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而言，髡贼的所作所为是加速了明朝灭亡还是延缓了明朝灭亡？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髡贼”可能指向的群体。 在明末，对 solchen (such) 群体的称呼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贬义和官方定性。最广为人知的“髡贼”可能与以下几种情况有关：
海盗/海寇： 明朝末年，东南沿海深受海盗滋扰。这些海盗的活动，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都对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秩序和明朝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
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武装力量： 有些群体可能与西方（如葡萄牙、荷兰）或日本等国的势力有所联系，他们以海上的军事力量和商业活动为基础，对明朝的沿海防御体系构成了挑战。
具有特定社会或政治诉求的群体： 少数情况下，一些具有反抗明朝统治倾向的群体，也可能被官方定性为“髡贼”，尤其是在他们的组织形式或外在表现上触犯了当时的社会规范。
那么，这些“髡贼”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加速还是延缓了明朝的灭亡呢？
一、 加速明朝灭亡的论点：
1. 削弱沿海防御，耗费国家财力物力：
持续的骚扰与破坏： 海盗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破坏。他们掠夺沿海城镇的财物，焚烧村庄，绑架人口，严重扰乱了沿海地区的经济生产和居民生活。这使得本已拮据的明朝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军力和财力去应对，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耗散军事力量： 为了剿灭海盗，明朝沿海的军事部署（如水师、陆军）一直处于高强度运转状态。这些军事力量如果被用于其他更重要的战线上，比如对抗后金（后来的清朝）或者镇压内部起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大量兵力被牵制在沿海，客观上削弱了明朝在其他关键区域的力量。
加剧社会动荡： 海盗的活动往往与沿海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虽然有些人可能因为生计被迫加入海盗行列，但海盗的掠夺行为无疑会激化社会矛盾，使得沿海地区民怨沸腾，为进一步的动荡埋下伏笔。
2. 破坏海上贸易，损害国家经济：
阻碍正常贸易： 虽然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但民间仍有一定程度的海上贸易。海盗的猖獗使得合法和非法的海上贸易都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不仅损害了沿海商人的利益，也阻碍了国家潜在的税收来源。
吸引部分人才与资源： 部分头脑灵活、具备组织能力的人，如果发现走“海盗”之路比在体制内更能获得财富和权力，也可能被吸引过去，这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国家人才的流失。
3. 动摇统治合法性与权威：
无法有效治理的象征： 沿海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说明明朝政府在维护边疆稳定和保障民生方面力不从心。这无形中削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让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产生动摇。
助长了军阀割据的思想： 在极端情况下，一些强大的海盗头目甚至能在某个区域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势力，这为日后其他反明力量的出现提供了一些“借鉴”。
二、 延缓明朝灭亡的论点（这个论点相对较弱，且需要辩证看待）：
1. 提供了部分“出路”，缓和了社会矛盾（非常有限）：
吸纳了部分失业和贫困人口： 在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凋敝，大量人口失业。对于一部分走投无路的农民和失业者来说，加入海盗队伍可能是一种“曲线救国”或者说求生的方式。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这在短期内“消化”了一部分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避免了他们立即成为内乱的导火索。
部分海盗可能具有“反明”倾向： 如果“髡贼”被更广泛地理解为具有反明诉求，且具备一定组织能力和海上力量的群体，那么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明朝统治的挑战。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可能与清朝或其他反明势力形成某种程度的“并肩作战”或者“牵制”作用，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利益驱动，而非真正的政治联盟。
2. 部分海贸活动与外部联系，带来新的信息与技术（间接）：
