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要详细地探讨王安石变法为何走向失败，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剖析，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开其复杂的成因。
一、 改革的出发点与时代背景的错位：
王安石发起变法，其初衷是好的，他看到了北宋王朝存在的诸多弊病：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以及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悬殊，财政危机日益加剧。他希望通过改革，富国强兵，革除时弊，重振宋朝。
然而，问题就出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但士大夫阶层对于改革的认识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保守派官员，早已习惯了旧有的体制，享受着既得利益，他们并不认为朝政有多么不堪，更不愿意去触动那些会让他们“掉肉”的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犹如一股激流，试图冲破沉寂多年的旧河床。他所提出的很多政策，在理论上是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比如，他提出的“均输法”、“市易法”旨在稳定物价，打击高利贷，保护小农经济；“青苗法”试图在青黄不接时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防止他们被高利贷盘剥；“保甲法”是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减少募兵开支，同时发展地方武装。
但这些政策，在当时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二、 政策的“激进”与“不接地气”：
王安石的改革，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激进性。他决心很大，推行的力度也很强，但很多政策在设计和执行上，却显得有些“空中楼阁”，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细致考量。
1. 青苗法： 这是变法中争议最大，也是最容易被诟病的一项。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中，往往变成了“刮钱”的工具。
强制摊派： 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向农民强制摊派贷款，即使农民并不需要，也会被强迫接受。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贷款的数额和还款期限也可能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
“兼并”的可能： 虽然理论上是为了防止农民被高利贷盘剥，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员和地主勾结，利用青苗法变相地盘剥农民，或者将青苗法变成私人牟利的工具。
“抽肥补瘦”的矛盾：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规定，可能会将富裕农民的钱“抽”出来，补贴给贫困农民，这无疑会得罪一部分有钱人，也增加了管理上的复杂性。
2. 市易法： 旨在稳定市场，打击囤积居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官营垄断的弊端： 当政府介入市场，特别是作为主要的经营者时，很容易出现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甚至可能排挤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
打击面过广： 某些情况下，市易法可能影响到正常的商业流通，让一些本来在市场中正常经营的商人感到不满。
3. 保甲法： 旨在加强基层管理和军事防御。
扰民： 这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和干扰，比如要求定期训练、轮流值守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
基层执行偏差： 地方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保甲法的执行往往会因人而异，出现各种问题。
三、 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王安石变法，最致命的打击，是触动了当时整个官僚阶层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官僚： 变法中推行的“考核法”、“取士法”等，试图打破旧有的官僚选拔和晋升机制，强调“实际才干”。这让许多依靠门第、人脉和老关系升迁的官员感到威胁，他们失去了“安稳”的依靠。
地主： 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用钱代替兵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主的土地兼并和经济特权。免役法更是直接动了地主的“钱袋子”，因为他们原本可以靠雇佣他人充当役夫来逃避兵役，现在则必须缴纳代役费。
这些被触动利益的群体，是当时社会中掌握话语权和权力的一股强大力量。他们联合起来，对王安石进行攻击，编造谣言，歪曲政策，可以说是“攻守同盟”。
四、 改革队伍的“失语”与“分裂”：
王安石虽然有改革的决心，但他的改革队伍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支持者的问题： 一些支持王安石改革的官员，虽然有心改革，但能力不足，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为了讨好王安石，过分激进，弄巧成拙，反而给反对派留下了攻击的口实。例如，吕惠卿、曾布等人在后期的一些操作，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反对派的强大： 相对而言，保守派势力更加强大，他们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更善于攻击的技巧。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一批元老重臣，他们虽然不一定都能看到王安石改革的“错误”，但他们对改革的“方式”和“速度”感到担忧，更重要的是，他们维护的是他们所习惯的“秩序”。
