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有肤色歧视么？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都有哪些体现？

在古罗马，肤色歧视是否像我们现代社会那样明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有”或“无”，而是要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价值观以及“种族”概念的演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古罗马人对于“种族”的理解与我们现代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以肤色为主要划分依据来定义一个群体。古罗马的社会划分和等级制度更多地是建立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与奴隶、社会阶层（贵族、骑士、平民等）以及地域出身之上。

地域出身与“蛮族”概念的形成：

虽然不是直接的肤色歧视，但古罗马确实存在基于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偏见，这常常与外貌特征，包括肤色，联系在一起。他们称呼所有不属于罗马帝国、不讲拉丁语或希腊语、不遵循罗马文化和法律的人为“蛮族”（Barbari）。

外观上的区别：生活在北欧或西北欧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族群，他们的肤色普遍比地中海地区的人更白皙，头发颜色也可能更浅。而来自非洲的努比亚人、埃及人，或者亚洲的一些民族，则肤色更深。这些外貌上的差异，在罗马人看来，是他们与“文明”的罗马人不同的标志。
文化上的鸿沟：罗马人以自己的语言、法律、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为傲，他们认为这些是“文明”的象征。因此，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人，无论肤色如何，都被视为“未开化”的。这种观念会不自觉地将外貌上的差异与“未开化”联系起来。例如，一些文献会描述北方民族的浅色头发和蓝眼睛，有时会与粗野或不羁联系在一起。
征服与被征服的视角：罗马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了庞大的疆域。被征服的民族，无论其肤色如何，在罗马人眼中往往处于较低的地位。这种征服关系带来的优越感，也会影响罗马人看待其他民族的视角，从而可能产生一种隐性的歧视。

奴隶制度中的肤色表现：

奴隶制度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肤色在奴隶的来源和贩卖过程中，确实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同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的种族歧视。

多样化的奴隶来源：罗马帝国的奴隶来源非常广泛，包括战俘、债务奴隶、被拐卖的人口等。他们来自帝国境内外的各个地区，因此肤色也多种多样。来自高卢、日耳曼等地的白皙皮肤奴隶，来自希腊、小亚细亚的奴隶，以及来自北非、叙利亚等地的肤色较深的奴隶都存在。
价格与来源地的联系：某些地区出产的奴隶，由于其被认为的技能、体力或外观特征，在奴隶市场上价格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一些被认为体格健壮的北方奴隶可能更适合体力劳动，而来自希腊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则可能从事家教或秘书工作。然而，这更多是经济和实用性的考量，而非纯粹的肤色偏见。
“异域风情”与奴隶的关联：有时，肤色较深的奴隶，或者来自遥远异域的奴隶，可能会被一些罗马人视为具有某种“异域风情”或新奇感。但这种看法并非普遍的贬低，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好奇或占有的意味。
不等于现代的种族奴役：与后来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同，罗马的奴隶制度并非完全基于肤色来划分。一个罗马公民的后代，如果沦为奴隶，其肤色与来自非洲的奴隶可能相同，但他们仍然拥有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奴隶身份的解除（解放）是可能的，而解放的奴隶及其后代可以获得公民权。

社会阶层与外貌：

在古罗马社会，出身和财富往往比肤色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贵族与平民：最明显的社会划分是贵族（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贵族拥有政治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他们的家族传承是重要的标志。而平民则没有这些特权。这种阶层固化，与肤色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自由民与奴隶：这是最根本的身份区分。自由民拥有罗马公民权（或在某些情况下是拉丁权）以及基本的法律权利，而奴隶则被视为财产，没有权利。这层身份差异远远大于肤色带来的区分。
外貌的审美观：罗马人的审美观更偏向于健康、匀称的身材，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古典美”。对于皮肤的颜色，他们可能更欣赏白皙的皮肤，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不需要在户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暗示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这更多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非对所有肤色较深者的普遍排斥。例如，作家和诗人可能会赞美女性的白皙肌肤，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歧视肤色较深的女性作为普通人。

文献中的蛛丝马迹：

虽然古罗马文学和历史记录中没有直接使用“肤色歧视”这样的词汇，但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找到一些线索：

对北方民族的描述：罗马作家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描述日耳曼人时，提到了他们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虽然这些描述中带有对他们“野蛮”的定性，但肤色也是一个被注意到的特征。
对南方民族的描绘：同样，对来自北非（如努比亚）的民族，罗马人的描述会强调他们黑色的皮肤和卷曲的头发。这些描述有时会与“野蛮”、“异域”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总是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有时也包含对他们特殊能力的赞叹（例如，某些北非士兵的体力）。
喜剧中的刻板印象：在一些罗马喜剧中，可能会出现具有刻板印象的角色，其中某些角色的外貌（包括肤色）可能会被用来制造笑料，但这种手法更多是文学创作的技巧，而非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

