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他的女仆是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首先，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剥削的核心在于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他将剥削定义为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者，支付低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的工资，从而获取利润的过程。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基于经济结构的压迫。
那么，将这个框架套用到马克思与海伦·德穆特的个人关系上，情况就变得复杂了。海伦·德穆特并非马克思的雇佣女仆，至少在通常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上不是。她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家庭成员，是恩格斯介绍到马克思家的，并且终身未婚，以忠诚勤勉著称。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资助马克思一家，而海伦的工作和生活开销，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恩格斯提供的经济支持所覆盖的。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1. 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马克思未占有生产资料： 马克思本人并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主要依靠写作、理论研究以及恩格斯的经济援助为生。他没有能力像资本家那样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剥削者”。
海伦的劳动性质： 海伦作为家政劳动者，她的劳动是为马克思家庭的日常运转服务的。这种劳动是必要的，但它属于家庭内部的、非商品化的劳动（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家政服务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化劳动）。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中的雇佣劳动。
2. 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
当时的社会惯例： 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拥有女仆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这被视为一种生活必需，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分担家务劳动的方式。马克思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他必须依靠恩格斯才能维持生计和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海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恩格斯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一家正常运转的体现。
海伦的自主性与境遇： 海伦·德穆特并非是被强迫到马克思家工作的奴隶。她是恩格斯介绍过来的，并且在马克思家中服务了数十年，与马克思的孩子们关系也很好。她有自己的生活，虽然是以服务马克思家庭为主。然而，她终身未婚，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职业发展，她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家（或者说恩格斯提供的经济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她的个人发展空间和选择是受限的，她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她在社会整体商品交换体系中应有的体现（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商品交换的获益者）。
马克思本人的经济依赖性： 马克思自己也长期处于经济困境之中，他深刻理解贫困的滋味，并且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下的剥削。他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富裕的资本家朋友恩格斯。这种依赖性，使得他本人很难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剥削者”。
3. 个人关系与潜在的“不平等”：
尽管马克思本人可能没有实施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但我们可以从更广义的、非经济结构的视角来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包含某种形式的“不平等”或“依赖性”，这是否能勉强沾上“剥削”的边。
劳动与报酬的不对等（广义上）： 海伦的劳动是体力劳动和家务劳动，是维持马克思进行思想创作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的劳动是脑力劳动，产出的是理论著作。尽管海伦获得了食宿和一定的生活保障，但如果按照她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或者她为马克思创造的“间接价值”（如果能够衡量的话）来衡量，她获得的报酬是否完全对等？这很难说。
社会阶层的差异： 即使没有直接的经济剥削，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政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权力上的不对等，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压迫性的主人。
