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吕夷简死,仁宗悲哭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去世,仁宗却不当回事?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宋仁宗时期君臣关系、政治格局以及个人情感的复杂层面。要回答“为什么范仲淹去世,仁宗不当回事,而吕夷简死后却如此悲痛”,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仁宗对两位大臣的重视程度有高下之分,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件事:宋仁宗对范仲淹的评价绝非“不当回事”。

史书上对范仲淹的评价很高,他提出的“庆历新政”虽然推行不顺,但他作为改革的旗帜人物,其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受到认可的。仁宗本人在范仲淹在世时,对他寄予厚望,也曾多次对他委以重任。即使在范仲淹被贬谪期间,仁宗也并没有完全抛弃他,而是给了他一些重要的职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当回事”的观感呢?这可能源于几个方面:

1. 表达方式和时机不同: 仁宗对吕夷简的悲痛表现得十分直接和外露,他“悲哭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这种公开的、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后人捕捉到,并形成深刻印象。而范仲淹去世时,仁宗的态度可能并没有那么戏剧化。这并不代表仁宗不在乎,而是他处理悲伤或表达惋惜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2. “新政”的失败与政治现实: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庆历新政”。虽然“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他的政治理想和座右铭,但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最终被反对势力打压,以失败告终。在改革失败、保守派重新掌权的大背景下,范仲淹的政治生命也受到了影响。仁宗可能因为改革的失败而对范仲淹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保留,或者觉得范仲淹的理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实现,所以对其去世的态度,可能更多是个人对一位有才能的臣子的惋赏,而非对一场政治理想破灭的痛惜。

3. 吕夷简的“安稳”与仁宗的“需求”: 吕夷简在仁宗时期担任宰相多年,他以“安稳”著称,虽然不像范仲淹那样激进,但他的稳健风格更符合仁宗后期稳定朝政的需求。吕夷简在处理政务上,经验丰富,能够有效地平衡各方势力,为仁宗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执政环境。当这样一位能够“坐镇”朝堂多年的重臣去世时,仁宗感到“失重感”和“不安全感”是自然的。他会怀念吕夷简的“忧国忘身”,不仅仅是指他有高远的抱负,更包含了他在实际工作中为朝廷稳定做出的贡献。仁宗可能觉得,吕夷简的离去,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赖的政治支柱。

4. 仁宗性格的另一面: 仁宗虽然被认为是仁慈的皇帝,但在政治上也有其摇摆和犹豫的一面。他欣赏范仲淹的才华和抱负,但同时他也需要平衡朝堂上的各种力量。在面对范仲淹这样的改革派时,他可能也会感到压力和顾虑。而吕夷简这样老练的政治家,更能理解仁宗的难处,也更能为他分忧解难,提供一个相对“舒服”的政治环境。

5. 历史记载的侧重点: 史书的记载往往有其侧重点。对于吕夷简的死,仁宗的悲哭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情感化的描写,容易被记载下来。而范仲淹去世时的具体情景,可能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或者被更侧重于他生前的政治活动和思想。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仁宗对范仲淹“不当回事”。

事实上,仁宗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复杂的。他欣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也让仁宗感到棘手。相比之下,吕夷简的稳健和对朝局的掌控能力,更能让仁宗感受到踏实和依靠。

更进一步说,这种对比可能反映了宋代政治环境的特点:

改革的艰难: 范仲淹的经历证明了在那个时代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多么困难,即使是皇帝的支持也可能因为阻力过大而动摇。
政治平衡的艺术: 像吕夷简这样的重臣,不仅仅是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皇帝“搭台唱戏”,维护朝政的稳定和皇帝的权威。这种“政治智慧”是很多改革派所欠缺的。
皇帝的“需求”: 皇帝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挑战时,对臣子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仁宗在经历过政治动荡后,可能更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局面的贤臣,而不是一个充满理想但可能带来更多麻烦的改革者。

总结来说,仁宗对吕夷简的悲痛,更多的是一种“失去支柱”的实感和对实际执政能力的怀念。而他对范仲淹的态度,虽然也肯定了他的精神和才华,但或许因为范仲淹的改革未能成功,以及他更具挑战性的政治理念,使得仁宗在表达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并不是仁宗对范仲淹的忽视,而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现实、君臣关系的微妙以及皇帝个人需求的综合体现。

换句话说,吕夷简的“忧国忘身”体现在了为仁宗稳定朝政、化解危机;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则更多地体现在了他试图挑战旧秩序、推动改革的理想主义和行动上。仁宗可能在失去前者时,感受到了执政的直接困难,而在后者时,则更多是惋惜一个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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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个什么问题?