皇帝态度的摇摆： 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宋神宗虽然一度力挺王安石，但随着改革带来的争议和压力越来越大，加上一些误导性的信息，神宗的态度也开始有所动摇。一旦皇帝的支持动摇，改革的根基也就开始松动。
五、 改革的“手段”与“方式”：
虽然王安石本身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但他的一些改革手段和用人策略，也为后人诟病。
“以私害公”的质疑： 批评者认为，王安石在用人上，有时显得有些“党同伐异”，提拔那些支持自己改革的人，而排斥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即使是一些有能力的保守派，也因为他们的反对而被边缘化。
“强制”的印象： 尽管王安石本人可能没有“强迫”的意思，但由于改革涉及面广，力度大，加上一些地方官员的过度执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人留下了“强加于人”的印象，这加剧了社会上的不满。
六、 改革的“急功近利”与“文化传统”：
中国的文化，历来讲究“中庸”、“循序渐进”。王安石的改革，其力度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冲突。改革的许多措施，虽然在经济上是“富国”，但在文化和政治上，都触动了人们习惯已久的“道统”和“人伦”。
七、 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的模糊：
改革的效果，往往需要时间来检验。然而，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阻力，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与预期之间存在差距，也给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借口。批评者往往会放大改革中的负面效应，而忽略其潜在的长期好处。
总结：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它触动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官僚和地主阶级，他们发动了强大的阻挠力量。
政策层面，虽然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但一些政策在设计上显得过于激进，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充分考虑，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导致了“扰民”的负面效应。
政治层面，改革队伍内部的分裂，皇帝态度的动摇，以及保守派的强大舆论攻势，都削弱了改革的力量。
文化层面，改革的激进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产生了碰撞。
最终，随着宋神宗的去世，继承者宋哲宗尚在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等人主导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也就宣告了“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它作为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其许多思想和措施，都为后世所借鉴，比如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对商业的适度干预，以及对官僚体系的改革尝试。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改革者们试图突破体制、寻求国家进步的勇气和决心，即使最终失败，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网友意见
庆历新政的时候，有一个改革是最晚执行的，最早结束的
是什么呢，就是撤销一些政府机构，然后才过了几个月，宋仁宗就借着祭天把撤销的几个县给还原了····（仁宗“合祭天地于圜丘” 、“大赦”天 下 ，“复西京、河 阳 府 所 废 县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3,第 3 7 2 1、3 7 2 3页 。
范仲淹说：西京在后汉时三十七万户，置二十县；唐十七万户，置 十 九 县 ；今有五万六千 户 ，还有十九个县，要裁撤
结果裁撤了才六个月，宋仁宗就又给恢复了
这也就是才撤销了几个县，就这么大风波了
王安石是直接废了27个州和144个县（马玉臣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第 8 2 页 。 ）
我就问你怕不怕吧······
也就是说，光这一条，王安石就把当官的给得罪光了
宋朝本来是一个官僚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的一个过渡期，王安石直接先把官僚地主得罪了一个遍········
你不失败才怪了
还有王安石其他的一些变法，受损最大的就是这些人啊
和苏东坡经常泡在一起的佛印，就是靠放贷为生，七出十三归都是良心价，
王安石搞官府借贷，你想想要得罪多少富商吧
在全民普及教育之前，识字的人都在这些人里边，你只能指望他们
但是你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这就造成了支持你变法的人，更多是是一些不得志的，试图赌一把好发达起来的人，这时候你就甭指望他们会认真完成你的新法了，他们更多的，是直接按照你的皮毛把事情加倍的做完，争取升官。
比如王安石让官府少公费吃喝，下边肯定连私塾老师聚餐都抓起来·······
所以王安石应该这么变法
首先，让官僚世袭罔替，宋仁宗时候虽然官僚是能荫官的，但是数量并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高级官员那里，王安石应该普及到所有的官员小吏，保证你退休以后是你儿子接你的班。
然后提高官员待遇，从辽国、西夏采购大量的千里马啊肥美的羊啊，掏钱给官员修房子啊，提高官员待遇。大怂的神臂弓啊回回炮之类的多卖点，好有钱不是
最后就是降低私塾数量，把私塾从4万个降低到1万个，把孔夫子庙从个位数增加到4万个，
毕竟官僚们上车以后，想的就是关车门了，这时候降低教育，只会得到他们的称赞。