“恩格斯马克思海伦”的链条： 更有趣的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恩格斯的存在。恩格斯作为资本家，他的财富来源是其家族的工厂。而正是这笔财富，才使得马克思能够专注于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并雇佣了海伦。从这个角度看，海伦的劳动，间接的，是通过恩格斯这个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联系起来的。她是在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支持系统中为马克思服务的。
结论：
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占有生产资料并榨取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那么马克思与海伦·德穆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典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马克思不是一个资本家，他也没有占有生产资料。
然而，如果我们将“剥削”的概念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指向任何形式的权力不对等、劳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以及个人发展受限的情况，那么可以说，他们的关系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基于社会分工、阶层差异和经济依赖性的不平等。海伦的劳动，虽然受到了照顾和尊敬（据马克思家人的回忆），但其劳动价值并没有在社会化生产中得到市场化的承认，她的生活也因此被限定在为他人服务之中。
更深层次的讨论或许在于，马克思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思想家，他自己的生活状态——虽然不是他主动造成的——却也无法完全摆脱当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阶层和劳动分工带来的不平等。这也许是他理论的实践困境，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定义为一个“剥削者”。
最终，如何定义“剥削”和“被剥削”取决于你采用何种视角和标准。从马克思主义的狭义定义来看，不是；从更广义、更人道的视角来看，或许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平等。
网友意见
月经题。
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商品经济在一开始并不一定是以剥削为目的，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造就新的剥削秩序，因而只要参与商品交换，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剥削秩序的影响之中。并且，凡是那些拥有可观的财产性收入或劳动所得收入超出自身简单劳动的线性叠加（增加劳动时间或强度，或进行当前社会条件下的无门槛培训）所创造/配享之价值的，皆可视为有剥削成分。而那些剥削成分特别重的人，事实上更倾向于作为剥削秩序的维护者而存在（例如拥有很多资金/有价证券/房地产/智慧财产权的食利者），其中在秩序的局部或整体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剥削阶级。
关于历史上马克思的收入状况，可以参考
显然，按文章所总结的，马克思生平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在于赠与或遗产[1]，也就是来源于他人而非自身的劳动——但这些并不是财产性收入，不善理财的马克思并未将巨额的遗产或赠予用于资本经营或投入银行谨慎食利，而是作为一般消费者将其在市场上挥霍一空。从这一点来看，对消费市场乐善好施的有钱人马克思和他的资产阶级朋友恩格斯不一样，并非一个剥削成分深重的家伙。
马克思作为一般劳动者的职业身份是报社编辑或撰稿人。比起一般人，他的劳动收入也是相当高的，我们姑且假设一个真空中的球形职业撰稿人Marx——假使他的稿费收入高到可以长期聘请女仆来承揽家务。如果他将收入的五分之一用来聘请女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被聘请的女仆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线性努力取得与Marx相当的收入——脑力劳动者Marx可以凭借自身的天赋异禀努努力咬咬牙同时为五家报社供稿，然而做着简单劳动的女仆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一天内服务五家雇主——因此，按我们上述提到的定义来看，仅作为脑力劳动者的自食其力的Marx也是含有剥削成分的。
然而，马克思和他聘请的女仆不属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一点正如其它答主按照政经知识所解释的。
马克思购买女仆劳务的交易行为中不构成剥削关系却含有剥削成分，这个观点乍眼一看可能有点离经叛道——但它一定程度上暗合符合我们对生活中贫富分化现象的直觉认识。
简要论述一下我的不成熟观点：
我强调以经济秩序演进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马克思所构建的商品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若以“商品”范畴是否存续为标准，一般认为从古至今再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可以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时间经济三个发展阶段。
其中,近三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这也是马克思的著述中所着重研究的对象之一。
商品经济的根基在于等价（equal）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从商品抽象出价值，再到抽象劳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里有一个矛盾，即，对人类劳动的无差别抽象目的在于解释商品的等价（equal）交换，然而具体劳动本身并非无差别的，劳动者在具体劳动中可以创造出比他的劳动力更多的价值，这个过程是不平衡（unbalance）的，它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为了商品之增殖的秩序必然会导致剥削。为了说明这个结论，我们不妨先假定存在一种各个主体起先都是自食其力之劳动者的商品经济。然而，在现实条件下，劳动主体本身所拥有的生产禀赋各个不同，扩大生产的能力必有差别——但它们在总体上却都要遵循等价交换的规律，这势必造成财产积累的差别。而在从小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爆点到来时，那些积累了更多财产的人便有更多的机会跻身变革行列，一旦能够雇佣他人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则资产积累的速度将是指数级而远远超越早先的线性积累[2]。自此，社会资源的分配变为彻底的不公平（unfair）。
