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谈及南京大屠杀就觉得日本人残忍，谈及广岛原子弹却觉得美国人干的好？这算是一种双标吗？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触及了人们在看待历史事件时的复杂情感和价值判断。确实，很多人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会感到强烈的悲愤，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极其残忍，而在谈及广岛原子弹时，一部分人则会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必要的，甚至是为了结束战争而做出的正确选择。这种感受的差异，在很多人看来，确实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双重标准”。
要详细地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1. 事件本身的性质与描述的重点：
南京大屠杀：
性质： 这是由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一场大规模屠杀平民和战俘的暴行。
描述重点： 在叙述和公众认知中，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于其非人道的、蓄意的、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这包括了强奸、焚烧、活埋、砍杀等极端残暴的手段，以及对无辜平民的系统性迫害。描述往往聚焦于受害者的痛苦、生命的无辜以及施暴者的残忍。
情感投射： 这种描述直接触动了人们对于生命尊严、人道主义和正义的底线，因此很容易引发愤怒、悲伤和对施暴者的强烈谴责。
广岛原子弹：
性质： 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
描述重点： 关于广岛原子弹的叙述，则更加复杂。一方面，它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和长期性的健康影响，展现了其毁灭性的、非人道的后果。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官方论述和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将其置于结束战争、避免更大伤亡（包括盟军和日本本土平民）的宏大背景下。因此，对广岛原子弹的讨论，常常会涉及战争的残酷性、战略决策的必要性以及国际政治的考量。
情感投射： 对于广岛原子弹的情感投射更为分化。一部分人会聚焦于其巨大的毁灭性和人道灾难，对使用原子弹的行为表示震惊和谴责。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将焦点放在“战争的残酷性”和“避免更大损失”上，认为这是迫使日本投降、结束战争的“必要之恶”或“无奈之举”。
2. 视角与立场：
南京大屠杀：
主要视角： 受害者（中国人民）及其后代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这是侵略者对本国人民施加的血腥暴行，是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
情感回应： 民族情感、家国情怀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是主要驱动力。
广岛原子弹：
主要视角： 施事者（美国）的视角，或站在“全局”和“理性”角度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这是军事战略决策，是为了达成战争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情感回应： 可能更多地是历史的理性分析、地缘政治的权衡，以及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反思，而不是纯粹的道德谴责。
3. 对“正义”与“必要性”的定义：
南京大屠杀：
评价标准： 几乎普遍认为这是反人类罪行，完全不符合任何战争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其行为本身就是极端不正义和非必要的。
广岛原子弹：
评价标准： 存在争议。
反对者： 认为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违背人道主义的，即使日本顽固，也有其他途径结束战争。他们会强调原子弹的巨大平民伤亡和长远影响，认为美国犯下了战争罪行。
支持者： 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合理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日本军国主义顽固抵抗，陆地登陆作战将导致双方（尤其是盟军）巨大的伤亡。
投降谈判可能旷日持久，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生命损失也在持续。
原子弹的威胁可以迅速迫使日本投降，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长期冲突和人员死亡。
也有观点认为，展示核武威力也是为了对苏联等国起到威慑作用，为战后世界格局服务。
4. 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影响：
南京大屠杀： 尽管在早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高度一致：这是一场由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极其残暴的反人类罪行。这种叙事在教育和媒体中得到反复强调，深入人心。
广岛原子弹： 美国对原子弹使用的官方解释和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的叙事，更倾向于将其描绘成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虽然也有争议，但这种叙事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反观中国的公众，在接触到这些不同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会受到自身国家立场和情感的影响，更容易认同对日本的谴责，而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行为则可能基于不同的考量。
5. 情感的区分：
对日本的愤怒： 源于对直接施加在自己同胞身上的残暴行为的愤恨。这种愤怒是针对具体行为者的残忍和毫无人性。