虽然海盗本身是以破坏为主，但其活动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海上交易和信息交流。 如果其中存在一些更具商业头脑的群体，他们与海外的联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朝带来一些新的贸易机会或者技术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未必能被明朝政府有效利用，或者说其带来的正面效应被负面效应完全掩盖。
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史料分析都倾向于认为，“髡贼”的活动（无论具体指代哪类群体，但以破坏和骚扰为主）在明朝末期，客观上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非延缓。
其原因在于：
明朝末期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和外部满洲（后金）的强大军事压力。 沿海的海盗活动，虽然规模可能不及后金，但其持续性和广泛性，极大地消耗了明朝本已捉襟见肘的资源，削弱了其整体的防御能力和治理能力。
海盗的破坏性远大于其建设性。 他们对经济的打击、对社会秩序的扰乱，以及对政府威信的损害，都为明朝的最终覆灭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即使是那些可能怀有反明情绪的群体，其有限的力量也难以在整体格局上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反而可能成为加剧混乱的因素之一。
举个例子： 戚继光在明朝中期大规模地清剿倭寇，虽然也耗费了国家资源，但其成功维持了东南沿海的相对稳定，并为明朝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然而，到了明末，随着政府的腐朽和外部压力的增大，海盗问题（以及后来的“髡贼”问题）往往演变成一个难以根除的顽疾，它不断地消耗着明朝的生命力，使得其在应对更严峻的挑战时，更加力不从心。
总而言之，“髡贼”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而非能够挽救骆驼的良药。他们的存在，无疑是明朝末期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那个腐朽王朝的崩塌。
网友意见
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干涉农民军。
如果不干涉农民军，明朝灭亡毫无疑问是会被提前的。湖广、闽赣、云贵的明军兵力会被用于对付元老院，减少了对农民军的制衡，李自成的崛起只会比历史上更快。而清朝买了澳洲人的货之后，虽然没有孔有德和耿仲明帮忙，但是入关抢人口也不会耽误。明朝唯一的增益就是买了些南洋式步枪，但是以明军的水准，就算多了几百支好枪，该打不过顺军清军还是打不过。澳洲人运走的只是东部沿海的难民，对于内地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的影响杯水车薪，至于澳宋的农业、工业技术，好是好，但是对大明朝廷没用。大明朝只剩下几年的寿命了，而且政权的效率已经降到了谷底，想改变顽固的风气开“澳务”是根本来不及的。
其实我是赞成直接让明朝杀青的，反正澳宋和大明已经撕破脸了，大明不亡，就不消停，大明亡了，江南那边私下搞的生意反而更顺畅。
很多元老有放清军进关对付士绅的打算，我是不赞成的，这个工作让李自成做比让清军做合适得多。清朝杀士绅不假，可杀老百姓也多，对经济的破坏太严重，而对于不抵抗甚至投降的士绅，清朝反而加以保护利用，并不能彻底地打击士绅。李自成就不一样了，早期还是纯草寇的时候，很多流寇确实像蝗虫一样走一路抢一路，但是李自成也在不断学习，到了40年代，顺军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只要有粮吃，就不会随便屠杀平民了，抢劫目标主要是士绅大户、诸侯勋贵。而李自成的统战工作照清朝差得远，对于大明的士绅往往是抵抗的要弄死，不抵抗的也要抄家，除了少数被他录用的之外，大部分都得追赃助饷，而李自成录用的前明读书人大部分也是在明朝不得意的。我的意见是在李自成进北京的同时直接拿下辽东，然后等李自成搞完追赃助饷，趁他还没来得及搞安置流民、屯田、开科举这些向正常封建帝王转型的举措的时候，伏波军出兵北伐。
这个时候，大明朝廷倒了，弘光朝还没来得及建立，江南、湖广的明朝官员们夹在元老院和李自成之间，伏波军的军舰开到长江口了。以大部分大明官员的节操，蜂拥投降是必然的。澳洲人来了他们还是政协委员，李自成来了他们得倾家荡产，投哪一边很好判断。史可法、朱大典等少数人可能会尽忠，剩下赵之龙、田雄、马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李本深之流，脑子不大灵的肯定直接投诚，水平较高，能看出投降之后澳洲人肯定削他们军权的，有可能去投李自成或者另寻出路，但是抵抗是肯定不会抵抗的。伏波军基本上兵不血刃就能拿下南方半壁江山，然后武力解决李自成就很简单了。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案，是因为大明官员的思想动向对澳宋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元老看不起大明的武力，不屑于拉拢带路党，这种思想是极度危险的。明军确实对抗不了伏波军，但是他们有能力坚壁清野，搞焦土政策，就像熊文灿的计划那样。比如说如果伏波军攻打扬州，守城的不是史可法和刘肇基，而是李本深和李成栋，他们知道打不过，如果不肯投降，很可能自己先屠了扬州，然后一把火烧了城市，跑去北方当流寇，这样给元老院带来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争取大明官员武将投降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拯救伏波军士兵和百姓们的生命，保护元老院的战利品。
