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太平天国称敌方为清妖？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经常将清朝一方贬称为“清妖”。为什么呢？笔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清妖”，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死敌，包括清朝皇帝、满洲贵族、汉族官僚、各路清军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太平军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出身不是太平天国划分“清妖”的标准。换句话说，旗人（包括满族）未必会被太平军称作清妖（有文献资料显示，僧格林沁所俘获的北伐军战士中就有数十名原旗人），而为维系清朝统治而铁心镇压太平军的汉族人则一概被视为清妖。事实上，太平军眼中的清妖成员绝大多数是“皇协军”及其大小头目。
在19世纪后期，各级汉族官员及各地汉族乡绅是维持清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骨干力量。在20世纪初，东北的旗人却是当地反清革命的绝对核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以张榕、松毓为代表的满族志士在辽宁、吉林等地积极开展反清活动，清皇室于东北建立“北清”或者“东清”的政治图谋才宣告破产。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还在辛亥革命前后，投身于反清事业的旗人（甚至满人）都是不少的。可见，清不等于满，反清不等于反满。
总体来看，“清妖”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对象，指的是清朝统治阶级成员及其各路走卒。
那么，太平天国为什么要把敌对方称为清妖呢？以下笔者就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太平天国称清方为妖还是有些依据的。这些证据可分为两方面：内证和外证。所谓内证，指的是太平天国方面所提供的证据，主要出现于《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简称《奉天讨胡》，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实际作者应该是洪秀全及其麾下的写作班子）中；所谓外证，指的是太平天国没有提出但世人可以总结出来的证据。
就内证而言，笔者从《奉天讨胡》中可以找到三条太平天国称清方为妖的证据。
其一，清方不拜真神。
《奉天讨胡》有言：“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
在这里，洪秀全、杨秀清等指责清廷敬拜各路妖魔鬼怪而不崇拜天父皇上帝这位真神，多少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冲突。
清朝皇室起初信奉萨满教（其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跳大神；萨满，或作珊蛮，出自通古斯语，本意为“激动不安的人” “疯狂的人”，即巫师），后来又接受了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并立黄教为国教。
太平天国则信奉拜上帝教，强调对唯一真神（天父皇上帝）的崇拜，洪秀全又曾特别指出“历究中国前代上古之世，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原道觉世训》）。
这样，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就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对太平天国而言，既然不敬拜唯一真神，就只能归入妖孽一流了。
其二，清方来历荒唐。
在谈及旗人源流时，《奉天讨胡》有言：“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
在这里，洪、杨等将旗人指斥为妖人，称其为白狐和赤狗的子孙。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狗和狐虽然同为犬科动物，但还是有着巨大的生殖隔离，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后代的。如此看来，太平天国的说法似乎有些离奇，不足为信。
可是，洪、杨等人也不见得会有意造作谣言。毕竟，他们标榜自己吊民伐罪，志在取信于天下，不宜信口开河。他们敢言之凿凿地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如何如何，应该是有所本的。
笔者以为，《奉天讨胡》的作者可能参考了某个（或某些）民间故事，尤其是蒙古族苍狼白鹿的传说。
在《蒙古秘史》的开篇部分，作者说：“成吉思汗的根源。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他们生下的儿子为巴塔赤罕。”在这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意为“白色的鹿”。
对这段文字，一个版本（大约出于明朝）是这样翻译的：“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如此看来，称元朝皇室乃苍狼白鹿的后人可能是出于误译。当然，如果“孛儿帖赤那”和“ 豁埃马阑勒 ”是人名，那么苍狼和白鹿应当是古时蒙古人的图腾。
洪、杨等未必见过《蒙古秘史》一书，但至少应该对苍狼白鹿的传说有所耳闻。他们可能是借鉴了这则传说，并对其稍加改造，就在《奉天讨胡》一文中制造了“白狐赤狗”的典故。
据说狗是满族先民的图腾，而且旗人尊狗重狗，不食其肉。清时的革命者们（比如参加天地会、白莲教或天理教的反清人员）对此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也可能会灵机一动，利用旗人和狗之间的特殊关系把苍狼白鹿的传说改造成白狐赤狗的故事。如果这样，洪、杨等不过是引用了为革命人士所熟知的典故。
另外，《奉天讨胡》说“满鞑子”“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就满洲贵族（尤其清皇室）来说，乱伦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入关以前，皇太极就曾同娶姑侄三人（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和宸妃，孝端是后二者的姑姑）。清朝最后三位皇帝（同治、光绪、宣统）绝嗣，也被认为是由近亲通婚而导致的。有学者指出，清皇室子孙夭折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乱伦风俗。
