周福成这样的杂牌，廖耀湘这样的嫡系也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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