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死，仁宗悲哭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去世，仁宗却不当回事?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件事：宋仁宗对范仲淹的评价绝非“不当回事”。
史书上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他提出的“庆历新政”虽然推行不顺，但他作为改革的旗帜人物，其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受到认可的。仁宗本人在范仲淹在世时，对他寄予厚望，也曾多次对他委以重任。即使在范仲淹被贬谪期间，仁宗也并没有完全抛弃他，而是给了他一些重要的职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当回事”的观感呢？这可能源于几个方面：
1. 表达方式和时机不同： 仁宗对吕夷简的悲痛表现得十分直接和外露，他“悲哭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这种公开的、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后人捕捉到，并形成深刻印象。而范仲淹去世时，仁宗的态度可能并没有那么戏剧化。这并不代表仁宗不在乎，而是他处理悲伤或表达惋惜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2. “新政”的失败与政治现实：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庆历新政”。虽然“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他的政治理想和座右铭，但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最终被反对势力打压，以失败告终。在改革失败、保守派重新掌权的大背景下，范仲淹的政治生命也受到了影响。仁宗可能因为改革的失败而对范仲淹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保留，或者觉得范仲淹的理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实现，所以对其去世的态度，可能更多是个人对一位有才能的臣子的惋赏，而非对一场政治理想破灭的痛惜。
3. 吕夷简的“安稳”与仁宗的“需求”： 吕夷简在仁宗时期担任宰相多年，他以“安稳”著称，虽然不像范仲淹那样激进，但他的稳健风格更符合仁宗后期稳定朝政的需求。吕夷简在处理政务上，经验丰富，能够有效地平衡各方势力，为仁宗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执政环境。当这样一位能够“坐镇”朝堂多年的重臣去世时，仁宗感到“失重感”和“不安全感”是自然的。他会怀念吕夷简的“忧国忘身”，不仅仅是指他有高远的抱负，更包含了他在实际工作中为朝廷稳定做出的贡献。仁宗可能觉得，吕夷简的离去，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政治支柱。
4. 仁宗性格的另一面： 仁宗虽然被认为是仁慈的皇帝，但在政治上也有其摇摆和犹豫的一面。他欣赏范仲淹的才华和抱负，但同时他也需要平衡朝堂上的各种力量。在面对范仲淹这样的改革派时，他可能也会感到压力和顾虑。而吕夷简这样老练的政治家，更能理解仁宗的难处，也更能为他分忧解难，提供一个相对“舒服”的政治环境。
5. 历史记载的侧重点： 史书的记载往往有其侧重点。对于吕夷简的死，仁宗的悲哭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情感化的描写，容易被记载下来。而范仲淹去世时的具体情景，可能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或者被更侧重于他生前的政治活动和思想。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仁宗对范仲淹“不当回事”。
事实上，仁宗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复杂的。他欣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也让仁宗感到棘手。相比之下，吕夷简的稳健和对朝局的掌控能力，更能让仁宗感受到踏实和依靠。
更进一步说，这种对比可能反映了宋代政治环境的特点：
改革的艰难： 范仲淹的经历证明了在那个时代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多么困难，即使是皇帝的支持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而动摇。
政治平衡的艺术： 像吕夷简这样的重臣，不仅仅是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皇帝“搭台唱戏”，维护朝政的稳定和皇帝的权威。这种“政治智慧”是很多改革派所欠缺的。
皇帝的“需求”： 皇帝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挑战时，对臣子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仁宗在经历过政治动荡后，可能更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局面的贤臣，而不是一个充满理想但可能带来更多麻烦的改革者。
总结来说，仁宗对吕夷简的悲痛，更多的是一种“失去支柱”的实感和对实际执政能力的怀念。而他对范仲淹的态度，虽然也肯定了他的精神和才华，但或许因为范仲淹的改革未能成功，以及他更具挑战性的政治理念，使得仁宗在表达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并不是仁宗对范仲淹的忽视，而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现实、君臣关系的微妙以及皇帝个人需求的综合体现。
换句话说，吕夷简的“忧国忘身”体现在了为仁宗稳定朝政、化解危机；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则更多地体现在了他试图挑战旧秩序、推动改革的理想主义和行动上。仁宗可能在失去前者时，感受到了执政的直接困难，而在后者时，则更多是惋惜一个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网友意见
这算个什么问题？
对仁宗来说，范仲淹当然不如吕夷简更贴心啊！人家吕夷简是什么人？
仁宗亲妈死了，刘太后想走简易程序，是吕夷简掺和这事最终促成刘太后以皇后仪仗为仁宗亲妈下葬的。
宫里着火了，是吕夷简坚持要皇帝掀帘子露个脸让大伙看看的——他怕仁宗趁乱被换掉。
仁宗后院起火，郭皇后跟尚美人大撕逼，皇后一耳光拍仁宗脸上了，仁宗要休皇后。是吕夷简，顶着台谏压力支持仁宗废后的。您范仲淹干嘛了？您领着台谏官们集体跑到垂拱殿外集体上访表示不能随便废后的，还有那位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里的那位滕子京，竟然因为皇帝多睡了几个女人就进谏说什么：“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都是你们该管的事儿？
对，吕夷简任人唯亲，毛病一堆，问题是这跟仁宗有关系么？用吕夷简省心啊！你范仲淹欧阳修是一身正气，上来就撕逼，看谁都不顺眼，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做个没事在后宫双飞、偶尔强抢民女的皇帝，有问题么？
作为一个宰相，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然后根据皇帝的需求治国理政、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吕夷简做的都很到位。范仲淹在吕夷简面前只不过是个后生晚辈罢了，而且就算是范仲淹一直跟吕夷简不对付，也没耽误吕夷简在西北战事吃紧的时候提拔重要范仲淹啊！连范仲淹自己都当面跟吕夷简说“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1]。起码在吕夷简死的时候，这俩人完全还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以及范仲淹有政绩、吕夷简就没有么？大中祥符六年，吕夷简知滨州，回京后请罢农器税，王旦赞其为“器识远大”[2]；七月提点两浙路刑狱，由于发现真宗大兴土木建宫观导致“有司责期会峻急，工徒至有死者”所以疏请缓役，被真宗赞为有为国爱民之心[3]；大中祥符九年吕夷简任侍御史知杂事，弹劾李溥、为寇准辩诬、审真假李顺案、减省文书；天禧四年权知开封府，“治开封严办有声，上识其姓名于屏风，意将大用之也”[4]；然后乾兴元年就进入宰执班子了，真宗死后他促成了天书陪葬事件，在顾全皇帝面子的同时解决了大宋朝的封建迷信问题，然后改革茶法、编修国史；天圣六年任相后劝刘太后厚葬李宸妃、 请荆王之子出宫为仁宗和太后的关系铺路搭桥，然后三次任相主持朝政，最后是中风中到御前失仪，自己坚持请辞数次仁宗还不想撤他，直到亲自确认他病情严重确实没法坚持工作了，才让他罢相。[5]老成持重、政绩斐然，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又硬——庆历二年契丹人乘宋夏战争之机来敲竹杠索取关南十县，问题解决后朝中大臣们想按范仲淹的观点修洛阳城以备迁都之需，吕夷简硬顶回去修了大名府，“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6]并亲自跟契丹使者谈判“公奏请于殿外幕次与敌使相见，置酒面议以折之，上以为然。敌使见公畏伏，语馆伴使曰：‘观宰相如此，虽留无益。’遂亟就道”[7]。
有软有硬、老成持重，还能做皇帝的贴心大棉裤，我不哭你哭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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