无论如何，在太平天国一方的语境中，即使白狐赤狗成精了，其后裔也是妖类，并非堂堂正正的人。
其三，清方危害世人。
在《奉天讨胡》中，洪、杨等人义正辞严地指斥清廷“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 “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可谓是罪大恶极，无以复加。
在《奉天讨胡》中，洪、杨等人不吝笔墨，历数了清廷的斑斑劣迹：强令剃发（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毁弃华服（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败坏人伦（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劫掠妇女（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强化砖制（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变乱语言（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不济灾荒（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国之人稀少也）、纵官虐民（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吏治腐败（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残害义士（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
《奉天讨胡》一文掷地有声、义正辞严，满怀义愤地揭批了清廷的滔天罪行，显示出高超的语言驾驭技巧。
不过，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局限，洪、杨等人还不能完全了解清朝的历史，还不能系统、全面地控诉清廷的罪恶行径。
据后世学者总结，清初共有六大弊政：多尔衮颁布了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屠城令。这些法令实施以后，广大汉族人民要么失去土地，要么倾家荡产，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性命不保，终日挣扎于死亡线上，毫无尊严可言。揭露这些法令的重大危害，绝对可以令檄文的战斗力翻倍。遗憾的是，《奉天讨胡》只列出了剃发令，甚至连清军大肆屠戮各地无辜民众的事实都没有提到。
众所周知，康、雍、乾三帝大兴文字狱，共制造近200起大案，不仅禁锢了思想，摧残了文化，而且令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蒙冤受害。太平天国若有意争取知识分子，应该大事渲染文字狱对文人的毒害。遗憾的是，在《奉天讨胡》中，我们找不到与文字狱有关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苛责前人。事实上，清人普遍对本朝历史了解有限，因为清廷没有编纂普及本的历史教科书，即使一流学者也难以厘清很多历史细节问题。更何况，清廷还做了很多手脚，销毁了很多一手资料，刻意隐瞒了很多历史真相，使得《扬州十日记》之类揭露清军暴行的书籍很难在市井流传。如此说来，洪、杨等人无法在《奉天讨胡》中对对清方进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鬼蜮横行，民众必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生动地刻画出清廷的丑恶嘴脸，直斥其为“满洲妖魔”。在洪、杨等人的语境中，虐害天下苍生也是清方被称为“清妖”的一大证据。
有此三条，太平天国称敌方为“清妖”，证据应该是比较充分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这些证据可以称为“外证”，是太平天国所没有提及的证据。
外证之一： 西山十戾的传说。
“西山十戾”（ 戾，凶恶、残暴，在这里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可以指"妖孽" “凶暴的妖精”）是先流传于北京地区、后扩散至外地的民间传说，可能形成于民国初年，应该是由熟悉清朝历史掌故的文人整理出来的。
在很久以前，北京西山生活着熊、獾、鹗、猪、驴、狼、狐、蟒、猴、蟾等十个动物；在修行千年以后，它们相继投胎转世，分别幻化为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年羹尧、海兰察、和珅、慈禧、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等十个著名历史人物：这就是“西山十戾”的传说。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经常会给世人留下一些动人的传说，被附会为天上的星宿下凡。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号称谪仙人，被认为是太白金星投胎；同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是来历不凡，被认为是文曲星转世。在名将之中，郭子仪据说是白虎星临凡，狄青据说是武曲星降世。
即使是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水寇”的梁山好汉，也都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化身。
至于那些清朝历史人物，则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多尔衮和慈禧皆为一代之枭雄，绝对是一时之风云人物，其权势之大为郭子仪、狄青等将相所不可比拟（更不用说李白、杜甫这样的落魄文人和梁山的众多“贼寇”了）。可是，在北京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魔怪成精罢了，毫无神圣性可言。
不仅多尔衮和慈禧，就是洪承畴、曾国藩等清代名人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清代的杰出人物绝非神仙下凡，尽是些妖物转世。可见，清朝和清朝的当权者在世人的心目中形象不佳，评价偏于负面。