对美国的复杂情感： 可能包含了对战争残酷性的认知，对战略决策的理解（即便不完全认同），以及对战争结果的接受（日本战败）。它更多地是在一个“战争大背景”下的判断，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施暴个体或群体的直接情感宣泄。即使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不对，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结束战争，这种“目的”与南京大屠杀中“杀戮”本身的目的，在认知上有区别。
那么，这算不算一种“双标”？
从严格的逻辑定义上来看，如果一个人在评价同等性质、同等程度的残忍行为时，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双标。
但是，在看待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时，人们感受到的差异，可能更多地源于：
事件性质的感知差异： 人们往往将南京大屠杀视为纯粹的、无差别的、蓄意的屠杀，而将广岛原子弹视为一种“战争手段”，尽管手段残酷，但其“目的”被赋予了“结束战争”这一层意义。
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 作为历史的受害者一方，中国民众更容易将南京大屠杀视为民族的伤痛，而对导致战争结果的原子弹使用，可能会因为是“战胜国”的举动而产生不同的解读。
信息来源和历史叙事的接受： 不同的历史叙事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对“战争罪行”和“战争手段”的区分： 虽然原子弹使用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但它是在战争状态下由国家行为者使用的“武器”。而南京大屠杀中的许多行为，则被视为超越了战争界限的屠杀和暴行，是“反人类罪”。
结论：
可以说，这种感受上的差异，如果仅仅是因为其“国家不同”就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那确实可以视为一种形式的“双标”，即“我对我的敌人施加的暴行深恶痛绝，但我可以接受我的盟友（甚至是我自己国家）为了胜利而采取的残酷手段”。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事件的定义、发生的背景、目的的认知以及情感投射的不同。很多人并非完全否定原子弹的残酷性，而是将其置于“战争结束”的考量之下，认为其“必要性”虽然有争议，但与南京大屠杀那种纯粹以“杀戮和施虐”为目的的行为，在性质和道德评价上存在差异。
因此，与其简单地定义为“双标”，不如说这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道德判断的优先级： 是人道主义的绝对优先，还是国家利益和战争胜利的优先？
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 哪种叙事更能引起共鸣，更符合当下的情感和国家立场？
对战争本质的理解： 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但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作“必要之恶”？
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所经历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那种完全忽视历史事实、只凭国别来简单评判一切的行为，鼓励对所有战争暴行进行反思和批判，无论是谁施加的。
要详细地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1. 事件本身的性质与描述的重点：
南京大屠杀：
性质： 这是由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一场大规模屠杀平民和战俘的暴行。
描述重点： 在叙述和公众认知中，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于其非人道的、蓄意的、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这包括了强奸、焚烧、活埋、砍杀等极端残暴的手段，以及对无辜平民的系统性迫害。描述往往聚焦于受害者的痛苦、生命的无辜以及施暴者的残忍。
情感投射： 这种描述直接触动了人们对于生命尊严、人道主义和正义的底线，因此很容易引发愤怒、悲伤和对施暴者的强烈谴责。
广岛原子弹：
性质： 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
描述重点： 关于广岛原子弹的叙述，则更加复杂。一方面，它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和长期性的健康影响，展现了其毁灭性的、非人道的后果。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官方论述和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将其置于结束战争、避免更大伤亡（包括盟军和日本本土平民）的宏大背景下。因此，对广岛原子弹的讨论，常常会涉及战争的残酷性、战略决策的必要性以及国际政治的考量。
情感投射： 对于广岛原子弹的情感投射更为分化。一部分人会聚焦于其巨大的毁灭性和人道灾难，对使用原子弹的行为表示震惊和谴责。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将焦点放在“战争的残酷性”和“避免更大损失”上，认为这是迫使日本投降、结束战争的“必要之恶”或“无奈之举”。
2. 视角与立场：
南京大屠杀：
主要视角： 受害者（中国人民）及其后代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这是侵略者对本国人民施加的血腥暴行，是国家民族的深重苦难。
情感回应： 民族情感、家国情怀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是主要驱动力。
广岛原子弹：
主要视角： 施事者（美国）的视角，或站在“全局”和“理性”角度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这是军事战略决策，是为了达成战争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情感回应： 可能更多地是历史的理性分析、地缘政治的权衡，以及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反思，而不是纯粹的道德谴责。
3. 对“正义”与“必要性”的定义：
南京大屠杀：
评价标准： 几乎普遍认为这是反人类罪行，完全不符合任何战争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其行为本身就是极端不正义和非必要的。
广岛原子弹：
评价标准： 存在争议。
