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为何德国和日本会联合打仗？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其背后并非简单的“合拍”，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共同的意识形态吸引以及战略利益的相互勾结。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所谓的“轴心国”联盟。
一、共同的“逆来顺受”感与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
首先，必须理解的是，德国和日本在战前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感到深深的不满。
德国： 在一战战败后，德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凡尔赛条约》。这份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大量的领土和殖民地，还对其军事力量施加了严苛的限制，并要求其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这在德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被视为国家尊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承诺要推翻《凡尔赛条约》，恢复德国的伟大。
日本： 日本在一战中虽然是战胜国，但其在战后的国际会议（如巴黎和会）中并未获得与其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在亚洲，日本一直渴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取代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然而，英美等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以及它们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日本扩张的巨大阻碍。日本也认为自己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歧视和压制。
这种“逆来顺受”的感觉，即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愿望，成为两国走到一起的第一个重要粘合剂。他们都希望挑战以英美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世界。
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反共与民族主义的共振
尽管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具有强烈的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色彩。
民族主义： 纳粹主义宣扬“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德国是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需要扩张和征服。日本则崇尚“大和魂”，强调日本天皇的至高无上和日本民族的独特使命，要为亚洲“解放”而战。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张扬，在两国都具有极大的动员能力。
反共产主义（反苏）：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警惕和敌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将共产主义（特别是受苏联影响的）视为德国的最大敌人。日本也视苏联为其在东北亚地区扩张的主要对手之一。共同的反共立场，使得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了合作的理由，特别是针对苏联。
三、战略利益的相互呼应与机会主义
两国联合的最终驱动力，在于其各自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配合，并且在某些时间点，对方的行动能够为自己创造机会。
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 这是两国结盟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一个尚未卷入欧洲战争或太平洋战争的第三国的攻击，其他缔约国必须给予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援助。
德国的考量： 在欧洲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希特勒的目光投向了苏联。与日本结盟，可以在东方形成战略钳制，分散苏联的注意力，为德国入侵苏联提供后顾之忧。同时，这也相当于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面临日本的报复。
日本的考量： 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需要新的战略突破。与德国结盟，可以借德国在欧洲的攻势，分散英美的力量。如果英美卷入与德国的战争，日本就更容易在东南亚扩张，获取资源，摆脱美国的石油禁运。德国在欧洲的军事成功，也给了日本强大的信心。
意大利的加入： 意大利在此时也加入了同盟，成为三国之一。意大利在北非和地中海的战事，虽然效果不佳，但与德国形成呼应，进一步构建了“轴心国”的框架。
“不首先攻击”但最终开战的微妙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同盟条约，德国和日本在直接军事合作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各自为政”式的配合，而非协同作战。德国进攻苏联后，并没有要求日本立即对苏开战，日本也没有在德国进攻波兰时立即向法国开战。他们的联合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默契”和“分工”。
德国的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在1941年6月开始，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在1941年12月向美国宣战。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之所以选择南下对美英宣战，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认为南方拥有丰富的石油和橡胶资源，是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对苏联的实力仍有顾虑，而对美国及其英国殖民地则认为有机可乘。德国对此虽然希望日本能配合，但并不能强求。
总结而言，德国和日本的联合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的不满、意识形态的相似以及战略利益的暂时契合而形成的“机会性联盟”。 他们都看到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实现自身扩张野心的可能性，并通过结盟来增强彼此的力量和信心。然而，这种联盟缺乏深厚的共同价值观和真正的战略互信，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产物，最终随着双方在各自战场上的溃败而走向终结。他们并非像一个紧密的整体那样“一起打仗”，而是各自在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展开行动，但这些行动在宏观上对英美法苏等国构成了多线作战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协同效应。
一、共同的“逆来顺受”感与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
首先，必须理解的是，德国和日本在战前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感到深深的不满。
德国： 在一战战败后，德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凡尔赛条约》。这份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大量的领土和殖民地，还对其军事力量施加了严苛的限制，并要求其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这在德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被视为国家尊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承诺要推翻《凡尔赛条约》，恢复德国的伟大。
日本： 日本在一战中虽然是战胜国，但其在战后的国际会议（如巴黎和会）中并未获得与其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在亚洲，日本一直渴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取代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然而，英美等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以及它们在远东地区的既得利益，构成了日本扩张的巨大阻碍。日本也认为自己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歧视和压制。
这种“逆来顺受”的感觉，即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愿望，成为两国走到一起的第一个重要粘合剂。他们都希望挑战以英美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世界。
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反共与民族主义的共振
尽管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具有强烈的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色彩。
民族主义： 纳粹主义宣扬“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德国是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需要扩张和征服。日本则崇尚“大和魂”，强调日本天皇的至高无上和日本民族的独特使命，要为亚洲“解放”而战。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张扬，在两国都具有极大的动员能力。
反共产主义（反苏）：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警惕和敌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将共产主义（特别是受苏联影响的）视为德国的最大敌人。日本也视苏联为其在东北亚地区扩张的主要对手之一。共同的反共立场，使得德国和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了合作的理由，特别是针对苏联。
三、战略利益的相互呼应与机会主义
两国联合的最终驱动力，在于其各自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配合，并且在某些时间点，对方的行动能够为自己创造机会。
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 这是两国结盟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如果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受到一个尚未卷入欧洲战争或太平洋战争的第三国的攻击，其他缔约国必须给予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援助。
德国的考量： 在欧洲战场取得初步胜利后，希特勒的目光投向了苏联。与日本结盟，可以在东方形成战略钳制，分散苏联的注意力，为德国入侵苏联提供后顾之忧。同时，这也相当于向美国发出警告，如果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面临日本的报复。
日本的考量： 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需要新的战略突破。与德国结盟，可以借德国在欧洲的攻势，分散英美的力量。如果英美卷入与德国的战争，日本就更容易在东南亚扩张，获取资源，摆脱美国的石油禁运。德国在欧洲的军事成功，也给了日本强大的信心。
意大利的加入： 意大利在此时也加入了同盟，成为三国之一。意大利在北非和地中海的战事，虽然效果不佳，但与德国形成呼应，进一步构建了“轴心国”的框架。
“不首先攻击”但最终开战的微妙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同盟条约，德国和日本在直接军事合作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各自为政”式的配合，而非协同作战。德国进攻苏联后，并没有要求日本立即对苏开战，日本也没有在德国进攻波兰时立即向法国开战。他们的联合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默契”和“分工”。
德国的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在1941年6月开始，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在1941年12月向美国宣战。在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之所以选择南下对美英宣战，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认为南方拥有丰富的石油和橡胶资源，是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对苏联的实力仍有顾虑，而对美国及其英国殖民地则认为有机可乘。德国对此虽然希望日本能配合，但并不能强求。
总结而言，德国和日本的联合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的不满、意识形态的相似以及战略利益的暂时契合而形成的“机会性联盟”。 他们都看到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实现自身扩张野心的可能性，并通过结盟来增强彼此的力量和信心。然而，这种联盟缺乏深厚的共同价值观和真正的战略互信，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产物，最终随着双方在各自战场上的溃败而走向终结。他们并非像一个紧密的整体那样“一起打仗”，而是各自在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展开行动，但这些行动在宏观上对英美法苏等国构成了多线作战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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