“西山十戾”一说，既难以被证实，也难以被证伪，却也颇为有趣。笔者以为，西山十戾的传说可以成为太平天国称清方为妖的一个证据。毕竟，民国初年的北京老百姓和革命的太平天国将士达成了一致。
外证之二：清朝的官服。
与之前的任何封建王朝一样，清政权也刻意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清朝，官员分为“九品十八阶”，在“九品”以下还有“未入流”一级。
按规定，每品官员的顶戴、蟒袍、补服都是有差别的。清朝官服规格如下：
一品——红宝石顶戴（亮红），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仙鹤，武官补服麒麟。
二品——红起花珊瑚顶戴（杂红），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锦鸡，武官补服狮。
三品——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顶戴（亮蓝），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孔雀，武官补服豹。
四品——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顶戴(暗蓝)，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雪雀，武官补服虎。
五品——水晶及白色明玻璃顶戴（透明），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白鹇，武官补服熊。
六品——砗磲及白色涅玻璃顶戴（白），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鹭鸶，武官补服彪。
七品——素金顶戴（金），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鸂鶒，武官补服犀牛。
八品——起花金顶戴（金），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鹌鹑，武官补服犀牛。
九品——镂花金顶戴（金），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练雀，武官补服海马。
未入流——镂花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黄鹂补服。
因为服饰各不相同，所以某位官员只要着装出场，马上就会被人辨出身份。
当然，这些官服很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那些形式多样的补服。在补服之上，传说中存在和现实中常见的动物相继出现，可谓非常显眼。据说，“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就与清朝的官服有关。
可以说，补服上的禽兽形象多少还是有些暗示性作用的。假如某位革命志士（先不论他是忠明的反清义士，还是天地会的成员，抑或是太平军将领）被捕了，他完全可以满怀轻蔑地对一群清朝官员发飙：“不妨看看你们补服上的形象，你们若说自己不是禽兽所化，你们若说自己不是妖类成精，谁能信呢？”
有趣的是，世人还让传说中的“僵尸”穿上了清朝官服。可能因为清朝的官服是暗色调，给人一种阴森之感；也可能是因为清朝的官服僵直硬挺，让僵尸穿上更为合体。无论如何，僵尸穿上清朝的官服确实是比较合适的。
清朝官服很有特色，应该也可以成为太平天国称清方为妖的一个证据。

外证之三：妖术的使用。
因为见识不足和时代的局限，古人也会把一些厌胜之术用于军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类似做法也是可以谅解的。当然，与前朝军队相比，清军使用邪术的频率还要高于其它朝代。
1774年，王伦起义在山东爆发。在临清之战中，时人做了如下描述：“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官兵以）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伎钕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铅丸已堕地，忽跃而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俞蛟《临清寇略》）
大约是因为清军的法术太过高明，仅仅历时一个月，这次震惊朝野的农民起义就归于失败了。
在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对厌胜之术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与英军交战的过程中，马桶阵、五虎驱羊（洋）、面具兵等奇葩方案都被派上了用场。
1841年3月5日，一代名将、林则徐的密友、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州。当地吏民皆振奋不已，为救星来到而欢呼雀跃。
但杨大人并不能立即扭转局势，在英国军舰的强力攻击之下，猎德、二沙尾两座炮台很快就陷落了。看到敌舰火力强大且命中率高，杨大人感慨万分：“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梁廷柟《夷氛闻记》）
怎么办呢？杨大人迅速制定了以邪治邪的御敌方案。他采取了如下措施：大量征用民间的马桶、溺器，以其盛满女人的粪便、秽物，然后置于竹筏、小船之上，且将马桶、溺器之口面向敌舰炮口。一时间，珠江江面上热闹非凡。
杨大人应该是胸有成竹的：你那洋枪洋炮再厉害，也不过是用了邪术而已，本官已有破解之法；你有科技，我有神功，在我的马桶阵面前，你那洋枪洋炮能顶个屁用？
3月16日，英军终于出兵，向广州进发。其大头目在远处就闻到了臭秽之气，不禁呕吐起来。面对“新式武器”，他大惊失色，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最终还是下达了“继续前进，开炮！”的命令。
于是乎，马桶横飞，粪汁喷溅，江面上一片狼藉。
马桶阵显然没能挡住入侵的英军，仅3日之内，清军就丢失了6座炮台、牺牲了二百余名官兵。至于英军，并无一人阵亡，只有6人受伤。
迫不得已，杨芳请求停战，与英军签署了屈辱的《停战贸易协定》
1842年初，已经攻陷定海、镇海、宁波的英军继续侵入浙江省腹地。面对气势汹汹、气焰嚣张的英军，道光帝的侄子、扬威将军弈经倒是稳操胜券。
在关帝庙里，弈经抽中一签：“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他非常高兴，决定以“虎”御敌，很快就制定了一套“五虎驱羊（洋）”的作战方案。