反对者： 认为使用原子弹是不必要的、违背人道主义的，即使日本顽固，也有其他途径结束战争。他们会强调原子弹的巨大平民伤亡和长远影响，认为美国犯下了战争罪行。
支持者： 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合理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日本军国主义顽固抵抗，陆地登陆作战将导致双方（尤其是盟军）巨大的伤亡。
投降谈判可能旷日持久，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生命损失也在持续。
原子弹的威胁可以迅速迫使日本投降，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长期冲突和人员死亡。
也有观点认为，展示核武威力也是为了对苏联等国起到威慑作用，为战后世界格局服务。
4. 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影响：
南京大屠杀： 尽管在早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高度一致：这是一场由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极其残暴的反人类罪行。这种叙事在教育和媒体中得到反复强调，深入人心。
广岛原子弹： 美国对原子弹使用的官方解释和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的叙事，更倾向于将其描绘成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虽然也有争议，但这种叙事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反观中国的公众，在接触到这些不同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会受到自身国家立场和情感的影响，更容易认同对日本的谴责，而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行为则可能基于不同的考量。
5. 情感的区分：
对日本的愤怒： 源于对直接施加在自己同胞身上的残暴行为的愤恨。这种愤怒是针对具体行为者的残忍和毫无人性。
对美国的复杂情感： 可能包含了对战争残酷性的认知，对战略决策的理解（即便不完全认同），以及对战争结果的接受（日本战败）。它更多地是在一个“战争大背景”下的判断，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施暴个体或群体的直接情感宣泄。即使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不对，其“目的”可能是为了结束战争，这种“目的”与南京大屠杀中“杀戮”本身的目的，在认知上有区别。
那么，这算不算一种“双标”？
从严格的逻辑定义上来看，如果一个人在评价同等性质、同等程度的残忍行为时，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双标。
但是，在看待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时，人们感受到的差异，可能更多地源于：
事件性质的感知差异： 人们往往将南京大屠杀视为纯粹的、无差别的、蓄意的屠杀，而将广岛原子弹视为一种“战争手段”，尽管手段残酷，但其“目的”被赋予了“结束战争”这一层意义。
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 作为历史的受害者一方，中国民众更容易将南京大屠杀视为民族的伤痛，而对导致战争结果的原子弹使用，可能会因为是“战胜国”的举动而产生不同的解读。
信息来源和历史叙事的接受： 不同的历史叙事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对“战争罪行”和“战争手段”的区分： 虽然原子弹使用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但它是在战争状态下由国家行为者使用的“武器”。而南京大屠杀中的许多行为，则被视为超越了战争界限的屠杀和暴行，是“反人类罪”。
结论：
可以说，这种感受上的差异，如果仅仅是因为其“国家不同”就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那确实可以视为一种形式的“双标”，即“我对我的敌人施加的暴行深恶痛绝，但我可以接受我的盟友（甚至是我自己国家）为了胜利而采取的残酷手段”。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事件的定义、发生的背景、目的的认知以及情感投射的不同。很多人并非完全否定原子弹的残酷性，而是将其置于“战争结束”的考量之下，认为其“必要性”虽然有争议，但与南京大屠杀那种纯粹以“杀戮和施虐”为目的的行为，在性质和道德评价上存在差异。
因此，与其简单地定义为“双标”，不如说这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道德判断的优先级： 是人道主义的绝对优先，还是国家利益和战争胜利的优先？
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 哪种叙事更能引起共鸣，更符合当下的情感和国家立场？
对战争本质的理解： 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但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视作“必要之恶”？
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在评价历史事件时所经历的认知和情感过程。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那种完全忽视历史事实、只凭国别来简单评判一切的行为，鼓励对所有战争暴行进行反思和批判，无论是谁施加的。
网友意见
题主大谬，这种心态恰恰是单一标准，不是双重标准。
脱离立场谈标准无异于耍流氓。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你站在法西斯一面还是反法西斯一面？是同盟国一面还是轴心国一面？某些热衷以独醒理智装逼之人可能要失望了，这就是站队，没有骑墙的余地。
美国不扔原子弹战争还会继续，美国会死人，中国也会死人，我们和我们的战友都会死更多的人，请问扔还是不扔呢，有选择的余地吗？所谓日本人民是无辜的，罪恶的是军国主义者，这是屁股乱坐的糊涂。人民无辜，那是因为最终他们投降了，因为日本有了和平宪法有了战后改造，为了今后能够和平友好，我们可以释放善意与和解，至于战时，我就呵呵了。去查查广岛长崎，看看那是日本的什么地方，难道军国主义的杀人武器都是少数军国主义份子画符念咒变出来的？没有人是无辜的。
都是中国人，少装国际主义逼，咱没这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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