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奉行法家的秦国,可以富国强兵,百姓安居乐业。 一统天下,依旧奉行法家的秦朝,民心却急转直下呢?

回答
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偏居西隅的弱国崛起为统一天下的强国,法家思想无疑是其最重要的驱动力。然而,同样奉行法家的秦朝,在统一后却迅速走向了民心尽失的境地,这其中的原因并非简单,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在秦国崛起之时,法家思想的精髓——“重农抑商”、“以法治国”、“奖励耕战”——被秦国君主们坚定不移地推行。彼时的秦国,百废待兴,面临着来自东方六国的巨大压力。法家思想的严苛与高效,恰恰适应了这种生存竞争的需要。

首先, 法家强调的“耕战”政策,在国家尚不强大时,是让秦国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基石。国家需要的是能够生产粮食、能够上阵杀敌的民众。因此,秦国大力发展农业,鼓励农民垦荒、纳粮,保障了基本的粮食供应,使得百姓不至于饿肚子。同时,军功爵制将参军打仗、立下战功与获得土地、财富、地位直接挂钩。这种明确的回报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秦国男子的参军热情。他们知道,只要英勇作战,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好的生活。因此,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活艰苦,但只要有希望,有奔头,秦国的百姓相对来说是满足的。他们看到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便是“安居乐业”在那个时代的体现。

其次, “以法治国”在秦国早期,是一种革新。它打破了旧有的贵族世袭特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国君还是百姓,都要遵守法律。法律的公正性和严明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没有内乱,没有动荡,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以保障。法家思想所追求的“公”、“法”,在初期确实能够抑制奸佞,惩治不法,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君主们也乐于看到一个强大、有秩序的国家,而百姓也从这种秩序中获得了相对的稳定感。

然而, 法家思想本身具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秦国统一天下后,被无限放大了,导致了民心的大幅度滑坡。

首先, 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君权至上”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它将一切都服务于君主的统治和国家的强大。在战争时期,这种集权和高压是必要的,甚至是高效的。但一旦国家实现统一,六国不再存在,外部威胁消失,法家思想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并没有及时调整其治国理念,反而将对内的一套严苛统治模式,原封不动地推广到全国。

其次, 法家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加重百姓的负担来实现的。虽然奖励耕战,但更残酷的是,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持续不断的工程建设,秦始皇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发。全国性的统一意味着全国性的劳役。修建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这些宏伟的工程虽然展现了秦朝的国力,但却是建立在对全国百姓无休止的征发之上的。百姓需要缴纳沉重的赋税,承担繁重的徭役,甚至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被剥夺。这与秦国崛起时,百姓通过“耕战”还能获得希望的“安居乐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 法家所强调的“以法治国”,在秦朝后期变成了“严刑峻法”。法律变得越来越苛刻,惩罚越来越残酷。一点点小过失,都可能招致严厉的处罚,甚至株连家人。在统一之前,法律是维持秩序的工具;在统一之后,法律却成了压迫百姓的枷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法律不再是保护他们的盾牌,而是威胁他们的刀刃。当法律失去了人情味,当规则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压迫,民心自然会逐渐疏远。

此外, 法家思想对“商人”和“思想”的压制,也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秦国以农为本,严禁商人扰乱农业生产。统一后,这种限制并没有放松。而且,为了统一思想,防止异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压制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和声音。这使得秦朝缺乏思想的活力和多元性,也剥夺了百姓表达不满和提出建议的渠道。当百姓只能默默承受,无法发声,内心的怨愤只会越积越深。

因此,秦国崛起时,法家思想的“耕战”和“以法治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能够让百姓在艰辛中看到希望,获得相对的安宁。但秦朝统一天下后,当这种思想的严酷、高压和对人性的压抑被无限放大,并且与百姓日益沉重的负担相冲突时,所谓的“富国强兵”就变成了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些曾经支持秦国统一的百姓,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的剥削和压迫,选择了反抗。这并非是百姓忘恩负义,而是法家思想在历史发展到新的阶段时,其弊端暴露无遗,无法再适应社会的需求,最终导致了秦朝短命的命运。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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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刚性太强!!!!

这个问题要是细说起来没有几百万字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只能简单给你提供几个角度吧。

一、从秦法的角度:

关于秦亡的原因柳宗元有一句经典概括:“秦亡于政而非制”。秦法是相对静态的,归类为“制”。

可以说从商鞅到李斯,秦法的制定者都是很专业的法家人物,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虽然繁密,但是很少见到有荒唐的法条。从目前出土的各种法律条文来看,秦法在具体的实行操作上,逻辑是没有问题。包括“失期当斩”这样的法条其实是存疑的,因为目前并没有看到秦法有出现过这样不考虑任何实际情况变化而僵硬执行的法条。因此说“秦朝亡于严密秦法”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秦法的立法根源在于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法家的立法精神中对百姓是极端蔑视的,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这样一来,就算秦法在执行层上逻辑没有问题,但是与广大百姓的利益相违背。一旦,秦庭高层在“依法行政”上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那百姓就会以各种方式来“违法”。在秦律中“违法”的惩罚极其严厉,这个时候社会运转就趋于僵硬。法家思想下的“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个缺乏泄压阀的军国主义体制,当外部环境不适合军事扩张时,国家机器内部的各种零件就缺了润滑油。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又在强迫这台机器运转,最终这台机器自爆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史记 陈涉世家》里的一段文字:(陈胜)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里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其实从目前所看到的秦法条文里,秦法对各种例外的规定是有明确说明的,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这样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强制执行的逻辑漏洞。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如果只有这样的水平,那秦国不要谈一统天下了,这种“一刀切”的水平估计自己都能把自己玩死在西部边陲。