因此，澳洲人亲自下场消灭大明应该是尽量避免的。因为这种做法很可能刺激大明官员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比如说某个家在北直隶的官员在福建为官，澳洲人打了过来，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家族，这个官就很可能直接找几千斤火药，拉几个澳洲人垫背同归于尽，也许火烧起来还会顺便焚毁千八百间房屋。可如果这个时候他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上吊，大明朝已经完了，刘芳亮正在他家乡追赃助饷，那么他为大明尽忠的想法会被冲淡不少，或许会弃官潜逃，或许会直接带着几个小妾和儿子投降，以求给自己的家族留个后路。而鼓励大明官员弃官潜逃或直接投降正是澳洲人最需要的，最起码也都悄无声息地自杀，元老院对全国的攻略需要推广的是广州模式，而不是像肇庆、梧州这样，明军负隅顽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大明朝的执行力虽然弱，但毕竟也是一个有核心、有组织的政权，对地方的官员将领还是有约束力的。澳洲人出兵北伐和大明开战，赢当然是肯定会赢，可难免有明朝官员将领选择死战到底。如果明朝亡了，没有来自北京的约束力，明朝官员的抵抗意志也会受到影响，死心塌地为明朝殉葬的人不会很多的，会更多地考虑自己而不是已经不存在了的大明。澳洲人不屠城，不放火，不圈地，不强制剃发，不掳掠奴隶，没有南明政权做后盾的明朝遗臣们不会有像对清朝那样强烈的抵抗意志，降宋的官员只会比旧时空降清的更多。原本在大明的官员看来，是反叛的髨贼要颠覆大明江山，而现在大明没了，局面变成了战国乱世、群雄逐鹿，大宋、大顺、大西争夺天下，投降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原本是背叛大明投降大明的敌人澳宋，现在是大明被李自成灭了，他们成了无主之臣，投降李自成的敌人大宋，然后就是中国历史上很常见的改朝换代了，元老院打败李自成、张献忠，就如同唐朝扫平群雄代隋那样，士大夫们效忠新朝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来说，这点差别不算什么，但是明末还是有很多士大夫受到这种舆论压力、道德压力的影响的。取得这一点政治优势，就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几个明朝大员倒戈，也许就能救几十万人的命，保护好几座城市完整落到元老院手里，所以这种策略还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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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问题。
对元老院来说，现在缺人是最大的问题。
就像评论里提到的，只要干部够用，一路平推就是了，可是问题就是干部不够用。
根据两广攻略前的计算，整个广东需要干部约4000人，整个广东有86个州县，平均下来一个县50人，而实际上，元老院只凑齐了3000人就动手了，这3000人还有很多集中在广州，因此实际上下面每个县多说也就二三十名干部。
而这些干部是什么水平呢？就算是拿甲种文凭，在芳草地学了五年毕业的，也不过相当于旧时空的小学毕业。
再看看这3000人的来源。
各县、各机关、各国企，抽调1200人；
芳草地的高小学生中挑选年龄大的紧急毕业300人；
面向社会招聘500人进行培训，由于招的人数不够，不得不放低下线，这500人里有的连丙种文凭都没有；
伏波军中身体素质较差或年龄较大的士兵转业四五百人；
广州站工作人员二三百人。
这才凑齐2800人，再划拉划拉凑3000。
把这么多七拼八凑的干部放出去当地方大员，想想都吓人啊。艾志新的包税制我都觉得有些超出这些干部的水平，让他们收好合理负担就烧高香了。
就以佛山为例，刘四、曹清、林铭这三个人，在席亚洲看来算是归化民中很出色的了，但是曹清和林铭照样搞得工人和炉房之间矛盾激化。刘四1629年才当上村长，1635年就要管理天下四大镇之一，曹清1632年还是明军的大头兵，1635年就要以一个伏波军下士的水平掌管整个佛山的军务。三个人里反倒是林铭最靠谱，虽然入伙时间最短，但是至少熟悉情况，人熟地头熟，知道怎样维持秩序，不惹大乱子。
那么在广东的其他县呢？那些偏远的县份，元老的关注度没有佛山高，也不像佛山这样富裕，能轻易筹到资金，归化民干部的水平很可能不如刘四和曹清，还没有林铭这样可靠能干的带路党。而且驻守的国民军还很可能不是曹清带的部队这样的老国民军，而是新招募的。指望靠这样的班底像统治海南那样统治广东是不可能的，只能让归化民干部先接收原来大明的县政，维持基本的秩序，剩下的全得以后再说。仅仅广东十府一州，就得一百个中队的国民军才能满足一个县城一个中队、一个府城一个大队的配置。为了凑齐这么多人，香港的老国民军根本不够，必须大规模招新兵。广宁之战又证明了，真碰上大队明军，一个中队的新国民军很可能不顶用。伏波军数量又少，剿匪任务和打击地方豪强也要国民军承担。一个县就一百多人，还大部分都是新兵，这点兵力根本不够用。一个广东尚且如此，全中国呢？
澳洲人采用的是一套全新的制度，因此培养自己的干部是很困难的，土著之中像曾卷、袁舒知这样的人才是不会很多的，短期内肯定拿不出大批干部来。
所以在大陆攻略的前期，澳洲人必须招降明朝官吏来维持基本统治，甚至直接像清朝用绿营那样用投降明军，等培养出足够的干部再接管政权。少量归化民干部做监军，靠降官降军维持统治的局面是难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要再多等几年，等芳草地的学生成千成千地毕业，等建立起以伏波军退伍老兵为核心的几万经过训练的国民军，那才是真正全面深入基层接管政权、建立新社会的时候。旧政权留下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元老院接管的基础，和平接管虽然要收编一些旧官吏，但是难度却是最低的。如果元老院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样有几百万党员，当然可以完全不管明朝降官，自己去改造社会，可问题是没有，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澳宋归化民干部的数量必然会长期不足以满足占领区扩大的需求。所以，澳宋也将长期需要林铭、刘丰生、蒲福长这样的优秀带路党。