上面那个假定当然是真空中的球形历史。但是可以根据这种纯粹的理论假定作一些有趣的推论。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宣称，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种把人看作商品财富之容器的新教伦理不能不说是商品拜物教思想的一贯体现和延伸。事实上，created equal的并非human beings，而是人类无差别劳动意义上所产出的goods。马克思所言的剥削，主要指资产阶级合法占有无产阶级所创造剩余价值的行为。我们知道，这种剥削能够持续进行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请注意，这指的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占有而无产阶级不占有的社会现实；事实上，我们经常能听到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资本的哀嚎，仅仅占有资本还不够，如果占有得资本不够多，那么小资本在等价交换的魔力下将不堪一击。
所以，可以把剥削的意义还原到更一般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前述的球形历史假定已经说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平，形成一个新的剥削秩序。分析这个推动这个剥削秩序的形成因素，被理论所假定刻意省略或拉平的政治或自然因素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就是经济活动中人的因素，准确地说，是那些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中卓有作为的人起了主要作用。无论是天赋异禀，勤劳肯干，或是勇于冒险，精于创新，这些个体层面的偶然性在宏观历史上就汇聚成了秩序演进的必然性，最终，这些取得了超额收入在长期积累下可观财富的个体家系就成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坚实拥趸和推手。
因此可以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各种各样手段取得超额收入的人是具有剥削因子的。
我这个答案能得到圈内一些朋友的赞同，使我有信心再多拓展一些细节。
首先请大家移步知友 @扬云飞 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这个答案。
答案中提到了斯大林时代的计划委员会对工人的高效激励。这种激励方式可能是苏联建设初期高效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许还会被某些人解读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是的，我承认这种制度比坏的资本主义要好一万倍，然而它毕竟还未发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仅从经济层面来讲，它不够社会主义的标志在于还未彻底消灭商品经济或朝着这个方向有效努力（显然，单纯的金钱奖励与社会主义目的是相悖的，无法让劳动者摆脱时间奴役;为了使他的奖金发挥效用，劳动者只能祈盼商品货币的魔力更大一些，然后被“驱使”着——该文中对这种驱使已有详细的描述——为了更高的奖金而奋斗，最终得来的不是解放与自由，而是新的更进步一些的异化）。
然后来到这个关于“计委”激励下劳动者踊跃进行发明创造与本文的接合点:很显然，如果要使这些踊跃进行技术发明的劳动者（他们往往也是对革命与新生活抱有极大热情的一批人）群体不出现新的剥削因子，必须从根源上修正“计划委员会”的激励计划。
首先，计划委员会的宗旨不当是仅满足于实现经济目标，而必须要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目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委员会的组成种，除了专业的技术官僚外，还必须有政委与广泛的群众代表。这三者必然要进行激烈但非对抗性的斗争才能实现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完成对商品经济（以及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的快速革命。这个斗争的过程不可能是由先锋队作为“先知”来独裁决断的，但也不可能像议会民主那样按照表面上的多数民主原则进行——毕竟，如果你问一样衣食无着的工人是否期盼对商品经济进行革命之后的产品经济/时间经济，他们会说“先给我面包”。
其次，激励方式应当多元，在过渡的初期，物质激励是首要的但不可持续。如果只是物质奖励 ，那么劳动者的境地和我国R&D领域的996民工没有本质区别，能动主体在具体劳动中所展现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并未得到真正的尊重，社会仅仅是认同他的发明创造可以为体系创造更多的抽象价值。
以迈向时间经济为目标的多元的激励方式应该鼓励优秀劳动者对时间计划的自我管理:要将工作之外的闲暇，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时间作为激励的重头戏。劳动者要通过斗争争取社会资源，使得他们在自由时间里的所展现的生命激情能够广泛地影响社会，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道对时间经济的探索和反思之中。
事实上，连真实资本家都懂得单纯物质激励的不可持续。
比如下面这位不说胡话,立场鲜明的实业资本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联系——何谓简单劳动的线性叠加,推荐一个经济学专业的知友回答
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我不认同,但这篇文章里的推导过程与结论我基本认同.
参考
- ^值得警惕的是，在生产与流通领域之外的财产定向汇聚，例如遗产继承制度，也可能在批量制造剥削因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9509324/answer/857321751
- ^ 这或许可以视作系统的突变性原理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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