对仁宗来说,范仲淹当然不如吕夷简更贴心啊!人家吕夷简是什么人?

仁宗亲妈死了,刘太后想走简易程序,是吕夷简掺和这事最终促成刘太后以皇后仪仗为仁宗亲妈下葬的。

宫里着火了,是吕夷简坚持要皇帝掀帘子露个脸让大伙看看的——他怕仁宗趁乱被换掉。

仁宗后院起火,郭皇后跟尚美人大撕逼,皇后一耳光拍仁宗脸上了,仁宗要休皇后。是吕夷简,顶着台谏压力支持仁宗废后的。您范仲淹干嘛了?您领着台谏官们集体跑到垂拱殿外集体上访表示不能随便废后的,还有那位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里的那位滕子京,竟然因为皇帝多睡了几个女人就进谏说什么:“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都是你们该管的事儿?

对,吕夷简任人唯亲,毛病一堆,问题是这跟仁宗有关系么?用吕夷简省心啊!你范仲淹欧阳修是一身正气,上来就撕逼,看谁都不顺眼,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做个没事在后宫双飞、偶尔强抢民女的皇帝,有问题么?

作为一个宰相,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然后根据皇帝的需求治国理政、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在这些问题上吕夷简做的都很到位。范仲淹在吕夷简面前只不过是个后生晚辈罢了,而且就算是范仲淹一直跟吕夷简不对付,也没耽误吕夷简在西北战事吃紧的时候提拔重要范仲淹啊!连范仲淹自己都当面跟吕夷简说“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1]。起码在吕夷简死的时候,这俩人完全还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以及范仲淹有政绩、吕夷简就没有么?大中祥符六年,吕夷简知滨州,回京后请罢农器税,王旦赞其为“器识远大”[2];七月提点两浙路刑狱,由于发现真宗大兴土木建宫观导致“有司责期会峻急,工徒至有死者”所以疏请缓役,被真宗赞为有为国爱民之心[3];大中祥符九年吕夷简任侍御史知杂事,弹劾李溥、为寇准辩诬、审真假李顺案、减省文书;天禧四年权知开封府,“治开封严办有声,上识其姓名于屏风,意将大用之也”[4];然后乾兴元年就进入宰执班子了,真宗死后他促成了天书陪葬事件,在顾全皇帝面子的同时解决了大宋朝的封建迷信问题,然后改革茶法、编修国史;天圣六年任相后劝刘太后厚葬李宸妃、 请荆王之子出宫为仁宗和太后的关系铺路搭桥,然后三次任相主持朝政,最后是中风中到御前失仪,自己坚持请辞数次仁宗还不想撤他,直到亲自确认他病情严重确实没法坚持工作了,才让他罢相。[5]老成持重、政绩斐然,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又硬——庆历二年契丹人乘宋夏战争之机来敲竹杠索取关南十县,问题解决后朝中大臣们想按范仲淹的观点修洛阳城以备迁都之需,吕夷简硬顶回去修了大名府,“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6]并亲自跟契丹使者谈判“公奏请于殿外幕次与敌使相见,置酒面议以折之,上以为然。敌使见公畏伏,语馆伴使曰:‘观宰相如此,虽留无益。’遂亟就道”[7]

有软有硬、老成持重,还能做皇帝的贴心大棉裤,我不哭你哭谁?

参考

  1. ^ 司马光:《涑水记闻》(唐宋史料笔记)卷 8
  2. ^ 曾巩《隆平集》(宋史资料萃编本)卷 5
  3.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8
  4.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6
  5. ^ 张方平:《乐全集》卷 36《文靖吕公神道碑铭》
  6.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6
  7. ^ 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宋史资料萃编)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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