总结：

总而言之，古罗马不存在以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为基础的、以肤色为核心的系统性歧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罗马人对外貌，包括肤色，完全没有看法或偏见。

地域出身和文化差异是更重要的划分依据，而这些差异常常伴随着外貌特征（包括肤色）的区分。
奴隶制度的存在使得肤色与社会地位产生了某些关联，尤其是在奴隶的来源地和交易中，但奴隶的身份本质是法律上的，而非血缘或肤色上的绝对界定。
罗马人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更加严密的，公民身份、自由与奴隶身份、贵族与平民的区分，远比肤色更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正如许多古代社会一样，罗马人对外来文化和人民也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见，而肤色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特征，自然也会成为这些印象的一部分，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与其说古罗马有“肤色歧视”，不如说他们有基于地域、文化和法律身份的社会等级和偏见，而肤色是其中一个不那么核心但确实存在的区分性因素。这种偏见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对“非我族类”的模糊认知中，而非像近代以来那种围绕肤色建立起来的压迫和剥削体系。

网友意见

2004年，本杰明·以撒（Benjamin Isaac）出版了《古典时代种族主义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这本书有意把欧洲近代的种族歧视（racism）追溯到古代的各类地域和民族歧视上。这本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杰明·以撒本人并非古典学出身，但是这本书却让整个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西方古代没有种族歧视”的观点，大有当年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的势头。同时，“种族”概念的引入，一下子就让古代民族研究有了现代社会及政治意义。跟风而来的著作有很多，比如苏珊·拉佩（Susan Lape）的《古典雅典民主下的种族与公民身份》（Race and Citizen Identity in the Classical Athenian Democracy）和丹尼斯·麦克考斯科（Denise McCoskey）的《种族：古代社会及它的遗产》（Race: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但与《黑色雅典娜》不同，“古代种族歧视”并没有被学界广泛接受。

“种族歧视”的再定义

在一般认知中，现代种族歧视和肤色有很大关联。白种人歧视并奴役或不公正对待其他肤色人种，特别是黑人。但这一定义对古代并不适用。尽管罗马人会讥笑肤色黑的非洲人，但这种嘲笑却没有成为构建社会等级的依据。奴隶也和肤色没什么关系，罗马共和国晚期大量的高卢战俘都应该和意大利人长得差不多，而雅典喜欢用的斯基泰奴隶（做警察）和公民也没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罗马也不得不立法禁止奴隶伪装成自由人，因为奴隶和公民靠肉眼可能无法区分。

于是，以撒就不得不用更宽泛的“种族歧视”来定义。现代种族歧视也不一定与肤色有关，如纳粹对犹太人、西欧仇视东欧和反对叙利亚移民，这些都不是基于肤色的歧视。因此，现代研究中“种族歧视”有时被扩大成“排外”的同义词。放到古代史上，这一定义也适用。只是扩展定义以后，古代歧视如何转变为19世纪的肤色歧视就无法论证，同时把一切“排外”都定义为“种族歧视”过于一刀切，“排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否与“种族歧视”有可比性也有待论证。

2. 西方古代的歧视

在扩展的定义下，“地图炮”也可以是种族歧视。古希腊罗马这种例子不少见，如克里特岛民常都是骗子，埃及人都是“黑巫师”。希腊时期，各个城邦的公民普遍会认祖归宗到同一个英雄身上，如雅典人就非常自豪自己是阿提卡半岛土生土长的子民，都是特修斯的后代。这种城邦团结也就让外邦人身份自降一等。在雅典，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和参政的权利。但这和肤色也没关系。另外，外邦人依旧有生存和发展权。如十大阿提卡演说家之一的吕西亚斯（Lysias）就是西西里人，他可以作为律师为自己和他人辩护，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而且很多外邦人也在雅典事业有成。

除了城邦以外，希腊人之间，尤其是在希波战争以后，形成了一个泛希腊的“民族认同”，不属于希腊地区的都变成了“蛮族人”。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说了。但是，这种认同非常松散，希腊人对自己城邦的认同远大于对“大希腊”的认同。菲利普二世将整个希腊纳入马其顿王国势力范围之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这样的学术领袖尝试推动一个“大希腊”的认同运动，可是并没有成功。此外，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地域边界也并不清晰。如马其顿和特雷斯在希腊世界边缘，常常被当做野蛮人。所以马其顿人一统希腊以后，很多希腊人觉得自己被蛮族奴役。