归化民干部不努力不上进不要紧，就怕他们太努力太上进，明明手里没有足够的资源，却想学首长在临高的作为。试想，二三十个小学毕业生和小学肄业生，带着一支由十几个刚刚脱离文盲队伍的老兵和一百来个新兵蛋子组成的队伍，就妄想改造社会，不出乱子那就是奇迹了。以各县归化民干部的能力，只能是先一切照旧，先把大明县太爷的工作接管过来，有民愤特别大的土匪恶霸，可以量力而行打掉几个，至于清丈田亩、厘定赋税、整编乡勇等等这些在临高搞过的改革，一定要缓，先集中力量在广州周边搞，再慢慢推进。没有足够的合格干部，瞎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甚至捅出更大的篓子。我最担心的就是那帮杜雯的学生，明明撑死就是个初中生的水平，却满脑子激进思想，拿自己17世纪的能力去照抄20世纪的政策，这帮忠诚的归化民的破坏力可比那些堕落腐化的归化民大多了。
我不反对砸烂大明朝的旧秩序，这个秩序烂透了，早该砸了，可是再烂的秩序也比没秩序强，就怕归化民脑子一热把旧秩序砸烂了，结果发现新秩序建不起来。自己被人抓去砍头是小事，祸害了一县的县政，连累同事百姓，那可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综上所述，在元老院还没有足够的干部和治安力量去建立自己的新秩序之前，还是要利用原本的旧秩序。不是元老院不想推大明，是推下来也没有足够人手去占领，何必费这个事。我之所以建议在李自成进北京后出击，并不是因为到这个时候澳宋就一定有足够占领全国的干部和国民军了，而是因为这个时候全国人心惶惶，劝降难度大减，明朝统治崩了，李自成的统治还没建立，正是明顺双方最虚弱的时候，此时出兵可以一举竞全功，如果这个时候还继续在两广练兵屯粮，倒是稳妥，但是清军入关之后明顺西清四方混战成一锅粥，就算不放清军入关，李自成大战南明的破坏也会非常大，元老院拿下广东之后就再也不需要像登州之乱那样靠战乱搜集人口了，人力资源有的是，所以这种破坏对元老院来说没什么意义，李自成也好多尔衮也好，终极目标都是封建君主，都不可能真的把士绅杀绝了，所以还不如直接趁这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快速统一全国更节约成本、利润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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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人提到土改，我就再说说这方面。
我坚决反对在澳宋搞任何形式的土改，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右派政治倾向，更是因为简单的数学问题。
1950年7月，常州向武进县派出了450名工作队员，又抽调50名县里的干部；
1950年12月，英德县的工作队有1280人，其中中南局派来的120人，省府派来的440人，北江地委专署派来的90人，本县区乡干部250人，各区乡村调来训练的农民干部380人。
一个县要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干部才能推进土改，这是四五十年代多次试验总结出来的经验，澳洲人面对的时代人口比1950年要少很多，那一两百人也是要的。
而且要注意，那些工作队员要是穿越到临高，可都是“真髨”。
澳洲人自己培训出来的干部，哪怕是张兴教、王田这些在归化民干部中排得很靠前的，像乌项这种元老院一手教育出来的，他们的素质比得了当年工作队的干部吗？而元老院面对的大明社会，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落后闭塞得多，地方豪强势力也更大，不带国民军根本不可能下乡。
放心，归化民干部百分之一万领会不了元老院的意图，他们只会明白元老院要劫富济贫、杀人立威。五十年代尚且不乏工作队恣意妄为、滥施刑戮甚至逼死村干部的事，放在临高位面，不放权，工作做不下去，放了权，肯定血雨腥风。如果工作队没有逮捕、抄家、罚没甚至处决，乃至动用国民军打碉楼的权力，乡绅们谁尿他们这一壶，可如果让工作队有这种权力，他们不胡来才见鬼呢。勋素济下乡时见到的范十二、韩道国、刘元虎、白普廷这样的都是八成要吊路灯的。这就是典型的“砸烂了旧秩序，发现新秩序建不起来”。不要因为澳洲人的行政能力比大明强就沾沾自喜，离能土改的水平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土改不是上下嘴皮子一动的事，而是调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军队，对整个国家的农村社会进行一场大清洗。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在临高提土改，那是拎着金箍棒就想揽瓷器活，除了乒乒乓乓一顿乱砸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土地关系是要改革的，但绝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年后、几年后，而是以“代”为单位来计算的，什么时候有大批归化民干部的水平和真髨一样了，再提这茬吧。以澳洲人现在的水平，天地会模式才是正路。有多大锅下多少米，不能不顾自己低下的行政能力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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