于是，在1842年 3月 10日四更（时间为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生肖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率领一支部队对英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
同样在浙江战场，杭嘉湖道道员宋国经也曾有过以奇策御敌的壮举。
他命人购得数百纸糊面具，然后令三百余名乡勇戴上，让他们扮成鬼怪的形象在衙门内昼夜操练。当英军冲上来以后，他命令这支奇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跳舞而前”。
以上两事，记录于清代诗人贝青乔的《咄咄吟》之中。以五虎驱“洋”，以面具兵杀敌，其效果可想而知。
不仅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在即将灭亡的时候，清方依然相信各种方术。
有资料显示，义和团、清兵在抵御八国联军的时候就使用过“荫门阵”。据说，受他们感染，连侵略者也青出于蓝，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套“金网阵”。 清末进士华学澜在《庚子日记》里说：“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荫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
当然，在有清一朝，若说起最著名的精通方术者，则非包立身包教主莫属了。
包立身(1838—1862)，又名立生，诸暨包村人。《清史稿》本传说他“世业农，性朴鲁，里党莫之重。咸丰十年，忽能言休咎，多奇中。节食茹素，夜则结跏趺坐。”按此记载，他就是一个平素泯然众人而一朝获得特异功能的乡里人。
况周颐《眉庐丛话》第九卷有言：“立身本农家子，形体甚长，高于常人者几二尺许，有膂力，且善走。年二十许时，往往兀立田间，若有所思，见者咸以为痴。” 这样一个身材高大、天赋异禀、年轻力壮的汉子不干农活，却总是长期呆立在田间地头，也难免被人认为是脑子有问题。
不过，在战乱频仍的十九世纪中叶，包立身这样一个怪人竟然也有机会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包立身能青史留名，还要从他的一段奇遇说起。
咸丰十年六月，包立身于故土偶遇一位白首老翁。这位老人称立身“他日当为大将”，又将立身领入深山之中，并把兵法和奇门遁甲等方术传授给他。此后，包立身就自称受仙得道，且在事实上创立了一个教门，成为一名被乡民称为“包神仙”的教主。（相关内容见于佚名《咸同将相琐闻》）
听闻包教主本领非凡，包村的民众纷纷投入他的麾下。这样，一支以包教主为首的“东安义军”迅速崛起。
作为教主，包立身非常注重仪式感。李滨《中兴别记》记载：“（包立身）作道士装，色纯白，左右侍者氅衣负剑，……恒焚香默坐如枯禅。”包祖清《义民包立身事略》记载：“白衣披发，步罡仗剑，喃喃诵咒语，若有所授，居而侦之；望见白气满山，包方舞蹈膜拜，若有见闻，而人不知也。”此外，包教主还拥有“兵书宝剑符箓”，以师徒关系组织教众（“俟桃花水发时，师徒及同门兄弟聚会”），而且“日夕斋醮”“卜晴雨休咎”。（本段引文转引自刘晨《太平天国与地方势力的较量——咸同之交诸暨包村之战探微》）
总的来说，包教主及其麾下白衣负剑，喜欢烧香坐禅，娴于诵咒舞蹈，常做法事，热衷卜卦，以兵书符箓指导作战。据传言，包教主还有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本事，可谓神通广大。
当然，为与太平军接战，包教主也曾训练弟子、修造军械、构筑营垒，做了一系列准备。
包教主的事迹被传得神乎其神，“包神仙”的大名为浙东所知，于是附近州县的地主团练武装纷纷投向包村。一时间“举家来投者，不下十余万人”（ 《咸同将相琐闻》）。
“东安义军”的成员不但割据一方，而且不断挑衅，多次杀害太平军将领，
公然与太平天国为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忍无可忍的太平军前来征讨，包村战役正式打响。
“战前一夕，必焚纸钱，曰：‘犒阴兵也。’又或贼子不出战，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俄而曰：‘可矣。’各乡兵亦如闻异香，勇气百倍，故战无不胜。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断敌人头云。”（《咸同将相琐闻》）
包教主可以驱使阴兵作战，故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太平军五次攻打包村，皆铩羽而归。
咸丰十二年（1862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五月，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等五王率重兵围攻包村。
这一次，太平军切断了“东安义军”的水源、粮道，使出了釜底抽薪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村内的兵士饱受饥渴之苦，而包神仙并不能施法术解除他们的困厄。一时间“人心瓦解，多出怨言，或切齿呼立身名，痛詈之。”（引自王彝寿《越难志》）
不仅法术失灵了，按《清史稿》本传的说法，“贼遂阴穿隧道而以金鼓声乱之，立身不之省”。太平军一边暗中挖掘隧道，一边大力敲击金鼓以做掩饰，而一向能掐会算的包神仙竟然没能察觉。
咸丰十二年七月一日，包村陷落，突围而出的包立身中炮而死。包神仙纵然神通广大，在火器面前还是无能为力。
按《咸同将相琐闻》的记载，“凡包村死者，一万四千七十七人”（应该是包村被攻克时战死的人数）； 按《清史稿》本传的记载，“合村死者，盖六十馀万人”。笔者以为，这两个数据都是可信的：前者是血肉之躯，后者包括了包神仙驱遣的阴兵。
回顾那段历史，清朝人物确实曾经在军事领域广泛地运用妖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称清方为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一方贬称死敌为“清妖”并非无稽之谈。清朝的统治阶级及其各路走卒一向倒行逆施，极大地损害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有理由被天下人视为妖孽。
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太平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得以纵横十八省，得以敲响清王朝的丧钟。那些支持革命者的民众，在事实上已经认同太平天国的观点，已经视清朝统治者及其帮凶为妖孽了。

发布于 2019-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