从亚历山大开始，希腊人与其他地区“民族”融合的事例增多。虽然亚历山大东征的旗号是了结“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百年恩怨，他并没有把“民族”牌继续打下去。他的妻子罗克珊娜就是巴克特利亚人，而在著名的“苏萨集体婚礼”（公元前324年）上，亚历山大带头娶了波斯公主斯妲特拉，并且逼主要将领娶波斯贵族为妻，“民族”融合的企图非常明显。只是，国王一个人改变不了大家的观念，在亚历山大死后，这些希腊贵族普遍都离婚了。

只是亚历山大的新版图让希腊人不得不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和其他地域的人混居。不管是塞琉古波斯还是托勒密埃及，希腊人在城市中会和各色人种相遇，希腊老兵被分配土地之后，也可能在乡下与当地人住在一起。至于联姻传宗接代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如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当时的大熔炉。

罗马人到来以后，对希腊人的“文明”与“野蛮”之分不是很感冒。首先他们自己就是蛮族人。另外，罗马人对“民族”混合的宽容度也比希腊人高很多，神话时代开始，罗马国王就有很多外邦人。攻下新领土之后，与当地人融合几乎不可避免。当然，意大利人对其他地方还是会放地图炮，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各地奇怪的风俗上，如尤维纳利斯（Juvenal）说埃及人吃人还有小亚细亚“阉人”祭司的传统等等。边陲之地也自然而然变成吐槽的重灾区，如奥维德被流放黑海之后，写了两大部诗集骂风和日丽的罗马尼亚是如何地穷山恶水出刁民。但地域出身的区别并不会影响到人们成为罗马公民的机会（主要拼爹和军功），二世纪之后，非意大利出身的皇帝也有很多。

但是罗马人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隔阂。熟悉古代罗马作家的人都知道，他们对一个人出身在哪个“民族”（ethnicity）和地域非常看重，而且喜欢揪着谈。古希腊作家这个臭毛病就没这么重。这一点也体现在税赋上，例如在埃及，奥古斯都就决定，埃及的希腊人和埃及人交税额不同。可是人家融合好几百年了，这个民族划分就有难度了。于是，罗马人就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在城市里的希腊人都是希腊人，剩下的哪怕是在农村的，都算埃及人。有时候，罗马人也会有针对特定民族群体征税，如“犹太人税”（Fiscus Judaicus）。提图斯（Titus）在灭了耶路撒冷神庙之后，惩罚犹太人，要求每个人把之前修缮神庙的钱上交用于维持罗马朱皮特的神庙。

罗马帝国后期蛮族迁徙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各种地图炮非常多，但是对外来者的敌视并没有防止蛮族士兵的升迁，毕竟帝国军队主要靠他们。但是这一时期，不同“民族”需要区分这一个观念深入人心，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公元497年之后，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几乎占领了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旧版图，但是他却始终不称帝（Augustus），而只称王（rex）。传说他就是碍于自己哥特人的身份，知道称帝也无法服众，索性只称王。

综上所述，古希腊罗马人对其他地域的歧视并不少，但是几乎没有哪一种歧视恶化到了阻碍特定族群发展的地步，这与后世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控制有本质不同。即便用广义的“种族歧视”来定义，我们也很难说古希腊罗马人的“地域歧视”造成了何种社会不公或灾难。当然，凡事有例外。“黑劳士”（Helots）就属于被地域歧视阻碍发展的一批人。斯巴达实行对内殖民，因此奴役了拉考尼亚（Laconia）和梅萨尼亚（Messenia）的大多数居民作为自己的奴役阶层黑劳士。这些人给斯巴达公民种田交粮，每年斯巴达还向他们宣战，实行恐怖统治，斯巴达青年也必须杀掉俩黑劳士证明自己。在斯巴达的这个例子里，地域、人口和社会阶层就完全一致了。

最后，虽然西方古人不用肤色歧视奴役他人，他们对肤色、体型还是敏感的。如对“埃塞俄比亚”黑人，罗马人对他们黑皮肤、厚唇和大鼻子的描写就不在少数，如伪维吉尔的《莫雷顿酱》（Moretum）里，女仆Scybale就被详细描写，她“卷发、厚唇、黑肤、胸大、腿细、脚大”的特点都展露给读者。这么详细的描写明显有“猎奇”的成分在内。而希腊罗马人对自己长相可能也更认同。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对“白匈人”（嚈哒人，Hephthalites）描写时，说这帮匈人定居而不游牧，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是匈人中唯一有白皮肤身体并且长相不丑的”。以自己为美的观念，在古希腊罗马也不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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