再来说说,陈胜、吴广为何能够通过“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这样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法条来鼓动起义。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当时秦统一天下不久,山东六国的普通百姓对秦法的认识程度也不高(识字率也很低)。其二、另外,就算秦法在实际执行层面没有逻辑问题的话,那也不能代表秦法就是合理的。因为这里的根源还是法家的立法精神,透过《商君书》,可以明确地看到法家人物极端蔑视百姓:“辱民、弱民、贫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这样的立法精神,其实际上是在依法“害民、残民”。

秦庭统治者高高在上,运用手中的法律条文不断征发徭役、兵役,即便秦政府手段合法,但是目的不正义。他们肆意地暴民、虐民这才是天下反秦的根源。

二、从帝国行政角度:

前221年,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秦朝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以拒外敌,凿灵渠以通水系。

按照秦朝的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刚刚经历战乱的华夏大地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立即按照秦庭高层的意志,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广大黔首并没有享受到帝国一统之后的胜利果实,而是迅速转入了堪比战乱还惨的徭役、戍边之中。

既然是讲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不得不考虑投资与回报。今天的我们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是为了获得基础设施的收益而建设。秦朝的工程建设,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民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收益少得可怜。

我们简单地来看看他所主导的几大工程建设:

一、修建秦始皇陵。这个工程除了对嬴政本人有收益之外,实在很难想象对秦朝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二、修建万里长城。这个巨大的防御系统对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有一定的用处,但是效果不大。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长城屡屡被草原骑兵轻松突破。真正能够对草原势力形成有效威慑的,只有中原政权保持强大的戍边军团,汉、唐、明莫不如此。一个相对静态的防御工事,不可能对机动性极其强的骑兵军团有很大防御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工程量要征发的徭役是个天文数字。当巨大大人口量被由南到北调动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人的环境适应问题、路途上以及徭役地的医疗保障问题、后勤补给问题、生产组织问题等等。


三、修建驰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这个高速公路网本身如果能被很好利用的话,那当然是十分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可惜这一套高速公路网是皇帝的专用道,一般老百姓或者商人根本没权利走。修路有义务,使用起来没权利。悲哀!!!

简单地总结一下:对于广大黔首劳工而言,他们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劳累过度、埋骨他乡。在他们心中这些建设应该都是王八蛋工程,心中默默地骂着嬴政这个独夫民贼,也聚集着反秦的怒火。陈胜、吴广也都是这个黔首劳工中的一员。

可以合理地想象一个画面:吴老二是一个楚国人,当秦朝刚建立时他还是很开心的,起码他认为再也不用长时间服兵役,去战场送死了。但没想到没过多久,秦朝的皇帝老儿强迫他去北边修长城,强迫他老爹去广西戍边,强迫他弟弟去南京挖秦淮河。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儿子才两岁,他老娘也卧病在床。他好想念他的家人,也开始怀念曾经楚国的生活了。他感叹曾经楚国没有那么多徭役,没有那么多吃人的法律,更没有以文害人的刀笔吏。现在他一点都不爱秦朝,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于是他跟着已经起义的屯长去找项羽了!!!

一个民族锤凿下来的石头,大多数都用在了坟墓上,活埋了 它自己。至于金字塔,它们本身算不上什么奇迹,奇迹在于成千上万的人竟然可以如 此忍辱负重、虚掷他们的生命,为某个狂妄自大的笨蛋建造坟墓,这种笨蛋还不如在尼罗河里淹死。

亨利·大卫·梭罗

三、从上帝的角度:

改革之源动力在于秦庭高层要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但是秦以法家思想为灵魂,以军国主义为利剑,终至横扫六国,天下归一。这一路的高歌猛进,同时也将非秦之治国思想踩在脚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让秦庭高层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秦之国策有问题?秦之大一统乃创世之举,无先例可循更无经验可借鉴。吾等后人是开了上帝视角才有“战时"与”守成“之说。 帝国之政事犹如人之成长,秦帝国乃是我华夏帝国的幼年时期,幼年人犯错不可避免。

看了高票答案关于扶苏的讨论,我也想就此说明一下。我的结论是就算扶苏顺位继承,秦汉大致走势不变,秦帝国依然会灭亡。理由如下:

第一,扶苏是嬴政的长子,在一个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军国主义国家里,其受教育的内容应该不会超出法家和军国主义这两个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不会改变秦帝国治理天下的基本方针。山东六国人民之所以会造反,这跟秦国的严刑峻法有很大关系。

第二,扶苏成长的过程,也正是秦国不断剪灭六国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核心,以军国主义为武器,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取得巨大成功。扶苏和秦国高层完全没有必要在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治国方式上改弦更张,他们没有任何可见的改革必要。换句话说,扶苏上台后不可能去想改革的必要性。因为秦帝国建立本身,就标志着所有的对手和各种治国思想流派都是失败者。秦帝国的灭亡就灭在军国主义无法治理天下,一旦帝国停止扩张,帝国必然瓦解;也亡于法家思想本身具有极强的刚性上。


第三,我们今天之所以对扶苏抱有一丝幻想,是因为太史公的《史记》对扶苏零星式的记载,让我们觉得他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实我更倾向于这是太史公的一厢情愿罢了。首先扶苏是长子,太史公以儒家所提倡的嫡长子继承原则来做文章。其次,零星式地把扶苏描绘成儒家思想的同情者,让后来读者有所幻想。最后,添油加醋的把焚书坑儒扩大化,然后凸显扶苏对嬴政的不满。这些记载在我看来不足为信,我更倾向于太史公是在讲故事,发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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