以前宋代官府的衙役和其他一些吏员，都是从民间选的，你应该直接规定，只能从城市户口的人里边选，这样才能收城市的人的心。
而我们看历史，王安石变法完全是反着来的，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都发配了，然后在从里边选，这谁受得了？几十年不涨工资，想吃点好的都只能去买“喝剩下的酒倒在一起”，有点钱就屁颠屁颠去准备打辽国打西夏，也不掏出来给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享受享受。
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的，他自己的基本盘没有培养起来，然后官僚地主和门阀地主合流以后，瞬间就废了王安石的新法，然后用普京的话说就是：俄国（盗版书打印成了我国）一批人花了几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欧美富豪几百年的财产，然后掏出来一点点雇佣一批文人给他们吹嘘。
悲剧的是大部分人都信了·········
我前几天还真遇到过一个抱怨自己爸爸在以前上不了学，现在自己能和城市孩子一起卷的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他爸爸上不了学的时候，不就是司马光废了新法，私塾从4万个降低到1万个，把孔夫子庙从个位数增加到4万个的时候么，你上大学还不是后来司马光驾崩以后，新任的首相开始私塾扩招以后啊
这就是连恨谁都不知道恨谁的人······
“然后掏出来一点点雇佣一批文人给他们吹嘘。”
这一点点钱可不是小数，被吹嘘的人还真的不少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必然的，不失败才是奇怪的。
为什么？
很简单，
首先，企图用政府行政手段精确的掌控和调节市场。这是一个现代政府都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北宋时期就想完成，失败当然是必然的。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第一、青苗法，虽然仅仅面对的是农民，但其本质是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功能甚至类似于现在的农业发展银行，可是整个北宋的官员，都是读孔孟出身的，基本没有人懂银行的管理，也没有人懂金融的性质，更没有人明白金融的操作。大家唯一懂的就是做官，用做官的心态办银行，还是农业发展银行，不管这个理念多么先进，最后都会失败。
第二、市易法。在农业社会，信息的传播异常缓慢，物流也极其艰难，甚至有非常多的非人为以及不确定因素。所以买卖之间就需要中间人来进行交易。确定货物等级、成色、议定价格，最重要的是让不熟悉的双方迅速接洽，完成交易。这是牙行制度到明清时期仍然依旧强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虽然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牙，谁都恨之入骨，但因为市场要求它存在，它也就只能存在。而王安石却想用政府来取代这种中间阶层，并且还兼职现代物价局的功能，而这些操作的人员，既不懂商品价值的规律，也不明白价格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哪怕他们做得再好，也只是一群用平面几何公式企图去计算立体几何的悲剧性人物。何况从秦汉到明清，这些类似牙行，决定物价的中间商人，其背后都是由王公贵族，以及世家大族操控的。比如西汉时期甚至有亲王下场干这个的，由此还发了大财。仅仅市易法一项，就挑战了整个勋贵以及世家，在一个普遍不具备基本经济学常识的时代，被群起而攻之一点都不稀奇。
其次，王安石变法所挑战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动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切身利益，所以最后被彻底干掉是很正常的。
我们观察整个中唐到晚唐，再到五代十国时期，可以发现，所谓的武人专权，并不是说仅仅是几个单独的武将专权，而是一群军官利益集团的专权，这种军官利益集团，我简单的比喻一下，它就像是德国的容克军官贵族集团，它是一个整体。在唐朝很明显的就是魏博牙兵，不管谁做节度使，只要无法给牙兵们带来好处，就会被魏博牙兵干掉，另找代理人。后来的赵匡胤也一样。所以北宋以后整个士大夫阶层所警惕的，不是某个单个的武将，而是对从士兵到基层军官，再到高级武将整个集团的防范。由此形成了一个高度团结的文官集团，他们结成整体压制武人集团。而这个文官集团成型之后，成了一个庞大的畸形怪物，他们在经济上结成联盟，控制土地、资本和人才，在文化上掌控舆论，获得了几乎绝对的知识解释权，在政治上彻底压制武人集团，在朝堂和地方一手遮天。这样一个强大的集团，上可以威慑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他们已经没有了可以制约的力量，完全是无敌的，所以他们疯狂的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取利益。王安石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深深明白这个集团如此下去决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力图阻止这些人的疯狂和堕落，因为无论秦汉，还是隋唐，这样掠夺下去，不是陈胜吴广，就是五胡十六国。所以这个还没有散失理智和良心，依旧具备理想主义的士大夫期望从这个畸形怪物的身上割肉，用他们来救助嗷嗷待哺的贫民，填充皇帝的国库。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财富基本盘扩大了，也就是说饼子做大了，也许士大夫集团还能容忍，可是王安石没有这样的手段，没有科学技术的提高，没有分工协作的更加专业化，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无法增长的，这也是司马光的经济学理论，天下财富的总数是不变的，不在民，就在官。这个官，是指皇帝，而民，不是屁民，是士大夫。所以最后整个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当年汉武帝都无法面对这样的指责和攻击，不得不下罪己诏，何况王安石。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是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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